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丸是什么:明朝的红丸案是什么情况?真相到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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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红丸案是什么情况?真相到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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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在神宗朝末年已经是风雨飘摇,宫墙内外都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公元1620年,及万历四十八年和泰昌元年,这种摇摇欲坠的感觉更加明显。其中著名的“红丸案”就发生在此时。

明神宗朱翊钧

万历皇帝去世以后,太子朱常洛继位。他从内帑中发放了两百万两银子犒赏边军,又免除一切矿税,并且启用了许多正直的大臣。他还改元泰昌,预备明年启用,然而想不到的是,他永远也用不了这个年号了。

还未来得及启用的“泰昌通宝”

早在登基当日,就有人为朱常洛准备了一份厚礼:一大份珠玉和八个珠玉般的美女。这位从当太子开始就担惊受怕的皇帝哪里有过这么好的艳遇,他很开心的笑纳了。又过了十天,他一病不起了,至于得病的原因大家都能猜得到。

皇帝临幸

就是病成这样,两天以后朱常洛还强撑病体,来到内阁召对群臣。而他却不是为了国计民生而来,竟然只是为了一件“小事”:奉郑贵妃为皇太后。

是的,那个送美女给他的人正是郑贵妃,因此他的病也就不可避免的和郑贵妃联系在了一起,从而让人不得不往深处去想。而礼部坚决反对将这个女人尊奉为太后,皇帝也不再坚持,这件事就这么暂时搁置了。

郑贵妃

又过了两天,朱常洛头晕目眩、身体奇软,已经起不了床了。究其原因,竟是他由于不相信太医院,私自让略通医术的太监给他开了方子,而这位神棍太监给他开的竟是泻药。顺便再提一句,这位叫崔文升的太监,也是郑贵妃的心腹。

崔文升的神药——巴豆

这下子外朝可就炸了锅了,天子的身体怎么能容许几个女子和一个太监如此糟践?以杨涟为首的言官立刻上书,要求严惩郑贵妃和崔文升,连带着当朝首辅方从哲都受到了波及。

方从哲

八天以后,内阁全体成员会同几位贵戚,再加一个即将被托孤的杨涟集体来到御前,接受皇帝和几位皇子的召见。朱常洛好言抚慰了杨涟,没有治他的罪。而在方从哲询问他最近吃药情况的时候,朱常洛长叹道:“已经十几天没吃了。”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无不心惊肉跳。

明光宗朱常洛

又过了六天,上述人员再次受召,此时的朱常洛虽然精神尚可,但是已经没有了人形。他把皇长子叫到跟前,对大臣们说:“愿诸位爱卿能把他辅佐成尧舜之君啊!”又问陵寝安排的怎么样,内阁以为是说神宗的后事,朱常洛苦笑道:“朕是说朕的后事。”此言一出,宫中诸人立刻齐齐跪倒,哭声四起。

皇长子1朱由校

朱常洛摆摆手:“不要哭,不要哭。听说鸿胪寺丞李可灼有神方进呈,拿来我看。”

方从哲答道:“李可灼说那是仙方,看都不让臣看。我们怀疑是神棍,没有理会。”

朱常洛说:“我都成这样了,还管他是仙方神棍?召他进呈方子吧。”

方从哲只好把那个五十多岁还只是个寺丞的李可灼叫来。李可灼把方子呈上,朱常洛连称“忠臣”,然后让人炮制出来,是一颗红丸。朱常洛服用后感觉非常好,不久又服下一颗。当晚内阁接到的消息是圣躬很有起色,似乎是有好转的兆头。

崔文升进呈红丸

次日,乾清宫突然传来皇帝已经驾崩的消息,朝野震动。群臣立刻赶到乾清宫要求见皇帝最后一面,而太监们把宫门紧紧关闭,直到杨涟等人带头撞门才把乾清宫门撞开。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乾清宫仍是有活人住着的,那个人就是李选侍。

李选侍

以上就是“红丸案”的全部过程,虽然所有线索都似乎指向是郑贵妃和李选侍勾结以谋害朱常洛,但是苦于没有切实的证据,因此尚无法夯实二者罪名。

“红丸”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是红铅丸,这种药丸曾被当做春药使用;也有人认为是道家所炼就的丹药,李可灼说的“仙丹”也不过分;还有人认为是朱砂丸,就是要置朱常洛于死地。但无论是哪一种猜测,至少有一种是确定的:如果丸药的红色是金属所带来的,那么这就必然将已经病入膏肓的朱常洛带到地府。

