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 | 80年代至今，男性知识分子建构的社会文化表露着愈加赤裸的性别歧视

当《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初版时，作者赵南柱一定想不到，它会在东亚三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这是一本才100多页的薄薄小书，原本少有人关注，首印不到1万册，但短短两年后，它卖出了100万册，成为韩国的现象级书目。“几乎任何一个东亚社会的女性都会从金智英身上看到自己，想起那些身为女性才会遭遇的不公。”当这本书来到中国，一位读者在豆瓣上留下了这样的阅读感受。
赵南柱，1978年出生于首尔，梨花女子大学社会学系毕业。2011年以长篇小说《倾听》获得“文学村小说奖”；2016年以长篇小说《为了高马那智》获得“黄山伐青年文学奖”；2017年以《82年生的金智英》获“年度作家奖”。
前不久，赋予“金智英”生命的韩国作家赵南柱来到中国，在接受记者提问时，她说道：“我之前以为，中国女性在亚洲来说相对比较独立，没有想到这本书会产生那么大的共鸣。”
是的，中国女性曾有过“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在“五四”时期，她们作为反抗父权的“弑父”一代，浮出历史地表；在建国初期，她们作为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在消灭剥削与阶级的社会运动中，成为当家做主的劳动人民。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言：“中国社会的‘拨乱反正‘，事实上成为在新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秩序重建，而在回瞻的视域中，它无疑同时成为性别秩序或曰男权秩序的文化重建过程。”
本文摘自戴锦华教授著作《未名之匙》
中“阶级、性别与社会修辞”这一章节
戴锦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11年，自1993年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现为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电影、大众传媒与性别研究。开设“影片精读”“中国电影文化史”“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性别与书写”等数十门课程。中文专著《雾中风景》《电影批评》《隐形书写》《昨日之岛》《性别中国》等；英文专著Cinema and Desire, After Post-Cold War。专著与论文被译为韩文、日文、德文、法文等十余种文字出版。
毫无疑问，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体制在中国大陆的确立，在政治法律体制的层面上，确立了无产阶级——准确地说，是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阶级”与社会主体的地位，成为社会主义单位制的最大获益者，并多少借重或分享着非阶级化之社会结构中的微妙特权。尽管在官方表述中，“工农兵”是社会的主人和历史的主体，但为户籍制度所固定的城乡二元结构，却使得农民这一在中国人口比例最高的社会群体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选定的牺牲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一度通过土地改革使得广大农民成为新政权的获益者，却继而通过将阶级差异转换城乡差异，将对农村、农民的剥夺确定为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
农民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完成
尽管工农兵之“农”，是主流意识形态表述中的修辞性因素，但昔日的底层民众、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作为新意识形态建构中的历史主体与国家主人翁的话语地位，却是明确而不容置疑的。一个有趣的悖谬事实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是一个消灭社会阶级结构，而代之以其他政治等级、阶层差异，尤其是城乡差异的过程，那么，它同时是一个阶级、阶级斗争的表述不断重述、持续升温过程；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论述成了一个持续的、有效的社会动员手段，成为几乎未中断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兆与主题。阶级、阶级斗争渐次成为一个超级、巨型的“空洞的能指”，它联系着日常生活的细部、在特殊时期甚或取代了日常生活的内容，同时与社会的现实结构呈现着相当大的落差与错位。
文革场景
因此，在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重构过程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表述最先遭到质疑、颠覆或改写。在这一层面上， 8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群体所共同做出的“告别革命”的自由主义选择作为彼时彼地的抗衡手段，客观上构成了与新的官方意识形态——改革开放的默契合谋；而民众情感结构中对“文革”式的阶级斗争的厌倦，则事实上成了新的霸权话语得以顺利建构的社会心理基础。
事实上， 80年代，对阶级与阶级斗争表述的拒绝无疑具有政治、文化抗衡的意义，而且大多在文化批判与文化建构的层面上运作；与此同时，物质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的城市居民和重新获得了土地的农民，则乐于接受一幅现代化的美妙图景和发展主义的未来许诺，因而将告别革命、告别历史、告别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叙述及实践接受为新的社会共识／常识。
