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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为什么会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优质回答：
韩非子在《五蠹》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但这句话最初的含义和后来的衍生义有些差别，中间出现过流变。
《韩非子》：用来讲述君王治国的道理
韩非子虽然也认为“儒”和“侠”这两伙人是社会上的隐患，但真正造成这样隐患的是君王而不是它们本身。
当然，这里说的“儒”不仅仅是儒家，而是文人。在当时还没有独尊儒术，所以在韩非子等法家人士看来，儒家、名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等只是凭借思想和口舌争利的人都算“儒”，这和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一个道理。
而这里的“侠”也不是后来的侠客，而是一些喜欢争勇斗狠的散客，比如一些权臣手下养活的门客、死士等等，甚至是一些身体强壮但头脑简单的粗人，比如经常为了利益打群架的农夫们。
韩非子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能对社会造成危害，重点不在于它们存在本身，而是君王的纵容，屈法申恩，导致了歪风邪气。
韩非子用鲁国和楚国两个国家对于违法乱纪事情不同的处置方式进行了对比论证。
说鲁国有个士兵随同国君作战，每次都当“逃兵”，不去拼命，理由是自己家里有老父需要赡养，如果自己战死了，那老父就没人养活了。孔子认为这个人很懂“孝道”，于是对其进行赞赏。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遵循了孝道，但背叛了忠义，违反了律法，导致鲁国形成了软弱的风气。
而楚国有一位严明公正的令尹，他的父亲偷羊被抓，令尹按照律令处死了其父亲。
这样做的结果是，令尹忠于君王，维护了律法，但违背了孝道。可这样的行为却使得楚国上下奸佞震惧，歪风邪气不敢滋生。
韩非子用这两个事迹来说明，治理国家和其他的事情有差别，很多事情都不能从源头进行整治，那么就需要掐断其传播的过程。
这是君王的责任。
所以，韩非子说，“儒”之所以能乱法，“侠”之所以能犯禁，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这样的特性，而是君王给了他们放纵的机会。
明明律法规定，“乱法”者要被惩处，“犯禁”者要被制裁，但实际上作为人主，礼敬“乱法”之儒，蓄养“犯禁”之侠，这样一来国家上下离心，怎么可能会稳定呢？
韩非借此说明，律法维护的是国家最高的利益，儒、侠等人的行为如果违背了律法，即使是有情可原，比如为了孝道，但也不能屈法申恩，蔑视律法。
因为前者是大义，后者仅仅是小利，没有道理牺牲整体的利益来徇私个人的过失。
《史记》等史书：用来提醒君王治国时的隐患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开篇就是这样一句话：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但是，司马迁和后世的引用其实都把原意进行了引申，不再把责任归咎于君王的治理，而是重点在讲述“儒”、“侠”如何乱法犯禁以及他们的危害。
这时候的“儒”基本上就是指“儒家”，而“侠”值得不仅仅是游侠，还有豪侠，和后世那些行善积德的侠客不是一个概念。
先来说说“儒”是如何乱法的。
还是说回《韩非子》中所讲的那两个故事，鲁人和楚人对待亲人不同的方式，如果要按照儒家来说，自然是认为亲情要大于律法的。
因为“德治”要大于“法治”，法家用限定死的律法来树立规矩，而儒家用润物无声的德化来框架社会。
儒家认为，法家的律法过于严苛，产生了很多酷吏，比如汉代张汤、郅都等等，以高压形式来灌输律法，倒不如让百姓知道如何做是对的，如何做是错的。
如果百姓能从心里认同这些推行的措施，那么自然社会就稳定了。
说实话，儒家的办法确实要比法家更高明，更有效，所以最后能占据主导地位，就是因为被人认可度高。
律法不是今天所谓的法律。法律是全体国民的意志，用来保护所有人的正当权益，但古代律法是维护统治的工具，主要用来维护特权阶级的利益。最主要的例子就是，律法是可以由最高统治者或者群体进行修改的，不用考虑底层利益。
这样的律法一般来说是比较严苛的，所以儒家往往会反对。
而儒家反对的方式就是“以古非今”。
就是用之前好的时代作为榜样，来讽刺当今的社会，以达到顺从儒家意愿的目的。
而这些儒家讲道理是非常厉害的，毕竟实现自身目的的主要手段就是“游说”，口舌辩论的能力自然锻炼得无比强大，这是吃饭的本事。
再来说说“侠”是如何犯禁的。
这里的“侠”，集解当中说得很清楚：
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於世者，谓之游侠。
这些人武力强大，欺压乡里，不服官府管教，甚至其背后有官府作为依靠。
比如汉朝的豪侠郭解，他的背后甚至有卫青撑腰，怎么会把当地的官府放在眼中呢。即使是汉武帝令其迁往茂陵，他都敢让卫青为其求情，甚至蒙骗汉武帝。
