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论的代表人物是(精神分析论认为人格结构包括)

季乐迦

一百年前的钻研印度教和凯尔特神话的神秘学学者，能和现代政治有什么关系？答案出乎意料：从克里姆林宫到白宫，都有一个名叫“传统主义”的幽灵萦绕在政治权力中心——普京的智囊亚历山大·杜金认为传统主义值得借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顾问史蒂夫·班农非常熟悉传统主义理论，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智囊奥拉沃·德·卡瓦略是传统主义第三代传人。

亚历山大·杜金

研究传统主义的英国学者马克·塞奇威克（Mark J. Sedgwick）曾说：“（杜金的）精神实践可以用盖农（Rene Guenon）来解释，他的政治活动可以用埃沃拉（Julius Evola）来解释”，很好地总结了杜金的神秘主义信念和宏大政治理想与传统主义思想谱系的关系。杜金出版的《第四种政治理论》中，明确提到了传统主义是值得学习的，尤其是其中反对现代主义的部分。这一点极其耐人寻味，因为反对现代性的思想理论可谓汗牛充栋，而他选择的却是一个充满了神秘主义和末世论色彩的边缘派系。事实上，早在苏联时代，杜金就加入了一个神秘主义崇拜（esotericism）的小圈子，专门研读神秘学相关学者并实验各种神秘主义仪式。在苏联解体后，他试图掩盖自己的神秘信仰，还组织了一个“国家布尔什维克党”，调和共产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但最终选择将自己的政治理论重新包装为“新欧亚主义” ，着重推销自己的地缘政治理论。但是在2014年的一段采访中，他坦然承认：“传统主义是并且仍然是我后来所有发展的哲学的中心焦点……作为一名思想家，塑造我的正是传统主义……我意识到自己在现代性沙漠中属于“传统”（Tradition）的叛逆者，是一个属于“形而上学地下党”（metaphysical underground）的人……我从未摆脱这一点”。他还曾说“我也认为埃沃拉和盖农都是大师，是最后的反抗和伟大复兴的象征人物”。

在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中，他认为盖农和埃沃拉不够重视俄罗斯独有的传统，并且反对某种扩张性、一元性的传统，而是把传统的单元转化为了“文明”，不过他不是像新右翼一样支持某种种族隔离式的多极社会，而是基于俄罗斯历史上的斯拉夫主义，提出了一种扩张性的“欧亚主义”。和传统主义者一样，杜金相信现代社会处于堕落之中，不同的是，他相信东正教和斯拉夫结合的“欧亚”传统会是最好的堡垒，而恢复“欧亚”传统的俄罗斯将是人类文明最后的灯塔。他尤其强调，东正教不像西方世俗化的基督教，保留了俄罗斯前基督教时代的异教传统，因此俄罗斯的传统并没有发生过断裂。他在书中直陈：“我赞同盖农和埃沃拉……认为现代性是源于它的意识形态——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等等——是人类未来灾难的原因，以及西方态度在全球的主导是地球的最终退化。西方世界正在走向终结，我们不应该让它把我们所有人都拖入深渊。”

杜金也积极地和不同国家的传统主义者接触，试图形成某种共识。2011年他曾和巴西的奥拉沃·德·卡瓦略有过一番论战，奥拉沃不但师从盖农的追随者舒昂加入过苏菲派，还曾经公开否定牛顿和伽利略有做出过任何科学发现。奥拉沃后来成为了博索纳罗的私人顾问，最终帮助他2019年当选巴西总统。而2018年杜金曾经和特朗普的竞选顾问和私人顾问史蒂夫·班农会面，后者在采访中多次谈到盖农和“末法时代”的信念。杜金还在匈牙利、土耳其等国家积极组织翻译自己的论著，以培养政治盟友。

这个创始人相信古希腊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真实存在和世界末日论的边缘学派，起初并不是什么疯狂的政治学说，而只是一种神秘主义世界观。然而极端意识形态的危险之处不在于其本身有多极端、多癫狂，而在于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有多么接近它。经过几代理论学者的更迭和改造，传统主义已经从研究隐微智慧的神秘学，演变成了一种对右翼政治有突出影响的政治运动。

“现代世界的危机”

