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4月3日做了一个反映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境的报道。这些劳动者一旦遭遇差评,通过平台申诉往往困难重重,很难成功。
报道谈到,去年5月,在福州做快递员的林先生因6个差评丢了工作。林先生说疫情防控原因,部分小区快递员无法上楼配送因而招致投诉。杭州网约车司机郑师傅今年2月在杭州东站接单后,乘客迟迟未到,产生了5元的停车费,但郑师傅误填成了5元高速费,后遭投诉。外卖小哥则反映,很多时候,超时是商家出餐慢、派单不合理、等待顾客取餐时间过长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平台并不接受这些申诉理由。
对此,专业人士建议多渠道听取劳动者意见诉求,引导平台企业和劳动者在奖惩办法等方面进行协商,畅通申诉之路。
专业人士的建议,就等于没有建议,或者说正确的废话。如果快递公司、外卖平台、网约车企业有意愿重视劳动者意见诉求,就不会制订问题、事故责任分摊严重失衡的管理条款。
我们老百姓去政府事业单位办事,如果遭遇处置不公,可以向涉事单位投诉,如果涉事单位不理,也可以向纪委监委等机关反映。我们作为消费者,如果收快递、外卖,打网约车遇到问题,不仅可以向平台投诉,还可以找市场监管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反映。后者恰恰可以相当程度上制约前者。如果没有后者的存在,前者会不会理你?
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现在遭遇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一个可以帮助他们公平维护权益的渠道。就像报道中所反映的那样,疫情防控期间,快递员无法上楼配送,这种情况下,快递员遭受的不上楼配送投诉,很不公平。如果福州当地的总工会、劳动监察机关有供快递员投诉的渠道,只要这样的渠道一建立并有效运转,快递公司肯定就会马上调整投诉处理机制,继而专注于向客户解释特殊情况下无法实现上楼配送的苦衷。
外卖骑手也是这样。最近有媒体报道说,2020年,美团只有470万自营骑手,2021年和2022年这个数字分别是527万和624万,还不算外包。如果再加上饿了么、达达的自营和外包骑手,还有就是部分商场、超市、餐饮企业组建的自营配送骑手,外卖骑手的数量可能破千万。
如此巨大的外卖骑手数量,但平台只有几个,尤其是美团和饿了么更是拥有支配性的优势。而且,如媒体报道的那样,新加入当外卖骑手的人大有人在,甚至一些大城市出现了站点招聘骑手,已经招满了,本科率达到百分之几十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下,平台企业完全不担心苛待骑手所可能带来的问题。失衡的骑手岗位需求,放大了平台企业简单粗暴执行所谓服务条款的冲动,反正你要是觉得不爽,申诉也不给你通过,大把的新人等着送外卖。
如果各地的总工会、劳动监察机关能够给外卖骑手“撑腰”,遇到骑手投诉平台不公,就果断约谈平台。平台企业才可能因此摆正自己的位置。
不仅如此,各地的总工会、劳动监察机关还应当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交通运输部门,更加主动地切入了解诸如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差评的实质问题。比如外卖骑手被投诉,有没有平台设定配送时限不合理的因素,有没有平台对于骑手等候上一单顾客时间估计不准确的因素,有没有平台未能科学评估商家出餐慢的因素,如果存在这些因素,这些部门就应当敦促平台修正现有的算法,改善管理,更合理地评估考核骑手。
上述部门还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评价平台,专供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实名评价所服务平台,每一单都可以评价一次,如果评分过低,部门可以启动对平台分公司的处罚。而这就叫做“以魔法打败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