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精选网胡紫微——高兴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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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胡紫微本文摘自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书。2018年出版。
格雷厄姆.艾利森：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科学和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前主任。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的政治学者及战略想定专家。本书及其军事战略理论改变了美国政治学界对决策分析的研究。
艾利森这部书的主要部分成书于2015年也就是5年前，但它令人瞠目地准确预见了其后几年香港、台湾事态走向，以至于连爆发于今年的超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都有提及。本章节中，作者详述了其母题“修昔底德陷阱”的来龙去脉。01
作为历史之父的候选者之一，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公民修昔底德是第一位专注于捕捉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人，他的叙述结合了记者对细节的洞见，学者对真相的抽丝剥茧，以及历史学家识别复杂事件背后根本原因的能力。修昔底德是我们现在称之为现实政治，或者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的先驱。在一场搅乱了古代世界的冲突中，修昔底德的母国雅典与当时的主导大国斯巴达相抗衡，最终两者都一蹶不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对这场冲突的第一手说明，也是西方文明的伟大经典之一。直到今天，也被世界各地大学和军事院校的军文战略学者所研究和争辩。正如修昔底德在其作品的序言所阐述的，“在人类事务中，如果事情不是会如实重现，至少也会相似的再现。因此，如果人们能藉由我的历史著作准确地了解过去，并藉此理解未来，我会深感欣慰。”作为最早的“应用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与后来的丘吉尔分享了相似的观点：“你回头看的时间越长，你可以预见的就越远。”藉由修昔底德的著作，我们将了解数十年间维持了和平的这些非凡的城邦国度，如何最终让自己陷入毁灭性的战争。“至于斯巴达和雅典打破冷和平的原因，”他写道，“我会先铺陈他们指责对方的理据以及利益冲突的具体情况，”但是，他警告说，“这些观点很可能反而模糊了战争的真正原因。”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使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挥之不去的恐惧。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崛起强权威胁要倾覆统治强权，会造成严重的结构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突发事件，甚至普通的外交事件，也会引发大规模冲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长达600页的每一页，都应提供了知名战争的曲折历程的动人细节：在两个大国和米洛斯、米加腊、克基拉等其他希腊小国之间的外交折冲故事之上，更为重要的是，故事的主轴，则是将雅典和斯巴达拉向对撞的引力：雅典贪得无厌的成长，和斯巴达对其在希腊的主导地位将被其破坏的与日俱增的忧虑。他的主题就是修昔底德陷阱，是这两个古代世界最传奇的两个大国尽管一再试图避开，但终究不可自拔陷入其中的过程。02