1922年，法国神秘学者阿卜杜勒·阿尔-瓦希德·叶海亚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印度教教义研究入门》。他试图以印度教为例，通过东方宗教建立一套理解“形而上学”和“传统”的理论。在他看来，“传统”并不专属于某一个文明，而是由很多文明之间分享的一套共同的价值。而在后来的《现代世界的危机》一书中，他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世界观：所有先验的真理和善都已经包含在“黄金时代”的传统中，科学的进步是一种纯粹的幻觉，崇拜物质和个人、反对精神（spirit）和种姓的现代西方文明已经逐步偏离传统，社会陷入了混乱，这也反映了我们身处“末法时代”的事实。他放言，民主制度篡夺了精神的神圣权力（spiritual power），不过是虚伪的物质主义的产品，大众的意见可以被轻易操纵，数量多并不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真理，而在“末法时代”结束时，真正理解传统的少数人会取回本来就应属于他们的权力。事实上，他认为科学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炼金术、占星术的衰败形式，而这些奇门异数又是对更古老（而且正确的）智慧的接近，所以所有技术发明都是多余的、扰乱的。

勒内·盖农

叶海亚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勒内·盖农”（Rene Guenon），而叶海亚是他1921年皈依苏菲派后所取教名。盖农试图从全世界的古代宗教符号和神话的解读中建立一套“神圣科学”，破解其中蕴含的隐微智慧。于他而言，这种隐藏在宗教当中的传统并不是狂想，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实历史——他相信早在人类可考的几千年历史之前，就有崇尚精神主义的辉煌文明，只不过他们不追求物质和技术，所建立的木质城市没有办法保存下来，但是这些精神以“传统”（首字母大写的Tradition）的形式遗存在后世，例如欧洲的凯尔特文明就是亚特兰蒂斯沉没后和同样消亡了的“极北”（Hyperborean）文明融合的结果。他相信，“传统”（Tradition）是一种元初的真理，先验、不变，尽善尽美，这种相信“真理永恒”的学说也让传统主义有“永恒主义”（perennialism）的别称。

盖农认为，“传统”中蕴含着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就是普遍的智慧，我们无法像科学一样去定义什么是形而上学，因为定义本身就是一种限制，是普遍的反面。在他看来，现代西方文明就是因为崇拜唯物主义的科学，忽略了精神上的普遍智慧，只强调人本身而非高于个体存在的秩序，才离“传统”越来越远，也就越来越空虚。他相信，西方的衰落体现了东西方宗教中都存在的时代循环：古希腊人的黄金、白银、青铜、黑铁时代，对应印度教四个时代（Yuga）的循环，从起始的“圆满时”（Krita Yuga）到“争斗时”（Kali Yuga），真理和道德逐渐颓败，而现在所处的时代就是正法（Dharma）已经消亡的最末时代，也就是“末法时代”。在黄金时代，人人都拥有充沛的美德和信念，都能在所谓“形而上学”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世界美满、生活快乐。因此，必须通过重建一套对“形而上学”的理解，来挽救现代性的危机。

盖农认为基督教掩藏了真正的欧洲“传统”，那种只有基督教之前的时代才拥有的高级文明现在已经无法复苏。他更进一步认为，这些“传统”只在没有被西方文明的物质主义污染的东方文明才能找到端倪，这也正是他如此钟情于伊斯兰教、印度教、道教等东方宗教的原因。他认为印度婆罗门专权的种姓制度反映了“传统”秩序，也就是说，基于对神圣“传统”的理解而产生的神圣权力，就理应高于世俗的、暂时的权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他甚至整段引用《礼记·大学》中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段儒家学说，他解释为统治者如何通过接受“传统”的指导来实现“天命”、如何服从于神圣的知识。也正是因为西方统治者号称是受命于人，缺乏精神原则的指挥，他们所有的行动都只不过是虚妄的煽动，而不会带来真正的变化，“民主只能出现在纯知识不再存在的地方”。

出于对大众政治的蔑视，盖农也拒绝积极组织改变当代社会，而是选择1930年就遁入空门，去埃及开罗修炼苏菲派神秘学，继续钻研他所谓的“形而上学”，等待“末法时代”结束，直到1951年去世。尽管并没有诉诸大众运动，他号召少部分的知识精英应该继续去研究传统，并用“真理胜过一切”（vincit omnia veritas）来勉励同仁，不要怀疑自己的事业。他在书中说，“那些能够成功地克服所有这些障碍，并战胜一个反对一切灵性的敌意环境的人，无疑是为数不多的；但是，让我们再强调一遍，数字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所处的领域的规律与物质的规律完全不同。”