剧毒——朱砂

而此案所造成的结果也是无法估量的:朱常洛在其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大抵还可以算作一个不糊涂的君主,他的过早的离世直接把天下交给了他的那个文盲木匠儿子。而朱由校是真正意义上的明代亡国之君。围绕着他的死,党争也就激烈的展开了。这不仅拖垮了明朝政府,就连福王登基以后,在南明朝廷也掀起了血雨腥风。

很多人都觉得做皇帝是最快乐的事,殊不知天家也有如此多的烦恼。如果朱常洛还能说话,我想他一定会说:“愿以后生生世世再不投身帝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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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宫廷中秘制的一种春药。

万历末年,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已定。于是阴险毒辣的郑贵妃为了讨好朱常洛,投其所好,送了八个美女侍奉朱常洛左右。朱常洛身体本不是太健康,加之纵欲过度,渐渐体力不支。登基仅十几天,就因酒色过度,卧床不起。

即使这样,朱常洛也没有停止与美女鬼混。一天夜里,为了寻求刺激,朱常洛服用了一粒“红色药丸”,结果狂笑不止,非常狂躁,精神极度亢奋。次日一大早,侍寝的太监吴连请来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不知皇帝阴虚肾竭,以为皇帝邪热内蕴,就下了一副泄火通便的猛药。

朱常洛吃了药,一宿腹泻三十余次,生命危在旦夕。崔文生为此惹了大祸,朝廷上唇枪舌剑,吵作一团。朝廷重臣杨涟上疏,弹劾崔文升误用泻药。崔文升则辩解自己没有下错药,是皇帝用了“红色药丸”造成的重病。当时东林党人马上指责崔文升用药不当,还要拿“红色药丸”来败坏皇帝名誉。

病危中的朱常洛,仍然念念不忘“红色药丸”,鸿胪寺丞李可灼当即进献了一粒“红色药丸”,朱常洛服用后没什么动静。晚上朱常洛要求再服用一丸,李可灼就又献出一粒“红色药丸”。结果,不长时间,朱常洛就手捂心口,瞪眼挣扎,最后一命呜呼!此时朱常洛即位刚刚三十天,年号都没有来得及制定。

明末宫廷党派斗争激烈,“红丸案”使党派矛盾冲突白热化。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献的“红色药丸”就是“红丸”。红铅丸就是普通春药,而春药属于热性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有人认为,那“红色药丸”是道家所炼金丹。

有人认为李可灼不是御医,怎么能随便给皇帝进药;何况朱常洛是纵欲伤身,需要的是静养,怎么还用“红丸”这样的虎狼之药呢?由此推断,李可灼必然是受人指使,有意谋害皇帝。而李可灼是首辅方从哲带进宫里的,也应该追查。再一追查,崔文升是郑贵妃属下之人,也该进一步追究责任。这时朝廷党派吵作一团,互相指责攻讦。

最后,一位刚入阁、与双方都没有关系的大臣寒圹上疏后,才平复了争议。李可灼被判流戍,崔文升被贬放南京。轰动一时的“红丸案”才算了结。后来到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当权,又为“红丸案”翻案。于是当时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又被开除官籍,夺去所有官阶封号,定了流戍之罪。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到追罚,主使人高攀龙投池而死。崇祯皇帝惩办了魏忠贤,结果“红丸案”又被翻了回来。

关于“红丸案”党争不断,追责无数。可是罪魁祸首还是出自郑贵妃。御医崔文升有医疗责任,李可灼讨好皇帝,乱进春药,罪过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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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丸案”与“梃击案”、“移宫案”并称明末三大疑案,是明光宗朱常洛病重吃了两粒红药丸后,当夜就驾崩,留下了一段疑案。

三百多年来,各方面的人士都想弄明白朱常洛到底是吃了一个啥东东,但都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答案,也就成了明末三大疑案之一。

这是一件案中案,诡异复杂。

豹眼认为,此案与其他二案不无关系。要说清这件事,还得从朱常洛出生那一天说起。

朱常洛出身卑贱,不受其父明神宗待见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朱载垕驾崩,太子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改明年为万历元年。

