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翻译及原文(神思文心雕龙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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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

文心雕龙.练字

(南北朝)刘勰

原文:

  夫文爻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苍颉造之,鬼哭粟飞;黄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声教,书必同文,輶轩之使,纪言殊俗,所以一字体,总异音。《周礼》保氏,掌教六书。秦灭旧章,以吏为师。及李斯删籀而秦篆兴,程邈造隶而古文废。

  汉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学童,教试八体。又吏民上书,字谬辄劾。是以马字缺画,而石建惧死,虽云性慎,亦时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则相如撰篇。及宣平二帝,征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纂训,并贯练《雅》、《颂颉》,总阅音义。鸿笔之徒,莫不洞晓。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暨乎后汉,小学转疏,复文隐训,臧否亦半。

  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趣舍之间,不可不察。

  夫《尔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诗》、《书》之襟带也;《仓颉》者,李斯之所辑,而史籀之遗体也。《雅》以渊源诂训,《颉》以苑囿奇文,异体相资,如左右肩股,该旧而知新,亦可以属文。若夫义训古今,兴废殊用,字形单复,妍媸异体。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

  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曹摅诗称∶“岂不愿斯游,褊心恶凶呶。”两字诡异,大疵美篇。况乃过此,其可观乎!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龃龉为瑕,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暗。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条,虽文不必有,而体例不无。若值而莫悟,则非精解。

  至于经典隐暧,方册纷纶,简蠹帛裂,三写易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子思弟子,“于穆不似”,音讹之异也。晋之史记,“三豕渡河”,文变之谬也。《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帝王世纪》云“列风淫雨”。“别”、“列”、“淮”、“淫”,字似潜移。“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傅毅制诔,已用“淮雨”;元长作序,亦用“别风”,固知爱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阙文,圣人所慎,若依义弃奇,则可与正文字矣。

  赞曰∶

  篆隶相熔,苍雅品训。古今殊迹,妍媸异分。

  字靡易流,文阻难运。声画昭精,墨采腾奋。

译文:

《练字》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九篇,探讨写作中如何用字的问题。刘勰正确地认识到,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是构成文章的基础;所以,如何用字,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本篇所论,正以诗赋等文学作品为主,而不是泛论一般的用字问题。但本篇只论用字,不是全面论述文学语言问题,还须结合《章句》、《丽辞》、《比兴》、《夸饰》、《物色》等有关篇章的论述,才能了解到刘勰对文学语言的全面意见。

 本篇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文字的起源、变化,以及汉魏以来的运用情形,最后总结出一点可贵的认识:“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这种对“难”和“易”的观点,反对用古字怪字的态度,显然是辩证的、可取的。第二部分强调要善于用字,必须兼通古今兴废之变;提出了“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的著名论点,扼要说明了语言文字和思想感情的关系。第三部分讲用字要注意的四点:一是不用怪字,二是不堆砌偏旁相同的字,三是衡量同字重复有无必要,四是笔画繁简的字要调配使用。这四点是针对当时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而发的,有的现在看来已毫无意义。第四部分讲用字要“依义弃奇”,对古书传抄之误应慎重对待。

本篇所论,多属形式技巧问题,虽也论及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的符号或工具,却未由此出发来论述如何用字以表达思想。但本篇反对用古字怪字,强调“依义弃奇”等,在当时是颇有必要的;特别是主张用字以“世所同晓”为准,说明刘勰并非在一切问题上是古非今,而无论崇古与尚今,都主要是从文学创作的实际效果出发的。

(一)

