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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王安石变法？当时为什么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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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到说“王安石变法触动官僚地主集团利益、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失败”这种话我就很无语。这就是典型的只会用套话不会具体分析。固然，很多变法失败都是因为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但王安石变法失败却是因为彻底丧失了民心，他损害了除了朝廷外几乎所有人的利益，无论穷人富人，无论大地主小农民，无论你是不是既得利益集团！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确实是好的，这点毋庸置疑。但是他的新法的制定和执行都有极其严重的问题。北宋当时面临不得不改革的两大问题：财政困难和军事羸弱。当时民间贸易发展相当迅速，这得益于朝廷的宽松政策，而这种政策“藏富于民”却导致了朝廷可以收到的税赋减少。此外，由于北宋为了防止官员篡权，给予了他们超过历代的高薪，而职责上却是严防死守，官员的官职和差使脱钩，某部门的官员不能负责某部门的事情，而要有朝廷委派其他任务。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严重低下，人力成本则大幅提升。同时，由于对藩镇将领的不信任，北宋实行禁军制度，全国的军队都由朝廷统一拨款。而军队将领却被死死提防，只有训练权没有指挥权，文官领兵作战，使得军队战斗力下降，最后又要赔款给辽、西夏等，进一步造成财政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真的不改革不行。所以王安石变法的两个核心就是“富国、强兵”。但是，王安石和宋神宗都不明白改革要循序渐进，他们太急功近利了，最后闹得整个国家鸡犬不宁。
王安石危害最大的一条新法就是《青苗法》，就是通过将原本国家用于应急和平抑物价的广惠仓、常平仓里的粮食以两成的利息（远低于当时的民间借贷）贷给农民度过春天没有粮食的日子，这本来有益于抑制高利贷，帮助农民度过难关。但问题在于，王安石的出发点不是帮农民，而是为朝廷获得利息，也就导致了急功近利。不需要借青苗钱的农民，甚至生活在城镇的工商业者也被强行摊派指标。而原本富有，根本不需要借贷的富户不但不能像以前那样放贷，还因为自己有偿还能力被强行摊派多过穷人几十倍的指标，甚至要帮无数穷人担保。一遇灾年，穷人还不起青苗钱，卖儿卖女，富户要帮穷人担保还钱，一下子倾家荡产。再加上各级官员层层盘剥，利息实际上已经比原来的民间借贷更高了。青苗法真正成为吃人不吐骨头的恶法，无数百姓因为还不出青苗钱流离失所，惨死路边，甚至落草为寇，为害一方。
与青苗法一起的是市易法，简单来说就是征收交易税。原本交易征税也应该，虽然宋代前期不交交易税，但如果缓步推行也是可以的。但王安石追求立竿见影，一下子所有交易都要征税，导致百姓怨声载道。地方官追求政绩，更是严防死守，不漏过一丝一毫。最恐怖的时候，灾年百姓没饭吃，卖儿卖女，还有官吏站在边上强行收税。
还有免役法，这原本是王安石变法中最合理的一个，却也执行的不伦不类。因为宋代百姓需要服差役，就是到各级衙门从事跑腿送信，看管财物、缉拿盗匪等工作，会影响农业生产，也不专业。而且僧侣不用服差役也造成劳动力短缺。于是王安石提出差役队伍专业化，百姓不用再服差役而是交免役钱，僧侣交一半，各级官衙再用免役钱雇佣专业差役队伍。这个法的问题就是一刀切。有钱的你要出钱，没钱的也不许你出人，而是必须交钱，这就非常不人道。更可怕的是，与免役法一起实施的是保甲法和农田水利法。这两个法就是抽调劳动力去参加军事训练、夜间巡逻，以及水利工程劳动。就是说原本不出钱只出人；现在不仅要出钱还要出人，而且劳动量更大，还不管你出不出的起钱。换了你，你不抱怨吗？
诸如此类的新法几十条，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发出，每条新法几乎都是在想办法从百姓身上弄钱或者劳动力，试问怎么可能不被反对？而更大的问题在于，王安石的性格，完全听不进反对意见。一旦对变法稍有微词，王安石就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将他贬走。是故欧阳修、韩琦、文彦博、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苏轼、苏辙，这些当时才学品德都有较高评价的名臣一个个都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被一贬再贬。品德还不错的名臣被贬了，事情还要做。于是一群阿谀奉承的小人、酷吏纷纷上位，他们为了政绩，为了获得王安石的肯定，对百姓毫不留情，更有从中伺机敛财，进一步加深百姓负担。这才是王安石变法不得人心的理由。
王安石最后被罢相，居然是因为他自己的学生都看不下去了。一个官员郑侠，本是王安石一手提拔，却实在难忍国家一步步混乱下去，冒死给宋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让神宗皇帝看到京城内外，面黄肌瘦的流民的悲惨景象。神宗黯然落泪，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不久，王安石起复，而他一手提拔的吕惠卿也与他反目成仇，互相攻击，很快王安石再次被贬，一蹶不振。
