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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无战事》曾可达为什么称蒋经国叫建丰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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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的“建丰同志”这个称呼并不是空穴来风，“同志”二字更加不是什么“共产主义专属”。中山先生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很显然，这其中的“同志”指的就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事实也的确如此，民国时期不仅中国共产党党内互称“同志”，中国国民党党内亦然。中国国民党党内称呼蒋经国为“经国同志”或者“建丰同志”并没有什么突兀感和违和感。记得前些年网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在中国台湾省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时的录像，会上就有人称呼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为“马英九同志”。因此，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的曾可达称呼蒋经国为“建丰同志”，理论上是完全有可能的。
▲“建丰同志”和“英九同志”
蒋经国为何叫“建丰同志”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蒋介石总共有两个儿子（事实上只有一个是亲生的，蒋纬国生前已经公开承认自己是戴传贤之子），一个叫经国、一个叫纬国。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二人的字到底是什么？其实，建丰就是蒋经国的字，蒋纬国的字则是建镐，取自于蒋介石的故居——丰镐房，同时也有中国古代西周时期的都城——丰京和镐京之意。给两个儿子以经纬为名、丰镐为字，也足见年轻时的蒋介石是多么野心勃勃了，经纬、丰镐比起刘备两个儿子的名字——封禅，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蒋氏故居——丰镐房一角
在中国古代，一般只有关系亲密的平辈人才能相互称呼对方的字。还有就是长辈、上司，也可以称呼晚辈、下属的字以表示相互之间关系亲近。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的曾可达是蒋经国的“嫡系”、二人的关系相当亲密，称呼蒋经国的字“建丰”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再加上彼时中国国民党党内互称“同志”，曾可达管蒋经国叫“建丰同志”理论上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下属为何敢直接称呼上司的字
虽说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的曾可达是蒋经国的“嫡系”、关系亲密，可关系再亲密，曾可达毕竟是蒋经国的下属！这种下属直接称呼上司字的行为，在中国古代、近代的官场上显然是犯忌的。那么，曾可达为何还敢称呼蒋经国为“建丰同志”呢？
这还要从蒋经国的苏联背景说起。上世纪二十年代前中期，尚以“左派”面貌出现在民国政坛的蒋介石为了获取苏联的支持，把儿子蒋经国送到了苏联为质，这一去就是十多年！在苏联学习、长大的蒋经国对苏式的政工工作相当感兴趣。回国之后，蒋经国走上了民国政坛，同时也将苏联的那一套带进了中国国民党党内。早年间，在掌握三青团和青年军时，蒋经国就经常鼓励党内互称“同志”，而且还提倡上司与下属“打成一片”，这种风格甚至一直延续到了蒋经国主政中国台湾省期间。蒋经国在主政中国台湾省期间，“微服私访”、与民众“打成一片”几乎是“家常便饭”。中国台湾省曾经的一些“体制内”老人都喜欢管蒋介石叫“总裁”“老总统”，管蒋经国却经常是叫“经国先生”而非“院长”“主席”“总统”之类称呼，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因此，像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曾可达那样出身三青团、青年军系统的蒋经国“嫡系”管蒋经国叫“同志”还是比较靠谱的！符合蒋经国一贯的行事风格。
▲“建丰同志”与苏籍夫人和混血公子