  文字的形成,改变了上古结绳记事的办法,鸟兽足迹的辨明,启发了文字的创造。文字是表现语言的符号,构成文章的基础。相传仓颉创造了文字,使得鬼惊夜哭,谷飞如雨;黄帝使用了文字,百官得以治理、万民得以明察。前代帝王为了传布声威教化,所用文字必须统一;帝王派出使者,到各地搜集习俗不同的语言,就是为了统一字形和字音。《周礼·地官》中讲到,周代有保氏掌管教授文字。秦始皇烧毁古代典籍之后,便以官吏为老师;于是经李斯整理籀书而产生了秦代的小篆,程邈创造出隶书又废弃了篆书。到汉初创建各种法律时,明明写上有关文字的法令:太史官对幼年学生,要考试六种字体;官吏和百姓向皇帝上书,写错了字要弹劾检举。所以,西汉石建的上书中,“马”字写漏一笔,便害怕将获得死罪;虽说石建的性情比较谨慎,也和当时对文字的重视有关。在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编写了《凡将篇》。到宣帝和平帝时期,曾征召精通文字的人材:张敞因能正定古字而传授文字学,扬雄编辑了解释奇字的《训纂篇》。他们都精通《尔雅》、《仓颉》,全面掌握了文字的音义。当时的辞赋大家,无不通晓文字学。加之他们的作品大都是描写京都苑囿,常用假借字来状貌形声,因此,西汉时期擅长文字学的作家,大都好用奇文异字。这并非他们特意要标新立异,而是当时的作家都通晓难字。到了东汉,人们对文字学的研究较差,因而复杂深奥的字义,大都无人理解。及至曹魏时期的创作,用字有了一定的法度,回头再看汉人作品,反而有了障碍,难以读懂。所以,陈思王曹植说:“扬雄、司马相如的作品,意义幽深,读者未经老师传授就不能解释其辞句,没有广博的学识就难以理解它的内容。”这岂止是读者的才力不足,也由于它的文字实在深奥。自从晋代以后,用字大都讲求简明易懂,当时都习惯于简易,谁还采用难字?现在的作品,有一个怪异的字,很多句子都要受到影响;如果有三个人都不认识,那就将会成为字妖了。后代读者大部认识的字,虽是难字也不难了;大家已共同废弃不用的字,虽然不难也成为难字了。创作中或取或舍,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二)

  《尔雅》这部书,是孔子的门徒所编纂的,它和《诗经》、《尚书》有着密切的联系;《仓颉》这部书,是李斯编辑的,由《史籀篇》脱胎而成。《尔雅》用以解释古字古义,《仓颉》用以汇集奇文异字:两种书的作用相辅相成,就如人体左右肩或左右腿的相互配合。一个作者兼通古字而又知新义,也就可以进行写作了。至于字义的古今有别,后世普遍运用或废弃不用,以及字形繁简的配合等,都会形成优劣不同的作品。作者的思想既然寄托于有声的语言,语言又借助于有形的文字来表达,则诵其声,就看音节是否协调,观其文,就看文字是否运用得当了。

(三)

  因此,进行写作,必须对文字加以选择组合:第一要避免诡异,第二要减少联边,第三要权衡重出,第四要调节单复。所谓“诡异”,就是奇形怪状的字。如曹摅的诗中说:“岂是不愿意这次行游,只是我狭小的心胸憎恶那吵吵嚷嚷的訩呶。”“訩呶”两个怪字,就使美好的诗篇大受污损,何况超过二字,还能成为可观的作品吗?所谓“联边”,就是偏旁相同的字。描绘山川的形貌,自然古今作品都用联边字,但用于其他文章,就很不相称而成了瑕病;如果无法避免,可以连用三字,但三字以上,那就像编字典了。所谓“重出”,就是相同的字重复出现。《诗经》和《楚辞》都能恰当地重复一些字句,近代创作却忌讳同字的重复;但如果两个字都很必要,就宁可犯忌也要运用。所以,善于写文章的人,虽可写到万篇之多,有时却感到一字之缺;并不是没有这个字,而是避免重复有困难。所谓“单复”,就是字形的繁简。字形简略的字积累成句,就显得稀稀拉拉,行列单薄;笔画繁多的字积聚成文,就显得一片漆黑,篇体无光。善于用字的作者,繁简字体交错配合,就能圆转如珠了。以上四条,虽然不一定每篇文章都有,但总的体例是不能没有的;如果遇到这些情形而不明白,就算不得精通练字了。

 (四)