王安石变法更严重的后果，是开启了直到北宋末年的新旧党争。新党倒台后，司马光拜相，尽废新法，不过还保持了对王安石等人的尊重，王安石死后，卧病在床司马光还拜托同僚上表朝廷对王安石表彰；等到新党章惇上位，不仅尽贬旧党，还大兴冤狱，几乎要大开杀戒。新旧两党轮番坐庄，已经不在乎国家如何，只在乎党同伐异，争权夺利。到了奸相蔡京，更是打着新党旗号，无恶不作。这怕是王安石自己也完全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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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解决当时北宋王朝因三冗（冗官冗军冗费）问题而带来的严重的财政危机，所以大多变法措施以增加财税收入为主要目标，相继出台了青苗法、免疫法、於田法、保甲法等；显然，任何政策都不会是完美的：如青苗法解决了农民青黄不接无粮可用的痛点，却没建立因天灾人祸而破产的救济及减免制度，又加上利息太高及地方官为了政绩强力推进催交，最终伤农害农；再如免疫法，交钱给政府，由政府花钱雇劳力完成差役，解决了原来无偿派单模式中存在的剥削及公平公正问题，也避免了一部分家庭因承担特殊差疫而家破人亡的风险，但是，免疫法要求根据家庭人口交钱，没考虑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等弱小群体的承受能力，因而不得人心。而王安石本人坚定而执拗，又加上变法团队官员里小人多政客多，最终政策没能因地制宜因时调整，变法一意孤行，结果可想而知，很遗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苏轼有调查有实践，所以反对变法，是反对变法中的恶法及不足。而司马光反对变法，是铁杆的保守派顽固派，是九斤老太。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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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完全是为了宋朝的面临的弊病开出的一剂猛药，如果变法做好了，完全可以起到富国强兵，缓和社会矛盾，利国利民的好事。只是变法受到了那些地主豪强和官僚集团的疯狂反扑，最终变法没有成功，北宋也拖了几十年就完蛋啦！
北宋所面临的问题真的很严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宋朝财政出现了严重危机，国库没钱啦，宋朝经济繁荣，国库收入确实是多，不过就是因为三冗问题拖垮了北宋财政。三冗就是冗官，冗军，冗费问题。宋朝的官员太多了，大多数都是只领工资不上班的闲人，国家还要出钱养着。宋朝的禁军上百万，都是国家养着的，总之三冗问题花钱太多，长期下去，北宋不亡才怪呢！王安石针对这些现象，作出变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首先王安石大力打击地主豪强，对地主豪强们的田地下手。地主豪强们通过什么天灾，高利贷等非法手段大量的兼并土地，导致北宋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社会矛盾越发的激烈。王安石对这些地主豪强那是下狠手啊，地主豪强多出的土地必须交重税，不交的话按法律办事，那些地主真的苦啊，因为拥有大量的土地，越多的土地交的税越多，最后实在受不了，就吐出多余的土地。而这些吐出来的土地，王安石都归还给无地的农民。至于地主们通过遇到天灾时放高利贷强夺农民的地，青苗法就很不错。青苗法规定，农民遇到天灾时不用田地抵押借高利贷，政府低息借钱给农民，有钱了再还。这样一来，地主们就没法通过高利贷去兼并土地啦，农民有了土地，社会矛盾自然就缓和下来啦，有了土地，再也没有人因为吃不上饭而去参军了，这样国家也就不需要养太多的禁军了，国家负担减轻了。王安石对地主豪强们下手自然就得罪了他们，也得罪了朝堂上的官僚们啊，这些官僚家族都有土地啊，都是大地主啊！
王安石对于官商勾结也大力打击，以前北宋的商家和官员勾结，垄断了市场，就可以随意囤积货物，到灾荒时候高价卖出，可谓是扰乱了经济的发展了。王安石严厉打击垄断行为，什么物品价格由政府来定，不是由商家随意操控，一旦发现有人操控价格，依法严办。还有王安石对一些中小商家进行低息贷款，有效的缓解了商业垄断，维持了良性竞争。这一套下来，那些官商勾结的商家就惨了，损失了大量的财富，自然就痛恨王安石了。对于官僚们，王安石也下狠手，就是改革科举，以前写写诗诗就可以当官，现在不行了，要考具体的行政能力，策论才是重点啊，那些想着才吃干饭不工作的官员就没活路了，总之就是精简机构，有能力就上，没能力的就卷铺盖走人，别赖着国家会养你！这种做法实在是动摇了整个既得利益官僚集团的痛点了，因此官僚们和地主豪强们强烈的对变法进行疯狂的反扑，一定要干倒王安石，废除变法不可。
王安石从此一个人面对所有官员的斗争啊，宋神宗是很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因为皇帝不想北宋就那样完了啊，强烈的支持王安石。可是宋神宗最后也顶不住了啊，甚至他的母亲都出来反对，严重的警告他，如果再用王安石变法，宋神宗的皇位可能保不住啦，宋室皇族多的是人当皇帝，也不缺宋神宗一个。宋神宗无奈的终于妥协，王安石变法最终也没有成功。北宋第二次错过了改正过错的机会，前一次是范仲淹的变法，可惜都错过了，事不过三，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北宋再也没有第三次机会改变命运了，最后北宋苟延残喘了几十年就灭亡了，真是让人感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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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当时许多大臣的反对，如司马光、苏轼等，支持改革的大臣寥寥无几。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见面，我认为有如下几个个原因。