万历六年(1578年),王氏被立为皇后,刘氏册封昭妃,但都一直没有子嗣。

万历九年(1581年),神宗在其生母李太后的慈宁宫玩耍,看到小宫女王氏不错,就临时起意幸了一下。

不曾想,这一下就让王氏有了身孕。鉴于王氏出身卑微,神宗忌讳这事,本不想承认,可人家小宫女这么大的馅饼砸在头上,岂能放过,拿出当时留下的信物玉佩为证,内宫起居注也记载着这事,不好赖账。加之,李太后盼孙心切,明神宗也就认了。

万历十年(1582年),明神宗册封宫女王氏为恭妃。不久生下了儿子,即明神宗的长子,取名朱常洛。

母以子贵,宫女王氏因身怀龙种而得贵。

但子亦以母贵,朱常洛却因为其母是宫女,出身卑贱,不受待见。

从朱常洛出生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其不平坦的命运。

朱常洛在艰难的皇储争斗中胜出,被立为太子

明神宗正宫没有子嗣,众多妃嫔中对郑氏尤为宠爱。

万历十二年(1584年),郑氏因孕晋封为贵妃,产下皇二子朱常溆,可惜夭折。

好在明神宗对郑贵妃宠爱不减,万历十四年(1586年),又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

随后,郑氏被晋封皇贵妃,并借机乞求明神宗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自己则想做皇后。

明神宗满口答应,二人还立了个合约,并在道庙中立下誓言。

常言道,木有不透风的墙。这事既不合祖宗立下的无嫡立弟的规矩,也有违废长立幼的封建礼制。大臣们议论纷纷,多次上书劝谏,指责后宫干政,言辞之间,矛头指向了郑贵妃。

本来这是个家事,一个宫女生的儿子实在是地位太卑贱,难以继承大统。但大臣们都闲得蛋痛,非要折腾,明神宗也木得办法,谁叫他做皇帝太任性呢?

为了平息皇储争议,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终于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皇三子朱常洵为福王。

这是万历年间最激烈、最复杂的政治事件,一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部级官吏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多达三百余人。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东林党人也受到了严厉打击。

朱常洛最终登基为帝

朱常洛虽然被立为了太子,但这场争斗远没有就此停止。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又有谣言说万历皇帝要换太子,矛头又指向了郑贵妃。为此,又有许多官员受到株连而被万历皇帝逮捕。

太子的处境如此,其母的地位也可想而知。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太子之母恭妃王氏寂居幽宫,终日不见皇帝,天天以泪洗面,逐渐双目失明,在郁闷中病逝。大学士叶向高建议厚葬,毕竟是储君、太子之母,但万历皇帝居然不同意,再三进言,万历才勉强同意追谥为皇贵妃。

恭妃王氏的处境,也折射出万历皇帝对太子朱常洛是多么的不待见。

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万历皇帝的任性,不仅害了恭妃王氏,也害了太子朱常洛,给大明王朝的根基埋下了祸患。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又有进言说郑贵妃以及福王要谋害太子,万历仅仅让福王就藩,但被郑贵妃暗中阻止。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驾崩,皇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皇位,是为明光宗,改明年为泰昌。

红丸一案的始末

光宗即位后,依据明神宗遗诏罢矿税、榷税及税监,发内库二百万两充边赏,朝野为之感动,上下都期待一位明君诞生。

但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个月,明光宗朱常洛就因为病重,服用了李可灼进献的“红丸”药后,一命归西。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初一日,朱常洛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仪态很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

但仅仅过了十天,就一病不起。

据《国榷》记载:

(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

《罪惟录》也记载:

“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

郑贵妃进献了八位美女侍奉明光宗,直接就把朱常洛给累趴下了。许多大臣以此认为这是郑贵妃的阴谋。

但豹眼以为,这没有道理啊!