  至于儒家经典的内容深刻隐晦,各种著述浩瀚繁富,加以简帛的被蛀或破裂,经多次抄写而改变原字,有的因字音相近而误,有的因字形相似而错。如子思的弟子孟仲子,把《诗经》中的“於穆不已”说成“於穆不似”,这就是字音相近造成的错误;晋国历史所记载的“己亥渡河”,被卫人读为“三豕渡河”,这就是字形相似造成的错误。《尚书大传》中有“别风淮雨”的说法,《帝王世纪》则说“列风淫雨”。“别”与“列”、“淮”与“淫”,就是文字相似而于不知不觉中改变的。“淫”和“列”的字义妥当但不奇特,“淮”、“别”二字于理不合却很新奇。东汉傅毅在《北海王诔》中已用过“淮雨”二字,南齐王融在《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又用到“别风”二字。由此可见,爱好奇特的心情,古今都是一样的。但对待历史上缺疑的字,圣人是很慎重的;若能本于正确意义而抛弃好奇的念头,就可以定正文字了。

(五)

  总之,篆书和隶书依次熔炼,《仓颉》和《尔雅》对文字做了全面的解释。从古到今的作者,由于运用文字的不同,其效果就美丑各异。用字为世所同晓便容易流传,为时所共废便难以运行。文字把思想表达得明白而精确,就能文采飞扬而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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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提问:

文心雕龙翻译,神思文心雕龙翻译?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的文学价值是什么?

优质回答:

刘勰(约公元465—520年)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而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烁,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有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文心雕龙》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文心雕龙》以 “体大而虑周”首开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先河,其作者刘勰博得了当时社会的广泛赞誉。

刘勰,字彦和,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从小好学,立志要成为栋梁之才。20岁那年,刘勰的母亲去世,因生活贫困,他不得不居住在定林寺,并一直在那里生活了10年。寺院枯燥的生活,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博览群书,钻研儒家经典。之后,他应邀整理佛经,并最终成了“博能经纶”的佛学家。

30岁时,刘勰撰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学评论巨著《文心雕龙》,声名大振,也因此得以告别寺院,踏上仕途之路。梁武帝时,他历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等职,晚年出家为僧,改名慧地。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写作的指南,共50篇,其中涉及到了写作中应该注意的各种事项,分四个主要部分,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刘勰崇尚儒学,所以儒家思想成为《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他试图通过儒家经典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来探讨文章的指导思想、评价标准和文体渊源。他认为文学的发展与时代和社会政治是紧密相连的,但是他又提倡文学不能拘泥于时代,要在继承上求发展。

针对南朝浮靡的文风,他详细地论述了风格和风骨对于文章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创作的过程中应“为情而造文”,把创作者的情感和思想融入到作品中,而且作家要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在生活中不断地积累素材,写作过程中再加以合理的想像,这样文章才会有自己的风格。

不仅如此,刘勰还在著作中对很多修辞手法、结构、文章裁剪、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所使用的一些理论术语如“意象”、“风骨”、“为情造文”,成为现代人评论古文的常用语。

文学评论古已有之,如魏晋时的曹丕,但是到了刘勰,批评文学发展得更为合理化。在《时序》和《知音》中,刘勰对文学批评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强调批评家的修养和博观对正确评价作品的重要意义。例如关于批评态度问题,他认为作家要具备广博的知识,从文章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全面的评析,不可以偏概全。在《知音》“六观说”中的位体、通变、事义、置辞、奇正、宫商就属于如何鉴别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论述。他的理论把文学批评推向新的阶段,时至今日,他的批评理论还对现在的文学批评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心雕龙》也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杰出的著作。

《文心雕龙》中对文章的体裁与源流的阐述,是中国现存的关于文章体制和源流的重要参考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心雕龙》受到了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的注意和重视。为了能更好地研究《文心雕龙》,国内外专门成立了“文心学”,也称“龙学”。

《文心雕龙》奠定了刘勰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除此之外,刘勰还写过不少有关佛理方面的著作,但是大部分已失传,今尚存《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和《灭惑论》两篇散文。

【时序】《时序》是《文心雕龙》中关于探讨影响文学发展因素问题的篇章,文中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观点,并分三个方面(政治状况、社会风气、世情)论述了时代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其他网友观点

文心雕龙[1] 》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汉族文学理论专著。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

