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师恩

九三春秋昔日身传教；三千桃李以德育人魂。。

刘爱初老师和她的夫君王雪松老师。

难忘师恩

谌建章

一

天地君亲师，古人将老师敬在神龛上，让人膜拜，是很有道理的。写完回忆父母的文章，便觉还一桩心愿没了，这就是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很多，最难忘的当是启蒙老师刘爱初。

我发蒙时，“大跃进”已进入高潮了。

那年，刘老师还不到三十岁吧。她齐耳短发下微笑着一张神情朗澈的脸，穿当时妇女时新的大襟衣袄，有时也着色泽明快的列宁装。手执教鞭或端着备课本的时候，整个就是一端庄典雅的女教师形象。

可能是孩童见识，也可能是先入为主吧，小时候看惯了自己的外婆，就觉得人家的外婆不像外婆。认识刘老师后，我也觉得我的老师最像老师，其他老师则总有哪里不对劲似的，不像老师。

父母不知为什么那样看重校规，不足七岁不让我读书，轮到进东门口小学了，资质鲁钝的我都快八岁了。

说资质鲁钝，并非谦虚。

当时发蒙，是要面试的。记得答完姓甚名谁髫龄几何后，刘老师叫我数数，数到七八十快要数不下去时，说停，就停了，没有现门子。识辨左右时，照四哥路上临时教的：堤在左边，河在右边，谁知用手一示意，却赢来一片嘘声——此时我站的方位和路上的方向刚好倒个了呀！

回家一汇报，父母责成四哥又带我去报考明星池小学（好在当时学校招生不划区），谁知又将蓝积木和绿积木的颜色搞混了。

两个学校都出了错，但两个学校都录取了我。该是我和刘老师有缘吧，父母让我进了东门口。

记得第一天刚散学，明星池来了一位熊老师，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这位和刘老师一样有着温和面孔的女老师，也是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她的女儿后来和我同学，儿子的成绩比我还好。

二

记忆里的东门口小学（水粉画）。作者：工艺美大黄教授

还是这个四哥，由他领着走进了刘老师的教室。

一进教室，见后面板壁上贴满了白纸黑字的字母，虽说不知道那就叫拼音，但我知道是学这个来了。问四哥，他说就是，还要考试的。又仔细问了什么叫考试，从此便对这满墙的“天书”不胜诚惶。以后，当刘老师一手拿着自制的卡片，一手指着自己的嘴型教我们发音时，我是一个也不敢怠慢，都牢牢地装进肚子里了。

后来方知，我上一届以前一直学注音，刘老师教拼音，是现买现贩呢。

一天，刘老师破天荒地没拿卡片，却拿来一张很大很大的报纸，想来是一张《人民日报》吧。

她将报纸展开来给我们看，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字，说：今天给同学们念一篇文章，题目叫《我要读书》，作者高玉宝，是一位解放军，参军前因家里穷，没钱读书，给地主家放猪，念完后，你们会知道，解放前穷人家的孩子读书是多么不容易。

文章很长很长，刘老师声润琅琅地念了整整一堂课。当念到高玉宝执意要去读书，妈妈追到河边绊了一跤，高玉宝返回来母子抱头痛哭时，她掏出手帕，凝噎着念不成声了，我们的眼泪也哗哗流出来。

长大后，虽说高玉宝的东西看了不少，但总想哪一次能有机会，把1958年秋天那张《人民日报》翻出来看看。那是刘老师认津识渡、影响我一生的指引啊——通过一张叫报纸的东西，我第一次知道了过去的苦难，知道了坐在课堂上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是高玉宝的影响，还是乡下孩子似的拘谨（刘老师后来常给我妈说，当年你五伢子剃着个鞑耙子头，系着条棉褓巾，活像一个乡里伢子）？我除了上课认真，下课也循规蹈矩，不喜打闹。回到家，还把刘老师指定的“家庭学习小组长”当得煞有介事。