想想朱常洛做太子前后,万历帝都不很待见,是大臣们前仆后继力保才使朱常洛得到和保住了这个位置。

当时,朱常洛也不敢过于放纵,稍有不慎不仅太子之位不保而且还有杀身之祸,日子过得非常憋屈。

继位时,已经三十八岁,可能是憋得太久,一旦登上了大位,也就夜以继日寻欢作乐,一下子就把身子掏空了。

明光宗病重,于是召内官崔文升负责治病。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后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即大黄,相当于泻药。

服药后,一昼夜朱常洛连泄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

这事看起来是郑贵妃在故意折腾朱常洛,但细究起来,也未必是真。

进献几个美女很可能是为了讨好新帝王,缓和以前的关系,为自己及儿子福王的将来打算。

再说,朱常洛三十好几的人,自己不悠着点,也怨不得别人啊。

由于立储之争,郑贵妃一直与朱常洛关系不好,崔文升又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被怀疑是肯定的,但恐怕是背锅侠。

因为朱常洛自己有儿子朱由校,已经十六岁了,就是朱常洛死了,也轮不到郑贵妃的儿子福王即位。

再说,万历皇帝活着的时候,有他撑腰还斗不过朱常洛背后那些大臣,万历驾崩了,郑贵妃如果明白事的话,就不会跟朱常洛再斗下去,而是应该妥协和好。

对于崔文升是否有资格进药及药理是否正确,大臣们提出了异议,加之朱常洛生母老王家的外戚及原太子妃郭氏外戚都认为这是阴谋,要求彻查。

朱常洛于是下令将崔文升驱逐出宫了事。

这事看来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是郑贵妃及崔文升作案,其中的猫腻朱常洛自己清楚。

朱常洛病重还得继续治疗,鸿胪寺丞李可灼自荐进献红丸,自称仙丹,包治百病,是其在峨眉山采药时一位仙长所赠。

朱常洛服了一丸之后,神清气爽,病情立马好了许多,要求再进仙丹,但李可灼说必须三天后才能再服。

两天来,朱常洛居然能下地走动,曾两次走出殿门。

朱常洛好不容易等到第三天,再付一丸,也算是奇迹出现,当晚他就驾崩成仙了。

一开始,大臣们都不同意朱常洛服用李可灼的药丸,但朱常洛坚持,内阁首辅方从哲无奈应允,但朱常洛驾崩后,方从哲害怕承担责任,就拟定遗诏赏赐进献红丸的李可灼。众大臣对此提出异议,皇太子朱由校就下诏罚了李可灼一年的俸禄,了结此事。

千古疑案

该死的死了,该逐的逐了,该罚的罚了,但这事还没有完。一系列追查元凶的举动继续进行,其间,党争与私仇夹杂其中,相互揭发陷害,连坐罪死者不计其数。

有说是郑贵妃的阴谋,有说李可灼加害,说他进的药丸就是红铅丸,是剧毒药物等等。这些都已经成为千古之谜,一直没有定论。

在这里,豹眼想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有时候,最大的私仇者未必是最大的嫌疑犯,而最大的获利者则很可能是第一凶手。

上面说了,朱常洛死后,郑贵妃的儿子已经没有可能成为继承人,而继承人则是朱常洛的儿子朱由校。这时候害死朱常洛,对郑贵妃来说,又有何益?

皇太子朱由校的奶娘是客氏,客氏又是大太监魏忠贤的对食。

在不久前,豹眼回答了客氏与魏忠贤勾结淫乱宫闱之事,这里不再详细解读,简单说一下要点。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朱由校生母去世,万历皇帝念及皇孙年幼,就让朱常洛的选侍李氏抚养朱由校。当时有东、西两个李氏选侍,抚养朱由校的李氏被称作西李。

朱常洛继位后,想封西李为皇贵妃,但她不满足,想要做皇后。为此,皇后之位暂缺。

明光宗朱常洛驾崩后,西李一直住在乾清宫,大臣们怀疑她要借机垂帘听政。

于是,大臣刘一燝、周嘉谟、杨涟、左光斗等上疏,要求她移居别宫,这就是“移宫案”

当时,大太监王安迎接皇太子朱由校即位,西李派遣李进忠(后朱由校赐名魏忠贤)阻拦,数次要把朱由校叫回来,不准让他去文华殿即位。

由此,朱常洛之死,也把西李牵涉进来,“移宫案”与“红丸案”一起成为谜案。

“移宫案”之外,之前还有一案,叫“梃击案”,也与朱常洛有关。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一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棒闯入朱常洛居住的太子宫–慈庆宫,打伤了守门太监,被侍卫制服。