其他网友观点

它是一部“体大思精”“深得文理”的理论专著,本身只有37000多字,研究它的论著却有一二千万字,是可媲美红学的显学。

因为其理论体系甚为严密,普通读者阅读有一定困难,因此大众认知度较低,但它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先河,影响极其深远。它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作者刘勰。

导语

想象力作为艺术创作的肥沃土壤在艺术构思中占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康德说,艺术想象是艺术创作的灵魂。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用独立的《神思》篇来对艺术创作这种精神性劳动进行了多种视觉、多种角度的阐述,虽然这些研究大多都是运用直觉领悟和引喻化的经验性描述与分析,但是《神思》篇从创作原理上确立了刘勰创作论的整个体系,揭示他的创作论所要研究的全部内容。

因此,《神思》就可成为我们通向刘勰整个创作体系的一道隐秘之门。笔者中学时可算个文青,受语文老师口若悬河般引经据典的影响,怀揣作家梦,大学时对这一问题有过研读经历,作出如下回答,不当之处,留言点评。

刘勰,《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刘勰《文心雕龙》的命名来自于黄老道家环渊的著作《琴》。其解《序志》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环渊)《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全书共10卷,50篇(上下部各25篇),论及的文体有59种。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思想(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全面总结了齐梁以前的美学成果,对文学起源、文体类别、神思、风格、修辞、鉴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其中对文学的本质及特征的认识,开创了研究形象思维的先河。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

鲁迅评价: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织,开源发流,为世楷式。

具体说,《文心雕龙》的价值体现在:

1.文学史的观念:刘勰认为文学的变化终归受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

2.内容与形式:主张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和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3.方法论:提出“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内容与风格是否协调;二观置辞,文辞表达在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是否有继承和变化;四观奇正,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公允的品评标准。

《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时,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文学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富于独创性。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正如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戚良德先生所言:“刘勰的《文心雕龙》,既是一部中国文章写作之实用宝典,又是一部中国人文精神培育的教科书;既是中国文艺学和美学之枢纽,也是中国文章宝库开启之锁钥。”

《文心雕龙.神思》的文学价值

对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称为“龙学”,早已成为显学,不但我国学者,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都为之倾注了大量心力。这既是因其体大思精,包孕丰富,文辞精美,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与其成书距今一千五百年、采用骈俪文体、今人不易彻底读懂有关。

学界一般将《文心雕龙》视为我国古代最有系统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相当于今天的文学概论。有的学者还称之为一部古代美学著作。王先生则赞同范文澜先生所说“《文心雕龙》的根本宗旨,在于讲明作文的法则”,指出《文心雕龙》原来的宗旨是指导各体文章的写作,谈论作文的原则和方法,是一部文章学、文章作法的书。

汉魏以来,诗赋创作日益发达,而写景状物是诗赋中的重要内容,它们与抒发情志密切结合在一起,而此种情况也鲜明地反映于批评家们的言论之中。《文心雕龙》之言心物交融,正是此种言论的体现、升华。

最早对“神思”展开全面论述的是陆机的《文赋》,其云:“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

《文赋》对刘勰的影响是很大的。刘勰对陆机有关创作构思与想象的理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精到形象的阐述。他在《文心雕龙》中设专篇详论“神思”,由此确立了“神思”在中国古代艺术思维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陆机在《文赋》中虽较为形象地描述了“艺术想象”的过程,却未用“神思”之词,且缺乏理论之说明。惟有刘勰,才第一次就“神思”问题立专篇作深度的理论阐析,并将其列于创作之首位。至于《神思》以心物交融为中心的艺术构思论,又显然是继承和发展了陆机的《文赋》而来的,不过刘勰比陆机讲的更集中,更深入,也更系统。

“神思”之“思”在中国古代语言中不仅是我们现在说的思维的意思,而且有有想念不在目前的事物的意思。即近于现在所说的想象,并且经常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在刘勰看来,这种“思”也是与情感分不开的。明代徐祯卿云:“朦胧萌坼,情之来也,汪洋浸衍,情之沛也;连翩络属,情之一也。”

当代文艺学认为,艺术想象离不开“情”,因为作家想象时,总是要按照其情感态度去创造意象、塑造形象,主体情感必然要渗透于想象过程的各个环节,与主体情感无关的想象不是艺术想象.

