呱—呱呱–呱—
停在田边一棵秃树叉上的一只老鸹突然拉开嗓门叫了起来, 叫破了冬日灰瑟天空的沉寂,似乎急着要报告个什么。它撕心裂肺的叫声使在田里干活的人都抬起头,有的动了火,操骂起来。
“闭上你个鬼龟孙的臭嘴!”
“嘘-嘘, 上别处去嚎你个祖宗吧, 喔嘘,喔嘘!”
老鸹高高在上,安然无恙,对来自地面的语言攻击置之不理,一声高过一声地叫个畅快后, 又慢条斯理地用嘴梳理起黑色羽毛来。
“日你个奶奶, 看你滚不滚!” 陶大爷弯腰拾了块土疙瘩,朝着老鸹嗖地一下砸去。老鸹见飞来的攻击慌了神,扑闪着翅膀放弃了它的居高点,同时还报复性地仰天“呱呱”着飞离而去。
老鸹是飞走了, 但它那不祥刺耳的叫声在人们心里引起的惶惑不安却滞留着,发酵着。 我插队的皖东地区贫穷落后,老乡们恨老鸹,说是恶兆头的使者,它的叫声会给人带来灾难。
虽然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但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么信着,信得根深蒂固,连这鸟的出现都容忍不得,因为原本已在困难度日的他们脆弱得经受不起难上加难了。
坡下小路上冒出个人头来, 随之出现的是他敞怀扑扇的衣襟和身后拉着的空板车, 那是在大沙河边靠拉沙为生常大爷家的老大放工回家了。他走的火急,边走双手边使劲比划着, 嘴里还在说些什么。大伙儿一致把目光投向他来的那个方向。
他走近了。
“下放老严家里的给……压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怎了?出啥事了?”田里的人齐声问。
“小钱……遭开南京的快车给压了, 就 – 就一小时前出的事,
她打公社往家里走时……”
“啧,啧,这下子咋弄,两个丁不点大的娃儿没了妈!”
“可不是,小的还吃着奶呢!”
“……”
田里你一言我一语地一阵唏嘘。
我们几个吓的大气不敢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耳边响起了老鸹的叫声,不寒而粟,不知道这坏消息与老鸹的“报信”纯属巧合呢,还是老乡们的说法确有道理。
老严年纪还不到三十,村里人都管他叫“下放老严”,因为他有了婆娘成了家,加上他那干巴瘦小的显老模样;又因为他不是当地人,和我们一样是下放落户到那里的。老严的老家是苏北农村,几年前他投奔在上海的叔叔,找了份零工落下脚来。他以城里人的身份回老家娶了个年轻娇小美丽的小钱姑娘,把她带到上海,在上海安了个家。由于报不上上海户口,户口就空挂着, 成了“袋袋户口”。好景不长,1969年“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飓风, 连带城市闲散劳动力的老严夫妻,给刮出了上海,安排到与我们插队常家庄邻里的苗山庄落户。人民公社那年头,苗山庄,平山庄和我们常家庄合并成一个生产队,三个庄子的人每天在田里一起干活拉八卦,每家的景况都拉得了如指掌。老严两口子来自苏北农村,下放到安徽农村,只是挪了个地儿,生活过得还算习惯,干活也比得上当地人,只是说话的口音改不过来,新学的安徽话里夹着浓浓的苏北口音, 听起来很滑稽。
事情起因是老严前些日子与他邻居为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拌嘴红了脸,相继动用起拳脚来。老严个头小,根本不是打架的对手,结果伤了肋骨,给送到公社医院住院治疗。公社离苗山庄二十里地,去公社只有铁路可走。铁路边上的路窄,尽是石头杂草,很难落下脚步。一般在没有火车的时候, 当地人走在铁路轨道的枕木上,一面得低头看着两脚跨出与枕木等距的步子,一面得时刻警惕来往的火车。一旦发现有车,得迅速跨下轨道,在草丛石堆里插足立定,心跳加速准备应付那即刻到来的惊心动魄:火车迎面驰来, 像个吼叫的庞然怪物,震天动地,喷着水汽,还带着强大的吸附力。铁路沿线的村庄时而会有牛和人被火车碾压的惨剧发生。
老严住院,小钱要地走二十里去探望老严,又得地走二十里赶回家照顾两个年幼女儿,独自担当料理家事。小钱老实本份,干活踏实, 不知是她天生性格内向,还是身处异乡,她很少开口说话,见人低头抿嘴一笑,腼腼腆腆,惹人喜欢。那天可怜的小钱一定是闷头走铁路,心里挂着家里的千头万绪,没顾上往返的火车,叫冰冷无情的火车轮子给带走了。
我们几个来到苗山庄, 那里的孩子给我们指点了老严家的草屋。