当然，“建丰同志”这个称呼其实在历史上并不常见，蒋经国在中国国民党党内和中国台湾省更多地还是被称为“经国同志”或“经国先生”。因为所处的时期和地位不同，称呼上也略有差异，早年间以“经国同志”为主、晚年则以“经国先生”为主。除了正式场合之外，晚年的蒋经国很不喜欢下属称呼自己为“蒋院长”“蒋主席”“蒋总统”等等，反倒是更喜欢下属管自己叫“经国先生”。至于前面提到的“建丰同志”，想必应该是编剧刻意为之，毕竟不是真实历史，还是使用“化名”更加合适一些。
▲“建丰同志”在中国台湾省“微服私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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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多年前的电视连续剧《北平无战事》，塑造了一个神秘人物“建丰同志”。建丰同志在剧中从未出场，只是在电话、电报、通信和人们的谈话中出现，此人原型就是蒋介石长子蒋经国。
赣南时期的蒋经国
电视剧中的曾可达是“铁血救国会”成员，这个组织是蒋经国为首的秘密组织。其实“铁血救国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其原型是1940年代末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时组织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以蒋经国心腹王升为总队长，共计一万多人，骨干成员都是蒋经国在赣南时期的学生和亲信，他们之间互称“同志”，与《北平无战事》中的“铁血救国会”相似。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蒋经国领导下，可以携带武器进入银行、公司和商家检查违禁物品，是蒋经国上海打虎的主要帮手，被人们成为“打虎队”。蒋经国的这个私人组织打着蒋的名号，在江浙沪一带飞扬跋扈，名声不太好，引起当地一些国民党军政大员的不满。后来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后，这支队伍也随之解散了。
1949年春离开奉化故里时的蒋氏父子，他们的背影令人伤感
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主要骨干如王升、李焕等人后来都随蒋经国去了台湾，在蒋经国执政期间大都担任了要职，其中王升后来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成为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的总负责人；李焕在蒋经国担任台湾领导人期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进入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蒋经国去世后，曾任国民党政权“行政院长”。
在《北平无战事》中，“铁血救国会”成员在组织内部称呼蒋经国为“建丰同志”，其实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建丰”一名来自蒋经国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丰镐房，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旧居。蒋介石为长子蒋经国起名建丰，次子蒋纬国取名建镐，这是他们父子之间的称呼，类似于乳名，从来不对外使用，电视剧中曾可达等人称呼蒋经国为“建丰同志”是违背历史史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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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经国曾经留学苏联，加入过布尔什维克党，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认同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做法，比如党员之间的称呼：姓名+同志
2.蒋经国目睹中共渐得民心，国民党执政无力，于是秘密建立铁血救国会，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一次革命，两次作战。
3.铁血救国会的成员之间以同志相称，要像共产党员一样，要有自己的信仰，不改初心，勇往无前。
