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十年后的我
六十六岁的我:
你好啊。
我有个大我九岁的哥哥,昨天开车离开北京,去海边了。他恨北京,但是又怕冷,所以冬天像熊一样宅在北京的暖气里,暖气一停,海棠花一开,他就逃离北京,去山东的海边杀掉一年里的其他时间。就像他习惯性地恨北京一样,他习惯性地打压我,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总强调我不如这个人、不如那个人,在世俗的标准里我似乎比这些人牛屄了之后,他又会强调一切到最后都是无意义,无论从宇宙还是佛法的角度看,我们都如恒河沙一样平淡无奇。昨天,我给他饯行,他没喝酒,他平生第一次没打压我,说了如下的话:“老弟啊,我不是打击你啊,其实人和人都差不多,谁能比谁强多少啊?但是,极其个别的人,后天遭遇了绝大多数人没遭遇的事儿,还万幸地活了下来,就成了所谓的天才。所以,天才不是天生的,天才是后天的偶然。比如我一个同学,失手把三岁的儿子从三楼摔了出去,儿子竟然没死没伤,之后看什么事物都是0和1的组合,后来他儿子就成了顶尖的电脑黑客。我回想你的成长,你五岁那年生了场大病,甲肝、高烧、胆道蛔虫剧痛,差点没死掉,活过来之后,你脑子坏掉了,还有啊,十岁那年夏天,下雨,你不赶着回家,在槐树下坐着,看中学的女生放学往家赶,雷劈下来,槐树死了,你没死,你脑子进一步坏掉了。所以,从今天起,我承认你与众不同,是个后天形成的天才。”
我今年的生日很快就要到了,我很快就要四十六岁了。我被我哥哥的话提醒,回看我被雷劈的前半生,我如果在二十六岁时遥想四十六岁,我会如何勾勒这二十年的日子?我很有可能会留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每天六点起床,七点查房,九点上手术或者出门诊,中午或许能睡一下下,下午再上手术或者泡图书馆,晚饭或许能喝一点酒,酒后想想某个美丽的护士或者某个美丽的病人,某些局部的细节或者整体的感觉,多数时候也就是想想,少数时候想得难受了,就写写。我手臂小肌肉群能力出众,这二十年里应该做了不少台很好的手术,让不少妇女延长了生命,但是这些人中的小一半会在手术后的五年内死去,战胜不了卵巢癌的大数规律。我比较鸡贼,这二十年里应该能选好合适的科研角度,在《中华医学》、《中华妇产科学》等中华系列杂志发表二十篇以上的文章,如果运气好,或许还能有一两篇发在《Nature》或者《Science》上。在二十六岁之后的二十年里,我应该可以升教授,但是协和妇产科有六十个比我更资深的教授,所以我没有一丝可能做妇科主任或者副主任。
实际发生的是,我二十七岁协和医科大学毕业,马上就去美国念商学院了,出来进了麦肯锡,靠想明白、说清楚商业上的复杂问题挣钱吃饭,一干小十年,后来去了一家央企,先负责战略,做了六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后来创建了亚洲最大的医疗集团。四十三岁后辞职,全职做医疗投资,至今。这二十年里,每周八十小时的工作并没有成功抑制住我的表达欲,压榨睡眠和假期,周末写杂文,春节年假写小说,大酒吐完写诗歌,大概两年成一本书,至今为止,出了六本长篇小说、两本短篇小说集、三本杂文集、一本创作诗集、一本翻译诗集。我哥哥有一次喝多了说:“其实哈,你在文学上的运气超级好,你看哈,你写十五岁到三十岁的半自传《北京三部曲》,拍成了影视,很多青春期的学生会读、很多想了解北京的人会读。你酒后乱写的《怪力乱神三部曲》,《不二》成了卖得最好的繁体中文小说,你还没被佛教徒打死,你真鸡贼,你怎么不写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呢。过去十年,你短篇小说也卖了好几个电影改编权,你杂文集一直就在你瞧不起的机场书店里卖着,你还创立了超简诗派,每年一到三月,有自来水的地方就有人提到’春风十里不如你’,多少诗人写了一辈子一个字也留不下来啊,你还淫译了《飞鸟集》,创造了在二十一世纪诗集被禁的光荣历史。其实哈,你想想,你还想干嘛?多寿招辱,你现在死掉,相当完美。”
我想了一下,我哥哥说的对,我心目中的文字英雄,多数没活到我现在这个岁数。卡夫卡,四十一岁死了,劳伦斯,四十四岁,王小波,四十五岁,凯鲁亚克,四十七岁,卡佛,五十岁。一个日本朋友送了我一张巨大的纸,纸的大标题是二十一世纪,下面密密麻麻地列了从2001年到2100年的每一天。他想用这张纸劝我的是,珍惜光阴,努力奋进。我在这张纸的面前站了一阵,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在这密密麻麻的日期里面,必然有一天是我在人世的最后一天。我想到的是:
第一,绝不在无聊的人和事儿上浪费时间,哪怕一天。
第二,继续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推进医疗的进步,缓解人类肉身的苦。
第三,呼吸不止,写作不止,老老实实地放开写,能写多少算多少,看看还能写出多少人性的黑暗与光明,缓解自己和他人内心的苦。
第四,少见些人,多读些书。见人太耗神,做幕前工作我蠢笨如猪,在书里和写作里,我游得像一条鱼。
活着活着就老了,活着活着就挂了。天亮了,睁开眼,又赚了,希望二十年后能看到你。不一。
冯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