平生第一张奖状——奖给优秀家庭学习小组——虽说不是我个人的，但让我妈一坨饭毫不客气地贴在了红漆柜门上。连同贴着的，还有刘老师的第一次家访——

她笑盈盈地站在穿堂里，家长争相汇报：

他们散学就往五伢子家里跑，做了作业再回来吃饭；有时吃饭了还喊不回；五伢子很负责，做完了还一个个检查……

待刘老师一走，许立仁的翁妈就不无歉疚地嚷开了：这老师，水都没喝一口就走了！

我妈说：家里又没热水瓶，我正烧呢。

翠娥的妈妈说：我给她搬了条凳子，都没坐呢！

瑞忠的母亲最遗憾：她一听你们几家住在后面，就直接进来了。

…………

她们久久地议论着，仿佛刚刚来的是街道那位着制服的女干部。

可能因了这些诸如此类吧，一天下午，刘老师把我从教室里喊出来，带我来到大礼堂，那里站满了中高年级的红领巾，队旗队鼓队号，很是庄严隆重。

我屏声静气站在主席台一侧。与我站一块的，还有乙班一个同学。

我们的后面，站着各自的老师。

刘老师抚着我的头，向那位老师轻轻介绍我，大概说我是一位遵章守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如此庄重的场合听到如此的表扬，不免脸红心跳手不自然。我不过表现平平，哪有老师讲的那么好呢？便暗下决心，要朝刘老师表扬的样子去做，真正做个好学生。

后来回想，那次可能是作为非队员代表，荣誉地出席了一次少先队活动。

可是不久，我犯了一个错误。

一天早上，还没上课，校门附近一家死了人，一个女人长嚎短泣哭得像唱歌一样，我和同学们便围在那里看热闹。铃声一响，迟到一大片，刘老师让迟到的人站起来。

我一想，我是踩着铃声进教室的，就不想起来。

有位站起来的同学“揭发”我：谌建章，你头发跑得一飘一飘的，我在后面都看见你了。

可恼的“鞑耙子”，标识似的给他留下了印象。

我沮丧地站了起来。不过有了这次经历，从此就知道了挨批评是个什么滋味。

也就是这次，刘老师让我们坐下后，说：看来该给你们明确一个班主席，让他来帮我管管纪律。见小朋友一脸愕然，便解释：班主席就是小老师，他首先应该学习好，守纪律，才有资格管大家。这个人是谁呢？

她用手远远地指着我，提高了声音：就是谌建章——下面，我们欢迎他站起来跟同学们见见面。

于是我第二次起立，不过这次是在掌声中。

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才还受了处罚，一下就成了孩子头，这不冷锅里爆出热豆子，来得太突然了吗？

因了班主席这顶帽子，因了同学们成天“小老师、小老师”的叫着，我便霸王硬上弓地“进步”起来——

入校后的第一个儿童节，就戴上了红领巾，二年级即是“三好学生”，三年级当了大队干部，四年级到六年级便一直担任少先队大队长，且年年被评为市里的“红色少年”或“优秀少先队员”。家里的柜门和墙上的奖状，几乎全是我的。

升入中学和步入社会后，其所以自警自励，保持一颗进取心，或者说在某些方面也表现了一点组织才能，似都可从这里觅其源头。

现在看来，如果刘老师因了那天早上的错误，临时改变计划，我的小学甚至包括后来的人生，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写法。

凭着这种“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常想，刘老师倘是在机关或部门工作，说不定能做组织或人事部长呢！

但也是她这种“组织原则”，却从此埋下了我一生的缺失：参加工作后，以为任何领导都会像刘老师一样，只要把工作做好，便能获得青睐，而从未想到要主动推销自己，更谈不上去积极迎合上司。由是，“用我则行，舍我则藏”，人生的起起伏伏，沉沉浮浮，于我便不足奇了。

当然，这里丝毫没有怪罪老师的意思。相反，一直温暖我心的是：小学六年的鲜花与荣誉，与刘老师后来一如既往的鼓励、温润如玉的关爱和母亲般的呵护，是分不开的。

三

二位老师古稀合影。

这确是一种母亲般的呵护。

二年一期期末，我跟高年级一个少先队干部，去汽车路小学开会，莫名其妙地得了一条萝卜手帕，手帕上印着四个红色的大字：三好学生。

回到学校，尚未放学，我一声“报告”，进了教室。没待走向座位，刘老师便把我喊住，问得了什么奖回了？我期期艾艾地掏出手帕，她一把接过，抖开来，高兴地告诉大家：

同学们，这是我们班在市里获得的第一个荣誉，这块手帕虽然小，能用钱买到，但上面几个字是钱买不到的……

我仔细看着刘老师，兴奋的表情有如天上的朝霞，看上去比得了奖的我还高兴。

这年下半年，全国的“大跃进”已遭遇尴尬。

可能是惯性使然，抑或也是善意地蒙蔽，教育战线的“大跃进”仍方兴未艾。其具体表现就是教材加码，一期要多学十多篇课文；小小年纪的我们，天没亮就要到校早自习，晚上，还须点着自制的墨水瓶灯在教室里晚自习；要求低年级写千字文，高年级写万字文。

