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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谋士张良，为何在刘邦刚建立大汉王朝就选择退隐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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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时期，整个朝堂只有张良一人选择“功成身退”，而那些选择坚守朝堂的臣子，如曹参、王陵、周勃之辈也多得以保全，所以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张良的退出仅仅是为了避萧何、韩信之祸的话，那就显得毫无必要了，因为以他当时的权势和地位来看，是无法与曹参等人相比的，同时，他又比这些人更受刘邦信任，那么他选择“功成身退”，就应当是另有原因，而且与汉初诛杀功臣现象无关。据笔者考察，当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1、国仇已报
张良其先本韩人，且五世相韩。秦灭韩后，“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作为六国贵族之后，张良对于强秦十分痛恨，这份恨促使他即使散尽家财也要报亡国之仇。他曾与力士于博浪沙中击杀秦始皇，可惜未中，不得不亡命天涯。陈胜、吴广于大泽乡揭竿而起后，张良也拉起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加入到反秦斗争中。很显然，张良的主要政治目的在于反秦报仇，复立韩国。所以见到项梁后就开始劝说其复立韩国，“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韩王成得立之后，张良立即“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足见其收复故国心情之迫切。
由于韩王成势单力薄，仅有千余人，无法收复故土，于是张良便选择依附于刘邦，冀望借助刘邦的势力来恢复韩国。之后张良随刘邦西入武关，平定咸阳。虽然这一时期他主要跟随在刘邦身边，但他仍然是韩王成的下属，只是以客卿的身份佐助刘邦。鸿门宴前夕，项伯曾劝其逃走，张良对之曰：“吾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明确指出自己为“韩王送沛公”，不当在危急关头弃刘邦而去。作为韩司徒，他只是暂时性地留在刘邦身边。汉元年（前206）正月，刘邦于巴蜀称汉王，赏赐张良金百溢、珠二斗。与此同时，萧何、曹参、周勃等人分别被汉王封为丞相、建成侯、威武侯。与萧何、曹参、周勃等人封侯拜将相比，张良仅得金银珠玉，这也佐证了他的客卿身份。作为韩王成的司徒，刘邦无法对其封以爵位，只能以金银珠玉加以赏赐。待刘邦等人入汉中后，张良回到韩王成身边，恢复了韩司徒的身份。
项羽在分封诸侯王之后不久，便将韩王成杀死，此后张良的政治目标从灭秦复仇转变为灭楚复仇。张良与刘邦是旧识，而且这个时候刘邦与项羽之间的重重矛盾亦开始显现，于是张良便“间行归汉王”，继续选择刘邦作为依附对象。宋儒朱熹认为张良辅佐刘邦是出于为韩报仇之心理，“只烧绝栈道，其意自在韩而不在汉，及韩灭无所归，乃始归汉，则其事可见”。可以说，这二人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合作，即刘邦依靠张良辅助灭楚定天下，张良依靠刘邦势力灭楚报国仇。当这个目标基本得以实现时，也就到了张良功成身退的时候，所以他“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行辟谷、导引之事。于此，前人早有论述，如明代李贽认为：“夫秦、项灭而英雄之恨已销，可以辟谷谢世矣。”正是“国仇亦已偿，不退当何待”？
张良为韩国复仇的志愿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张良和刘邦的相处模式及关系远近。张良于刘邦而言，实际上是“亦师亦友”。对于这二人的关系，宋人张栻指出：“子房盖有儒者气象，三代之后未易得也。五世相韩，笃《春秋》复仇之义，始终以之。其狙击秦政，非轻举也。其复仇之心，苟得以一击而遂焉，则亦慊矣。此其大义根心，建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终为韩，而汉之爵禄不足以羁縻之……盖子房非有求于高帝，故能屈伸在己，而动无不得，此岂独可以知计名哉！夫以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视隋何、郦食其、陆贾辈皆侮而忽之，至于如萧相国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顾也。独于子房盖敬而不敢慢，顺而不可强，则以子房所守在义而不以利故尔。嗟乎！秦汉以来，士贱君肆，正以在下者急于爵禄，而上之人持此以为真足以骄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骄之哉？”正是因为刘邦对张良的需要超过了张良对自己的需要，所以他才终生事张良以礼。同时，张良辅佐刘邦时也才能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不惑于名利，不居功自傲，最终舍得放弃名利，毅然退出政坛。就此而言，为国复仇的志愿实际上是张良与刘邦得以保持良好君臣关系的关键因素，也是其最终选择功成身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2、身体羸弱
