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精选网大串联
文/彭文斌
走出伏牛山
1966年11月，我在地处伏牛山区的卢氏县第二中学（现在叫五里川中学）读书，那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消息传来，我们学校也立刻沸腾起来。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同学们自发地组织起一个10人的长征小分队，我很荣幸地被选中入伙。为了显示小分队的组织性，经过讨论，我们每个人都被安排一个小职务，如领队、外交官、财务会计、生活委员、卫生员、问路者等。我被大伙提名为“随军记者”，惭愧的是一路上的匆忙使我并未能履行好这个“职务”，这使我在以后的岁月中常常视为憾事。直到40年后今天，我终于决定追记过往的岁月，一来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二来也算履行完当年“随军记者”的神圣任务，给那些曾经满腔激情的小伙伴们一个最终的交代。经过短短两天的准备，大伙儿便迫不及待地要求出征，于是在领队沈姓同学的带领下，10个革命小将扛起背包打上红旗，意气风发地开始了长达数千里的徒步串联之旅。出发那天，学校里的许多同学和老师出来送行，不难看出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羡慕和期待的神情。豫西的伏牛山，方圆几百里。这里山高林深，地处偏僻，一条唯一的盘山公路维系着山里人和外界的联系，我们几个十几岁的小孩，差不多用了四天的时间才走出大山。当我们徒步串联到陇海铁路的灵宝火车站第一眼看见那长长的火车时，真像走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大家都激动万分，忘记了几天来的疲劳。尽管脚板上打满了水泡，同伴们依然奋勇地冲到铁路边。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革命圣地延安，为了不迷路，我们决定沿着铁路线先向西走。从灵宝算起，西出河南并不遥远，第二天便到了潼关。在一处铁路岔道处，小伙伴们发生了意见分歧，在选择前行道路时竟各持己见。于是小分队分成了两拨，一边刚巧五人。我们这一拨决定向北直去延安，另外五名同学则顺着左线铁路去了西安。事后得知，因为天气转凉，他们只在西安转了一圈就回老家去了，而我们的五人长征队走陕北、过黄河、爬火车、进北京，实现了最终的心愿。向陕北进发通向陕北的路大部分是黄土高坡，隔不远就有村子，村与村之间有小道或公路相通。但看似平坦的路面，忽然会有很深的沟堑出现，这是陕北黄土高原的特点。由于雨水冲刷，一片片的高地之间常常横亘着深谷，穿越这些沟堑很费事，有时要用半天的工夫。好在我们带着地图，边问路人边朝北走，田埂、沟渠、小路、大道，一条蜿蜒曲折的长征路线在脚下延伸。如果走的路线没错，一路上会见到不少的红卫兵串联队，这些三五成群的红卫兵队伍来自全国各地，从他们的行军状态就能看出，有意气风发、高歌猛进的，也有疲惫不堪、瘸着拐着的。
起初几天，我们每天都走出百八十里。有时，顺路的汽车会在我们身边停下，司机们探出身子招呼我们上车，我们就掏出毛主席的红宝书，齐声念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表示我们徒步串联的决心。我和同伴小曹的脚上穿的是草鞋，刚走出大山的时候，很多人围着我们看稀奇，为了不显得很“土”，我们换了随身带的黄布胶鞋穿。我的胶鞋是旧的，鞋帮已露了洞，但依然很结实，只是光着脚丫子穿，鞋里面会打滑，走起来很不合脚。我们的长征队里有一个叫代娃的同学，一次不小心把脚崴了，硬是瘸着腿走了两天，后来多亏在接待站用热水浸敷，才慢慢好转。为了减轻负担，他把自带的棉被寄回了家，晚上就和我们睡到一个被窝。离开学校时，我们曾做了一面红旗。起初我们排着队行进，旗手走在最前面，当旗手很荣耀，大家都争抢着打旗，但很快就乏味了，我们开始觉得是个累赘，于是我们扔了旗杆，把红旗装进黄布挎包里。我的黄布挎包上印有“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加上一个红袖章，是当时红卫兵的标配。只可惜我们的红卫兵袖章上印的字是黑色的，而外面其他很多学校袖章上的“红卫兵”三个字是黄颜色的，看起来更为鲜亮，这使我们总有些自卑。著名的华山就坐落在我们路过的陕西省华阴县，当年曾经有大批的红卫兵长征队从旁边经过，但没有一个人想起到那里看看，而如今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因而我常常感叹，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物象的追求有多大的不同啊！在路上我们最喜欢唱的歌是毛主席语录歌，尤其是那首“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我们不知道唱了多少遍。我是最没有音乐细胞的人，但这首歌的旋律却至今记在我的脑海里，每次哼起来，我都能重温一遍那年轻的记忆。就这样我们怀揣着革命激情，徒步走过了潼关、华阴、大荔、蒲城、白水的几十个村庄。
