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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为什么后期会变得昏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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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孙权的人生可以的划分为两个阶段。称帝前的孙权的表现是个宽厚大度，处事明智的君王；而称帝后的孙权则是一个残忍而腐化的独夫。陈寿在《三国志》曾经如此定义孙权:
“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
可见其多疑、霸道乃是天性。而非是权力的腐蚀。因为孙权在三国的君主中间可以说是最幸运的一个，几乎是生而为王。所以称帝与否并不能对孙权本身的性格做出什么改变。而孙吴本是一个割据势力本无资格继承汉室的衣钵，僭号称帝也只是为了不在与季汉和曹魏打交道时矮人一头。加之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地方性政权，所以也没有北伐中原这个负担，只要能够维持住自己的基本盘就不错了。孙权变化，或者说不再掩饰自我的根本原因在于形势的变化。
閻立本繪 历代帝王圖?吳主孫権
本来孙吴的根基是联合政权是孙氏一门与类似于周家、陆家这样江东豪门的联盟，所以孙氏一门在创业之初，在谨慎地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时还要对付刘表、曹操等外敌的威胁。故称帝前孙权的主要责任就是团结境内各大豪门，之后再开发江南或抵御外敌。而当称帝之后，孙氏的地位业已稳固，与魏、汉之间也达成了均势，暂无外忧。此时的孙权觉得自己已经忍让多年，可以乾纲独断一回。于是开始暴露其本质。比如在吴王时期就因为一时之怒差点拿老臣虞翻杀一儆百。《三国志?虞翻传》:
“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大王以三爵之后手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翻由是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
这时孙权还好，忍了下来。后来终于还是把虞翻给流放了。
但这虞翻仅仅是个文官，不是拥有世袭领兵之权和大量复客部曲的豪门，对后者孙权是又用又防。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处理朝廷与豪门间的矛盾，比较常见的是季汉诸葛武侯或曹操那掺沙子式的抑制发展，但是孙权却因为长久的压抑担忧而变得异常激进。他比如任用酷吏吕壹，委以中书典校之职，四处搜集大臣的犯罪证据，加以杀害。后来就像所有的酷吏一样，吕壹开始凌虐重臣亲贵以测试君主对其信任程度(比如整肃丞相顾雍和驸马左将军朱据)，这种探试惹怒了孙权，同时由于陆逊也上表力谏，所以孙权就做顺水人情，将吕壹处死。而此后孙吴的君臣关系也越来越恶化，直到孙皓时期全面爆发。
此外继承人问题也让孙权变得更加残暴。自汉延熙四年(吴赤乌四年，241AD)太子孙登薨，年及花甲的孙权不得不面对继承人问题。他先立孙和为太子，但却又宠爱孙霸，封其为鲁王。其用意于是以鲁王孙霸制约太子孙和，防止太子势力太大，挑战父皇的权威，这一幕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一次次重演，一次次失败，因为谁无法掌握住这种微妙的关系，比如五胡十六国时后赵石虎用石韬制衡太子石宣，结果太子石宣杀了石韬，石虎又杀了太子石宣全家。 于是孙吴大臣们也被迫站队，两宫之争持续了近八年都没有结束。而本应该做出明确的选择的孙权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儿子们——将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一个废为庶人，一个赐死，对两派主要大臣全部贬抑、诛杀甚至族诛。经此一乱，孙权的权力虽然加强，但孙吴内部却是元气大伤，此后孙权又立冲龄孙亮为太子，以便继续大权独揽，更是给孙吴日后动荡的政局埋下了隐患。