张良在辅佐刘邦安定天下时，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时常行辟谷、导引之事，甚至有过岁余杜门不出的情况。到了高祖晚年，其身体更是每况愈下，所以身体虚弱也是其选择“功成身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司马光认为“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其实不然，他这是以宋人之观念来解释汉初之历史现象，所得必然不准确。秦汉之际，社会对长生的追求非常普遍和热烈，辟谷、导引也是一种养生术。所谓的“辟谷”，就是停食五谷。古代《道书》中说：“欲得长生，肠中当清；欲得不死，肠中无滓。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谷者智而不寿，食气者神明不死。”马王堆出土帛书中也有许多关于辟谷食气的内容，如《却谷食气篇》，经唐兰先生考证，“当是汉初写本，可能在高祖惠帝时期（公元前206——前188年）”。通过对出土文献资料的考察和研究，可以想见当时辟谷风气之流行。根据李零先生的研究，导引是一种“类似健身操的运动。它是以形体的屈伸俯仰（即‘引体’）为特点，但也伴随有呼吸吐纳（即‘导气’）。所以常常与行气相提并论”。他根据《素问·移精变气论》中的记载，指出在医术尚不发达的古代，治病主要靠两种办法：一种是主要起心理治疗作用的“祝由”之术；另一种就是导引、行气之术。《庄子·刻意》中记载：“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一言以蔽之，行辟谷、导引之术可以治病长寿。作为一个长期处于病痛之中的人，希望行辟谷、导引之事来减轻病痛甚至实现长生，在当时来说是合情合理的。另外，早在汉王二年（前205）张良就已经是一个多病之人了，在汉六年（前201）就已经开始辟谷，其时距韩信被杀（前197）、萧何下狱（前195）尚有数年。所以那些认为张良的导引、辟谷只是一种托辞的说法无法成立。总之，张良选择从政坛退出，是有现实考虑的，即虚弱的身体难以承受庞杂的政务。辟谷、导引不是一种托辞，而是身体状况的真实反映。
3、卷入废储风波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避祸”说，但是对前人论述的原因却不敢苟同。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张良的“功成身退”吸取了汉初刘邦残杀功臣的教训，是一种明哲保身之举。而笔者认为，张良之所以急于在高祖十二年（高祖于这一年崩逝）退出政坛，直接原因是其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废储风波。
高祖晚年，爱幸戚夫人，欲废掉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为太子。朝中大臣虽多有谏争，然高祖心意已决，无法改变。吕后也是日夜恐慌，不知所措。后有人向吕后推荐张良，认为张良善于计谋，且深受高祖信任，向其求救，必能保住刘盈的太子之位。于是吕后便派建成侯吕释之向张良问计。作为谋臣，张良对时局的把握是异常清晰的，他从不参与任何政治斗争，所以汉初诛杀功臣的事件中几乎没有张良的身影。这一次，张良依然想置身事外，以“疏不间亲”加以拒绝。然终究抵不过吕释之的再三请求（这其中可能也有胁迫的成分），只好为其谋划一计：“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吕后接受了张良的建议，派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成功将此四人招致太子身边。十二年，高祖于一次宴饮中见此四人侍奉太子，乃大惊，问其故。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看到刘盈身边有了这四人的辅佐，高祖只好无奈地打消了废立太子的念头。他对戚夫人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从高祖的这些话中，明显地感受到他的无奈与不甘心。总之，高祖放弃废立太子的想法并非心甘情愿，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高祖前期，张良之所以深受刘邦信任，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他从未卷入政治斗争中，所以能够独善其身。而这一次他却卷入废储风波，站在了吕后一方，为吕后出谋划策，忤逆高祖的意思，这无疑是对高祖的一种背叛。高祖虽然打消了废黜太子的念头，但其内心是不甘心的，也无法遽然释怀。他应该也知道吕后安定太子之计乃是张良为之，既然无法处置吕后和太子，那么只有向“叛臣”张良开刀，毕竟是张良“从中作梗”妨碍了自己的废储计划。凭借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张良想必也感觉到了危险正在向自己靠近，于是果断地在这个时候选择退出政坛，居家行辟谷、导引之事。
