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精选网网友提问：
怎么评价郭沫若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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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1978)，男，汉族，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1892年11月16日出生，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技大学首任校长。郭沫若早年赴日本留学，后接受斯宾诺沙、惠特曼等人思想，决心弃医从文。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58年5月，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速培养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方面急需的专门人才，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的支持，以及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批准。
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国务院任命郭沫若兼任校长。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显示出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教育思想。在他的领导下，科学院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实施科研与教育一体化政策，充分发挥科学院各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科研设备优良的优势，全力支持科大建设；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倡导了“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校风，建立了培养新兴、边缘、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教育体制，形成了开明开放、兼容不同学派的民主学术氛围，这些都在中国科大以后的办学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
郭沫若以书法闻名，风格独具特色，有“郭体”之称。在中国许多名胜地点的招牌都采用郭沫若的题字，如故宫博物院、北京四中、丹东一中、中国银行、荣宝斋、中国书店、科学出版社、中国科学院、沈阳故宫、华清池、黄帝陵、半坡遗址、吉林大学、福州大学、成都武侯祠、济南李清照纪念堂、峨嵋山《峨嵋天下秀》、都江堰《天府源》等。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祖先原居福建省宁化县龙上下里七都，即今福建省宁化县石壁镇。郭沫若少年时上过私塾，14岁以前对先秦学术和文化知识打下良好基础。
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先在岗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代表作诗集《女神》（1921年出版）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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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朋友问我：“郭沬若何许人也？”我随口答曰：“当今之李白也！
郭沫若是个才气横溢的人，从早年的诗集《女神》，一举奠定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转而成为甲古文专家，又奠定了他在考古历史学上的地位，他的大量剧作在不同时期的舞台上都引起过哄动的效应，他在中国科学的春天所做的报告，尽管不是他执笔却完全给人有他的风格和激情。有不少人诟病一些作者解放后的文学创作能力下降，可是郭沫若在这些年写作的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仍保留了一定的艺术水准，特别《蔡文姬》被公论是体现郭沫若浪漫主义史剧观的典范之作。
可是就这么一个才气横溢的人，在中国知识界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毫无疑问，我对他的作品很佩服。不过对他的为人我是看轻的，主要是因为他骂过鲁迅，因为他不承认杜荃是他的化名，因为他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因为他对权势的唯唯喏喏，不敢发出正直的批评。这也是我对自己把郭沫若比做当代李白的犹疑之处。不过，近年来，随着自己人生阅历渐长对郭沫若的看法也逐渐产生了转变。
一个人生活在这世上，必然和社会大环境时代要求有联系。这人之所以成为人物，往往是时代造就的产物。要评价一个人肯定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同时对一个人的评价涉及到论者的立场观点学识修养和社会风气，所以很难公正的评价一个人。以郭沫若的史学成就为例，他的成就之所以在当时受到肯定，就在于他打破传统习见，用了一个全新的角度阐释历史，并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那些千百年来被妖魔化的人物得以全新面目出现，这也就是他的文章中多所谓翻案风。之于对郭沫若本人的评价也可作如是观，我们看了那些别人评论郭沫若的论著即可以有助于对郭沫若的了解，也可以透过这些论著察访到论者的背后所隐藏的东西。
想当年郭沫若在白色恐怖年代里敢于拒绝蒋介石的示好，用磅礴之情写下讨蒋檄文《试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文章在中国社会引起的震动，可直追骆宾王的讨武则天的檄文，蒋因此悬赏三万大洋要郭沫若的脑袋。抗日战争开始，他在周的领导下从事抗战工作。特别是忍受别人的误解，利用各种合法身份，如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为党做工作，但他并没有投机取巧，而是一仍过去的立场。在这个阶段里，他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等历史剧，让蒋介石政权很不舒服。如此的骨气岂是一般文人所能比拟。
我对当年郭沫若骂鲁迅还是心存成见。只是我理解，鲁和郭虽同在左翼其实并不在一个圈子里，两人虽有同一个朋友郁达夫但不可能成为彼此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意气之争甚至于谩骂都是可以理解，但郭沫若绝对错了。
评论一个人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锅煮，也许把郭沫若从几个角度剥离开来看会更真实。无论从西方知识分子的划分到中国学者文人的区别，我以为郭沫若在角色的选择中是有明确定位的，虽然他的出身是文人，骨子里也是文人，但他把自己定位在革命者的定位上，他的舞文弄墨都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当然在特定的时间内，如在日本逃亡期间他可以埋头自己喜欢的学问。所以他的行事，特别是后期的所为，都是从政治上来考虑。
可惜，政治上的考量和文化（即公共知识分子立场）上的考量是不同的。无论郭沫若自身如何定位，社会评价却偏要把他放在文人的，特别是西方标准的知识分子定位上来考量。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评价，就是社会对郭沫若的学术成就的认可。就角色而言，有官员，有文人，有的是交叉的，如官场上的文人，有的只是带着文人面具的官员。如那些有一定文化修养，对艺术有欣赏评判能力，还有那些附庸风雅者。可是后人不愿把郭沫若当成官场上人来看，而是更愿把他定位为文人，这是对他才学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他混迹官场的一种否定。由此出发就会出现前述种种有争议的评价。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滑稽，你想得到的往往不是你需要的，你想否定的，如对自身著作的否定，却恰恰是人们评价你的基点。而虽有文人本质，却一直是官场人物的周扬，由于最后的变化倒被人们肯定为真正文人了，尽管他在位期间所造成的伤害是那样大，是郭沫若所远远不能比拟的，可是当他放下“屠刀”，还真的被一些人认为是立地成佛了。如此比较，我们的评价标准究竟有多少科学可言，也就很清楚了。
不过，我还是以为郭沫若的《李白和杜甫》在写作上时代的痕迹太浓，如果能像他在日本逃亡期间那样静心写作主，估计此书的学术水准会更高。写到这里，我想回到原来的问题，郭沫若是否当代的李白，应该说，是，又不是。李白一生想进入官场，为此而做了不懈的努力。而郭则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但两人的精神是相通的，才气也是相承的。我想，从李白入手来了解郭沫若，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中来钩沉郭的心迹，应该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