梅花山 呉大帝孫権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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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前半生在忧患与危急中度过，由于他审时度势，长于权谋，对各种危机应付自如，因此在他统治的50多年里，内政外交军事方面建树颇丰。吴国多次经历大战，都能取得胜利。东吴能由弱而强，转危为安。全有赖于其谋划得力!孙权分任受职，，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吴主传》注引傅子，孙策临终对孙权说: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曹操也有生子当为孙仲谋，孙权不愧为固守江东的人杰!当然，他也非完人，孙权晚年，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攻讦不已，而各自结党，陆逊于赤乌七年244年任丞相，陆因多次上次上疏维护太子，屡被孙权责难，忧愤而死!孙权于赤乌十三年，下令鸩杀孙霸，废孙和太子位，太元二年，封孙和为南阳王，迁移长沙!次年，孙权暴薨，孙峻诈设酒宴，诛杀诸葛恪，任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封富春侯，专擅朝政，派人逼孙和自杀，而所谓孙权昏庸无能，那是因为天家骨肉最无情，历朝历代的皇室内部，弟兄父子之间为了争夺至高权利，无不杀的鲜血淋漓人头落地，南北朝时江南民间有一首歌谣:远看建康城，江水洄流滢，远看子杀父，近看弟杀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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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封建社会的帝王制度有关。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的制度，皇帝是家长，是国家的最高统治，国家统治的好不好，完全在皇帝这个家长是不是衣蛾明君。如果是明君，能知人善任，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反之，如果是昏君，任用小人，为所欲为，国家就会一团糟。
当然，人是复杂的，会变，有的君王前期是明君，后期可能就会成为昏君，如三国时期的孙权。
孙权前期作为一个守成之君，在曹操和刘备两个枭雄的夹缝中求生存，做的相当好，以至于曹操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不过，后期的孙权逐渐变得昏庸，不但使东吴走下坡路，也为东吴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孙权的昏庸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他执政后期变得日益骄奢，独断专行。这是由于封建制度家天下造成的。皇帝是家长，没人管得了。刚开始的时候，皇帝会自我约束，但慢慢的，在家长的位置上时间久了，听到的都是拍马屁的话，人难免会飘飘欲仙，会夸大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更听不进别人的劝谏。这就有了骄奢淫逸和独断专行。
二是继承人问题。太子孙登英年早逝，这给东吴的王位继承留下了深深的隐患。孙权先是废了第二任太子孙和，又赐死鲁王孙霸，最后立幼子孙亮为太子。孙权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反复无常，不仅导致东吴官僚集团内部产生党争，还动摇了整个吴国的统治基础，为东吴以后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可以说，孙权后期的昏庸导致的结果非常严重，尽管后来又在夹缝中多存在了几年，但东吴的灭亡从孙权后期已经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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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雄主在晚年的时候都会出现昏庸的状况，这是历史的通病。我们先举一些例子，除了孙权外，还有哪些君主出现晚年昏庸的情况：
齐桓公晚年的时候，信用易牙、竖刁等小人，不仅造成自己去世的时候尸体无人收敛，还造成齐国政治混乱，失去了霸主地位。
秦始皇晚年沉迷长生不死之术，笃信命数。
汉武帝晚年发生巫蛊之祸，使得太子刘据冤死。
还有许多明君晚年时候出现昏庸的情况，这里就先不举例了。
上述的几个君主，年轻之时英明神武，勤政好学，国家的实力在他的手中不断增强。但是到了晚年不可避免出现了听信小人，好杀的情况。有几个原因。
第一，人一旦年纪大了性格就会出现变化。
这个是属于一个医学上的问题。我们身边多多少少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谁谁谁年轻时候性格怎么怎么样，现在年纪大了就怎么怎么样了。这样的情况很多。当然，古代的明君也是人，他们到了晚年的时候，自然也会出现性格变化的问题。只是他们处在一个不同的位置。普通人最多影响周边的一些人，但是君王就会造成国家朝堂的动荡，成百上千甚至更多的人为之失去生命。
第二，人年纪大了就偏向享受。
