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特邀毒叔
编剧·柳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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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本期的特约毒叔——编剧柳桦。现在正在湖南卫视播出的电视剧《秋收起义》,我是编剧之一,所以《四味毒叔》邀请我来聊一聊主旋律影视剧的创作心得。
说起来主旋律的影视剧我还是做过一些,从最早的《洪湖赤卫队》、《敌后武工队》,到后来的一些古装戏,包括《冯子材》、写王阳明的(《剑出江南》)也都是正能量主旋律的片子。
所以有一些想法和大家分享,我觉得像这种题材:
难点之一是真人比较难写,因为这些历史上有记载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实际上都有很多资料在研究,这个时候作为编剧,其实发挥的空间并不是很大,这是第一个难点。
第二个难点就是观众也未必在乎离他很遥远的一些真实人物。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我的一个心得就是:一定要把这些人物从史料中给拉出来,从神坛上拉下来,拉到你的身边,让他变成和你一样的朋友、邻居、同事,有一些共同的情感。
比如《秋收起义》里,我在写汪精卫这个角色的时候,就用了这样的办法。
汪精卫是一个历史上已经有定论的人物,历史上对他的资料记载也很多,如果你单单这么写,可能观众不会太有新意。
我的办法就是,在他和他老婆陈璧君的关系上,做一些文章。
我把陈璧君塑造成一个比较爱说话、比较爱管事儿、比较爱参与意见,发表意见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在他们俩的关系上呈现的就是,女的比较强,然后男的比较弱势的这么一个状态,这种状态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比如在我家里,我老婆看片子的时候,她就会很明显地感觉到,你这个汪精卫弄成这样子,这不是跟咱们谁谁谁,他们家那个情况是很像的嘛。
实际上这种方式就是,让观众对这个历史人物他有了一个参照点,有一个坐标,他有一个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这么一个点。
当然我这也不是瞎编的,你也不能随便就安排一种人物关系在里面,我是通过看史料,了解到陈璧君这个角色,她是南洋富商的后代,向往革命,崇拜汪精卫,然后过来跟他一起生活,后来他们又开始去法国流亡。
那么在这么一个长期的生活中,我能够感觉到她会是一个强势的女人,她会更多地参与汪精卫的生活,这些是有史料的点滴支撑,然后给我想象的空间,所以我设计成他们是这么一种关系。
当然不仅仅止于此,我设计他们这种关系的目的,还在于另外一场戏:
1927年7月15号,当汪精卫决定跟中共分裂的时候,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这一刻他同时也选择与陈璧君的关系发生个变化,他会推开陈璧君,他会说“引刀成一快,不负的是我汪精卫的少年头”,意思就是说以后你别再对我的事儿多掺合。
从这一刻开始,他一方面在政治上走向反动,另外一方面在情感上,也做了一个很决绝的。
我这么设置,就让人物的情感、人物的政治,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是融合的,那我的汪精卫的角色,塑造的就是完整的。
我其实就用这种方式把这个历史人物、真实人物,赋予现在观众能够理解、能够明白的这么一个基点。
主旋律题材的第二个难点,是虚构人物的塑造,也就是真的人物难写,假的人物也难写,当然更多的是指像《秋收起义》这样需要审查的片子,你对虚构人物的这种虚构、这种设置,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些规律,我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
减少这个虚构人物的比例,《秋收起义》初稿完成的时候,将近有一百个角色,但是我贯穿到底的虚构人物只有两个,那这个比例就可以了,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样就会单薄,于是我就给这两个虚构人物,增加了很多附加的信息。
比如说一个人物是农协的人,代表农民;另外一个人物是工人纠察队的,代表工人;一个人物他是江湖范儿的,他会使红缨枪,有一个师傅这种状态;另外一个人物是留学德国的,学武器制造的;还有一个人物就是性格比较暴躁的,烈火一般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比较内敛的、柔弱的。
我用这些办法使这两个虚构人物有不同的特点,当然这两个人物也会跟着我的故事的两条线走,一个是在秋收起义的部队里,一个在南昌起义的部队里,用这两个虚构人物把整个故事就串起来了,现在这个片子播到现在,证明这种虚构人物的这个安置还是合理的、合适的。
主旋律影片的第三个难点是事件多、会议多,这也是一个特别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些会议、这些事件,在无数的历史史料中都已经有记载,谁说了什么话解决了什么事情,这个我们编剧们其实是很难有机会去做文章的。