事实上，和他自己想象的相反，他并没有比同时期的学者们聪明到哪去，更不用说接近什么“真理”。且不论他对考古学和世界历史的解读充满了二十世纪初考古学和人类学刚刚开始兴起时流行的各种谬论和误解，例如试图用考古发现证明古代传说真实性、用现代存在的原住民文化当成原始社会的遗留，在他眼中保存古代传统的东方也与其它东方学者的看法一样没有那么大区别，都是停滞、不变的，如同启蒙时代思想家所相信的“高贵的野蛮人”一般。传统主义者把对东方宗教和文化的解读，用作20世纪前三十年中西方社会经历的剧烈社会冲突的解药，东方的实际情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为衰落中的西方提供自救的模板。只不过他异想天开地相信，停滞是一件美事。而他关于符号学和神话学的比较研究也只不过是为了解读其中的隐微含义，但是到底谁能决定这些认为全世界的十字形符号都来自于超古代传统的解读是不是“真理”？和列奥·施特劳斯对西方古典的隐微解读类似，与其说他们想发现古人智慧中的真理，不如说他们希望能够成为掌握真理唯一定义权和统治权的“僧侣阶级”。而盖农还天真地直接说出了“婆罗门就应该掌权”的理论，很难不怀疑他认为自己属于未来要掌权的婆罗门，而其他施特劳斯之流的隐微论者多少还会遮遮掩掩一些。

盖农的符号学研究影响非常深远，狂野的传统主义理论当时就招来天主教廷的反对，后来更是启发了一大批思想家，而意大利神秘学者、极右翼思想家尤利乌斯·埃沃拉（Julius Evola）是第一个试图把“传统主义”投入现代政治当中的人。

对现代世界的反叛

埃沃拉喜欢佩戴一片单片眼镜，打扮光鲜，自称“男爵”，虽然他顶多也就是祖上和某个男爵有远亲关系。他和盖农一样，都出身于所谓的秘传主义（esotericism）研究。不同的是，盖农因为身体原因没有服役，而埃沃拉曾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使埃沃拉对暴力的热衷远甚于以知识分子自居的盖农。

尤利乌斯·埃沃拉

和不少法西斯主义者类似，埃沃拉起初受到上世纪20年代盛行的未来主义、先锋艺术和达达主义影响，同时他也逐渐受到各种超自然研究影响，特别是密宗佛教。他和阿图罗·雷吉尼（Arturo Reghini）一同创办了“乌尔组织”（Ur Group），目的在于通过修习密宗、赫尔墨斯主义等神秘学知识，对世界产生魔法一般的影响。雷吉尼是一个支持法西斯的传统主义神秘学者，他认为法西斯可以恢复意大利与古代文化的联系，并试图通过魔法来支持他们。正是在雷吉尼推荐下，埃沃拉开始和盖农直接通信并翻译了《现代世界的危机》的意大利文版本，并且继续阐发了盖农关于种姓秩序、“末法时代”、“精神权力”等学说。

埃沃拉和盖农深信印度教的宇迦循环（Yuga Cycle），即充满危机的现在就是所谓“末法时代”（Kali Yuga），是四个时代的终结，在时代结束的末日之后，将会重新迎来大道盛行的黄金时代。不过根据盖农的计算，四个时代共长64800年，1999年“末法时代”就应该结束了。埃沃拉对“末法时代”的信念相较之下没有那么死硬，“末法时代”对他来说代表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它们会复苏雅利安人的古代文明，让“传统”恢复主宰。1934年，埃沃拉出版了《对现代世界的反叛》，这也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和盖农差不多，他宣称“让我们理解传统世界的真理不是那些可以’学习’或’讨论’的。它们要么是，要么不是。”也就是说，真理植根于直觉，是一种永恒的智慧。他相信“传统”从史前的极北之地诞生并逐渐流传到全世界，通过征服者种族（雅利安人）的传统社会制度，“一种承载着精神、民族和种族价值的等级制度被建立起来。”这种传统依旧存在于东方，为当地社会提供了秩序和信仰，比如种姓制度和与之匹配的印度教。