【崛起者遭遇统治者】斯巴达是极致军国主义的象征。其公民把勇敢、英武和纪律等军事价值看得高于一切。当局只允许身体强壮的婴儿活下来；男孩7岁时离家进入军事学校，在那里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男人到20岁可以结婚，但是必须仍然住在营房；直到30岁，在服务斯巴达城邦23年之后，才获得完整的公民身份，和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直到60岁才结束兵役。相比之下，雅典是一个港口城市，贸易民族。在进行了一场大胆、新颖的政治实验，即所谓的民主政治之后（其公民大会和500人院向所有自由人开放，并做出所有关键的政治决定），雅典逐渐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海上帝国。 雅典大幅扩张了整个地区海上的贸易联系，创造了一个贸易制度，使希腊许多较小的国家比以往更加繁荣且相互交流。在庞大的资金支持下，雅典政府资助了一场文化狂飙，建造了美轮美奂的建筑物，伟大的戏剧作品频繁上演。即使希腊其他地方越来越啧有烦言，但雅典人坚持认为自己的扩张是良性的。并向希腊的领导者斯巴达喊话：“我们不是透过暴力获得的帝国”，而是“因为盟国要与我们携手、并自发地要求我们承诺指挥权。”斯巴达人嘲笑这些言辞上的小伎俩，他们知道雅典人的无情和诡诈。这两个国家在政治文化上向来格格不入。斯巴达是君主制和寡头政治的混合政体，很少干涉遥远国家的事务，而是集中心力防止国内的黑劳士（奴隶）叛乱，和确保地区优势。斯巴达是一个保守的“现状大国”；而雅典人呢，就像雅典大使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发言所宣称的：“雅典人沉迷于制度创新，他们心态的特色是心思活泼、行动敏捷。你们（斯巴达人）则保留你们固有的传统，而不发明任何东西，当你们被迫采取行动时，你们会小心翼翼，步步为营。”雅典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进取精神，尤其在推翻整个希腊群岛的寡头政治和推动民主国家这方面毫无保留。第一个矛盾：发生在雅典成功击溃波斯国从海上的进攻，保卫了整个希腊安全的战役之后。斯巴达领导层要求雅典人要拆掉打仗时攻防用的巨大城墙，这使没有屏障的斯巴达更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威胁如果雅典人违抗命令，就会招致惩罚。但雅典人无意回到现状。雅典人相信，他们在与波斯人斗争的痛苦与牺牲，以使他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在雅典的拒绝中，斯巴达领导人看到了忤逆的证据，其他人则看到威胁到既定秩序的不祥的野心。第二个阶段：希腊政治的主旋律萦绕在三个方面：1，雅典不断壮大；2，斯巴达犹豫不觉；3，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双方出于各自苦衷维持和平的努力。有一度，雅典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对斯巴达没有造成实质的威胁，斯巴达与盟国一起，军队力量是雅典的2倍以上。斯巴达少数人提出应对雅典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认为允许雅典不受阻碍的成长最终会危及斯巴达的霸权。但是公民大会否决了战争的初步意向。因为这也太过师出无名。但随着雅典实力增强，斯巴达的鹰派影响力在抬头。也有一度，斯巴达认为外交可能会抑制雅典的攀升。在一次几乎陷入全面冲突的战争之后（即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两国通过条约，定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史称“30年和平”条约。1，它禁止一个联盟的成员加入另一个联盟；2，制订了有约束力的仲裁和不干涉内政的规则和程序，确立了沿用至今的某些解决国家争端的先例。条约规定，双边争议透过谈判解决，如果不成功，再有中立方，比如德尔斐的神谕（Oracle at Delphi），来进行有约束力的仲裁。虽然协议承认雅典是平等的另一方，但是斯巴达也可以感到放心，因为其关键盟国，忠诚的盟友科林斯、底比斯和加米腊，都位于雅典的家门口。利用宝贵的“30年和平”，斯巴达加强了与邻国的联盟，也通过文化复兴增强了活力；雅典则利用自己强大的海军在整个爱琴海称霸，并利用经贸实力，积累了一笔战略储备。但“30年和平”条约并没有解决紧张局势的根源，只是把他们搁置起来。但就像修昔底德说的那样，在这样的前提下，也很难减少双方积累的柴堆。到前435年，引爆点出现了。03