4.曾可达称蒋经国为建丰同志，表示一种尊敬，一种效忠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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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蒋经国字建丰，其弟蒋纬国字建镐。其典故是：“文王建丰，武王建镐。丰即丰邑，镐为镐京，也就是西周两都。”这足见蒋介石的野心是要做文王、武王的那样的圣人。
下面我就说一下：文王建丰，武王建镐。
一、丰镐二京其实是一座都城的两个区域
西安作为古都的历史，最早应当追溯到西周的丰、镐两京。从西周的丰、镐，到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和隋大兴城(即唐长安城)，城市的位置有过几次移徙，但是移动的范围不大，各个时代城址所赖以建立的地理基础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西安附近最早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 80 万年前的蓝田人生活遗迹。
到了新石器时期，关中地区的各条河流沿岸，特别是西安附近的沣、涝、潏、浐、灞诸河沿岸，都已遍布人类生活的居址。
在殷商时期，关中地区的东部，也就是在今西安、户县以东的地区，是殷商属国崇国的势力范围。崇国的中心区域，就在今西安、蓝田、户县一带。而周人当初只是以岐山脚下的周原为中心，控制着关中西部的一些地区。
到了周文王的时候，周人的势力日渐强盛，开始向外扩张，意图东进灭商。
周文王志在灭商，但他的都城在岐山脚下的周原，距离今河南安阳小屯的殷人都城却过于悬远，显出鞭长莫及的困难。因此，周人问鼎中原的第一步，应该是把都城向东移进。周文王在他晚年的时候，竭尽全力消灭了占据关中东部的崇国，首先一统关中，并如愿以偿，在崇国的腹地沣河西岸营建了新都丰邑。
周文王在徙都丰邑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剪灭殷商的任务是由继承其位的周武王来完成的。周武王继位后，又把都邑向外扩展，在沣水东岸与丰邑相对的地方营建了镐京。他以丰、镐为基地，最终完成了灭商大业，一统天下。
周人的丰，镐两京虽然分别命名，但后世往往都是把它们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两地相距很近，实际上紧密相连，而且武王营建镐京以后也并没有把丰邑弃置不用。
《史记·匈奴列传》等书就提到武王居丰镐，而不是专居镐京。继武王之后即位的周成王，也时常在丰邑发号施令，在今洛阳营建洛邑的指令，就是成王在丰邑向他的大臣太保召公发布的。成王以后的康王、穆王、恭王、懿王等也有文献或金文铭辞可以证明，他们是经常居住在丰邑的，康王和恭王时，还曾在丰京举行大典，和会四方诸侯。因此，丰，镐两京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所城市的两个区域。
二、文王武王建都丰镐的原因
关中在全国当时具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和经济条件，适于建都。
1、建都丰镐的客观原因
然而周文王和周武王确定以丰镐为都，且后代承其遗规，未再有大的移动，却还有说。
第一，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丰镐是崇国的腹地，有崇人经营的基础可为凭借。文王伐崇，有的先秦文献就记载为伐丰。古代常以国都所在代表其国。丰可能本来就是崇国的都城所在，周文王是利用旧有基础营建新邑的。这样做自然比较省力，而且有利于都城的发展。
第二，这里位于关中中心地带，便于控制整个关中。对于周人来说，在丰镐建立之初，关中也就是他们的全部疆土，这个中心点的意义尤为重要;对于后代割据或偏安于关中的统治者来说也是如此。
第三，这里的地势在关中平原内最为平衍，水网密度也最大，因此农业生产也最为发达。西安附近素有“八水绕长安”的说法，“八水”的名称和数目尽可不必认真拘泥，但它们在解决农业灌溉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方面的作用，倒确实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
汉武帝时，东方朔曾谈到丰镐之间的农田有“土膏”的美称，也就是说土地肥沃如油，所以每亩田地价格高值“一金”。在这样的良田上建都，当然有利于都城的发展。
2、建都丰镐的交通原因
上面这几项条件之外，还有更为最重要的交通位置的因素。
古代由关中的核心丰镐或咸阳、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有下面这样一些重要干道。
首先，在陆路方面，向东有三条干道，这就是沿着渭河南岸东出函谷关(或潼关)的函谷道，沿着灞河和丹江谷地东南出武关的武关道，以及向东北方向自蒲津关东渡黄河的蒲关道。函谷道通达黄河中下游和江淮之间的广大地区，进而可以北出辽东，南下闽越。武关道去往荆襄及岭南地区。蒲关道则北向汾晋、雁代。这三条路沟通了东部半壁河山。