此间，一个悖谬而有趣的事实是， 20世纪的最后 20年间，民众关于中国社会的诸种想象，始终主要参照着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现实与记忆；因此，阶级现实与阶级斗争的表述，如果不是一份谎言，一种无稽之谈，便是集权政治的表征，是酷烈的政治斗争，乃至社会仇恨的动员手段；因为阶级似乎是一个隔绝在1949年之历史裂谷另一侧畔的、遥不可及的现实。与此同时，关于阶级、阶级剥削与压迫、阶级斗争的诸多论述，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之一的消灭阶级、社会平等的思想，却仍然是一种民众耳熟能详、深入人心的说法，只是80年代的大部，它尚未显现出其作为社会精神资源的正面意义。
改革开放标语
进入90年代以来，准确地说是1993年以降，为政策所鼓励的贫富分化过程以空前剧烈而残酷的方式，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凸显的社会事实。迅速形成的、占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遭遇着等级权力、跨国资本、新富阶层多重合谋之下的剥夺和重创。阶级，已不再是某种话语的被述对象或社会的修辞形式。
此间，一部成功的大众文化文本似乎充满了丰盈的社会症候意味。1993年，中央电视台于晚间黄金时段播出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轰动了中国大小都市，一度成了人们饭后茶余之热烈谈资。其中男主人公王启明的扮演者姜文的一场颇富创意的即兴表演，是他在纽约唐人街自己即将开工的制衣厂中，面对假想中的雇工发表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关于“剥削有理”的长篇演讲；继而，当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入住长岛的豪华住宅之时，其来自大陆的、处于青春期之中的女儿憎恶地唾骂他为“臭资本家”。在电视剧制作并播出之时，类似段落被视作王朔式的政治戏仿，一段观众颇为会心的政治笑料；但不久人们便会发现，这部以“富人与穷人”为主要情节的电视剧——因将故事场景搬到美国，故而资本主义的社会逻辑成为“自然”与“必需”，并成功地回避了在中国所难以解脱的意识形态话语困境，事实上成了当代中国“新”的现实逻辑的宣言。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海报
性别重构的过程与此相关、相类，却有着别一番繁复与庞杂。中国妇女解放的进程，固然与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随，但妇女解放的社会实现，却毫无疑问凭借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陆的确立。在此，不再赘述中国妇女解放在新中国政权下的全面实现的过程；当代中国妇女，尤其是城市妇女，确乎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迄今为止依照法律存在的社会保护，而在政治、法律与经济（后者正是在世纪之交遭到改写的重要部分）上享有着社会平等的地位与权利。
“毛时代”的妇女解放标语
同样不再赘述毛泽东时代在男女平等的社会建构中，妇女的种种社会、文化困境，伴随着“新时期”、邓小平时代的到来，“精英”知识分子所选择的拒绝“官方”、坚持“民间”的想象性立场与位置，使他们“自然”地拒绝、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历史的同时，否定、至少是尽力贬低中国的妇女解放及男女平等的历史、现实与文化。而事实上，类似政治立场的表达， 8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中以“大写的人”“人类”之名而再度建构、扩张的现代性话语结构，成功地遮蔽了8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群落的性别特征——不如直言曰男权的立场与特征。
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的“拨乱反正”，事实上成为在新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秩序重建，而在回瞻的视域中，它无疑同时成为性别秩序或曰男权秩序的文化重建（尽管此时尚未进入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实践层面）过程。如果我们可以借重某种弗洛伊德式的表述，那么，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性别秩序与逻辑的改写与重建，间或可以视作父权的坍塌和男权的确立。有趣的是，在近乎整个80年代，中国妇女，准确地说，是城市知识女性，则一方面延续着“男女都一样”的时代所造成的、似乎可以无视或超越历史建构的文化、社会性别差异的事实，而享有无差异平等的历史遗产，一方面多少有些盲目地分享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立场，因此几乎整体性地对这一男性群体的文化复权过程保持了沉默乃至默许的姿态。
但是，如果说，一如社会主义的阶级论，妇女解放的话语，在80年代，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微妙而同样借重文化转喻方式的否定过程中，局部完成了非法化的表述；但不同于阶级表述，“新时期”中国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却多少提供了种种文化或曰话语的空间，至少是缝隙，为性别／女性话语的重建提供了社会空间与建构新的合法化有限空间。
