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子楼里的欢乐再耕

西散南国文学
审核|卢小夫
编辑|黄传安
图片|网络
筒子楼里的欢乐
作者/再耕
深夜，月光如水，万籁俱寂。从32层高楼的玻璃窗向下俯视，偌大的小区一片寂静。灯光全无的幢幢楼宇均在酣睡，连中庭花园里栖息在大树鸟巢里的鸟儿也无声无息。在这静悄悄的夜晚，躺在3室2厅居室主卧宽大的床上，我却大睁双眼，突然失眠。小区不小，3700多户，上万人口。在此居住已近5年，上下左右，均无来往，全不认识。连邻居姓什么都不知道。一门关尽，关住了嘈杂；一门关尽，也关出了寂寞。辗转反侧，我竟然想起了那些住筒子楼的往事，想起了邻里之间亲如一家的欢乐。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即随母亲住进了单位分配的宿舍，住进了门对门一大一小两间住房，共28个平方米。房子是公家的，只是租住；连床、桌子、椅子等几样极为简单的家俱，也都是公家的，只是租用。真的是无产阶级呀，一个铺盖卷加上一些随身衣物，除此以外，别无其他。随时准备搬迁，工作调动，说走就走。住进这宿舍之前，也的确如此。几经迁徙。从市区的办公地点，搬到郊区的建筑工地，然后又从郊区搬回市区，住进这楼高3层的筒子楼。虽说是筒子楼，这楼还算高档。当时称为干部楼。不是那种一层楼从这一端直通那一端，两端分别是大厨房和大厕所的那种筒子楼。楼分为3个单元，每层4家，每个单元12家，3个单元36家。每两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我家住在底层，母亲将两间房的窗户外种上夹竹桃。此桃非彼桃，极易栽插。随着枝条的长高长粗，开满红白相间花朵的树枝下，便是邻居们夏季纳凉避暑的乐园。
与我母子2人同住底楼1门进出的另一家人是一对新婚夫妻。丈夫在郊区一大型国有企业作技术员，妻子在附近一服装厂作缝纫工。两人婚后连续生下1子1女，均请我母亲取名，在会说话后，两个娃娃都叫我母亲“婆婆”。我是母亲独子，尚未婚配，母亲就幸福地晋升辈分。当然，“婆婆”不是白喊的，“婆婆”也不是白当的，母亲主动地担负起了照顾这对“孙子孙女”的责任，直到两个娃娃先后送进托儿所。母亲是在自然灾害期间，突患重病，先医院后疗养院，最后病休在家的。母亲患病之前，家庭已遇父亲遭到政治风暴打击的变故。两个娃娃的出现，使母亲压抑的情绪得以释放，天真无邪的相处，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恢复。两个原本没有血源联系的家庭，因为两个娃娃作为纽带，在外人的眼里已是天生的一家。共用一个厨房，有时候两家人就在厨房里共用晚餐；共用一个厕所，有时候母亲便搁上木盆在厕所里为两个娃娃洗澡。娃娃年幼容易生病，有一天已上托儿所的小弟弟突发高烧，为了不影响娃娃的父母上班，母亲独自带小弟弟到医院输液，一去就是3天3夜。娃娃的烧退了，母亲的眼睛也熬红了。早出晚归上班的我感到有些心痛，然而看到母亲欣慰的笑容，又为母亲找到了超越亲人的亲情而由衷高兴。
母亲姓李，同住在筒子楼里的还有两位姓李的孃孃。母亲年长，属老李；住在同一单元底层右侧的李孃孃年龄次之，属大李；住在另一端单元的李孃孃年岁最小，属小李。母亲当时55岁，以下两位分别各递减十岁左右。母亲原籍四川奉节，后因行政区域调整，划入湖北利川；大李孃孃籍贯湖北武汉，与母亲算是同乡；而小李孃孃则是浙江宁波人，是解放战争才随军队干部的丈夫入川来渝的。但是3个年龄、性格、祖籍都不相同的人，却走得很近，犹如亲姐妹。老李大李和小李，3个姓氏相同的女性是如何走到一起的？难道就仅仅因为一个共有的“李”字吗？那可是一个“斗争”“天天讲”的年月呵！3个家庭有3本难念的经。母亲因工作出色，早已纳入了提拔的对象，后来由于父亲越级向上反映情况被迫害至死而受到牵连病退回家；大李孃孃在百货公司当营业员，丈夫在抗日战争期间是青年军去过印度，属于有历史问题的家属，3个子女升学就业均因此受到影响；小李孃孃的丈夫转业后在外地1 单位任武装部长，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丈夫闹出了绯闻，妻子难以谅解，两人关系紧张，4个子女分成两派，本应和睦的家庭，搞得内战不休。无尽的烦恼需要排解，3个女人边做家务边聊天，相互倾诉，相互安慰，人间的真情便煨成一副疗伤的良药。朝夕相处，我常能看见她们见面时愁苦的脸，分别时舒心的笑。
20年来，母亲在筒子楼里度过了两段不平凡的时光。一段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3年饥荒岁月，一段是 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革”10年浩劫。在粮油凭票供应的饥饿日子里，一贯勤俭节约的母亲，更加省吃俭用了。凭着心灵手巧，母亲常用瓜菜代替粮食，确保母子2人度日的基本需求。她常常邀约左邻右舍，去远郊乡下寻觅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比如芭蕉头土茯苓之类，用以充饥。她还用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有限食物，与邻居们互通有无，丰富食品的种类，以远离造成许多人死亡的凶险肿病。