【引爆点】1、科林斯是斯巴达的重要盟友。为了争夺地盘，科林斯跟中立国克基拉发生了愈演愈烈的军事对抗，为了打败了对手，科林斯集结了一支当时希腊第二大规模的舰队，屯兵克基拉家门口。被吓坏的中立国克基拉向雅典寻求帮助。2、科林斯在遥远的克基拉的行动，激起了雅典对斯巴达阴谋的忧虑，并认为这构成了一个战略困境。雅典人有两个同样糟糕的选择：直接援助克基拉以对抗科林斯，这有可能违反“30年和平”条约；但无所作为，就得冒着科林斯征服克基拉的风险，而这可能让科林斯第二强的海军实力更加坐大，加强斯巴达阵营的海军军力对海军第一强的雅典形成不利于自己的力量倾斜。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在议会中提出了并通过了一个妥协方案：雅典将派一支小型的象征性舰队前往克基拉，并指示不要参与战斗，除非受到攻击。不幸的是，这种以防御、威慑为目的的军事卷入，因为力量太小而无法阻止科林斯的进攻，但却大到被视为一种挑衅，使科林斯人为雅典人拿起武器对付他们而愤怒。3、斯巴达则面临着类似的战略两难。如果它支持科林斯对克基拉的袭击，雅典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认为斯巴达的目标是使其海军能力可与雅典看齐，并可能准备先下手为强；另一方面，如果斯巴达保持中立，则有可能使雅典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并破坏斯巴达对其伯罗奔尼撒联盟盟友的信誉。这对斯巴达来说是一条红线，因为保持其临近地区的稳定，是斯巴达压制黑劳士反抗威胁的战略必须。4、更糟糕的是，一个矛盾的远因这时也重新被提及，并进入斯巴达的决策要素。3年前，雅典的行政官伯里克利颁布了《米加腊法令》，在贸易层面上惩罚米加腊对于雅典神庙的亵渎和窝藏雅典的逃奴。米加腊是斯巴达的盟友，虽然在30年条约上，这种做法在技术上是合法的，但是《米加腊法令》仍然具有挑衅性，并被斯巴达人解读为另一种方式忤逆斯巴达主持体系的迹象。当斯巴达要求雅典废除这一针对盟国的制裁时，伯里克利认为这是对自己信誉的挑战，而让步只能让斯巴达更加强大，组织雅典在希腊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力。当然，这也会激怒雅典公民，他们认为该法令是主权的象征。5、回到引爆的时间点。斯巴达面对与雅典相似困境从而举棋不定，国王阿希达穆斯二世和雅典的行政官伯里克利素有私交，他认为斯巴达人此时有一点情绪超过了理智。呼吁斯巴达保持中庸的美德，并敦促不要把雅典妖魔化，“我们总是以假想敌人已计划周全为前提，来进行准备。”但斯巴达的强硬派不同意。声称种种忤逆的证据表明，雅典“应该受到双重惩罚，因为它已背信弃义。”6、因被雅典的小规模战舰尾随而恼火的科林斯大使更加强化了这个必须给雅典以教训的论点。在斯巴达议会发表演讲时，这位大使舌战群儒：“你们对所有这些都负有责任。你们就是一开始听任他们加强城防的人……你们就是那个一直袖手旁观等到敌人的势力变成原来的两倍，而不是在其弱小时就当机立断粉碎它的人。”科林斯人扬言，如果斯巴达不采取行动，他们将退出联盟。此话一出，每一个在场的斯巴达人都感到震惊与恐惧。这个明显的言外之意是：雅典的崛起，可能会摧毁几个世纪以来帮助斯巴达保持国家安全的关键联盟。7、经过激烈的辩论后，斯巴达议会投票支持战争。正如修昔底德解释的那样，“斯巴达人投票决定宣战，因为他们害怕雅典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已落入雅典的控制之下。”斯巴达的恐惧是否有道理至此已不再重要。战争机器已经开动，大部分领导人已同意雅典的扩张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和安全，而且任何人，甚至他们自己的国王，都无法说服他们有别的选项。8、为什么雅典人没能预测到斯巴达人会如此反应？