张良选择退出政坛是在高祖十二年，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刘邦此时已经“疾益甚”，最终也是崩于这一年。面对高祖将不久于人世的状况，张良急于退出，应该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危险。考虑到为韩复仇的志愿已然实现，加之身体孱弱，且危险正在袭来，多种原因的交织，最终促使张良做出“功成身退”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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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汉初三杰”之一。他是刘邦谋臣中的核心人物。刘邦对他很是器重，并评价张良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的大功臣。
这样一个功劳如此大的人，在刘邦平定天下后，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费解的举动――功成隐退。这是为什么？
其实，这并不是张良一时的冲动之举，而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一、出身高贵的他，懂得荣华富贵如烟云的道理
张良，出身于战国时的韩国。祖父做过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的相国；父亲做过釐王、悼惠王的相国。
这样的家族背景，让张良一生下来就过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
虽然，父亲在他年少时就去世了，但是，祖上几世相国的身份，还是让他们一家过着比较优渥的生活。在韩被秦灭后，张良家中还有僮仆三百人。可见，张良的年少时代生活是富裕的。
可惜，这样的富家公子生活，随着韩国破亡，划上了句号。后来，张良因为行刺秦始皇而被追捕，只好改名换姓，逃亡到一个叫下邳的地方隐匿起来。
自此，张良的生活与从前相比，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段隐匿的生活，也让张良明白了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不值留恋。
这段特殊经历也为他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打下了基础。
后来张良在功成时，选择归隐江湖与这段生活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二、天生多病的他，懂得远离世俗是最好的养身之道
张良天生多病，让他对事务常常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也是每况愈下，为了能够寻求一种养生之道，张良便采取道家的导引吐纳之术，不吃谷物，足不出户一年多。
不吃谷物并不一定会让他的身体有多大健康，但是静养、静心已成为了张良追求的生活方式。
他觉得余生过一种“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生活，才是最幸福快乐的生活。
而世俗、官场生活的嘈杂，不但于身体无益，而且精神很压抑。
所以，在认清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后，张良选择了功成隐退，去过一种不问世事，只为自在的生活。
三、常随刘邦左右的他，深知刘邦的性格
由于天生的体弱多病，张良从未独自领兵打仗，常常作为谋臣，时时跟随在刘邦左右。经常与刘邦在一起，对于刘邦是个什么样的人，聪明的张良是了解得很清楚的。
刘邦的优点很多，缺点也不少。平民出身的他，能够坐上大汉皇帝的位置，确实不容易。
对于这样一个经历特殊的皇帝，张良深知刘邦坐稳江山后，最大的担心是什么，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是什么。
张良清楚刘邦的为人，也认得清当前的形势。皇帝，可以与他共患难，却难以共处欢乐。
所以，张良只做好为皇上、为国家分忧解难的事。至于荣华富贵，他则采取“只做大事，不做大官”的态度。
四、经历了跌宕起伏人生的他，懂得为人处世需低调的道理
隐匿在下邳的时候，张良在桥上巧遇一位老人，面对老人的故意刁难，张良能够隐忍而不发作。
这不仅为他成就大事埋下了伏笔，而且也养成了他做事低调的性格。
张良智慧过人，但他从不炫耀，还常常在刘邦面前举荐贤人，把功劳说成是别人的。自己退居幕后，只做好谋臣的职责。
他明白：越是在风光的时候，越要低调行事。只有处事低调，才可保全自身。
低调的他，会冷静地去看待一切事，也会看淡一切事，他懂得知足才能常乐。
所以，只选择过一种归隐江湖的生活――“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以上就是我的理解，谢谢邀请！
其他网友回答
看的透，深明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在最恰当的时机远离漩涡的中心，既可流芳千古，又可保全性命。这是聪明人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