他赞同盖农，历史就是不断退步的过程，统治的权力按照神圣领袖、武士贵族、商人（资产阶级）、奴隶（无产阶级）四大种姓/等级的顺序从上往下流失，底层的愚众权力越来越大，社会全方面都在衰退。比如主导建筑从寺庙变成了丑陋无趣的工厂，审美从拥有预测未来的魔力的符号变成了对过去时代的纯粹破坏。尽管他也反对资本主义，但目的是为了回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例如他指出工业生存的发展使机器主宰了人，人不得不产生新的欲望来满足机器生产的结果，而不是像古代传统一样扼制、减少人的欲望，他的解决方案是控制欲望、放弃机器，而非控制机器，这一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完全不同。在他极度保守的性别观念当中，男性是战斗的、占有的，女性是给予的、被保护的，让女性“人化”会让她们失去作为女性的特质，“最终，由于女人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男人对她不再感兴趣；她只关心他们能提供什么来满足她的快乐或她的虚荣心。”

他还以犹太人的猖獗为证据，认为自己所处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象征着商人主导的第三时代的崩溃，苏联代表着下一个时代（末法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的人类产生了自我的幻觉，“创造了一个蜃景、幻影和偶像的世界，取代了精神上的现实；这就是人文主义的文化迷思，它不过是一个充满阴影的洞穴。”他虽然指出需要“在新的、统一的欧洲意识的背景下回归传统精神，西方才能得到拯救”，但他也认为西方真正的传统被天主教所遮掩，而天主教自身作为一种精神形式也已经在衰退，拯救为时已晚。在他看来这个时代没有任何值得“化作春泥”给下一个黄金时代的东西，而过去时代的智慧只存在于传承“永恒之火”的极少数人之中，“虽然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常常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但他们被一种无形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在‘传统’精神上形成了一条牢不可破的锁链。”于是他提出了最佳解决方案：加速——也就是说，既然推迟结束就是延长痛苦，不如利用现代社会最具破坏性的过程来获得解放，他称之为“骑虎”，日后他出版了一本书，专门讲述如何通过“骑虎”在末法时代实践加速。

埃沃拉比盖农更加危险，因为他走出了神秘学圈子，试图影响政治，从而赋予了传统主义公共性。对他来说，法西斯主义太过软弱，吸收了太多大众政治的元素，向天主教做出了太多妥协，因此他在整个三十年代都在抨击墨索里尼。而根据档案研究，他为了在二战中参军，曾经试图加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但被拒绝了，他从未获得法西斯党员身份。而早在1928年，他出版了《异教帝国主义》一书，被后世认为是法西斯主义奠基性著作之一。他认为法西斯代表着与罗马异教传统的一致，而不像天主教会一样追求普遍性。不过在墨索里尼和教廷签订梵蒂冈协定后，埃沃拉被官方法西斯主义所压制，但是他的理论却在德国获得了反响，特别是他特立独行的种族理论。

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军队

埃沃拉相信，犹太人的确试图控制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这也代表了他们作为商人种族的特质。不过，埃沃拉认为种族应该被分为身体种族、灵魂种族、精神种族，一个人可以在身体上是雅利安人，但精神上是犹太人。在黄金时代的种族身份应该是单一的、基本的，与他的种姓地位相符合。重要的是，要在精神种族的层面上去接近“传统”，而不仅仅是恢复古代种族的肉身。这一观点与叫嚣“血与土”的法西斯种族主义相去甚远。1938年，墨索里尼为了加快意大利法西斯运动和纳粹德国的政治协调，推出了反犹的《种族法》，在意大利官方刊登的“种族宣言”上，埃沃拉的理论被点名批评是在给犹太人找好处。不过，埃沃拉本人是个十足的反犹主义者，他甚至还专门为讲述犹太人统治世界的阴谋论小册子《锡安长老会议定书》意大利文版做了序。到了1941年，墨索里尼赞赏了他同年出版的《种族主义综论》并与他会面，向他咨询如何平衡德国的血统种族主义和意大利的文化种族主义。墨索里尼担心，推崇雅利安种族的血统种族主义可能无法在法西斯意大利推行，特别是意大利拥有非洲殖民地，还想吞并东地中海受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影响的广大领土，就连意大利人自己是否属于雅利安人都有争议。因此他更倾向于用一种更调和的认同来维持国内的秩序，但又需要和纳粹“老大哥“的意识形态平衡，故求助于埃沃拉。