特记得那加码的课本，薄薄的，纸张黄黄的，纸面上还能看到没压碎的小稻草。从此就对老师说的，纸是草和麻做的，便铁信无疑了。

我当时不知怎么，一篇《我的妈妈》，底稿都没打，一气就呵出了一千多字。刘老师那个高兴呦，拿着我的文章就给其他老师去看。一时，隔壁班上的同学，还有比我高一届的，纷纷反馈，说我的文章在他们班上朗读了，有人还打听我是谁呢。

我对语文比较偏爱，时有范文出刊传观，或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作文比赛，五年级时便能将礼堂那块很长的墙报从撰稿到板书到美术全包下来，甚或现在做记者，恐怕都与刘老师的这次嘉勉有关。

四年二期，是刘老师教我的最后一期。六一节，全校每个年级推一名“红色少年”，并将优秀事迹公布在大礼堂。我亦忝例其中。六个事迹中，唯有刘老师介绍我的那张，在“事迹”的前面冠了一个引题：“永不褪色的红旗”。

那年我已是少先队大队长（据说，大队长一般产生于高年级，看来对我是个特例），再加上这个引题的轰动效应，直到小学毕业，我一直被树为全校学生的一面红旗。有个班排练节目时，还把我编进对唱的歌词里，每天唱哩！

现在看来，这个标题当然不太哲学，世上哪有不褪色的东西呢？然由此可见，刘老师对我期望之殷。

人生不可能永远是春天。

由于可劲地表现，也可以说是刘老师的垂爱吧，我在小学红了六年，也当了六年的孩子头。可是到了中学，贯彻阶级路线，便什么都不是了。扎扎实实表现到初二，才当了个不属于班干部的“墙报委员”。那种少年的心理反差，了得！

仿佛明白，过去风头太劲，亮度太显并非好事。

可是，没有那些“太劲”“太显”，出身中不溜秋的我，还不一定上得了中学呢。

四十多年了，记忆的褶皱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隐痛——

初一新生录取榜下，一个少年盯着他的名字，五滋六味地在那儿站了好久，好久。名字排在两百多新生的最后一名，是不是经过反复掂量补上去的，不知道，只觉得过去放在哪里都鲜亮的的名字，在这里仿佛受到不公正对待，蔫头巴脑，黯然失色了。

那年正好贯彻阶级路线，升学标准比哪年都“左”，“红五类”成绩再差，悉数录取，一些原本很不错的三好学生和少先队干部，因出身不好，读完小学就“辍学”了。

嗨！较之他们，我还算是幸运的。

卷帘天自高——你是天上哪颗星？重新开始吧！

其实，人生在世，对所谓的损益原不必过分在意：当初之损，说不定即是今后之益，而当初之益，亦可能变为今后之损。当然，这也是我后来的人生历练与摭拾。

然，不管怎样，师恩难忘，难忘恩师。是刘老师，为我的少年时代铺设了一地阳光；也是刘老师，给了我人生一个光彩的起点。多少年后，老同学见面一说起我的过去，口吻中仍多有几分歆羡。

四

2020年金秋，两个校友不约而同前来看望已90高龄的老师。

印象中的刘老师，除了课堂上的身影，还有一个形象，就是带领我们劳动。我们的孩子今后回忆起老师来，恐怕难有这类印象了。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主席的教导，也是当年的办学方针。不管年龄大小，也不管年级高低，课表上，星期六下午一律是劳动。虽然一律，却不枯燥，有刘老师和我们在一起，就像母鸡领着小鸡，那是一种快乐的户外活动呀！

