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何一非:中间人的归属感在哪?

“何一非
独立导演、编剧、制片
学校:美国〡纽约?学蒂视艺术学院
坐标:北京
行业:电影

文|海吉
采访| Lily
何一非说话的时候,像十来岁的小姑娘,音色清亮,有股纯真好奇。为了体现导演这一职业个性,她的简历照是一头短发,黑色上衣,双手交叉胸前,眼神深透,显得老练许多。
她拍了不少短片,其中《回声》让她入围了国外二十几个电影节(展)。但在她一众的短片里,大都却透露着困顿——
她是生活在北京的回族人,是在美国待了近十年的中国人,她说自己像中间人,又像是两边领地里格格不入的局外人。她用电影的方式不停去探索身份认同的命题。
她不企图代表谁,她只代表何一非。但倘若足够幸运,她也期待得到观众的共鸣。
/表达/
电影电视剧这些东西从小就铺满了何一非的生活。父亲为了不让她过度沉迷其中,还把家里的电视线拔了。在何一非闹过吵过后,父亲便用VCD和VHS机器代替了她对影片的需求。
这些东西,何一非很早就喜欢了。
“我父亲是在香港读的书,他还经常从香港给我带回来各种影像,我就拼命地看,接触了很多外国的,像好莱坞之类的电影。”
也是由于父亲在香港读书和影像世界的魅力,何一非一直挺想出国看看,但在出国前她完全没想过到底读什么。“我知道自己想学新闻啊传媒啊这样的东西,所以选了很多传媒学院。”
国外头一两年不用确定专业,学什么都可以。何一非申请到的是宾州州立的传媒学院,学院里后除了新闻专业,还包括广告、公关、电影。她同选课老师聊自己的茫然,“他问我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啊?我反问他什么专业有前途。”她笑起来,接着说:“他说不用管前途这件事情,先说你的兴趣爱好。我想了很久,那就是看电影吧。然后我选了电影鉴赏课,这是我电影专业第一门专业课。”
何一非小时候看录像带,更多是为了消除孤独——在父母不在的时候。她重复看很多很多遍,把台词都记得清清楚楚。而大学这门课,更是追求一种电影体验感。学校将鉴赏课安排在城市的电影院里,每周两三节。她回忆到:“我们离开学校的教学楼环境去城市中心,周边还有很多吃的喝的,相比往常我们想的上课方式,是一种很不一样的体验,就感觉在玩。”
但电影鉴赏课也不完全是有意思的,“当时在学校看的很多是电影史中的经典,黑白片、无声电影这种,有时候我甚至会睡着,但醒来接着看还能看懂。”即便被电影学里枯燥乏味的一面震颤过,但她依然打趣地将电影称为“上了贼船,不想下来”。
自然,何一非选择了电影。大学毕业后,她又申请了纽约大学的电影专业。电影这件事自小在她生命里出现,随处可见,何一非很难找到是哪一个时刻燃起了对电影的热爱。
但她清楚知道,哪件事开启了她电影的方向之路,“或者说让我更坚定地认为,电影不仅是娱乐,还需要承载一些意义。
何一非是回族,不过,从何一非母亲辈就逐渐淡化了回族的传统习俗,但她的姥爷依然很重视。曾经某次陪姥爷去礼拜,她第一次看到乌央人群里一个个小白点。
“不戴白帽子,回族人看上去可能就是眼睛大一点的汉族人。在那天,我看到了这么多戴着白帽子的人隐匿在这个城市里。”
由于是少数民族,何一非的妈妈从小要求她将身上的特殊性隐藏起来,她自然也不会是唯一一个为了看上去“普通正常”,而试图隐瞒身份特性的人。在此之前,北京回族人口对她而言只是一个毫无概念的数字,她从未真实看见过这个群体。
回族身份或许是打开何一非电影表达的导火线,她思考了更多关于身份认同的命题,“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人藏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是同类,但我们却不知道彼此。我甚至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她笑起来,“但也是那时候,我产生了一种想要表达的想法。”
△短片电影《回声》剧照
/中间人/
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何一非感觉到了疲累。编剧、导演是一个不断挖掘和消耗自我的事情,她形容自己“被掏空了”,也由此产生自我怀疑。也正在那段时间,何一非的姥爷生病去世。“我跟我姥姥姥爷比较亲,我对回族开始有一点点兴趣,就是因为他爱说他们小时候的事。”
何一非休学了一年。那一年里,她休养生息,也去回顾跟姥爷有关的事情。“我觉得这像传火炬一样,他带我认识了一点自己文化的东西,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剩下的得我自己探索。我得把这事记录下来。”一年后何一非回到学校,便开始创作《回声》。
《回声》讲述了一个年轻回族女孩因为姥爷离世,在姥爷家中找到了自己童年一张照片,照片背后回语,让她开始了一段回族的探索之旅。短片最后,女孩母亲生气却又伤心地对她说:“我是怕你太特别。”这部短片是何一非用以悼念姥爷的,也是她自身的写照。
△短片电影《回声》剧照
出国后,国外文化对个体特殊性的重视与赞许,使她不再对自己的身份而退怯。《回声》的完成,也某种程度上缓释了自己的某种遗憾,但她依然疑惑。
而在拍摄过程中,她也遇到了很多回族人的干扰,“他们不让我拍,不希望我讨论民族这些事。”何一非发现,即便她再想去追溯自己的文化,她没办法追上了。“它在我的身体里已经消失了。我对伊斯兰教亲切或是因为家人,但我没办法变成百分之百的信徒。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当代的人,我追求我想追求的东西。”
△后期剪辑中
不止在民族身份上的尴尬,何一非在东西方文化中也感到了困惑纠结。她十八岁出国,在美国待了近十年,川普上任的时候,她也会跟同学哭得稀里哗啦。“很多人觉得你是中国人你管这事干什么,有毛病吧?但我在这个国家待了太长时间,没办法不去关注这些东西。”
这一年来,何一非想在国内做电影,她的故事更多是中国人的故事,画面镜头也体现着浓浓的东方审美,“可我回来之后发现,发现又产生了一些逆文化冲击。”
她不是美国人,但形成世界观的时候却在美国,虽然她仍然没办法在美国找到“根的感觉”;她是中国人,体内有很强的中国属性和华语属性,却对中国的人情世故感到无所适从。
“到最后,我发现我是一个中间派的人,在生活当中总感觉你两边都不是特别契合,于是我要去寻找一个新身份。”
何一非现在在写长篇,依然是在探讨身份。她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但不企图去代表任何人。“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或者更好情况——能代表那些处在中间派,有局外人一样感受的人。”
两面身份,中间人夹缝中的感受,是何一非一直以来的命题。
/导演:真诚创作/
何一非最喜欢的导演之一是阿巴斯,“像《特写》、《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我都非常喜欢,包括是枝裕和的《步履不停》。”
在她看来,一个导演身上最重要的东西是真诚,尊重作品、尊重观众。“看到不真诚的作品时,我会觉得导演在玩我。观众看电影会看出千八百个不一样的东西,你不能左右观众,我喜欢只用电影说话的导演。”
△何一非和前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
此前的作品都是短片,大多是何一非在学校时完成的。“短片是一个很好的练手的机会。”
《回声》入围了二十几个电影节,其中不乏全美最大也最有名声的棕榈泉国际短片电影节,还提名了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短片,“短片能更快速的被看见,也能为长篇做更好的铺垫。”