坐车的感觉真好直到有一天，我们在一处乡间大道上走得疲惫不堪时，后面来了一辆马车，起初我们只是好玩似的把装着棉被的行李包放在车上，身上顿时感到了轻松。走了一程后，在赶车人的默许下，我们忍不住坐了上去，这一坐不打紧，我们开始尝到了甜头。看着车下渐渐远去的道路，我们从心底里感叹：原来坐车赶路竟是这样的轻松呀！腐败从此开始。第二天，我们再也不走路了，见车就坐。我们甚至站在路边，主动地向过往的汽车司机招手，车一停下我们便蜂拥而上。即使不顺道也没有关系，能坐一程算一程，坐车总比走路强。陕北不愧是革命老区，人们对“革命小将”有很深的感情，过往的汽车司机，见了串联的红卫兵，十之八九都乐意捎一程。当时，坐汽车对我来说还真是新鲜事。未出门之前，我们这些山区的孩子，很少有机会乘坐汽车。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乘坐汽车的经历。那是一年前的一个傍晚，几个住校的同学听说学校旁边的地质队要开着汽车到一个叫河面的村子里去看电影，那个村子距离学校有十多里路，我们一帮同学便结伴去蹭车。趁着天黑，大卡车一开我们就赶紧往上爬，手都蹭掉了皮也没顾上疼。上车后，我被挤在车厢后挡板处，借着车灯的亮光，我看见道路两边的树木一排排向后面倒去。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像坐在一个大簸箕里，山路弯道多，随着起伏的地势，整车人像簸箕里的谷穗，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完全不由自己做主，遇到沟坎汽车屁股会颠起很高，我的五脏六腑都要挤出来。但坐车的确是快，像孙悟空的筋斗云，十多里的山路，一会儿就到了。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车，我感到神奇无比，新鲜好玩的感觉多于害怕。打那以后，我总是渴望再坐一次汽车，可是后来很长时间都没了机会。直到有一天，我们村子里出了一个姓赵的司机，那个人偶尔里把驾驶的大卡车开回家里，我们几个在异地上中学的同学想去搭便车，便厚着脸皮在人家门外等，有时要等上很长时间，直到人家吃喝叙话完毕，出得门来。我们便赶紧迎上去，叔叔长叔叔短地哀求半天，人家看在同乡的面上让我们坐过一两次。当然，这机会很少，更多的时候是不拉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汽车跑掉。每当这时，我们就会跟在汽车后面跑，边跑边喊：“老丈人！老丈人！”在我们家乡，管对方叫“老丈人”是骂人的话，而其谐音是说汽车轮子扬起的灰尘很呛人（老涨人）。话说我们几个红卫兵小将自从尝到了坐车的甜头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不管是牛车、马车，或是汽车，一概地来者不拒，就这样我们一路神速地来到了延安的宝塔山下。这段行程中我记忆犹新的是，那次在通往洛川的公路上为了追汽车，我摔了一跤，干硬的石子路面把我的膝盖蹭掉了一大块皮，好在那辆车在前面不远处停下了，我跛着腿爬上了车厢，低头一看，我原本打着补丁的裤子也蹭烂了，这使我心疼不已。延安纪事延安，在这个被称之为革命圣地的大山沟里，我们和所有蜂拥而来的红卫兵一样，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参观了王家坪、杨家岭和枣园，瞻仰了革命前辈们住过的窑洞和窑洞里用过的物件。一次，在参观毛主席的窑洞时，同伴代娃趁讲解员不注意，偷偷地坐了一下毛主席用过的椅子，我看到了很是羡慕，唯恐失去机会，于是也学着他的样子，瞅准机会越过隔离绳快速地坐了一下，当时的我真是激动，觉得这一坐是最大的收获。此后很长时间我们都感到自豪，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摸一下自己的屁股。那时曾听人说过，有红卫兵在北京和毛主席握手后，几个月都不舍得洗手，目的是通过这双手把领袖的温暖再传递给别人。