第一次劳动是种蓖麻，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舞锄弄土，因而记得特清楚。

为了激发我们的劳动兴趣，刘老师将后面的“蓖麻”一课提到前面来上，告诉我们蓖麻可以炼油，是飞机上最好的润滑油，并教我们怎样挖坑和施肥，怎样下种和浇水。

上完课，同学们两个两个一组，开始了实际操作。每完成一道工序，就叫着让刘老师来验收，她说行，再开始下一道。大呼小叫热火朝天了一下午，每组两株的任务才好不容易完成。

虽然说了要等几天才能发芽，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往校园跑，也不管是不是星期天。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人在课堂上，心在土壤里，盼着那油亮亮的种子快快破壳，快快出芽。下课铃一响，同学们也都呼啦拉各就各位，蹲在自己的“土地”上，有时一天要蹲好几次。

好不容易，瞧着别人的幼芽拱出来了，或者长得比自己的高，一种与生俱来的妒意，便“醋”哄哄往外冒……

后来，那片蓖麻林一直在窗下葳蕤着，伴我们读完初小。

春天，刘老师领着我们去堤上扯猪草。学校喂了几头猪，为猡猡们打草，是二年级劳动课的主要内容。

现在我到了野外，还能从杂芜的草地上一眼识别那些开着深黄色小花的黄花草，高高摇曳的马尾巴，匍匐在地的马齿苋和扯人裤脚的锯齿草，这都是刘老师的功劳。惋惜现代的猪们，吃一辈子的混合饲料，却从未尝过这些本来属于它们的绿色食品。

一次，刘老师带我们走得远远的，发现了一块猪草特别茂盛的地方，一篮篮扯回来，绿绿的猪草堆得比我们还高。围着劳动果实，我们唱呀跳呀，乐呵了许久。

刘老师也抑制不住高兴，用那双被青草染绿的手，展纸挥毫，龙飞凤舞了一张大红喜报，让我们排着队，锣响鼓不齐地敲打着，去校长室报喜。

秋天，她还领我们翻过大堤，去田野里拾稻穗。是想让我们体验“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吧？可是，我却有比这更重要的收获：田里一剪剪的稻草，原来和家里的床铺草一模一样！虽然是个伟大的发现，却不好意思说出来——那年我都九岁了呀。

班上还喂了两只红鼻子洋鸭，每天以小组为单位，轮流给它俩带饭。那年月正吃公共食堂，粮食限量，但是我们带的饭，鸭们总吃不完，甚至还把一只给活活胀死了。

刘老师只好每天打招呼，说不要带多了，小孩子正是吃长饭呀！

可同学们很虔诚，对那只孤鸭仍爱心不已。一天，一个叫苏苏的女同学竞舍下早饭，将一小钵饭原封不动地端到了班上，却没有得到高规格的表扬。

终于一天，刘老师看着值日生端着钵子又要收饭，便说不要收了，今后大家也不要带了。问为什么？她低沉地解释：昨天教育局来人检查工作，杀了招待客人了。

像失去了好朋友似的，我们一脸的沉重。刘老师却粲然一笑，一脸的轻松。大概她认为，对这种遏制不住的爱，这是最好的办法。

在暂时困难“瓜菜代”的日子里，我们为学校的萝卜地浇过水，为白菜土施过肥。

平均年龄不到10岁，要从一人多深的茅坑里将粪舀上来，兑上水，然后双双配对，用扁担抬着，小心翼翼走向菜地。这，对当年的乡下孩子来说，可能不算什么，然对于饥肠辘辘，把糠饼干看得比时下的巧克力还要紧的我们，算是个不小的磨练了。

一次，与我配对的崔志高同学，名高个也高，下坡时他没有履行必要的手续，满满一桶粪水便生生地滑到我背上，臭冰冰地泼了我一身……

当然，多数时候，都有刘老师母亲般的照看与招呼，便都平平安安过来了。

五

虽不认识这两个学生了，但小尹反复念叨，我当年出身不好，刘老师一直对我青眼有加。

现实生活是糠饼干，瓜菜代，报上对这种现实却三缄其口，避而不谈，至少我们订阅的《中国少年报》，张张还“形势大好”。

刘老师毕竟是老师，有些东西是瞒不住她的。

这年，学校组织到堤后面的长春公社参观“大跃进”的成果。

真叫开眼界呀！路两边的稻子密不透风，籽实饱满；食堂里的饭甑热气腾腾，高过头顶，炊事员叔叔还要搭着楼梯上去；还有陈列室的蔬菜、瓜果、鸡蛋、鹅蛋，仿佛都在爆米花里爆过似的，比平常看到的都大了一倍。

