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老大回打一字(少小离家老大回)

少小离家老大回打一字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以此诗作为本文的开始。
每每遇到生活中较大或棘手之事，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我首先会想到家乡、家乡的亲人，想起我的母亲。家乡是给你温暖和力量、给你心灵安慰的地方，家乡和亲人就是你归宿的最后港湾。这也许就是古语中“少小离家老大回”、“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深刻缘由吧。
自外出上学、工作，不知有多少年再也没有好好欣赏、体味过家乡，甚至有些生疏了。其间偶尔回去一次，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匆匆的理由就是工作生活的忙碌。人总是以忙碌为由而丢掉了许多美好的人间至情。一次次返乡回城，一次次轮回，不知不觉人就到了中年。儿时落地生根，老时叶落归根，中年的我愈发想念故土，思恋儿时的老家。
近日，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也可称作人生的又一拐点的事即将发生，非喜事也非悲事，却让人心烦意乱，坐卧不安，直至失眠。于是我想回老家，想看看我的老屋，想对永别我的老母亲说说话，暂时过几天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世外生活。于是我匆匆收拾行囊踏上了归程。
家乡，这次我来了，我要好好地把你端详，把记忆的碎片梳理成你最美丽的衣裳。

家乡地处太行山脚下，村子南、东、北面被一条叫作淇河的小河环绕，故名曰临淇，当地人俗称“临淇集”。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20多年前不到八千人口到现在的两万余人，方圆几十里的商业集散地，传统与现代、文明与落后交织着。

年少时代，脑海中的街巷、房屋、商铺、车马都分布的错落有致，恰到好处，十分和谐。眼中老家的街道很宽敞，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很长很长，出家门的小巷很长但从没觉得狭窄。每次放学回家走到巷口，好动的我都要纵身一跳，去摸摸墙头的青瓦，开始摸不着，几年后是轻易之事，有几次居然把青瓦弄掉了下来。巷口修自行车的大哥大嫂说我就是在每天的蹦上蹦下中长高的……现在我看着昔日的街巷有些迷茫。街，感觉苍老了，且又短又窄；小巷墙头的青瓦现在伸手可及，但荒草比青瓦还要高了；巷口修自行车的大哥大嫂也不见了踪影。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时人，街巷依旧，人未还……

我的老屋还孤立地矗立着，它现在已不再美丽结实，而是破败。现在由本村一位行医的老中医住着。多少年了，这间屋子的一切细枝末节竟然都还贮积在脑海的最底层，一见面全都翻腾出来了。我痴痴地环视一周，伸出双手沿壁抚摸过去，就像抚摸自己的肌体，自己的灵魂。

搬离老屋时，乡邻说我：“孩子，屋不能空，一空就坏的很快，屋里有人气，房子就有气脉。”我相信，就找了老中医，让他无偿居此行医，逢刮风下雨也能照看。期间有人劝我把老屋卖了吧，我不能，没房了，就再也回不去了，从此这一脉的后代就真要浪迹天涯了。至今老屋虽破败却仍支撑着，像在等待着什么。。。。。
翻腾起记忆的碎片，陡然间会冒出许多值得回味的人和事。最珍贵的莫过于我的母亲。母爱大如山，在艰苦的年代，母亲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那时我年幼少不经事，对母亲的爱体悟不到，生活中对母亲的苛刻要求不理解甚至逆反，而现在却知道了其中的要求对我的人生是多么重要。老人把她一生对生活的理解化在了我的身上，她在雕塑我。

母亲在我八岁时就让我洗锅刷碗，开始我不情愿，甚至偷偷以摔破碗来逃脱，小伎俩马上被母亲识破，屁股吃了几巴掌后再也不敢耍滑。
十岁时，母亲开始让我去村里的西井、南井、北井往家挑水。一条小扁担，两只小水桶，吱吱扭扭就压到了我稚嫩的肩上。等水排队，比的是耐性规则；井里取水，甩动膀子，摇着辘轳，比的是力量，是技术；挑水回家，则扭动腰肢，甩动小手，一口气到家，小脸憋的通红。到我十六岁时，水桶被母亲换了小中大三个型号，这时的我也可以挑着两只大水桶飞也似的超过所有大人了。
每到秋季，家家户户都要储备过冬的蜂窝煤，我十三岁时，母亲教我做蜂窝煤，这是重体力活儿，程序很复杂：到村口买2000斤煤—–推车拉到家—–筛选—–拉黄土—–比例掺好——用水搅拌—-开始做蜂窝煤。其中最消耗体力的是搅拌，瘦小的我拿着铁锹翻着吸透了水像铁块一样重、像小山一样的煤堆，翻不动啊！倔强的我泪水都流出来了，邻居的大哥每到此时都会过来帮我，于是我盼着快快 长大，像邻居大哥哥一样无所不能，三年后2000斤的煤堆在我眼里已是小菜一碟了。

（和母亲唯一的合影）

小学五年级时，村里办起了冰棒厂，许多人去批发冰棒，沿街叫卖，居然能赚钱。母亲便也弄了个纸箱，里外包上棉花，把这个土制的保温箱交于我，给我一元钱，我也学着大人样子一次批发30个冰棒（3分钱批发，5分钱卖出），尔后托着箱子走街串巷、田间地头开始叫卖。由于箱子保温差，冰棒必须在两小时内卖完，否则就化掉了。运气好时一天能卖出两箱（一箱30个），能赚一元钱，遇有阴天下雨，卖不出去就只好抱回家与乡邻分了吃。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我上高中。母亲用这种方式教会了我居家过日子的经济思维，让我学会了自立自强，这是最具长远眼光的爱，感谢母亲！