面对饥肠辘辘的难关，人们相携相扶，抱团取暖，彼此靠得更近了。面黄肌瘦的大家聚在一起，几句笑话，竟然还能引发出一串笑声。这就叫苦中作乐，苦苦挣扎地活着总比訇然倒毙要强。史无前例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是既没有文化的内涵，也没有革命的真谛。口号满天飞，大字报遍地铺，高帽子随意戴，直到武斗从棍棒升级而为凌空呼啸的子弹。我们所居住的筒子楼邻近一所军事院校，地方上的政治风暴在一墙之隔的校园里，好像撞上了巨大的回音壁，放大了若干倍后又反射回来。两派从辩论到对骂的高音喇叭，自凌晨嘶吼至深夜。即使紧闭门窗，也无法躲避噪音直击耳膜。最要命的是武斗从大刀长矛演变成真枪实弹后的恐怖。流弹就在筒子楼的楼顶上飞舞，楼的红砖外墙上也留下了累累弹痕。我们楼里的许多人，只能提心吊胆地躺在自以为较为安全的通道夹墙地上睡觉。但是，就是在这种度日如年的惊恐里，已经被吓得如惊弓之鸟的人们，也仍然有着未被摧毁的笑声。为了消磨难熬的光阴，有人竟然匍伏在睡前的烛光里打几盘扑克，再在贏牌后的笑容里坦然入梦。久病的母亲早对生死置之度外，她最担心的是我的安危。只要看见我平平安安地待在她的身边，她就能在任何情况下和同甘共苦的邻居们一起谈笑风生。
住在筒子楼里的寒来暑往白天黑夜，最快乐的时候，是每个周末的露天电影。筒子楼外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坝子。除了“文革”时期，这里都是天然的露天电影放映场。那些年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乏。不要说电视机，连收音机都是极其稀罕的物件。所以，花2角钱在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便是十分惬意地享受。而露天电影不但送上门来，尚且免费，这其中的乐趣，你便不难设想。每当周末的黄昏，随着一面白色的幕布升起，即升起了这周围居民们等待了一周的期盼。不用谁招呼一声，长的短的高的矮的各式各样的板凳就摆满了一个宽敞的坝子。晚上7：30，电影准时放映。什么《上甘岭》《芦笙恋歌》《五朵金花》《刘三姐》《青春之歌》等等影片，我都是在这家门口的坝子上大饱眼福的。尽管多系黑白，难得一见彩色，但毕竟是让人愉悦的娱乐呀！最有意思的是，当坝子上人满为患之时，我家正对银幕的窗口即是不可多得的包厢。母子俩和背对坝子的邻居，一起肩并肩挤在窗口，望着银幕上千变万化的影像乐不可支。这样看电影，既避免了坝子上的拥挤，又可遮风挡雨，简直是神仙般的待遇。
母亲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因病去世，享年仅仅60岁。45岁病退回家，这筒子楼就是她养病栖息的家园。母子俩相依为命，儿子唯一能够尽孝的做法，便是尽可能的让被病痛折磨的母亲在情感上有所寄托，在精神上能够获得慰藉。80年代后期，我搬出居住了三十多年的筒子楼，住进单位新建的3室2厅宿舍。此后二十多年，又多次搬迁，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居住条件得到不断改善。但是在生活日渐富裕的今天，毋庸讳言，人际关系也在日渐淡漠。真希望一门关尽的住宅，还能有往日那种远亲不如近邻的亲密与依傍哟。
作 者 简 介再耕，本名成再耕，重庆奉节人，1944年7月26日生。历任《少年先锋报》副总编，《青年之声报》总编辑，重庆市体委科教宣传处处长、办公室主任、《体育报》总编辑，重庆市体育局副巡视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重庆市新诗学会原常务副会长，重庆市体育记者协会常务副主席。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儿歌集《太阳和月亮》、《月亮弯弯月亮圆圆》，诗集《五色土》（合著）、《鸽哨飞越远山》、《春去秋来》、《最初的年轮》、《太阳雨》、《力与美的抒情》、《行走的风景》等。散文集《蓦然回首》。1989年获重庆建国40周年文学奖。组诗《蓝波涛白浪花》获1996年《文艺报》文学笔会二等奖，诗集《春去秋来》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首届天府文学三等奖。散文《悬空寺的悬》获201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散文《金刀劈开的峡谷》获2013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散文《母爱似泉》获2014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散文《绿意盎然的路》获中华散文网2016年度第三届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一等奖。投稿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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