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引进的。

于是,时人怀疑是郑贵妃企图刺杀太子。郑贵妃因得到万历宠爱,不与追究,最后张差被以疯癫奸徒罪处死,又在宫中秘密杀了庞保、刘成二太监,了结此案。

此案背后是否是郑贵妃指使,没有定论,也有人怀疑是太子自导自演的一出苦肉计,其目的是借此陷害郑贵妃。

如果郑贵妃真要雇人暗杀太子朱常洛的话,会让张差这样的菜货,拿着一个木棒明目张胆的去太子宫杀人吗?

朱常洛自己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岂敢惹是生非,他会自找麻烦吗?如果真是他自导自演的话,岂不正好给郑贵妃留下了把柄?

但是,如果真把朱常洛杀死了的话,对谁受益最大呢?

朱常洛的接班人是朱由校,最大受益者不是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而是朱由校。

因此,豹眼认为,万历皇帝不糊涂,他不认为郑贵妃会这么愚蠢。但他应该深挖一下,究竟是谁在背后指使。

豹眼判断,梃击案很可能是客氏与魏忠贤在捣鬼。

因为不打击郑贵妃的话,万一老皇帝万历变了卦,废掉了太子朱常洛,改立福王为太子,那么皇太孙朱由校将来就没有皇帝份了。

再说,一个莽汉也不会真能杀掉了太子,太子之命无忧,皇太孙的地位也就无忧。

此事,背后一定有隐情,大概率是客氏与魏忠贤在捣鬼,以引起朝臣对郑贵妃一党的抵制。

朱常洛继位后,西李又想把持朝政,如果等着朱常洛寿终正寝,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毕竟朱常洛才三十八岁,之后还不知道发生多少变故。

而朱由校是客氏从小奶大的,一时半刻都离不开。

一不做二不休,借机让朱常洛离开人世,朱由校上位,作为朱由校断不了奶的奶娘以及魏忠贤,就可以大权独揽了。

因此,在豹眼看来,“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作为明末三大疑案,案发时,朱由校的奶娘客氏与魏忠贤虽然都还处在背后,没有走向前台,但与他们恐怕脱不了干系。

因为他们才是真正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成为最大的怀疑对象。

三百多年来,史学家设想了种种答案,但没有一种令人信服,因此,“红丸案”与“梃击案”、“移宫案”一起,成为了千古之谜。

其他网友观点

红丸案是明光宗去世时发生的。事情的经过并不复杂,当事人的责任也不难分清。但在党争的背景下,问题被夸大,以致争论数年而不休。

光宗在位一个月就病逝了。关于他得病的缘由,人们大多认为是光宗淫佚过度所致。

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够强健,神宗自光宗年幼就以此说事。而他继位前的数十年,又长期受到各种压制,心情难说舒畅,导致其身体一直较弱。继位之初,政务繁重,加重了他身体的负担。“光庙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几,精神劳瘁。”

但很多史书说他的一个弱点是比较好色齐且无有节制。并说,即位后,郑贵妃害怕他报复自己,为改善与光宗的关系,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后,他举行内宴,以女乐承应。当天夜里“连幸数人,圣容顿减”。也有的说得更具体,“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光宗病后,原郑贵妃宫中太监掌御药房的崔文升用药失误,投以下泄之药,使其一昼夜不断起夜,更加剧了病情。

但也有记载说事情不是这样。《明光宗实录》记载,“问内官以违豫之故,因知外廷所传进御不节,流言绝谬,乃是崔文升用药差误所致……以皇上之日日万几,茕茕哀痛,精神耗费,于法止宜清补,文升何投相反相代之剂?然则外传流言,必文升借口以盖其误药之奸耳。“也就是说,皇帝因荒淫过度致病是崔文升造的谣言,目的是掩盖自己用药失误。