南面和西南面沿渭河南岸向西，有子午道和傥骆道贯穿秦岭，经汉中入蜀，并可转赴西南。西方有“渭北道”沿渭河北岸和河西行，至雍县(今凤翔县附近)向西北和西南分为两路。西北行为回中道，越陇山穿过河西走廊而至西域，也就是“丝绸之路”的基本路线;西南行为陈仓道(或称故道)，是关中人蜀道路中最为平坦也最为重要的一条。
在陈仓道东面，从渭北道上还向南分出有褒斜道，也是入蜀要道之一。北方则有大道直通塞外，是联系北方游牧部族的重要路线，秦始皇时所修的直道就是其中的一条。水路交通运输线主要有两条，即渭河和漕渠。渭河通航河道主要是今西安以下河段，漕渠的起点也在今西安附近。
一个聚落和交通道路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交互影响、互相促进发展的。
但是一个大都市的兴起，一般说来必然要有充分的交通地理条件为基础。
丰镐或咸阳、长安地区的交通结构如上文所述，但并不是每一条交通道路对城址的确立都具有等同的作用。有的受自然条件限制很小，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人文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的道路，对于一个城址的选定来说，可以称之为随机性道路;有的则严格受制于自然条件，稳定性很强，对人文地理布局起着控制作用，这样的道路，可以称之为控制性道路。下面就根据这样的划分，来分析一下丰镐或咸阳，长安地区的几条主要道路。
函谷道和渭北道实际上东西相连，沿着渭河横贯整个关中平原。渭河由西向东流入黄河，河道在今西安西北有一东北向的转折。在它的东面，函谷道从黄河南岸一直延伸过来;它的西面，渭河南岸已经逼近秦岭山麓，地势起伏，行旅往来有所不便，而渭河北岸较为平坦开阔。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这条东西大道由东向西到达今西安附近地区之后，只能渡过渭河，改走渭河北岸。
这条东西大道可以说是关中对外联系最重要的通道，今西安附近的渭河渡口，把这条大道分成了函谷道和渭北道两部分，这样重要的渡口，对城市和其他道路都是应该具有吸引作用的。渭河沿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今西安东西两侧的分布具有明显差异:西安以东地区多分布在渭河南岸，而西安以西则多分布在北岸。
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这条大道在当时已经形成，而且和现在的分布情况一样，是在今西安附近跨渡渭河的。这也可以有力地证明，不管在今西安附近地区是否建立通都大邑，函谷道和渭北道也都要如此分布。
通过丹阳谷地穿越秦岭的武关道，是沟通关中与荆楚地区最为理想的孔道，由于受地形控制，没有其他任何选线能够替代这条路线。同时，武关道也只能在今西安附近与函谷道相接。连接函谷道与渭北道的渭河渡口，同时也控制着这条道路。
周人徙都丰镐，除了考虑接近渭河渡口，控制函谷道和渭北道以外，应该还有意兼顾对于武关道的控制。周武王兴兵灭商时，有庸、濮等边国起兵相助。庸、濮都在江汉一带，正是武关道所向之地，它们能够对周人响应风从，应当与周人徙都后便利和加强了相互往来有关。周人平定中原后，周昭王随即南征江汉，也不能不利用武关道。
由此可见，函谷道、渭北道和武关道这三条道路是确立丰镐、咸阳、长安这一系列城市城址的控制性道路，这三条道路的组合关系，是促使古代都城在今西安附近地区得以高度发展并超越于其他中小聚邑之上的基本交通条件。
而其他道路则不然，譬如另一重要道路蒲关道，它在今西安附近与其他几条道路相会，并不是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而是受函谷、渭北两道渡口和函谷、武关两道交点所吸引，为建立在这一位置上的城邑丰镐或咸阳、长安所规定。因此，对于城市选址来说，它属于随机性道路。
除了上面所说的陆路以外，渭河水路交通对其城址选定也起着一定控制性作用。今咸阳、西安一带是渭河中下游的分界河段，下游比较平缓，河道宽阔，因沣、灞、泾、洛等大的支流加入，水量大增，航运条件明显地比中游优越。
历史时期的渭河水运除春秋时期秦穆公向晋国运送粮食的所谓“泛舟之役”以外，基本上仅限于下游，中游主要用来运送木筏。因此，函谷、渭北两道之间的渭河渡口，实际上也是渭河水路运输线与这两条陆上交通干道的交结点，在这附近建城，也可以充分发挥渭河的运输效益。
张良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时就讲过，平时可以利用渭河向都城运送粮食，东方有战事时则可以顺流而下，保证军需供给。尽管由于渭河流浅沙深，流量季节变化过于悬殊，加之下游河道迂曲，航运耗费时间过长等，历史时期的渭河水运没有能够收到张良预想的那样一种效果，一直十分衰微，但在某些情况下还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对都城位址的设定仍有一定影响。至于漕渠，纯属人工所为，自然谈不上对城址的设定有什么控制意义。