最有兴味的是那漫山遍野的鸡，一声口哨唿过，像我们做课间操一样，扇着翅，划着腿，霎时就集合到了饲养员的围巾下。

可是再看地里那些农民，一个个黄皮刮瘦，有气无力，下颚支在锄把上，两眼失神地望着我们。好像刚才看到的都与他们无关。

刘老师走在队伍边上，大概看出了我们的困惑，像对我们，又像是自言自语：他们是饿呢。

云淡风清一句话，像风儿卷起一个暗角，让我刻骨铭心了几十年。

长大后，只要说起“大跃进”，只要看到哪里做假，哪里的干部好大喜功，就想起这一幕，就想起老师这句率真的话。

终于，饥馑漫延到了城里，我们开始体味刘老师说的“饿”来。

虽然小，虽然不用天天劳动，但“饿”是不管这些的，每天课间操不到，就轰轰烈烈饿起来。同学们各显身手——

有的偷偷摸摸潜到田里，将正在灌浆的稻谷一把把捋下来，炒得香喷喷的往口里丢；

有的将自己种的蓖麻采下来，热加工后油渍渍的往口里填，也不管吃了拉不拉肚子；

还有的不顾危险，爬到高高的梧桐树上摘“瓢梗粒粒”，据说那东西炒熟了很好吃；

如果哪位同学不小心泄露了自己的糠饼干、土茯苓或南瓜粑粑，立即就刀剑出鞘般的伸出许多小手找他要，不给，就围追堵截……

纪律因此大乱。不仅我们学校，据说全市也出现了乱班风。

老师作为大人，可能饿得更甚，面对每况愈下的班风，竟无有了精力。三乙班一位男老师，因镇不住台，一次还丢下教鞭，气咻咻地跑到我班教室前，一脚踏在门槛上，对刘老师说，他们班有一半孩子到菜地里找吃的去了，叫也叫不回……

我们班尚好，有刘老师看着，乱不到哪里去。但也有她力不能控的局面：不知是谁也不知吃了什么，常潜滋暗泄出一种不明气体，课堂上便会稻浪摇风般的出现局部骚动。

此前一年，朝会课，和煦的阳光撒满礼堂。学校教导处的刘主任，站在那块青石碑砌就的主席台上，庄重地告诉同学们：

毛主席从国家主席位上退下来了，改做研究工作，但他还是党的主席，继续领导我们，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爷爷担任……

说着，侧身向上指了指墙上那排领袖像。

我只认识中间的毛主席，不知他指的是哪张，班上同学大概和我差不多，队伍出现了小小的波动。

刘老师见状，忙弯下腰来，问明情况后，抬手朝毛主席右边摆了摆，说：就是

紧挨毛主席的那个。

这样，她教我们认识了那位面容清瘦、有几分严肃、也有几许忧患、还有几缕白发的新主席。不料10年后，连任两届国家主席的他，竟被整死在国家主席任上了。

天空不可能永远是阴霾。

一天，刘老师在课堂上说，昨天老师们去市里开了个会，说大跃进这些年一些东西搞过头了……今后可能不吃食堂了，国家准备恢复自由市场，农村还是要以队为单位，实行按劳分配，多劳者多得，不劳者不得……

我们似懂非懂地听着，当然不知道这些与新上任的国家主席有关，只知道刘老师讲这番话时一脸春风，也一脸释然。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还没有专门的政治课，当然也更没有经济课了。刘老师可能是抑制不住激动情，将她感兴趣的上面一些精神，来了个即兴传达，而并非是校方授意。

虽然被太平粉饰着，但是作为过来人，谁不知道饥饿的滋味？面对政策的松动，谁又不为之高兴？

可惜当时我们太小，尚不完全理解老师的心情，更不知道这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猫论”带来的变化。

14年后的1975年，当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的象牙塔里，第一次接触那些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什么“商品货币”“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时，不知怎么就莫名地想到了刘老师，就想到了我的经济学启蒙原来就是我的小学班主任。