不论何种原因,光宗的病越发沉重,最后终于驾崩。

八月二十九日,即该月最后一日,光宗召见阁臣方从哲、韩爌等十三名官员于乾清宫,托以后事。

当时鸿胪寺丞李可灼自言有红丸仙丹,并通过太监奏闻了光宗。召见时中,光宗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奏:“鸿胪寺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光宗即命内官传宣。李可灼到后与阁臣同入诊视,言病源及治法“甚合”。“上喜,命进药。诸臣复出,令李可灼与御医各官商榷,未决。辅臣一燝言:‘其乡两人,同用此丸,一损一益,非万全药。礼臣如游言:此大有关系,未可轻易。’乳妪至,上趣和药。诸臣复入,可灼调药进。上饮汤辄喘逆,药进乃受,喜称‘忠臣’者再。”

由于第一丸药服下感觉很好,光宗很高兴,令赏李可灼银两,又令李可灼再进一丸。当时御医都说不可太急,但光宗催促不已。于是李可灼只好再进,服后仍不错。于是,方从哲按照光宗的意思写票赏赐李可灼。

第二天(九月初一日)早晨,“宣召急。诸臣趣进,而龙驭以卯刻上宾矣”。时年三十九岁。

上图明庆陵,明光宗朱常洛葬于此

光宗一死,人们认为与李可灼的红丸药有极大关系。

因光宗传旨赐李可灼银币,奉命拟票的方从哲也连同遭到谴责。御史王安舜上疏反对赏赐李可灼,并说:“当圣躬疾笃,正中外危疑之日。李可灼敢以无方无制之药,架言金丹,夕进御而朝宾天。即不能深文以申公讨,亦当治以庸医杀人之罪。”

方从哲于是改票罚可灼俸一年,令其驰驿回籍。御史郑宗周疏请寸斩崔文升以谢九庙,方从哲拟令司礼监议处。在论者蜂起时,移宫案发生了。人们对红丸案的争论暂时停止,但其后成为两派官员长期争论的一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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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大明王朝中,明光宗朱常洛可以算是比较背的一位。他一生只活了39岁,在前20年中,他是皇帝最不宠爱的皇子。在生命最后19年里虽然当上了太子,过的确是战战兢兢生活,最后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便一命呜呼。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7月21日),神宗病逝。光宗即位后,想证明自己是位勤政务的明君,却因此累跨了身子。

明神宗的宠妃郑贵妃当时住在乾清宫中,郑贵妃与朱常洛的宠妃的李选侍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建议封李选侍为皇后,而李选侍建议朝廷封郑贵妃为皇太后。

不到半月,八月十一日朱常洛生日的这一天,便卧床不起。据《先拨志始》中记载当时的明光宗朱常洛“一夜数十起,支离床褥间”。次日,御医崔文昇请脉。光宗应是纵欲伤身,崔文昇却说是肾虚火旺,给开了泻药。崔文昇进献的药,不但没有起到治疗效果,反而加重了病情,引得东林党人强烈不满。认为郑贵妃与李选侍二人居心叵测,谋害皇帝。

杨涟与左光斗联合朝廷中反对后宫专权的大臣,要求郑贵妃“移宫”,同时强烈要求朝廷严查崔文昇。郑贵妃看到大臣群情汹涌,便从乾清宫搬到了慈宁宫。

就在这时,鸿胪寺丞李可灼说他有一种可治百病的红丸,可谓之“仙药”,并将其进献给朱常洛。光宗服后,觉得“思进饮膳”十分舒畅,李可灼便又进献了一粒。谁知朱常洛继续服用了第二粒红丸后,第二天凌晨竟一命呜呼。

皇帝暴亡,一时震惊朝野,这便是有名的“红丸案”!

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李可灼献上的“红丸”并非毒药。这红丸的主要成份是红铅、参茸等补药。但由于之前的太医用错药,此时的朱常洛腹泻不止,身体已是极度虚弱。在此时服用大补的药,不仅不能缓解病情,反而会使得病情更加恶化。

严格来讲,历代帝王对于所服用的药物把控十分严格。没有经过层层把关,是不会随便服用臣子献上的药方的。照理说,应该至于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因此,满朝大臣都认为明朱常洛之死与李可灼进献“红丸”脱不了干系。在对此进行调查之时,没想到内阁首辅方从哲却用明光宗遗诏的名义,拟赏李可灼银五十两,如此一来,满朝官员大哗,尤其朝廷中的东林党人更是无比愤怒。