三、丰京的考古发现
西周末年，西方戎人强盛，迫于他们的压力，周平王不得不放弃丰镐旧都，迁徙到今洛阳市的洛邑。平王东迁后，丰镐故京历经荒芜破坏，部分遗址又沦于附近的昆明池底，到了西汉时就已经难以说明其详细情况了。从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学者们展开了对丰镐地区的考古学考察，重新揭示了当年的都城风貌。
丰京遗址位于今西安市西南长安县境内客省庄至张家坡一带，方圆大约六至七平方公里。遗址东界紧傍沣水，西至灵沼河，北及郿鄠岭岗地北缘，南面到石榴村为止。镐京遗址位于高阳原上，今斗门、白家、花园村、落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等地都属其范围之内，面积约四至五平方公里。遗址西边濒临沣水，东至北丰镐村，南部为汉唐时期修凿昆明池所毁掉，北界沣水和滮池。
灵沼河和沣河是流经丰镐两京城区的两条河流，对于两京的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灵沼河今天已经干涸，沣河的河道也有了很大改变。西周时期丰镐地区的地理环境与今天最大的差别，也可以说就是当时的沣水不象今天这样北注于渭水，而是侧临镐京遗址北侧向东流去，在汇集了潏、灞、浐等河流之后才注入渭河。此外，丰镐区域内还有滮池、镐池等池沼，是城市用水和农业灌溉的水源。
譬如《诗经》里就有篇章专门歌咏当时的沣水不象今天这样北注于渭水，而是侧临镐京遗址北侧向东流去，在汇集了潏、灞、浐等河流之后才注入渭河。此外，丰镐区域内还有滮池、镐池等池沼，是城市用水和农业灌溉的水源。譬如《诗经》里就有篇章专门歌咏当时引用滮池水灌溉稻田的业绩，可见其收效是十分显著的。此外，这些河流池沼也还为渔猎和游乐提供了良好条件。
四、武王建镐的原因及考古发现
既然文王作丰，已有良好的基础，那么武王又为什么要别创镐京呢？
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镐京的兴建应该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按照某种明确规划进行的。按照当时的习惯，周朝的统治者在丰镐附近甚至渭水左右曾经兴建过许多离宫别苑，西周彝器铭辞中就常有王在某宫的记载。
丰镐之间的关系最初应当也是这样，即初时只是在镐池附近营建别宫，但后来镐京的营建逐渐增多，最终超越于丰京之上，所以王在镐的时候反而比在丰的时候要多，镐也就实际代替了丰而成为西周的正式王都。
第二，镐京的兴起虽然带有一定偶然性，但它最终能够替代丰京却是由这两个区域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丰京的地势与镐京相比要远为低下，在沣河和灵沼河等河流泛滥时很容易遭受水患，因此周人把这里称之为“湿宫”。
同时，丰京的四周也过于狭迫，它的东西两侧分别被沣河和灵沼河所限定，南面已是终南山麓，北面则更为低湿，又是渭河故道所在。渭河在这一段的河道过去要远较现在偏南，西周以前应该就在丰镐遗址北界。西周时渭河北徙，沣水却仍沿着渭河故道东流，并沿途接纳了渭河原来的支流潏，灞、浐等水。
渭河故道附近当时必然是一片沮洳，丰京也不可能向北发展。比较起来，沣河东岸的镐地却要高亢得多了，镐的本字就是高，镐池也就是高池，镐京也就是高京。由于沣水东岸地势高亢，又不象丰京周围那样狭促，所以西周的统治者要想向外拓展京邑，也只能向镐地延伸。此外，镐京在沣水东岸，东出函谷、渭北两道相交接的渭河渡口和武关道也比丰京要更为便利。
根据考古发掘，可以知道丰镐两京的城市布局是比较松散的。它是因地制宜而自然发展起来的。在都邑内，宫殿区、贵族居址和一般民居稀疏地分布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不少居地周围是族群的墓葬地。
丰京的中心区域估计在今客省庄、马王村一带，目前已经在这里陆续发现了十几处大型夯土基址，是有机关联着的一组建筑群。其中一座最大的主体建筑，基址平面呈“T”字形，东西长 61.5 米，南北最大进深 35.5 米，基址总面积近 2 000 平方米，附近有用陶管铺设的排水设施。这座建筑始建于西周穆王前后，废弃于西周晚期厉宣之际，前后使用将近百年。显然，这组规模宏大的建筑不会是普通平民或中小贵族的居址，而应是西周高级贵族所居止的宫室或者是王室的宗庙。
在镐京遗址范围内，也曾在今斗门镇附近先后发现了多座西周夯土建筑基址，同时还发现有建筑用板瓦、白灰面墙皮和红烧土块等。这里西北临沣水故道，东靠高阳原，是沣水东岸的一、二级阶地。这些大型夯土建筑遗址的发现，表明这里可能是镐京区域内的一处重要场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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