六

王老师比刘老师小两岁，他读大学时她参加工作了，是她资助他上学的。什么叫“红袖添香”“举案齐眉”，这就是呀！

初小四年，刘老师和我们也有两次短暂的分离。那是她生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的时候。

第一次是一年一期期末，她悄悄离去，新来的女老师姓龚，闷闷地没有笑容。教室外雪花乱舞，教室里吵吵哝哝，她看着乱乱的秩序，苦瓜着脸，不做声，似以沉默来弹压。

第二次是四年二期开学，代课的是一个男老师，姓张。第一次面对男老师做班主任，几个有名的调皮子老实了两天，可不久就乱了营。张老师吹胡子瞪眼睛，教鞭拍得作山响。每每这时，我就想起刘老师，就盼她快些回来。

女同学似乎天生懂事，有晚上去看她的，第二天回来就说毛毛长得怎样怎样。我心痒痒，终于也跟着去了，我不是去看毛毛，主要是看刘老师。可见了面又不知说什么，要是现在我会说毛毛长得乖，可那时不会。

上高小，离开刘老师了。以为这是长久的分离，却不料刘老师调到我家附近的明星池小学，将襁褓中的继辉托付给我妈来照看，这样，又天天看到她了。

有时可能是开会，有时是孩子睡着了，刘老师就睡在我们家。她和母亲拥着那床老棉被，老太太纺棉花似的聊家常。常是我睡一觉醒来，她们还在轻叨慢絮。有一句“偷听”至今还贮存在脑子里，她说丈夫王雪松比她小两岁，他读大学时她参加工作了，是她资助他上学的。

长大了方知，这就是“红袖添香”，“举案齐眉”，是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呀！

后来我就在王老师任教的三中读书，他教高中语文。遗憾念到初二，那场可诅咒的“文革”就爆发了，未能分享叨陪末座做其弟子的荣耀。

至今还记得，他简陋的房子里有一架齐楼高的藏书，每每看到那书，就想象今后听他讲课的情形。唉！当年若获他栽培，于文字特别于古文，我就不会这样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啦。

说到“文革”，有两桩事当也不会忘怀——

一是武斗全面升级那年，常德的造反派受到保守派围攻，作为“红卫兵”的我，当时已身不由己上了“造反派”这条贼船，脑袋一热，竞跟着高中同学全副武装去增什么援。这下不仅把妈急白了头，连刘老师也一天几次往我家跑，说五伢子极小实在老实，大了怎么就梦天搭地去造反呢？幸亏没有上战场，在常德大饭店睡了几天就回了。不过从那以后就有了一点反思，怎么一门心思听毛主席的话，倒还错了呢？

二是下农村的第二年，听说我在乡下挨饿（二月就断粮了），她也常来我家打听情况，陪着我母亲掉眼泪。1971年春节，见我回家过年了，我还没去看她呢，她便拿着两张当时还很紧俏的电影票，带我上人民电影院看了一回《智取威虎山》。一路上她问我乡下的情况，不停地问呀问呀，从家门口一直问到了电影院。后来一看到杨子荣的扮演者童祥苓，就想起那个春节——下乡四年，那是我最温暖的一个春节呀。

继辉在我们家带到三岁，刘老师要送他回桃江老家了。

记得是暑假，她领着两个大的，我背着继辉，到大码头去搭轮船。背背走走，到候轮室已出了一身老汗。安顿好孩子，刘老师带我来到街上，为我买了一支冰棒，看我吃完后，才给自己的孩子在那“开水处”接了一点开水……

看着他们母子走下码头，慢慢融入了人流里，看着轮船大叫一声，渐渐消失在烟波里，十多岁的我有点怅然若失。是留念老师，还是不舍继辉？

这孩子虎头虎脑，胖嫩可爱，吃着和我们一样的饭菜，玩着我们曾经玩过的“木敲敲”，推着我们曾经学步的“鸡啄米”，母亲叫他为“九儿”，他喊我们做哥哥，给我们一家带来了多少欢乐……