不过埃沃拉真正获得认可并非在祖国，而是在纳粹德国。他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期在德国巡回演讲、发表政论，声望之高甚至招来了纳粹党卫军的注意。纳粹党方面虽然赞同他的异教理论，但是认为他的理念过于空想，并且不利于元首体制，因此只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宣扬其理论。当时党卫军向希姆莱建议遏制埃沃拉的公共影响，以避免他在政治上获得领导地位。

他的学说和当时德国的“保守革命”（conservative revolution）学派有很多共鸣之处，特别是西方的衰败、反对线性的基督教时间观、回归旧时代、崇尚战斗精神上。保守革命起源于普鲁士的反法国、反启蒙传统，在魏玛德国时期阿瑟·默勒·范登·布鲁克（Arthur Moller van den Bruck）、埃德加·荣格（Edgar Jung）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等人提出通过暴力恢复前现代传统的“保守革命“主张，并成为当时右翼的主要力量之一，埃德加·荣格一度担任总理顾问。在第三帝国时期，一部分保守革命派因表达过对元首制、反犹主义、教会国家化等等主张的反对并被清洗，例如荣格就在长刀之夜被处决；另一些人，如卡尔·施密特，则想借用希特勒实现他们的政治理念，但最终因为没有做到对纳粹绝对忠诚而逐渐被边缘化。但是战后，保守革命派作为一种非纳粹的右翼思想，重新在德国流行起来。

在二战的最后阶段，埃沃拉坚持在维也纳的办公室里为党卫军整理秘密社团的档案，而不是在防空洞里躲避轰炸。他甚至还会到维也纳布满废墟的街道上散步，他自称“怀着对命运默默发问的精神出发去寻找（危险）”，最后还是苏军的航空炸弹作为命运的代表满足了他。虽然捡回一命，但埃沃拉余生都因腰下截瘫而坐在轮椅上。不过这点物质障碍当然阻止不了他继续活动。

即便埃沃拉出于反民主、反大众的基本原则，没能在纳粹和法西斯当政时期获得更加重要的地位，他和“保守革命”派却在战后成功启发了新的右翼运动。

在他年轻时所提出的“反叛”，到战后依然没有放弃。1950年，在《致青年的信》中，埃沃拉指出“内在行动必须先于所有其他行动”。而达尔文主义（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精神分析主义和存在主义四大毒草让青年人无法形成健康的自我观，也就无法培养出能够重建国家的新人。他先后出版了《废墟中的人：激进传统主义者的战后反思》（1953）和《骑虎：灵魂贵族的生存手册》（1961）两本书，前者特别论述了“有机国家”（organic state），用以取代已经名声扫地的极权政治，后者则以比较悲观的角度描绘了“末法时代”的个人应该如何保存自己，以迎接末日。他形容现代性潮流已经如此强大，就像一只老虎：你怎么能够骑虎？那不就难下了嘛？所以他实质上主张隐藏，退回到盖农式隐士去了。他还解读说，“骑虎难下”的另一面是可以避免被虎吞噬，甚至当你能够维持自己坐稳在虎上，还可以掌控这只老虎。这也就是说，传统主义者需要练习和现代性共存，从而能够在末法时代获得在未来黄金时代的优势。