前有曾服务于郑贵妃的崔文昇进献“大黄药”,接着又有李可灼进献“红丸”,皇帝因而暴亡,现在竟然还要赏进献者银两,这一系列的操作,不由得让东林党人怀疑,郑贵妃福王代表的政治派系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纷纷上疏弹劾李可灼和方从哲。经过朝廷一番激烈争论,结果,李可灼充军,崔文昇贬放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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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丸案是明末三大案之一,其结果是导致继位才一个月的泰昌帝蹊跷死亡。围绕着这一起事件,后世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到底是谁操纵了这一起政治事件,导致了泰昌帝死亡,这一切,说来也是话长啊。

命运多舛的泰昌帝

(明光宗朱常洛)

泰昌帝(明光宗)朱常洛是神宗万历皇帝的长子,神宗没有嫡子,因为他的两任皇后王氏、刘氏都没有给他留下子嗣。朱常洛是神宗某一天在李太后居住的慈宁宫偶然临幸宫女珠胎暗结所生的皇子。朱常洛生母出身卑贱,而神宗当时正宠信郑贵妃,自然对由宫女生下的皇长子毫不在意,若不是李太后盼孙心切,神宗都不想承认这个儿子了。

神宗是认了朱常洛这个儿子,但很快他最宠爱的郑贵妃便为他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成为大明储君,郑贵妃不停的在神宗面前吹枕边风,而耳根软的神宗竟真的答应了郑贵妃,两人还写下合同,在道观中立盟誓。神宗知道易储压力重重,那些恪守祖制和封建礼制的大臣们绝对不会轻易让他立朱常洵为皇太子,要想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不立太子,看看谁沉不住气。

神宗迟迟不立太子,这自然引来了朝中大臣的猜疑,大家都把矛头对准了郑贵妃,认为是郑贵妃从中作梗意图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于是大批正直之臣纷纷上书请求神宗及早正国本以安臣民之心,奏疏成百上千的呈给神宗,不是指责后宫干政,就是希望神宗早立储君,其矛头无一不指向郑贵妃。神宗虽然搁置不理,宠爱郑氏如初,但也经不住大臣们无休止的上奏进谏,立储争议几乎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连神宗自己都招架不住了,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此时朱常洛刚满20岁。

(国本之争的另一个主角福王朱常洵)

闹的沸沸扬扬的国本之争终于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等四名内阁首辅,一百多名大小官员遭革职充军。朱常洛虽然被神宗极不情愿的立为太子,但他与父皇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神宗对皇长子一如既往的冷冷淡淡,这样的太子当的何其憋屈啊。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朱常洛被立为太子不过两年,京城就有谣言说神宗准备要换太子,矛头指向郑皇贵妃,神宗为此命锦衣卫大肆搜捕,抓了不少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又有人进言说郑皇贵妃与福王将要谋害皇太子,神宗为彻底消除流言准备将福王朱常洵出京就藩,又是在郑皇贵妃的阻扰下不了了之。由此可见,万历年间关于皇太子朱常洛将被废的流言,都无一例外的将矛头指向郑皇贵妃和福王,这绝不是什么空穴来风,苍蝇不咬无缝的鸡蛋,如果这母子两人心里没鬼,又怎么会一尔再再而三的出现这些流言。

震惊朝野的梃击案

梃击案也是明末三大案之一,之所以提到这个案子,是因为此案与之后发生的红丸案存在着很大的关联。关于梃击案,《明史·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对此事有记载:

四十三年夏五月己酉,蓟州男子张差持梃入慈庆宫,事复连贵妃内珰。太子请以属吏。狱具,戮差于市,毙内珰二人于禁中。自是遂有“梃击”之案。

这事儿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三十多岁男子,手持枣木棍直闯太子居住的慈庆宫,一路打砸打伤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才被内官韩本抓住。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宫外的不明身份者竟然直闯皇宫试图伤害太子,此事绝没有那么简单。

在锦衣卫的严刑拷问下,张差供出是受了郑皇贵妃手下宦官庞保、刘成指使,神宗皇帝大惊,朝臣更是议论纷纷,冲击东宫意图伤害太子这绝对是大逆的死罪。没有办法,神宗只得叫郑皇贵妃自己到太子那里争取谅解,郑氏于东宫跪拜太子,太子慌忙回拜。神宗与太子虽然不予深究,仅将张差处死了事,但涉案的庞、刘二人因张差已死,遂矢口否认涉案,神宗为防夜长梦多,也是出于保护郑皇贵妃,还是秘密命人将庞、刘二太监处死。至此,涉案的所有人已全部遭处决此事已是无从查起。但是郑皇贵妃企图夺嫡之事却确有此情,梃击案最大的嫌疑仍然是她。