被研究最多的《神思》是《文心雕龙》第二十六篇,主要探讨艺术的构思问题。刘勰认为艺术构思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所以把艺术构思列为其创作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总纲。

在《神思》中,刘勰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足见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理论有可贵贡献。

刘勰把构思的情况描述成:“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这就是说,艺术构思是凭作者平时“博观” 所得的基础,通过想象,把没有实体的无影无形的意念,给以生动具体的形态,并把它精雕细刻出来。所以,这完全是一种艺术的创造。刘勰对艺术构思的论述,基本上说明了这种特点。艺术构思的过程,离不开主观之“神”,客观之“物”以及“神”附于“物”的自由无拘地“游”的自然结合。三者交融,缺一不可。

李建中先生认为对神思比较好的解释就是把它和佛教思想联系在一起,佛教主张的“神不灭”认为,形体可以覆灭,神是永远不灭的。中国古代有很多“离魂”的爱情故事,像《倩女离魂》《牡丹亭》等。这应该是刘勰“神用象通”的一个来源,也就是我们本节题目的来源。这里的“神用”,就是这个游荡的灵魂,“象通”就是游魂找到的寄托物。神的这种游荡,一旦和象联系,就变成了一种言说形象,这就是刘勰讲的“神思”。

综上所述,刘勰在《神思》篇中讨论的文学构思,实则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一种是创作灵感支配下的艺术想象,另一种是以文本建构为指向的理性运思。由于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往往是想象在前,运思在后,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文学构思过程的两个阶段。某种意义上讲,刘勰以“神思”作为文学构思的主概念,即是以“神”代表灵感和想象,以“思”表达创作运思。

感悟及反思

《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思是说,要积累学识来储藏珍宝,明辨事理来丰富才学,研究阅历来进行彻底的观察,顺着文思去引出美好的文辞;然后使深通妙道的心灵,按照声律来安排文辞;正像有独特见解的工匠,凭着意向来进行创作。这是驾驭文思的首要方法,安排篇章的重要开端。

参照刘勰的讲法,我认为“积学”很重要,即要写好文章你就应该先在“肚子里”吃进许多好文章才行,这些好文章时间久了就会沉淀到你的无意识之中,形成你的“好文章之本我人格”,这样即使不懂文法技巧你也能自然而然地写出一手好文章了,因为那些好文章久而久之早已潜移默化、内化为你的主体写作能力了,它会在暗中支配和引导着你的写作。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文学与文化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新的思想时代。因此今天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不仅具有文学思想史、文艺理论方面的纯学术意义,还具有为解决当下文学艺术问题提供某种参考的现实性意义。相信古老的“龙学”研究,必将在新的世纪中再次展现出它旺盛的生命力。

可以讲,一定程度上,刘勰强烈的文化使命感限制了其生命趣味的舒张。但正如我们在《神思》篇所看到的,他同样坚持了自己的真实体验,热情洋溢地描述了灵感和想象的重要意义。也许,正是刘勰浓厚的文学趣味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的相互作用,使得《文心雕龙》成为如此深邃透彻、周密客观的理论著作。

他对文学的热衷与造诣,令其见解独到而精深,且不至于沦为某种文化符号乃至政治口号;其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则保证了其著述的格局与高度,不至于成为繁琐细碎的写作技巧汇编或自说自话的文学经验谈。《文心雕龙》这种理念与实践兼顾、感性与智性并存的理论品格,正是中国早期文学独特文化精神的体现,同时也为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极具风范的楷模。

参考文献:

1.杨明,王运熙先生“龙学”研究的贡献;

2.李金坤《文心雕龙·神思》创作要义新绎

3.李建中《〈文心雕龙〉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其他网友观点

一、《文心雕龙》介绍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汉族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二、《神思》篇介绍

《神思》篇是《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首篇。“神思”是对中国的艺术创造思维理论的一个凝练。《神思篇》作为创作论开篇,综述文学创作的过程。从文学创作构思以前的准备工作,到构思时的想象,由想象构成意象,再到语言,又从语言到声律,再到作品后期修改。《神思》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六篇,主要探讨艺术构思问题。刘勰把艺术构思列为其创作论的第一个问题,除了他认为艺术构思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外,《神思》篇是刘勰创作论的总纲。本篇从物与情、物与言和情与言三种关系的角度,概括地提出了他的基本主张和要求。