当初我接这个戏的时候,我也跟我们导演嘉娜·沙哈提说,我不想写会议,这些会议写起来没有意思,导演特别客气,说你必须给我写,那我只好必须给她写,这是规定任务规定动作,我必须完成。
但是在这之外呢,我把我的精力放在会议之前会议之后,我觉得这些地方,就是在史料没有记载到的地方,实际上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以挖掘。
八一南昌起义之前,共产国际需要派一个人去南昌,通知一下共产国际最新的决定,这个大家都知道,最后是张国焘去的,所以这场会议没什么可说的,会议就是安排张国焘去。
但是我在这个会议之后加了一场小戏,是张国焘跟瞿秋白闹别扭,说“我不想去,现在武汉才是政治的中心,才是我党的中心,我现在又是共产国际特别器重的人,你现在让我到南昌去你大材小用”。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私心,因为我们知道张国焘本身,后来的历史发展嘛,他变成了一个叛徒,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有私心,是一脉相承可以理解的。
但是重点不在这,重点是瞿秋白跟他说“国焘同志,我们现在,我党已经把我们的所有的力量都压在南昌起义上了,这是我党最重要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我们所有的私心杂念,应该放在后面”。
他其实是在讲这些东西,那张国焘也会被瞿秋白的这种无私给打动,他也说“那武汉也很危险,你也要注意”。
就是在这一刻,这两个人不管出于什么状态,它实际上达到了一个和解,这是我在这个戏里面特别想传递的信息,也是我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我怕我(阐释)得还不够清楚,我又在另外一组人物上再次传递这种信息,我放在卢德铭和余洒度这两个人身上,顺便说一下,这两个人是我这个戏里,写得最满意的一组人物关系。
卢德铭去武汉,去找中央询问怎么办,把队伍交给了余洒度,这是他的部下,余洒度在这个期间把一个团发展成一个师,使力量更加的壮大,他自己也成了师长,就在起义前夜卢德铭回来了,这一刻他就凌乱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交出他的这个师长的权力,他有点舍不得,他的各种私心杂念在那儿做文章呢。
卢德铭就跟他说“洒度,我们现在其实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因为我回来的路上,我们的战友就已经掩护我而牺牲了,我们明天就要去起义了,我们面对的这个未知的世界,可能是无数的牺牲,这个时候,任何私心杂念都是没有意义的”,他传递的这个信息改变了余洒度。
我用这两组人物传递着同样的一种信息,其实是我对那个时代的理解,那个时代就是:“时局是个熔炉,信仰是钢铁”。
实际上是用这种时代的熔炉在锻炼我们的信仰,这个时候私心这种东西,都会被洗涤掉、被锻炼掉,这是我对那个时代的一个理解,我用这种方式给表现出来了。
我刚才上面说的三点,实际上是我对主旋律题材的一种理解,我认为是难的地方,也是我自己在钻研,找到了的经验。
还有一个不容回避的就是,主旋律题材和收视率的关系,或者说如果是电影的话跟票房的关系,这个是不容回避的。
对此我有两个观点:
第一,主旋律题材实际上是写我们国家的这种文化经典的传承,尤其是红色经典的传承、信仰的传承,这是我们所有的创作者不容回避的事情,因为你必须要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的先烈当时为什么去革命,这个必须要传承下去,这是我们的义务。
另外一方面就是,每个编剧你要对自己的技能去磨练,你要去钻研怎么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做主旋律题材的片子,那你要考虑怎么去面对。
所以说我第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做这样的题材的时候,收视率、票房这个不是唯一考量的标准。
但是第二点就是:你也不能不去考量它,作为编剧你要磨练自己的技艺,继续提高。
就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我下面正在做的是秋收起义20年之后毛泽东的题材,我也会同样地把我现在所有学到的东西放在里面,继续磨练我的技艺,做好主旋律题材的片子。
写《秋收起义》的时候我在长沙,住在贺龙体育场,酒店就在贺龙体育场里面,它的窗户是可以看到下面的赛场的.
但是我住的那段时间没有比赛,正在装修,有一个小的挖掘机,整天在那儿咣当咣当地工作,我看的时间长了,就觉着我们编剧其实就是这台挖掘机,我们每天做的工作就是,孤单地接到一个任务,全心全意地去做,熬过漫长的这些时光。
所以我特别感谢《四味毒叔》,让我们编剧在这个片子开播的时候,有机会来叨咕几句,让一台挖掘机也有春天,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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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味毒叔》第85次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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