1980年，在外面转了一圈的我，为了照顾家小，回益阳工作了。这时，刘老师的三个儿子赶上了好时光，一个跟一个都出落成了大学生——

大儿资选主修外语，二子跃辉专攻体育，小伢继辉研习理工。三人本科后又读研，现分别从事经贸、教学和科研，均是单位栋梁之材。

特别是“九儿”继辉，从学士硕士一路滔滔研究到博士，现反过来又成了博士研究生导师，并多次出访西方，游历欧美，屡有著述与论文。他们的妻子，春兰秋菊，无分轩轾，都是教授级的女中精品。孙子孙女亦聪颖好学，活泼可爱。

我想，这对教了一辈子书、育了一辈子人的王老师刘老师夫妇，该是多好的慰藉与报答。

七

刘老师虽无法言语，但她的有教无类和嘉言懿行，已深深镌在学生心中的丰碑上。

寒暑易节，始一返焉。一晃，离开刘老师的课堂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刘老师教我的一堂堂课，不可能都记得了，可她在课堂上说过的一些话——虽原话不是她的，却是从她口中第一次听到——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学问学问，不知则学，不懂则问”，都深深嵌在脑子里了。

还有她恨铁不成钢时批评同学的一些话：“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一年卖粑粑，两年卖粽子，三年还是个桐油罐”，“稀泥糊不上壁”，“朽木不可雕也”，等等，也言犹在耳，了了如昨。

四十多年，刘老师教我的一本本书，大多也忘了，可她教我的ＡＢＣ却一辈子管用，这当然不只是此时敲盘就在用的拼音字母，而主要是做人做事的一些基本概念。

将蒙尘的记忆扒罗剔抉，刮垢磨光，刘老师的优容敬业，爱生若子；刘老师的嚼饭哺人，言传身教；刘老师的见微知著，知人善任；还有她的有教无类和嘉言懿行，都金石般地镌在我心中的丰碑上了。

学生这辈子待人以诚，做事较真，对歪风邪气、龌鹾恶行从小就有一种“班干部”式的反感与拒绝。学生喜爱读书，珍惜时日，从少年起就养成了一天不与书谋面，便四肢无主六神不安的积习，乃至留下几个恐怕是终生的遗憾：不会棋牌与垂钓，不谙股市和赛事。

学生一介平民，也最具平民意识，对衣食无着或投诉无门的弱者，常抱有极大的同情，及至不吝本份与职责去帮助。学生是即是，非即非，不会四方讨巧，八面玲珑，不会恃才傲物，装点门面，更不会前踞后躬，攀龙附凤，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些，都不难从老师那儿溯些源头。

“不知来，视诸往”，启蒙教育对人一生的影响有多大。

爱因斯坦说过，教育，是把学校学的东西忘光了之后还遗留下来的东西。斯言妙极！

我将刘老师教的东西丢得差不多了，恐怕只剩上面几章不成篇的文字，还有做人做事的ＡＢＣ。（2002年5月。全文完）

三中校园里的“吉孚亭”，是纪念老校长田吉孚的，也是纪念在这个学校教过书的老师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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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多乎哉不多也的立方

如果仅就两名学生而言，被同一老师教过的，当然不希奇。但被同两个老师教过的，就多乎哉不多也。同三个老师呢，就异乎寻常了。而被同三个老师教了又同时欲去看望这三位老师的，那就是异乎寻常的平方，多乎哉不多也的立方了。

2020年11月10日，这异乎寻常的平方、多乎哉不多也的立方就出现在了益阳市三中。两个相距八岁又同时被三位老师教过，且素昧平生的校友，竟不约而同来看望教过他们的小学班主任刘爱初、中学班主任盛鸣岐、及体育老师彭鸣皋。同时被看望的还有刘老师的夫君王雪松老师。

为纪念这次不约而同而又平方又立方的行动，笔者特将18年前回忆刘老师的一篇习作端上手机平台，献给我敬爱的老师，也献给不约而行的校友尹丽群。

盛老师92岁了。学妹见他拄着拐杖歪歪倒倒地从外面回来，一把就扶住了他。

合完影，盛老师还没想起小尹来，只好说，只怪你越长越漂亮了……

“彭老师，你当年要我参加篮球队，我没参加，若听了你的话，现在个子肯定要高好多！”

彭老师88岁是米寿了，但在四位耄耋老师中，还只能算是小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