△何一非部分作品△在平遥电影节
然而奖项背后的何一非,有时也会迷茫。当初回国的初衷是觉得自己的故事主要根基是在国内,是中国的故事,但这一年看下来她发现,自己想表达的中国故事,似乎中国人也不是很在意。人口庞大的市场,难测复杂的偏向喜好,“有时候我都很难讲中国观众在关注什么。”
何一非关注身份、边缘人群、女性…这些话题一定程度上使她的作品受众局限,“但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讲,电影其实不该被分为商业或文艺,我也不想拿这两个标签界定自己。”
△短片电影《Till Love Do Us Apart》剧照
何一非不打算将自己限定在哪个类别上,“文艺片也有不好的,商业片也有不错的。我也很喜欢写关于成长的故事,这些受众更广,那你说我是不是在迎合观众,变得商业呢?我觉得只要这个故事里有我想表达的东西,我就可以写。”
她做导演,也自己当编剧,也会当制片人。纵使获得过一些专业肯定,何一非却笑道,“其实最大的满足感来源于我一直在创作吧,我喜欢创作本身。今天我可能没有赚钱,就是在家写剧本,但我的剧本写多了五页纸,我就会很有满足感。”
在何一非小时候,电影被用来打发时间、消除孤独,是单纯地观看与愉悦;成年后,电影成了专业,成了要去攀行的行业之途,也成了表达与探寻自我的载体。电影在她的生命待了太久,以致于她说:“我没怎么想过如果我不当导演,会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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