三、“神思”的意义与内涵

“神思”是刘勰继《文赋》之后,对形象思维的进一步探索。刘勰看到了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想象活动,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在他看来,“神思”虽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逻辑思维那样受着概念的规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与物、象、言相结合,始终在感性形象中运动,并伴随着主体情感的体验和自由抒发。书中说:“夫神思方远。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认为语言文学既再现着客体的物貌,又抒发着主体的情与理、志与气。

“神思”是艺术创造思维的核心范畴,刘勰是将“神思”作为艺术创造思维的整体进行论述的,其内涵包括了文学创作的准备阶段、创作冲动的发生机制、创作灵感的发生状态、审美意象的产生过程以及艺术作品的传达阶段、意象的物化阶段等要素。

“神思”的功能,恰在于并不局限于作者的所见所闻,而是发挥其艺术想象的作用,大大拓展了审美时空的边界。

四、《神思》的文学价值

1、神思与创作:

一个是神与物游,一个是神以言表,前者是指写文章之前要去了解这个物,与它交流,了解它,使它的生命力通过文章表现出来,神与物游是入的,后者指用语言来表达想象,是出的。一个是入,一个是出,这个就是神思与创作。

2、神思与作品:

文学创作或者艺术创作都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他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践之后,才能理解到那个妙处。这个妙处,不是思想,不是理论,但它又是思想又是理论,即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达到心手相应这样的一个境界。

3、神思与作家:

为了做好构思工作,强调作家要注意积累知识,辨明事理,善于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训练自己的情致。本文以过去的作家为例,说明艺术构思的不同类型。但无论作家构思的快慢难易如何不同,除都需要经常练习写作外,更要努力增进见识,在构思中抓住重点;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创作的成功。

刘勰对“神思”的论述,具有重要的文学与美学价值,关于“神思”运化中的感兴机制,关于审美意象创造和物化,关于审美抽象和文学情感等问题,关于文学创作与情感的统一,都值得我们不断学习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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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体例周详,论旨精深,清人章学诚称它“体大而虑周”,可以说是中肯的评语。魏、晋以来,我国文论始专门名家,到了南北朝,日渐形成繁盛局面。刘勰这部论著要算这一时期集大成的代表作。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文学的基本原则和阐明各种文体的渊源和流变。下篇的主要内容属于文学创作论,是全书的精华所在。虽然其中所揭示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是从封建文学艺术标准角度提出的,不免混有封建思想杂质,但只要经过选择,加以批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那么,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的地方。

《文心雕龙.神思》篇列为创作论之首,刘勰对《神思》的定位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以下分思、意、言三方面阐述其文学价值。

《文心雕龙.神思》是一篇完善的艺术想象论

《神思》列为创作论之首,具有总纲性质,涉及到创作论各方面问题,而作为这些问题的核心则是艺术的想象。在我国具有民族风格自成体系的文论中,想象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刘勰之前,陆机已开始认识到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文赋》的“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即状想象翱翔之致。显然,这对刘勰有着一定影响。《神思》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在前,卷舒风云之色”,就是引申陆机的说法。不过,刘勰并不仅仅因袭前人,雷同旧说,他对想象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作出系统的全面发挥。《神思》就是一篇完善的艺术想象论。

本篇开宗明义就对想象下了明确定义。刘勰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句成语,说明想象是身在此而心在彼,可以由此及彼,不受身观局限的艺术思维活动。事实上,这也就是指明文学创作不能拘泥现实,专构目前所见,从事刻板模拟,而应容许虚构的存在。他有时把这一点作了渲染和夸大。不过,总的说来,他并没有把想象加以神秘化。他认为想象不是来自凌虚蹈空的主观冥想,而是来自对客观物象的观察感受,从而把想象活动置于现实的基础上。