我们相信，那把椅子也同样留有毛主席的体温，坐了那把椅子再坐别的椅子、凳子，会把领袖的温暖传给每一个人！在延安时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当时我们被安排住在抗大的一个窑洞里，窑洞的地上铺了一层草，晚上我们睡下后，一个来自甘肃省甘谷二中的高个子学生把唾沫吐在了我的被子上，我表示了不满意，他便把拳头握起来在我的面前直晃。那个“留级生”（因为对方个子很高像个成人，我猜想他一定是个留级生）给了我很坏的印象，我从此对甘肃人很有成见。后来长大了有幸到兰州上大学，才知道甘肃的甘谷县原本是个很穷的地方，但民风淳朴，甘肃本地人其实都很老实、很本分的。陕北的小米养育了红军，也同样养育了我们。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我们所到之处，饭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大锅蒸小米，外加腌制好的酸菜或咸萝卜丝，有时也能吃到烧南瓜。好在我们都是从苦日子过来，并不觉得难吃，而且十几岁的娃子，胃口也好，只要不限量，每次都吃得肚子滚圆。那时，全国的红卫兵接待站，饭菜都是免费的，吃完只需留下一张“××地××学校××同学在此吃饭一顿”的纸条即可。现在想来，我们真是提前过共产主义了，这样的好日子可能不会再有了吧？陕北的11月，天气已经转冷了，我们仍然穿着夹袄和单裤，所谓夹袄，实际上是有着两层布的单衣。我们中的一个姓莫的同学冻得受不住，只好向接待站要了一条旧绒裤穿上，同时也留下一张借据，一年后接待站按图索骥，向我们学校发来函件，要回了那条裤子。
老红军离开延安，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去山西的云周西村，那里是女英雄刘胡兰的家乡。从陕西到山西，是要东渡黄河的。我们摊开地图，研究了一下行军路线，决定出延安后向东经甘谷驿、延川或延长县到黄河渡口。主意已定，我们一路奔波，当晚就到了甘谷驿镇，这儿是革命老区，很穷，人们普遍住在土窑洞里。红卫兵接待站的人把我们安排在一个老红军家住宿，这家人只有老两口。系着羊兜子毛巾、刁着烟袋锅的老汉有六十多岁了，皱纹缀满的面孔像褐色的锅巴一样，老两口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政府每月给他们发一些补贴，但从家境看依然很穷，一个土坯炕从里到外占了半个窑洞，屋里除了几样农具和锅碗瓢盆外别无他物，唯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高低不平的墙上贴满了毛主席的画像，是“毛主席去安源”的那种，一排七八张挨着个贴的。大爷和大奶很和善，见了我们很是高兴，免不了给我们讲一些过去的革命故事，老人家对毛主席带给人民的幸福生活充满了感激。晚上我们睡在土炕上，用我们自带的被子盖着肚皮，因为有火，炕上的席片暖暖的。第二天早晨，老奶奶弄来一些黑面饼饼让我们吃，不知是什么面做的，比巴掌略小些，吃起来涩涩的很难下咽，我勉强吃了一块，其他同学也都面面相觑，没吃进去多少。辞别二老，我们继续赶路。往黄河边去没有现成的公路，只能沿着一条峡谷里的山道行走，好在这也是一条红卫兵徒步串联的路线。路上不时有其他学校的红卫兵队伍经过，这些人有些是从山西过来的，有些和我们是同路。红旗和红袖章在山谷里时隐时现，偶尔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歌声，年轻人匆匆的脚步使得空旷荒凉的山谷充满了生机。当天晚上住的地方已经记不清楚，第三天到了黄河边的延水关渡口。以前我们只在地图上看到过黄河，这次终于亲眼见到了，兴奋的情绪再一次充盈了全身。东渡黄河我们奔到黄河边，这儿已经聚满了要渡河的人，一条坐满了红卫兵的渡船正在河的中央艰难地向着我们这边摇过来。走进了才看清，撑船的是几个三四十岁的农民。这段黄河，从北向南，河道弯曲，地势险要，黄河水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巨大的水波旋转着向下游荡去。当地人选择这里作为渡口，可见其他河段就更加难以逾越了。我看见船在河里要斜着走很远的距离，才能到达对岸，足见江水有多么湍急。