修昔底德本人也无法解释为何伯里克利未能找到一种方法，避免米加腊和克基拉的冲突演变成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但多年来的国际关系史提供了线索：一个国家若一再未能依据明显重要的国家利益而行事，其原因往往是因为其政策取决于政府内部压力的必要妥协，而不是一个连贯整全的国际视野。尽管伯里克利多次获选，但他没有正式的权力。雅典法律制度的设计是为了限制任何一个人的权力，以避免暴政的风险。因此，伯里克利的影响力仅限于说服的力量。由于在制裁斯巴达盟友的法令上，雅典人民不愿屈从于斯巴达的要求，伯里克利断定，在这项法令上退让，可能比为其站台更危险。因为倘若在满足了斯巴达的要求后，斯巴达还是宣战，雅典就不仅赔了夫人又折兵，且会更趋于弱势。因此，伯里克利如此权衡一番后，不情愿地接受了群众压力，开始制定战争计划，9、军事角力：在即将到来的军事争端中，双方都没有明确的优势，但都对自己过于自信：斯巴达人在可以记述的历史中没有遭受过军事失败，因此未能理解雅典海军的力量。甚至有天真的军方人士宣称，他的部队可以一把火烧光雅典的麦田和粮仓，让雅典人坐困愁城，而忽略了雅典舰队可以透过海上进行补给的事实；与此同时，曾尽十年之力储备大量黄金的雅典人，也坚信胜券在握。伯里克利认为，雅典城有能力在敌人的围困下坚守3年，他认为这个时间已经足够使得斯巴达发生黑劳士内乱从而颠覆其政权。在所有的观察者中，只有斯巴达的国王阿希达穆斯有先见之明，他悲观地但是诚实地预测到任何一方都不具备决定性的优势，而且他们之间的战争将持续一代人。事实证明，这场战争对双方同样具有毁灭性。雅典和斯巴达后来的三次流血冲突终结了希腊文化的黄金时代；根据贸易协约发展起来的经济社会秩序就此崩溃，希腊城邦沉沦的暴力水准所引发的人道灾难甚至令他们自己都想象不出。例如，攻占米洛斯后，雅典士兵屠杀了所有成年男子，并将妇女儿童全部送奴，而这违反了希腊人在过去几个世纪所遵守的文明准则。最值得注意的是，战争敲响了雅典帝国的丧钟，而赢家斯巴达也元气耗散，联盟废弛，气数已尽。再过2000年，希腊人才再度将自己的国度团结起来。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修昔底德陷阱，不仅是希腊史、而且是西方文明史的分水岭。04
【战争不可避免吗？】为什么希腊的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最终造成玉石俱焚的战争？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根源在于“崛起势力和统治势力之间深层的结构性压力”。由于竞争导致雅典和斯巴达陷入一个又一个僵局，各个政治体系中最狂热的声音越来越大，自尊感越来越强、敌意越来越尖锐，试图维持和平的领导人的重担越来越严峻。修昔底德指出了导致战争的这些动力的是那个主要驱动因素，也就是利益、恐惧和荣誉。利益——雅典基于利益的无情扩张“开始侵蚀斯巴达的盟友”，修昔底德解释说，斯巴达“为了自己的地位，已感到不可再继续容忍”，因此除了战争之外别无选择。恐惧——虽然崛起强权的自信支撑其不切实际的妄想，并在危机中自我激励放手一搏，但统治强权的恐惧往往会加剧误解和夸大危险。荣誉——随着雅典国力的增强，其国家的自我认同及希望得到更多尊重的意愿也越发强烈。尽管双方的领导人都尽最大的努力来防止冲突，但国内的政治团体越来越认为如果不能挺身对抗，不但丧权辱国，而且有安全之虞。担心“看似脆弱”，仍是所有领导人决策的出发点。随着雅典变得更加强大，斯巴达变得更加焦虑，两国不断在军事力量上追加赌注。雅典人的自信心膨胀成狂妄自大，斯巴达的不安全感则恶化成偏执。和平条约无意中加速了两强对于其余中立国的争夺。克基拉和米加腊迫近的危机，使积累了几十年的压力终于一触即发。于是修昔底德陷阱有了它的第一组受害者。尽管雅典和斯巴达都有目光远大的政治家和睿智的声音，警告说战争过后势必生灵涂炭，但权力平衡的变化，导致双方断定暴力不是最坏的选择。于是，战争来了。【笔者后记】研究“修昔底德陷阱”最大的意义是，两个都努力避战的强国，为什么会宿命般的走向同归于尽。虽然两国都有最睿智的头脑，却无法左右国家的走向。崛起大国和原有霸权面对双方结构性的压力，他们的选项其实少的可怜。就像宽阔的太平洋，已经容不下两颗执拗的雄心。本文编辑：崔C▎作者胡紫微资深媒体人、主持人、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