其一、中国传统的执政理念都对政治改革不太友好。中国是农业社会，一年的收成要靠天吃饭，要靠以往经验的积累。在这种社会中孕育的社会治理理念必然是倾向保守的。再加上改革本来就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必定会遭保守势力的反对。所以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从气质上就是保守的。强调“遵祖制”、“法先王”。历朝历代的变法，都是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中国传统的史家对历代的变法者，从商鞅到后来的张居正，也都评价都不高。像王安石这样能说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的改革者，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
北宋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
其二、王安石的变法确实存在不少弊端。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富国强兵”。但变法失败了，而且确实给社会经济和民生造成了一些损失。比如最著名的“青苗法”，本意是想把农民从民间高利贷者手里解放出来，同时实现国家财政的增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导致农民从国家那里借钱利息比高利贷还高利贷、原本一些没有贷款需求的，也强迫人家去贷款。这直接导致农民负担加大、甚至破产。王安石变法的这些弊端是客观存在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有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的因素，也有变法太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用人不当，政策执行不力的原因。总之王安石的变法使国库确实增收不少，但也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
其三、王安石改革太急于就成，没有进行充分的思想和政治动员，对官僚集团没有做耐心的说服工作以争取广泛的支持，以为有神宗皇帝的支持，再大的阻力都能克服。结果王安石改革遭到了官僚集团的普遍抵制。王安石无人可用，只能冒险提拔一些政治投机分子。这些投机分子被士大夫集团所不耻，他们推行的政策也就更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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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邀请。
记得几年前，曾经有一篇文章引起了足够的轰动，篇名叫《谁动了我的奶酪》。
王安石变法，就是所谓的“动奶酪”之举。
也不光是他，史上凡是变法革新的，都是对旧有的沿袭制度进行革故鼎新，甚至是颠覆性的变革乃至破坏，将一应体制全部或部分革除，然后换上自以为得体而图强的新型法则，颁行天下，露布实施。
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曾经进行过几次著名的改革。都曾产生轰动一时的寒蝉效应，那些被动了切身利益和既得利益奶酪的人们纷纷联合起来组织抗争，甚至造成人为意识形态和国家存在形态的遽然分裂——王安石的改革当然也概莫能外。
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改革者赵武灵王，就是因为变宽袍大袖为胡服骑射，好端端的一个帝王竟然死得格外凄惨。还有尽人皆知的商鞅，硬是被自己的改革堵住了逃命的后路，最后被五马分尸，极刑车裂。即便是御极天下、严威赫赫的帝王改革，也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比如我们熟知的雍正皇帝，他所推行施行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项制度措施，就遇到了士族公卿、名门望族的集体抵制，造成改革一度陷于困境。
王介甫的改革同样遇到了此类问题。当朝权贵无不喻令别出，极力阻遏。比如我们熟知的司马文公司马光，苏文忠公苏东坡，都是王安石改革的巨大阻力所在。
王安石曾提出了一个足以令后世敬畏的变法主张——天变无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但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
还不是最后寥落下台，让掌朝者窃取了大位，令改革成果一败涂地，王荆公本人也被士族诟病詈骂，成了独木难支的孤家寡人，喧阗鼎新时，寂寞身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