红丸案,泰昌帝即位一月即暴毙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皇帝驾崩,当了二十年皇太子的朱常洛终于苦尽甘来当上了皇帝。根据史载,泰昌帝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意思是说皇上的行走、仪态都很正常,没有疾病的迹象。此时三十八岁的泰昌帝正值壮年,正是年富力壮,精力旺盛的时候,可谁也没想到仅仅一个月时间,他便突然驾崩,创造了明朝皇帝中在位时间最短的纪录。

关于泰昌帝如何得病,《明史》记载语焉不详,倒是明末著名文学家谈迁在他所著史书《国榷》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另”。《罪惟录》也有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也就是说泰昌帝从即位到一病不起,不过短短十天时间,而这期间,泰昌帝处了处理日常政务,大部分的时间都深居后宫,把压抑了多年的情绪尽情发泄,突然间的色欲过度,让泰昌帝本来就不甚强壮的身体一下子垮了。

八月十四日,病势沉重的泰昌帝急召内官崔文升入宫治病,这个崔文升本是郑皇贵妃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后被破格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泰昌帝病重后,崔文升受郑皇贵妃指使,向泰昌帝进“通利药”,这是一种泻药,而且服用后即见效,整整一昼夜泰昌帝都没能安睡,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衰弱,近乎衰竭状态。让一个不懂医的太监为泰昌帝看病进药,这是何其荒唐的事,更何况泰昌帝身体本来就虚弱,应当进补,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加剧了皇上的病情。八月二十八日,在朝臣的强烈反对下,见药无效的泰昌帝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二十九日,泰昌帝病势更加沉重,在病情如此凶险的情况下,泰昌帝仍然是急病乱投医,接受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仙丹,中午,李可灼将调制好的一颗红色药丸曾给皇帝服用。泰昌帝服过后感觉还好,精神状态也比服用前好了些,于是让内侍传话要求李可灼再进一粒丹药,尽管御医们表示反对,但泰昌帝已经对红丸大为相信,仍坚持服用了第二颗红丸。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六日(1620年)五更,朱常洛驾崩。泰昌帝从患病到驾崩,时间不过短短一个月,虽然病来凶险,但直接导致皇帝暴毙的元凶却是李可灼和他进献的红丸,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是用妇人经水、秋石、人乳、辰砂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身体本就虚弱的朱常洛,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磨,导致其暴毙而亡。

红丸案背后的阴谋论

泰昌帝在位仅一个月便猝然长逝,而从他发病起到后面用药,其实一直都被后世认为是有计划的一场阴谋,其目的就是夺权。

泰昌帝在登基大典上无论形态、行走都很正常,没有疾病的迹象,三十九正是虎狼之年,年富力壮之时,不可能在位仅十天便突然病势沉重,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就要追究到郑皇贵妃给泰昌帝进献的那几个美人了,泰昌帝在当太子时可谓是战战栗栗如履薄冰,生怕自己做错什么受到父皇斥责甚至废黜,因此他各方面都表现的很压抑内敛。如今当上皇帝了,也算是彻底解放,郑皇贵妃选择在这个时候进献美女,显然其动机不纯,是要用女色麻痹泰昌帝,掏空他的身体以达到阴谋夺取的目的。

而泰昌帝病初,身为郑皇贵妃心腹太监,如今又称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的崔文升,正是在郑皇贵妃的指使下向皇帝进“通利药”这样药效猛烈的泻药,结果加剧了泰昌帝的病情。这两者是因,泰昌帝的病因郑皇贵妃而来,病情加重也是因郑皇贵妃而起,因此,红丸案绝对是一起惊天大阴谋。

亲历了红丸案整个过程的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人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而刑部主事王之宷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说明泰昌帝驾崩之事在当时看来,郑皇贵妃与光宗宠妃李氏等人阴谋夺权,有计划的步步加害皇帝这种观点已成为主流,她们永远都不可能洗脱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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