这些人是社会上极不稳定的存在，剥削百姓、巧取豪夺是寻常事，土地兼并这种动摇国体的事情也经常做。
尤其是后者，会令国家的税收大幅度减少，让很多百姓无田可种，土地、金钱等等物资会流向这些豪强游侠的口袋里。
这就是“与国争利”！
个人的武力对于王朝来说不值一提，其危害极小，但这些武力高强的人聚集在一起，又和权势进行勾结的时候，其危害足以动摇王朝的统治根基。
因为当时韩非子时代里儒家尚没有取得主导地位，百家争鸣还未结束，所以指责君王的弊病是很多士子常做的事情。
而等到儒家取得主导地位之后，为了“规矩”的设定、内部派系的争斗和社会底层百姓的安稳，自然就不再指陈君王在这种歪风邪气的传播中所起到的不良表率，而是直接将矛头对准了问题本身。
所以，后人一般引用“儒”、“侠”乱法犯禁这件事，都是用了司马迁等人的解释，逐渐忽略了韩非子的原意。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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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说的对，儒违法都是因为文章违禁，侠违法都是用武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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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公观点有失偏颇！儒虽擅文，但未必乱法！侠虽精武，也未必犯禁！关键是这个“法”是否给了儒合理的生存空间！这个“禁”是否违背了天道人伦！儒之大者，教化十方！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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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自己原文都说了啊，儒生们一个个都声称自己学派是孔孟的正统思想继承者，但是彼此却几乎难以求同，更别提存异了，孔孟确乎是他们自己年代的伟人，但当今的儒生根本远远追不上这两位，那两位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这个更加严酷的乱世，指望这群远远不及的庸人来办，可能吗？
儒生们面对实际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就知道说要效仿传说中的尧舜圣王年代的“仁义“，但是一来那只是他们儒生的一面之辞罢了，韩非相信的是类似《竹书纪年》的记载，即尧舜的传承并非如儒生所言，是圣明和谐的禅让，而是血淋淋的，露骨黑暗的政治斗争，舜为了即位囚禁了尧这一类的。
二来呢，圣王的年代和当今完全不同，是古非今的批评根本不具备指导当下问题的意义，何况你们天天歌颂的圣王的功业终究还不是覆灭了，圣人五百年一出，难道余下的时间就不管了？天天任由儒生千门百派的说辞，一日一变的理论来批评当下政策，用永远达不到的圣人标准去攻击君主，损害朝廷和君主的权威，用自己的声望公然违抗法律，搅乱秩序，有百害而无一利。
这不就是儒以文乱法嘛。
春秋战国时期，任侠之风盛行，到处都有为诸侯贵胄效命的侠士，这群人是重一诺而轻生死，愿意为了私谊违抗一切阻碍的死士，所以最常被什么人利用呢？当然是那些试图刺杀政敌，谋逆篡位的乱臣贼子啦，眼里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秩序，在韩非看来就像是用钱和仁义收买的恐怖分子。
另一方面这群侠士还特别容易带歪社会风气，让青少年不愿意老老实实耕战，天天横行乡里，啸聚山林，聚众斗殴，就算是强行征召做了士兵，这种人也很难服从指挥，只知道好勇斗狠，战场上最重要的不是什么士兵个人的武功和所谓的勇气，最重要的是绝对的服从。
这就是侠以武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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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从法家的思想来看，韩非子主张，国家在他们设计的规则下行事。从秦国的崛起来看，法家功不可没，所以当时的法家拥有话语权，而儒家和侠客（墨家的代表）自有自己的规则，相对于法家来说，他们就是异端，所以韩非子就说了这样的话。
当然后来，秦二世而亡，和法家也有一定关系，规则可能是好的，但是再好的规则也需要人去执行，也需要弹性。
大家又开始反思，法家到底行不行，汉朝初期是道家无为而治，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让市场自由野蛮生长。后来武帝汉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儒家成了显学，儒家缺乏治理国家的工具，最后还是外儒内法，朱家，郭解之流的侠客遭到打击。本质还是话语权的争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