像这些君王，年轻的时候，多少的勤政，才有了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人上了年纪，奋斗了一辈子，难道晚年的时候还不能享受一下吗？这样就会出现晚年，奢靡之风的形成，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勤俭。
而且，那些君王肯定都是爱听奉承话，年轻时候明白忠言逆耳，但是奉承话永远是最好听的，尤其是那些对过去自己建立的丰功伟绩的吹捧，因此，就会造成晚年时候君王身边阿谀奉承的小人很多。
第三，同一代一起奋斗的臣属凋零了。
每个人的寿命各不相同，有些人去世的早，有些人去世的晚。一个君王可以成为一代明君，建立丰功伟绩，与其麾下贤明的臣子是分不开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个过去的左膀右臂渐渐老去甚至死去。而原本就是很孤独的君王，现在就更加的孤独，那就更加需要新的慰藉，于是小人们就会趁虚而入。
第四，遭受的事情太多，打击太多。
别看君王人前极度风光，但是他同样要遭受比常人更大的责任和压力。同样也会遭受很大的打击。尤其是亲情与权力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巨大的打击。在权力面前，人会变得毫无亲情。孙权同样遭受过这种打击，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太子之位大打出手，最后都被孙权所杀，使得孙权最后只能立幼子孙亮为太子。
孙权同样作为一个君主，东吴的开国皇帝，他的贤明有目共睹，但是他同样是人，有着七情六欲。到了晚年，性格变得更加执拗，不再能听得进去良言，再加上自己是皇帝，不希望有人敢违抗自己的威严，因此做事都是随着自己的心意来，还逼死了东吴的大功臣——陆逊。但是孙权到底过去还是明君，最后还是知道自己的错误，但是也不能挽回什么。真的是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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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孙权并非有“一世英名”那样夸张的褒扬，也绝非存在“昏庸无能”这般随意的贬低。实际上，孙权一生都是一个样，他的形象是:
幼年时跟随哥哥孙策转战各地，颇有见识。又喜好读书，对历史，文学具有涉猎，且独有见解。他身上最大的特点–––知人善任，敢于纳谏，宽容大度也贯穿其政治生涯的一生。
为什么会出现提问者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读者对古代历史文学的理解存在局限性。不能深入分析史实是最主要因素。
孙权“英名一世”，晚年“昏庸无能”的论调分别由他的性格特性以及当时的政治格局造成。
下面我们围绕孙权的性格特性简述一下他的建树、功绩。首先:
一是:剿抚山越人，巩固后方，充实领地。这里孙权主要是听取了鲁肃提出的关于吴国版“隆中对”的建议实现的。
二是:灭黄祖，占夏口。孙权主要采用黄祖判将甘宁的关于“划江而治，二分天下”的战略决策才得以成功。
三是:赤壁大战，解江东之危。主要是听取周瑜，鲁肃的意见，配合诸葛亮火烧赤壁由此大败曹军，为三分天下打下基础。
四是:智夺荆州，擒杀关羽。孙权主要采纳吕蒙计策，重用儒将陆逊重创刘备集团。
而到了三国末期，相比整顿、休养了数年并且对吴蜀两国来讲已经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魏国，吴国国力自然显得微弱，吴国也难免处于被动。再加上国家极度缺乏能臣猛将、吴国与蜀国又离心离德，孙权当然更加不敢轻举妄动。如果说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只不过是垂死挣扎，自耗国力。那孙权的“不思进取”似乎变得更明智一些。这样看来，吴国“坐以待毙”是政治格局使然。
但是也总是有人对孙权在晚年时期对于国家管理和发展的一些小的决策失误耿耿于怀，借题发挥。此类事件比如孙权不顾众人劝阻，接受公孙渊反魏称臣并封其为燕王，而后却遭到公孙渊反戈一击以致吴国赔了夫人又折兵。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求全责备，因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或多或少都会范一些类似的错误，其中也少不了同时期的曹孟德和刘玄德。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如果一个国家领袖从政一生，对于人臣的进谏每次都能去弊存利，那他不是人，而是神。因此，这些一时的过失是无法成为论证晚年孙权昏庸无能的有力论据的。
最后，从孙权一生的几大重要功绩来分析，孙权的主要才能在于他的性格特性，由于这种特性才使他“英名一世”，取得如此成就。而他的“昏庸无能”，也恰恰从侧面反映出孙权对当时政治时局不可作为的一种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