如果说，工人、农民群体和女性群体，同样在 80年代中国社会的重建过程中，经历着持续的边缘化，那么，对于工农群体说来，这是一个绝对的由中心朝向边缘的、几乎不可逆的社会位移；而对女性群体说来，这一文化边缘化的过程，同时伴随着阶级分化现实的形成，而经历着或缓或急的内部的分化过程；甚至仅就城市妇女而言，她们也不再是一个在无阶级的社会现实中可以相对清晰整合的社会群体：一边是“外来妹”“打工妹”，成了跨国资本与所谓民营工业的最廉价劳动力的资源，作为其间颇为典型的资本原始积累时代之景观的，是在大都市，尤其是沿海开放口岸与新兴特区，“外来妹”成为女工与色情服务业之间的流动人力资源；一边是女企业家协会、白领丽人、单身贵族或丁克家庭，展示着资本逻辑内部中部分女性对新的自由的享有；一边是下岗女工、都市底层妇女，尤其是其中的中、老年妇女挣扎在贫困线上下的艰难生存，一边是全职太太、中国“郊区别墅主妇”的幸福生活和“无痛呻吟”；一边是打工妹遭强暴凌辱投告无门、大量农村妇女遭拐卖甚至一卖再卖的悲惨故事，另一边，则是都市青年知识女性的“身体写作”或激进女性主义对多性向情欲的论述。因此，女性这一在社会、文化层面上遭受着边缘化的群体，便可能成为不同维度、不同立场的社会表达和社会景观的再现。
如今，中国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在南部工厂林立的城市，农民工在拉动国家出口经济的流水线上全力以赴。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一百年来欧洲移民到美国总人数的三倍。打工女孩的故事有某些共性。在工厂里你很容易迷失自我，那里有成百上千个背景相似的姑娘：在农村出生，没念过什么书，穷。工厂是做什么的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工作带来的艰难或机遇。打工女孩的命运转折点永远是她向老板发难的时候。那一刻她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迫使这个世界将她视为一个个体。
此间复杂的情形尚不仅如此。首先，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性话语再度扩张的时期，其新主流叙述的建构，相当成功地绕开并参照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现代性的话语逻辑中，完成了对社会主义阶级论的非法化陈述；而与此相对的性别叙述，则尽管可以借重类似的逻辑，在历史阶段论、代价论的层面上，抨击中国妇女解放的“超前”与“过分”，但由于“社会进步”的线性历史观是这一新的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因此这一话语结构无法真正实践其对妇女解放的彻底否定——显而易见，所谓“进步”“发展”“接轨”的线性历史景观，无疑以欧美的现代化进程为其唯一而神圣的蓝本；因此，妇女解放便成为其中颇为刺眼却无法完全剜去的一部分。
尽管自80年代起，直至今日，作为男性知识分子话语或重新建构完成的社会文化，开始表露着愈加公开和赤裸的性别歧视与定型化偏见，但类似歧视和偏见，却与他们所张扬的历史进步或曰自由主义立场呈现为的结构性的自相矛盾，成为一处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至少不甚“文明”“入时”的陋习。其次，如果说，80年代作为一次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大致完成了社会差异论（阶级、性别及语焉不详的种族论述）的重建，那么，性别差异论，则立足于源远流长的性别本质主义表述，为男权的重建提供着“充分”的合法化论据；但一如后社会主义的部分东欧国家，差异性的重提，却不期然为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而不是从属于某种阶级或政治群体而浮现，再度登临文化、历史舞台的独特契机。
日本女性主义电视剧《问题餐厅》中的台词
作为一个被漫长的父权、男权历史所建构的社会性别群体，女性在新的历史境遇下的“复出”，使得她们再次成为一个内在于“正常”社会秩序中的潜在的颠覆性因素。如果说，80年代现代性话语的再度扩张，张扬起“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歧义丛生的旗帜；如果说，此间的“人”“个人”，成了颠覆、解构阶级论的有效武器；那么，女性群体则得以再度借重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女性与个人合谋”另类传统，批判男权主义文化，进而批评性讨论现代社会与形形色色的主流建构。
因此90年代中国大陆女性书写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个人化写作”，它几乎成了女性书写与性别表达的代名词。然而，“女性与个人的合谋”，作为一种性别反抗的文化策略，固然可以成为一份有效的文化颠覆策略，以女性性别、身体经验的凸显，颠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本质规定与定型想象，颠覆主流的大叙述，颠覆女性与家国间的暴力性“认同”；但在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它却无疑是一柄双刃剑：它不仅间或被看似颇为“友善”的男权话语所利用，用以加深将女性驱赶或放逐于她们事实上已占据了的社会、政治、历史舞台，重新规范到相对于为知识分子所呼唤的社会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以外的“私人领域”和私人空间之中；而且它作为唯一的可以获得某种程度认可和恩准（尽管她们事实上仍遭遇到恶俗男权社会、以道德主义面目出现的狙击，但类似写作方式却同时受到具有鲜明男权意识、却刻意标示其开明的男性文人的高度评价）的女性书写范本与女性话题，以个人化书写的文本中的女性遭遇来指称、整合或曰替代女性群体的社会境遇或社会问题；它间或被用于成功遮蔽女性在90年代所遭遇的多样、远为酷烈纷繁的社会现实，尤其是用以遮蔽女性在社会重组、阶级分化的过程中，下层女性所遭遇的被牺牲、被剥夺的事实。
卫慧的半自传小说《上海宝贝》，一九九九年九月由渖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半年内售出超过十一万本（盗印本不计），引爆了中国文坛广大争议、风靡了中国年轻一代、吸引了国际媒体报导。这部作品的艺术性不在三角恋的通俗情节，而在女主角对“情欲自主”的自觉历程、对艺术家创作与生活关系的省察、对上海这个现代都会风情的捕捉。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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