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精选网小提琴之王
明天就是5月20日，现在被各路商家打扮得喜气洋洋的“520”表白节，
据说这个日子，平日里不敢表白的人终于有了借口，
两颗心的靠近，通过表白或许就能达到，
但一段恶行的原谅，即便道歉也无法释怀。
但很少有人会想起，除了“表白节”，今天还是一个人30年的祭日。
马思聪，男，1912年5月7日生于广东海丰，1987年5月20日逝世于美国费城。
从海丰到费城，相距万里，从批斗到平反，恍如隔世。
说起马思聪，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在台上演奏着小提琴的模样。
他被誉为“中国小提琴之王”。
11岁那年，他哥哥送了他一把小提琴，从此开始了不解之缘。
他自幼在法国巴黎的音乐学院里学习，16岁的时候，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演出，被誉为“音乐神童”，轰动一时。
少年得志的他，并没有满足于眼前的小成绩。
18岁他再度前往法国，向著名作曲家毕能蓬（Binembaum）学习作曲。
两年后回国，刚刚20出头的马思聪，成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院长，20岁的院长，这记录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至今无人打破。同时，他还先后在广州音乐院、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任教。
抗战期间，马思聪参加了抗日合唱团并任总指挥。并还前往电台播音、录音。
在这一年，马思聪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如《自由的号声》《前进》《游击队歌》《赶走强蛮的兔子》《保卫华南》《黄花岗》《不是死是永生》等。
在这一年，马思聪还写出了足以流传后世的经典作品——《思乡曲》。
月儿高挂在天上，
光明照耀四方，
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
记起了我的故乡。
半夜里炮声高涨，
火光布满四方，
我独自逃出了敌人手，
到如今东西流浪。
故乡远隔在重洋，
旦夕不能相忘，
那儿有我高年的苦命娘，
盼望着游子返乡。
月儿高挂在天上，
光明照耀四方，
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
记起了我的家乡。
在那个战火四起，流民遍地的年代，充满深情苦难的歌词，不知惹了多少行思念的泪水，激励了多少前方将士。
故乡远隔在重洋，
旦夕不能相忘，
马思聪怎么也想不到，抗战胜利之后，这一句歌词竟然一语成谶，成了他日后的宿命。
新中国成立后，马思聪很开心。
一次下暴雨，他竟然在暴雨里大声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新中国诞生了，黑暗全扫光。”
用妻子的话说：“他那时真的开心得快要疯了”。
一开始，马思聪担任了新中国首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以他的才学和声望，可以说当之无愧。
马思聪(前排左一)和中央音乐学院各院系领导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因为周总理的保护，马思聪这次逃过一劫。
1966年，马思聪写下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首歌曲《焦裕禄悼歌》之后，噩运开始降临。
这一次，周总理也保护不了他。后来周总理在会见1971年会见基辛格的时候，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
马思聪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大吸血鬼”遭到了造反派的批斗。
妻子迅速带着子女出逃，家被抄。
那时候批斗马思聪的情景是这样的：他脖子上挂着两块硬纸板，一块上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另一块上写着“吸血鬼”。
学生们让马思聪手拿一只破搪瓷盆作为“丧钟”，边敲边走，说这是“敲响了资产阶级的丧钟”。
在任何时候，只要红卫兵“高兴”，就可以命令马思聪他们低头，叫他们在地上爬行。
一次，马思聪在草地上拔草，一造反派走过来，粗暴地指着马思聪呵斥：“你还配拔草，你姓马，只配吃草。”
说完，真的当场强迫马思聪吃草。
电影里的文革批斗场景
马思聪都忍了。因为“中央”还在使用他的“声音”。
直到他听到收音机里对海外侨胞的节目里不再播放《思乡曲》，而换成了《东方红》，他的心彻底死了。
趁着肝病复发被准予回家的间隙，他匆忙离开北京，经广州、香港，最终逃往了美国。
马思聪跑了，有人怒了。
“上面”发下话来，要将马思聪“叛国投敌”案严厉彻查，几十人被牵连入狱。在上海生活的马思聪的二哥跳楼身亡，岳母、侄女和一个厨师相继被迫害致死。
这也成为了日后马思聪就算被平反，也不愿意回国的原因。
因为他的逃跑，牵连这么多人失去性命，他回来后该如何面对死者的家属？
马思聪不回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一直到马思聪逝世的前两年，文革都结束快10年了，他的案件才被平反。
尽管如此，当听到被平反的消息，远在美国的全家人还是悲喜交加，燃放烟花以示庆贺。
马思聪一家人在美国
马思聪在日记里写：“春天逐渐又回来了，祖国也逐渐走近了”。
他对一个记者说：“苏武牧羊19年啊！”
这19年来，马思聪在美国很少开心过。
以前很开朗的人，变得很忧郁、很爱哭。
他在文革的时候都没怎么哭过，可是到了美国，眼泪就成了他的《思乡曲》音符。
有一次妻子见到他又在大哭，上去劝慰，没想到他竟然很生气，大声对妻子说：“别阻止我，你让我哭个痛快。”
一个曾经在中国的暴风雨里开心大叫的人，如今在美国的公寓里却痛哭不已。
只能说，艺术家的情感世界太过丰富了。
这19年来，马思聪陆续有收到一些大陆寄过来的信件，其中就有当年粗暴对待过他的红卫兵写来的忏悔信。
他有没有原谅那些人，我们不知道，毕竟不是谁都能那么“有觉悟”，去原谅那些“可怕的年轻人”。
画家黄永玉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我曾在巴黎圣母院旁，看到一个纪念二战死者的纪念馆，门上刻着阿拉贡的诗：
可以原谅，不能忘记。但我想，原谅的时候，也就忘了。所以，我要说，我不原谅，也不忘记。
——“对‘文革’不原谅，也不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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