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精选网张居正推行的法令是什么？
内政方面的“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
经济方面的“一条鞭法”，一是把田赋和繁杂的徭役、杂税合并统一征收；
二是把徭役部分地摊入田亩，既根据人丁又依照田亩征收；
三是田赋、徭役和杂税合为一条后，一律征银。田赋，除政府必须的米麦仍然交实物外，其余以白银折纳；徭役，一律实行银差。这就肯定了货币在赋税征收中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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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变法，除了商鞅之外，我们想到最多的大概就是张居正和王安石了。
这两位都是名垂青史的改革派，在后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张居正，他们推行新政的初衷，都是为了挽救王朝的危机，希望通过变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但是论及变法的成效，不得不说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新政”与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之间有着不小的差别。
张居正被誉为“千古一相”，为明朝续命百年的大功臣；
而王安石在历史上却饱受争议，甚至有人说是王安石的变法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衰亡。
那么，他们之间的差距在哪呢？
王安石年轻时郁郁不得志，有一次和朋友说：“这世道太混乱了，我对所有人都坦诚相待，谁知他们并不领情。怎会如此呢？”
他的朋友打断了他的抱怨，并点醒他：“所谓当局者迷，你真是不得要领啊。你所交往的那些人，都是典型的小人，你却把他们当成朋友，即使你花再大的功夫，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唯恐你的地位高过他们，又怎会为你说好话呢？你敌友不分，这才是你身处困境的原因。”
王安石经他指点，如梦方醒，连连称是。他的朋友于是给他出了个主意， 他说：
“韩、吕两家，乃朝中大姓，天下之事不出于韩家，就出于吕门。韩、吕势力鼎盛，且为人谦恭，易于接近，你若以他们为友，多费心思，持之以恒，他们自然不怕因推荐你而有损他们的利益，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王安石自此百般交纳韩、吕两家子弟，对朝中的其他人，他也区别对待，不似先前那般不分敌我，一味讨好了。这种策略和方法，果然行之有效，韩、吕两家开始推荐王安石，而其他人见王安石态度改变，也心生畏惧，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轻视他了。
宋神宗赵顼还是颖王时，韩持国给他讲解经义，赵顼听得入迷，一再夸奖他讲得精妙。
每到这个时候，韩持国便会告诉他：
“王爷不知真情，但微臣不敢隐瞒。其实，这都是我朋友王安石的见解，我只是一时借用罢了，他才是真正的治国安邦的大才啊。”
赵顼十分吃惊，从此对王安石印象深刻。
有一次他感叹地对韩持国说：
“先生高见，我素来敬佩。王安石何许人也，竟让先生如此推崇于他？若我为君，必重用此人。”
后来，赵顼在即位之初，耳闻目睹积贫积弱的困境，即位不久就召王安石赴京，推行变法，史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终得以实现他酝酿多时的改革大计，名垂青史。
只可惜，他还是犯了年轻时候的错误，用人不当，把好事办成了坏事，被人归咎。认为是他的变法，加速了北宋的衰亡。
窃以为，王安石“熙宁变法”失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各自新政的可操作性上。
比如最受人诟病的新政之一——保马法。
在古代，除了组建骑兵作战之外，马还是最重要的畜力，无论军用还是民用，大量的马匹都是不可或缺的。
本来有“燕云十六州”和“河西走廊”这两个天然的牧场，中原王朝一般是不缺马匹的。
但是很不幸，“燕云十六州”被后晋的“儿皇帝”石敬瑭送给了辽国，“河西走廊”也被突然崛起的西夏占据了。
这样，北宋就开始缺马了。
尤其当时的北宋冗官、冗员、冗费沉疴已久，朝廷不堪重负，王安石希望通过民间养马来降低成本，并提高战马的成活率，与此同时通过加强保甲来增强民间的防护力。
王安石的新政规定：
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及开封府界诸县保甲养马，每户养马一匹，物力高而自愿者二匹，给以官马，或官给钱自买。养马户可减免部分赋税。三等以上户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户十户为一社。保户马病死，由养马户单独赔偿；社户马病死，由养马户与其他九户共偿其半。
但是，王安石只看到了这样做的好处，却没有预料到它的不良后果。
让百姓养马，既减轻了朝廷的负担，如果一切顺利，养马的百姓还能增加一份收入。
可是实际上，马没有那么容易养，不说气候条件等客观因素，仅仅是技术上，也不是所有的百姓都会养马，都能把马养好。
而按照新政的规定，马死了是要赔偿的，在任何时代，马都是价值不菲的。
以普通百姓的身家，如何能够承担得起这样巨额的赔偿？
再加上各级官员和地方豪绅的盘剥，养马户本就苦不堪言的日子更加雪上加霜，自然是怨声载道。
而没有多少施政经验的王安石，他是不知道这些的，正式实施前也没有试验过。