站在岸边，两边是山，中间是峡谷，加上黄河水的咆哮声，令人禁不住有凌空万仞、惊心动魄的感觉。黄河对岸也有成群的红卫兵，那是准备往这边来的。看着眼前的情景，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气势真是不可阻挡，正像毛主席说的，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走到一起来了，即使在这偏僻荒凉的地方，也同样燃烧着文化大革命的激情和“熊熊烈火”！趁着候船的功夫，我蹲下身子，捧起一些像泥浆一样的黄河水，在手心里沉淀。这么远来了，我要亲自感知一下这古老的黄河。河水在手心里积淀下一些泥沙，我的心里升起一种难以抑制的自豪，这是一个农家孩子有机会走出家门跋涉千里饱览祖国河山的自豪！要知道我们的祖辈世代居住在豫西的深山里，一辈子也难以走出百里，很多人连县城也没有去过，更别说见识外面的世界了。船终于靠岸了，人群里一阵骚动。同学们都往前拥，希望早点上船，驾船的艄公大声地吆喝着：“先下、先下。”大家只好让出一条道，让船上的人先下来。接着，挤在前面的同学在驾船师傅的帮助下争先恐后地跳了上去。船是免费乘坐的，估计是当地政府专门为红卫兵渡河而安排的。看来，文化大革命把一切社会力量都动员了起来。等到我们上船已经是第二次摆渡过来。我注意到河对面上船和下船的地方不在同一个地点，下船后，河工们要把木船拉到上游很远的地方，一些红卫兵在那里等着。“大家坐好，尽量不要晃动身子。”撑船的师傅一边叮嘱我们，一边松开了缆绳。一个船工用长竹竿朝着岸边使劲地撑了一下，木船驶离了河岸。不大一会儿，船就到了江心。河水激烈地拍打着船帮，整条船像一片树叶在涌动的黄水里顺流而下，船体在浪谷里起伏时黄河水几乎和船舷平齐，我真担心河水会灌进来。几个撑船的师傅在一个领头人的呼号下，手忙脚乱地舞动着木浆，那阵势简直是在和汹涌的江水进行搏斗，大家都捏着一把汗。我是第一次坐船，看着身边打着漩涡的黄河水，心里不免紧张，好在十六岁的年龄，好奇心总能战胜任何恐怖，我还故意把手伸进河水里，激起的浪花把袖子弄湿了也在所不计。从江心往对岸摆渡极不容易，尽管船工们使出浑身解数，奔腾起伏的浪头依然推着木船飞速地下行，看到这情形，我们原本有些兴奋的心情也荡然无存，我和同伴小曹紧抓船帮，暗暗地为撑船师傅加油，希望船体快点往岸边移动。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对岸，这里已经是山西的地界。回看身后的永和关渡口（在河东已改名为永和关渡口）和雷霆万钧的黄河激流，我庆幸自己从此多了一种经历。接着我们艰难地爬上一个牛脊梁似的山坡，山上的小道已经被先前过路的长征队踩得明晃晃的，我们顺着这些小路，疲惫地向着永和县城的方向前进。
吕梁夜路
连续爬过几座山峦，走累了的我们又怀念起乘坐汽车的日子，大家望眼欲穿地希望见到公路。可是这一段的地形差不多都是荒芜的山地丘陵，难以见到人烟，哪来的公路呢？从地图上得知这个地段属于山西的吕梁地区，我忽然猜疑自己已经走在了吕梁山上，我记得曾经见到过一本书，书的名字叫作《吕梁英雄传》，那是大我三岁的叔叔喜欢看的一本书。今天我也登上吕梁山了，也许我脚下的路就是当年那些英雄们走过的路呢！面对荒野我不禁肃然起敬。叔叔当过民兵连长，是我打小就崇拜的人，现在已经当兵去了，等他回来我就可以向他讲一讲真正的吕梁山是什么样子了，想到这我的脚下也不免轻快起来。
说话间我们走过许多山路，在一个土坡后面，我们终于听见远处传来的汽车马达声。小伙伴们一阵惊喜，我们绕过山丘，发现一条稍宽些的土路，估计那辆汽车一定会经过这里，我们静静地守候在原地，像一支支张弓待发的箭。大卡车越来越近，我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忽”的一下冲到路的中间，拼命地向着司机招手。司机按了几声喇叭，见我们没有让开，只好停了下来。司机是一个满脸麻子的黑面师傅，他探出头来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先是对着他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接着说明了想搭车的愿望。黑面司机迟疑了一阵，说坐车可以只是他还要拐弯办一些事情，这使我们十分失望。但我们立即又表示不顺道也可以，反正是坐一段算一段。没等司机发话，我们便三下五除二地爬到了空着的车厢里。汽车在山路上飞快地行驶着，一个个丘陵被抛在身后，我们感到从未有过的惬意。因为从延安出来，还是第一次坐车，几天来我们一直困扰在大山的包围里，脚板上又磨出了不少的血泡。吕梁山上的公路蜿蜒曲折，沙石路面高低不平。当天色黑下来时，我们的汽车正行驶在一处弯道上，这是一段很陡峭的山路。车灯照着前面只能容得下两个轮子的路面，忽而像在爬五六十度的坡，忽而又像倒栽葱一样，每次转弯车身几乎都要倾倒。