草屋的门虚掩着,屋里没人似的,没一点儿动静。我们推开门,轻轻走进屋里。 老严弓背坐在一个矮凳上,木头似的一动不动,手里拿着个奶瓶喂膝上躺着的奶娃。奶瓶里灌的是米汤。那娃儿使劲地吸嘬着奶嘴,不时松一下嘴,倒抽两口气。她一定是吃不上母奶,饿得急哭了好一阵。 大女儿紧贴着老严站着,一脸的惊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才三岁的头脑无法理解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她疑惑妈妈为什么不回家来,家里突然没有了妈妈的笑脸和声音。
屋子里空荡荡的,与庄子里的贫困户相比,半斤八两,穷的叮当,怎么看也不像个上海来的下放户。唯有一点城市家庭痕迹的是墙上那张上彩的黑白结婚合影照。照片里的小钱,甜甜的笑容里带着羞涩,就像她平日见人抿嘴一笑的模样。尽管镜框围上了黑纱,却遮不住她那张年轻秀美的脸庞,也掩不住她那青春气息的盎然勃发。但小钱毕竟走了,走得那么仓促,撂下了她的两个宝贝女儿,由老严独自苦渡春秋, 与贫困作战, 把两幼女抚养长大,婚嫁出门。
老严抬起头, 面色灰白,目光呆滞,眼眶里滚着泪水。他见我们进屋,歪了歪嘴苦笑了一下,算是打了个招呼。他显得苍老,枯槁,无奈。他两眼慢慢地从膝上的奶娃移向一边站着的大女儿,腾出个手来楼住她。他眼光又慢慢地移向墙上的结婚合影照,停在那里,眼睛一红, 身体跟着抽搐起来。
“哎,我造的孽唷,都是我造的孽……把孩她妈给害了呀!”老严的脑袋晃得像个拨浪鼓, 反反复复地说这一句话,羞愧地把头埋入臂弯里,直到呜咽得出不了声。
我们理解老严今后日子的难处:他一个人既要当爹,又要当妈,两娃幼小,大的三岁,小的还在吃奶。在这穷地方,奶比沙漠的水还金贵,上哪去弄奶喂孩子!就老严目前的这景况,不可能再娶个媳妇助他一把,没有哪个女的会愿意嫁给这么个有两娃拖累的外乡穷男人。靠他一人挣工分买回一家三口的粮食,非得年年透支,直到孩子长大能下田干活为止。这前面的道,难哪!我们在一旁纠结,心里像灌了铅,不知如何安慰他。
“别太伤心了,老严,你自己的伤还没好哪!”
“是啊,身体要紧,你有两孩要你照顾呢!”
“如果要帮忙,只管说一声。”
“我们也算是个老乡,理应帮忙的。”
“老严……”
我们一人一句地只顾说,也不管老严听没听进去。老严把脸从臂弯里拔出,面无表情,两眼茫茫然地盯着前方,走了神,似乎他的灵魂出窍随她而去了。膝头上的娃,哭累了,喝完米汤就睡了。边上的那个大女儿,仍然紧贴着老严站着,没敢挪动一步。她幼小的心灵里有一种惧怕,害怕爸爸有一天也会像妈妈一样不再回家。
我们把一袋奶粉和一包白糖放在桌上,那是我们从上海带去的最舍不得吃的东西,正好能给那两孩儿用上。没有道声再见,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出老严家,掩门之前,回头又往屋里望了一眼,父女仨的姿势定格在那时空里, 也定格在我们心里。
之后生产队出工,有时会看到老严带着大女儿出工,说是把小奶娃留给邻居家老奶奶照看。可怜的大女儿蓬头垢面,脸色蜡黄,邋里邋遢,问她话,听不懂似的,低头不吭一声。老严在田里和大家一起干活,留女儿在田埂上,自己捡石头、拔草玩打发时光。有时玩累了,就地在田梗上蜷着身打个盹儿。
老严更像换了个人,一下子苍老且木纳了许多, 那张喜欢叽呱的嘴很少出声了。原本浓密有型的黑发中竖立起缕缕倔强的白发,蓬蓬乱乱像个鸟巢。爷仨儿的难处,队里人心里都明白,只苦于自家都难以果腹,穷得帮不上忙。
逢到去苗山庄那里干活,经过庄子,远远会看到老严背上扎着布带背着小女儿,手里搀着大女儿,屋里屋外地忙活。一年后,三个庄子合并的生产队因摊子大效率低而散伙,改成以各自庄子为单位的生产队。当时的消息闭塞,隔庄如隔山,我们就没再见到老严,也没了那家子的消息了。
配乐诗朗诵
若问我们的青春是什么?
那是芳华飘零落地,
踩入淤泥,无法拾起,
不用去想,因不会忘记。
若问我们的青春是什么?
那是长茧的手,扛担的肩,
面朝黄土,脊背朝天,
四季轮转,年复一年。
若问我们的青春是什么?
那是一满缸子的苦水,
日复一日,饮之不尽,
丝丝苦涩是熟悉的回味。
若问我们的青春是什么?
那是一整代人的悲伤,
历史轻意翻过的那页,
是我们血汗蘸写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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