历史上每一次新政都必然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王安石的新政也不例外，上有官员士绅的阻挠，下有新政下百姓的怨声载道，王安石的新政还如何能够进行下去？
王安石的新政不但没有解决北宋王朝旧有的“三冗”问题，又增添了新的“党争”问题，因此后世很多人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实质上加速了北宋的衰亡。
如果王安石当时用的人不是吕惠卿、章惇、曾布、蔡确这样一批后来被《宋史》归入《小人传》的人物，结局是否会有不同？
靖康之耻是否可以避免呢？
有人说，那张居正变革的时候，不一样要面临这些问题吗，他是怎么成功的？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王安石与张居正的差距了。
除了用人失当之外，王安石有个名头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拗相公”。
明末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有一篇《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讲的是王安石主持变法惨遭失败之后郁郁而终的故事。作者在文中也解释了“拗相公”外号的由来——“因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与不听人劝的王安石相比，张居正的优势非常明显。
早在幼年时期，张居正就是远近闻名的神童，12岁参加童试就得到荆州知府的赏识，次年参加乡试的张居正因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
不是张居正不够优秀，而是巡抚爱才，他希望对张居正多加磨砺，以成大器。
三年后，张居正再次参加乡试，顺利中举，巡抚顾璘亲自嘉奖，并勉励他树立远大抱负。
而张居正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1547年，23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
在翰林院任职庶吉士期间，张居正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内阁重臣徐阶的指点。在徐阶的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政，注重经邦济世的学问，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年轻的张居正目睹内阁首辅夏言与严嵩的残酷斗争，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
初生牛犊的张居正愤而写下《论时政疏》，痛陈朝廷弊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的主张，但无论是皇帝朱厚熜还是首辅严嵩，都没有引起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这时候的张居正，与年轻时怀才不遇的王安石非常相似。
但幸运的是，张居正有徐阶这位老师指引，而他又非常善于观摩学习，并学会了隐忍，越来越成熟，修炼自身的同时，静静等待时机。
在徐阶的推荐下，张居正入国子监任司业，并成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
国子监为张居正积累了大量即将进入朝廷的青年俊杰，而经营裕王府的人脉则是张居正的上层路线。
裕王朱载垕登上皇位之后，张居正顺理成章地进入内阁，同时有新皇帝和首辅徐阶的照拂，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当然，这时候距离张居正出任首辅，正式执掌朝政还有一段时间。
而这段时间也为张居正施政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再加上嘉靖皇帝驾崩时恩师徐阶和张居正共同起草嘉靖遗诏，纠正了嘉靖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
到了张居正真正开始改革实施“一条鞭”法的时候，在朝堂上的阻力远远小于王安石。
而在具体的新政推行过程中，张居正非常注重现行实验，比如他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得到“闽人以为便”的反馈结果之后，再推广到其他地区。
而且早在嘉靖朝，就有多次进行过试验，如陶谐、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都实行过一条鞭法。
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虽然它同样存在一些不足，给胥吏们留下了可乘之机，但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的，为大明王朝续命百年。
只可惜天不假年，万历十年，年仅58岁的张居正病逝，人亡政息的悲剧再次上演，而张居正的后人更是遭遇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如果论变法的成果，张居正远超于王安石，他本人也被称为“千古一相”；可是论个人得失，王安石则要幸运得多，张居正尸骨未寒便被他的好学生，年轻的万历皇帝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连张居正生前的对头都忍不住落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