我们被颠簸得难以抓住车帮，几个人像麻袋一样，在车厢里滚来滚去，我开始怀疑汽车的刹车系统是不是坏了，要不就是汽车司机喝了酒，我们大声地呼叫师傅，希望开慢点，可司机根本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把我们和司机掩在鼓里。大约半夜12点的时候，汽车停在一个叫作石口的红卫兵接待站门口。下车后我们忘记了刚才的惊险，竟不住地赞叹起司机开车的高超技术。怀着感激的心情，我想把自己的毛主席像章送给师傅，可想了想终于没有舍得。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搭载了一辆到孝义县的汽车。在兑镇，汽车不走了，我们抄近路又步行了一些路程，人困马乏的我们当晚宿营在高阳公社。接下来的路很顺利，一辆过路的军车径直把我们拉到了要朝拜的圣地—-刘胡兰家乡云周西村。细看了老外的鼻子在云周西村，我们参观了刘胡兰烈士生前用过的东西和那口夺去刘胡兰生命的铡刀，同时惊奇地看到了批判刘胡兰继母胡文秀的大字报，大字报所写的内容已经忘记，批判的结果也不得而知。因为同伴们急着要走，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弄明白。从刘胡兰纪念馆出来，看见大门左侧的小窗口前有一大堆人在领取纪念章，我也赶紧凑上去，快要挤到跟时，忽然高音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注意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伟大的朋友、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今天到云周西村参观访问，请大家赶快到大门口列队欢迎！”
通知连续播送了几遍，听说有外国人来参观，人们纷纷涌到纪念馆外的大门楼前，自觉地排成了两道人墙，我刚好被挤在了大门楼的木柱子旁边。在延安时虽见过两次外国人，但未敢近前细看，老外们究竟长什么模样？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团。这次我打定主意要仔细看看。我们等了大约二十多分钟，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果然来了。人群中有人领着呼“向阿尔巴尼亚朋友学习、致敬”的口号，我一边呼着，一边暗暗攥足了劲，绝不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要把这个幸运像照片一样印在自己的脑子里。代表团的成员大约有二十多人，他们招着手从我身边鱼贯而过，我瞪大了眼睛，仔细地看他们的脸。过完了，一个也没放过！这次我终于看清了，他们的白脸上有很多黄毛，脸面上有些像血丝一样的纹痕，发蓝的眼眶里没有黑眼珠，这让你几乎不知道他们在往哪看。令我最感惊奇的是他们那硕大的鼻子，像一个个小山似的，从脸盘中央冲出来直指前方。正是：未闻其声，先见其鼻。但他们的鼻子似乎也并不是千篇一律，有的粗狂，有的纤细，有的带钩像鹰嘴一样，而有的只是尖尖的略微上翘。我觉得这些五花八门的鼻子，如果集中在一起，简直可以开一个博物馆了。我庆幸自己开了大眼界，寻思着回到家乡好好地给人们讲讲。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终于知道当初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简直就是一场不堪回首的肥皂剧。这些毫无信誉可言的家伙，让我们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据有关资料透露在当时中国农民年收入几十元的情况下，阿尔巴尼亚人均接受中国援助3000多元，而这些喂不熟的巴尔干狼，最终还是把中国当成了他们的敌人。
彭文斌 ，男，高级工程师。朱阳关人。幼时在原籍读小学、中学，曾在新疆8027部队当兵，1972年入兰州铁道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乌鲁木齐铁路局、中国铁通乌鲁木齐分公司工作，现已退休，居住深圳市福田区。
● 怀念我的母亲
●恒久的纪念
●在塔克拉玛干的日子
●收音机的故事
●杜法吾
●西安历险记
●老虎寻根记
●遥远的记忆
卢氏文友群主办文学顾问牛爱民 任耀榜 李宏文张银成 周天鹤 董建中寇一洵 （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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