本篇提出的“思理为妙,神兴物游”,是刘勰想象论的重要纲领。

它一方面说明想象活动必须扎根于现实,一旦脱离了现实,想象活动也就失去了依据。这一点,在本篇下文中有着更明确的表白:“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麻是原料,布是成品)这里以麻、布为喻,形象地说明了想象活动就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素材进行艺术加工。这一见解,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神兴物游”也说明了作者的思维活动是与具体物象结合在一起的,实质上就是形象思维。刘勰继陆机之后,对艺术创作中这个带有普遍规律性的问题作了理论概括,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本篇论述了志气和辞令在想想活动中的作用,也是同样值得重视的。

所谓“志气统其关键”,“辞令管其枢机”,是把志气和辞令视为对想象活动起决定作用的两个因素。在这里,志气泛指思想感情,意思是说:思想感情是想象活动的动力,想象的展开是沿着思想感情的轨道而进行的。作家临篇缀虑,需要神定气足,只有思想坚实深刻,感情真实充沛,才能使想象活跃起来,从而优游适会,抒怀命笔。否则,就会如刘勰所说的“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形成思想僵化,感情枯竭,想象壅塞的枯窘状态。至于辞令系指语言或语词,任何思维活动都是通过语言的媒介来进行的,没有不依赖语言而独立存在的所谓思想活动。艺术想象也是同样。刘勰把辞令作为掌管想象活动的枢机,指出只有准确的预言才能构成准确的意象,强调文学必须以言达意,穷尽物色,曲写织毫。这就是他所说的“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的本意。当时正是号称玄学三理之一的“言不尽意论”恣肆横流之际,刘勰提出这种针锋相对的主张,有抨击玄风的积极意义。

作为艺术思维的想象活动本是一种极复杂的心理现象。刘勰在本篇中列举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创作实践的具体实例,指出“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认为作家运思行文,或迟或速,一方面是基于作家的才能禀赋和构思方式,另方面也取决于作品的大小规模和体裁特点,对于这些情况需要作具体分析,而不能一律相绳,妄分高下。然而,不管不同作家的写作会出现怎样纷杂歧异的情况,归根到底,文学创作毕竟还是有赖于平时的历练和积累。本篇所提出的:“积学以储实,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这四句话,即申明此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刘勰所说的“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并不是叫人无所用心,轻易落笔,把写作当做一种游戏。相反,他认为只有经过日积月累的辛勤努力,才能在写作时从容不迫,直抒胸臆。作家写作时似乎不费思索,摇笔即来的表现,实由于平日不断积累,艰苦历练的结果。因此,“积学以储实,酌理以富才”与“不必劳情,无务苦虑”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而是相反相成的。这与下文所提出的博兴一的辩证关系,具有同样性质。“博见为馈贫之粮”是指作家在生活体验上要博;“贯一为拯乱之药”是指作家在艺术表现上要一。“博而贯一”就是把体验上的“博见”和表现上的“贯一”统一在一起。这种从矛盾的范畴看出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不仅存在于本篇之中,而且在创作论其它各篇中也往往可以发现。这些地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刘勰总结了前人创作经验,意识到文艺创作构思时思维形式的特殊性,因此,他对艺术思维形式的特征进行了论述。他的具体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接触了形象思维的一些基本特征。这是刘勰在我国文艺理论史上可贵的贡献。

结语:

时至今日,《文心雕龙》的现代研究已经经过了百年历程。客观地说,《文心雕龙》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就要求当代的《文心雕龙》研究者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吸收前人的优秀成果,真正有意义的《文心雕龙》研究必然是具有博采众长的集大成性质。研究者们要在浩如烟海的龙学研究论著中采撷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成果为我所用,而不能无视前人的成果,进行重复劳动或者继续沿袭谬误。当然,“择善而从”对研究者有一定的要求,它要求研究者具备较高的学养,具备发现“善”的慧眼和识见。这样做并不妨碍研究者提出新的见解,而是说真正的新见解必须建立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局限的批判基础之上的。龙学界对“研阅”和“意象”等概念的解释证明我们在这方面还很薄弱。龙学界要加强这方面的意识,努力推出真正具有“博采众长”之善的《文心雕龙》研究论著。以发扬《文心雕龙》最大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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