沿老街东行千余米就是村办小学，儿时的校园已不见踪影，原址上矗立的是漂亮的教学大楼。我站在大门口，仿佛听到了三十多年前熟悉的钟声。

我的小学初中生活都是在村办学校度过的。每天早上，校园矮矮的平房里就传出了依依呀呀的读书声，很有节凑，悠扬极了。我的教室是临街的平房，临街的一面窗户被街上的小饭馆围了进去，于是那扇窗户便成了饭馆的一部分。每天我们就是闻着饭馆做水煎包的美味开始一天的学习生活，偶尔我们也会隔着窗户买几个包子充饥，现在想起来好吃极了。

教室门口是一棵参天的桐树，树上挂一口老铜钟，它就是全校的指挥棒了。打钟者是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他每天提着马蹄表，打着不同组合的钟声，指挥着我们起床、出操、上课、下课、放学、开饭，学生甚是羡慕打钟，一直认为那是一种权力。老人瞌睡多，也健忘，而调皮的我没事就往他那儿跑，老人竟然时不时把马蹄表交于我，于是我竟然做了几年义务临时打钟员，当时那个神气劲儿差点飘到桐树尖上去。
毛主席曾提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个年代这个方针实施的很好。小学四年级时村里要建电影院，这可是天大的事，全村动员支援国家建设。学校的任务是供应建筑材料—–沙土、石子。于是班里一男一女两人一组，一个拿棍，一个取筐，每天到淇河边抬回一筐沙一筐石子。那个劳动场面真叫壮观，也充满了欢乐。一个月后，操场便堆起了山一样的石子沙土，一年后，学生作为首批观众很自豪地走进了电影院，我记得第一次看的电影是《少林寺》。现在曾带给我们无数快乐的电影院被人们以最快的速度拆掉了，因为那里已有十多年没放过一场电影了。很遗憾！
那时的老师给我的感觉很和蔼，班主任天热时就带我们到河边玩，捉鱼、摸虾、游戏、游泳，各得其乐。班主任和我们一帮野男生喜欢游泳，我们学生脱光了衣服就像下饺子似的飞进水里，班主任则穿着一条大裤衩下水（不好意思脱光），上岸后我们光着身子太阳一晒就可以穿衣服走人，但班主任也不好意思脱下裤衩拧拧水，就那样湿拉拉地套上裤子，于是不一会儿裤子上端便印出了湿裤衩的痕迹，一帮女生就在老师后边唧唧喳喳嘻嘻哈哈乱个不停，这时我们男生就会骂女生走开。
上了初中，班里几个条件好的女生夏天穿起了裙子，很好看，也很新奇，也有人议论那是放浪。迫于舆论压力，几个女生只敢上晚自习穿一穿，于是我们男生都喜欢上晚自习，原因不言而喻。我还记得那年暑假我和伙伴在老街玩，那边过来两个穿裙子的外地洋女孩儿问路，我们还成群结队跟在人家后头饱了饱眼福。晚上回到家，那两个女孩子居然在我家里，她们是省城大姨的孙女儿，暑假来看我母亲的。惭愧，我两耳发烧，两眼发黑，几乎晕倒！
上初三后，学习就紧张了起来，学校加了早晚自习。那时晚上没电，也点不起蜡烛，每个学生就用墨水瓶做个煤油灯，外面套上硬纸筒，于是每天晚上我们就提着油灯上自习，下自习后怕别人偷油，还得提回家去。那时我在油灯的纸筒上工整地写着：“油灯照亮我前行的路”。我的眼睛也就是在那时开始近视的。
冬天的晚自习很冷，下自习回到家，母亲总是在老屋的窗台上点亮油灯为我照明，厨房的灶台上还给我热着一碗杂面汤，热乎乎喝了，一夜不冷。现在想来这就是世界上最温暖、最有爱心的夜宵了。母亲离我而去已多年了，她就是我心中永远的指路明灯，伴我前行！
此次回去，我专门找了儿时几个要好的玩伴。一个叫三儿的最为要好，我们曾在一起打土仗、挖红薯、上山放火。他现在就在老家巷口开了个店，卖蔬菜水果猪肉，店面很大，货什很杂。在店里我居然看到了他的四个孩子，上边三个是女孩儿，计划生育已把他的家底罚光，现在不敢生了，就到山西抱了个男婴回来，才几个月大。我说你的负担不轻啊，三儿憨厚地笑笑说：“再重也得有个男孩儿。”其实这种现象在农村是很普遍的。
我向三儿打听叫英的女孩儿，他说英结婚后做生意赔了钱，跑过保险，搞过传销，最近离了婚，带着孩子到省城打工去了。另一个叫军的伙伴读书一直读到硕士，现在上海的大公司就职，一年难得回家一次。三儿的三言两语就把儿时的伙伴交代了。

临走时三儿对我说：“退休后还回来吧，我们哥俩去淇河钓钓鱼，喝几口小酒”。我说：“回，还回来”。我扭过脸去，家乡的风吹进眼里，酸酸的……

（本文成于2007年，2020年5月母亲节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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