那么他所说的“有机国家”是什么呢？“当一个国家有一个中心时，它就是有机的，这个中心是一种思想，它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塑造生活的各个领域。当它忽视了个别事物的分歧和自治，并且在一个等级参与的系统下，在其相对自治范围内的每一个部分都履行其自己的功能，并与整体有密切的联系。”在他眼中，传统社会就是有机的，每个社会都和生命一样组织自己的各部分。事实上，早在1939年他就夸奖纳粹党卫军是“有机国家”理想的保卫机制，他们不仅仅负责以执行法律的形式为有机体清除毒素，还是“预防性和反攻性”的，能够保护国家的精神。他基于一套神秘主义的理论，号召建立一个“罗马—日耳曼欧洲文明”，用一个“有机、阳刚、等级分明的统一体”取代欧洲联邦议会，确保“每个欧洲国家都可以用自己的天赋做出贡献，同时保留自己的个性和应有的地位。”埃沃拉把这个欧洲统一体成为“欧洲帝国” ，其内部“应该排除民族主义（及其可怕的附属物，即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对一个特定单位的狂热绝对化。”冷战时期的埃沃拉将美苏双方都视为现代衰败的症状，前者根本上就代表了西方物质主义的腐化，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运动，甚至还和黑人文化沆瀣一气；后者是俄罗斯放弃自身的传统、被西方同化的一个极端形式，代表所谓第四等级反叛的黑暗时代。他的批评让他被那些在两极争霸时代寻求“第三条道路”的人所注意到，让一个和法西斯若即若离的极端思想家，反而在法西斯被打倒的战后时代获得了比从前更加显要的政治和文化地位。

传统主义的幽灵

在埃沃拉的祖国意大利，支持他的极右翼恐怖分子造就了恐怖袭击、政治刺杀频仍的“铅色时代”，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持续到了八十年代。当时，新法西斯理论家皮诺·劳蒂（Pino Rauti）毫不讳言以埃沃拉为榜样，并且鼓吹通过暴力来制造紧张形势，以社会秩序的解体来推动新法西斯组织上台，意大利新法西斯组织“新秩序”的党纲也直接引用他的著作，而他们和包括1980年造成85人遇难的博洛尼亚袭击在内的多起恐怖袭击关系密切。

1980年造成85人遇难的博洛尼亚袭击

在德国，埃沃拉本就和保守革命派关系密切，只不过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二者的合流启发了欧洲各国的“新右翼”运动。以法国1968年成立“GRECE”（Groupement de recherche et d’études pour la civilisation européenne，欧洲文明研究学习小组）为首，他们主张基于文化特色的“族群多元主义”（ethnopluralism），认为各个族群都应该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不应该去和别的文化混杂，其核心本质其实是种族隔离。他们认为，欧洲整体是一个统一的白人种族，属于一个传统。为了保护欧洲身份，他们认为应该拒绝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还需要拒绝多元主义，以避免欧洲本土文化被外来传统鸠占鹊巢而消亡。受埃沃拉启发，他们也主张一种不同于平等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有机民主”，推崇一种自然的等级制社会，肯定其中精英保存文化身份、维护社会责任感的必要性。

和美国另类右翼高度结合的“身份主义运动（identitarian movement）”是这一派系的直接继承者，身份主义直接引用了新右翼领袖阿兰·德·贝努瓦（Alaine de Benoist）、埃沃拉、保守革命的荣格（Ernst Junger）等人，并且继承了新右翼的白人至上主义和排外主义，提出了“白人大屠杀（white genocide）”、“大置换（great replacement）”等阴谋论，声称要保护欧洲传统免受毁灭。分别在挪威和新西兰制造了恐怖袭击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和布雷顿·塔兰特（Breton Tarrant）都在自己的宣言当中引用了这些阴谋论。

而美国另类右翼本身，也被传统主义所影响。不要说史蒂夫·班农就是一个公开的传统主义者，不过和前辈不同，他宣扬要保卫的是犹太-基督教文明。而在2020年的一个研究中，作者在另类右翼集中活跃的论坛（4chan的“政治不正确”板块）上，从2013年到2019年的7000个帖子中检索“末法时代”（Kali Yuga）以及同时出现的单词，最后产生了一个关联图，其中 “Evola”占据了中心位置，最突出的几个词则是“cycle”（轮回）、“calendar”（历法）和“Jews”（犹太人）。

除此之外，罗马尼亚、希腊、匈牙利、乌克兰、意大利等等欧洲国家都已经出现了受埃沃拉影响的极右翼政党，例如一度联合执政的希腊“金色黎明”、匈牙利的Jobbik、乌克兰的亚速运动等等。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列举。

盖农当初在巴黎沉思十字架的普世含义时，绝对难以想象他会出现在一个煽动民众冲击美国国会大楼的人的阅读清单上。全球化时代的威胁比埃沃拉时代的战争和暴乱来说相差太多，由移民问题催生出来的诸多社会现象成为传统主义者新的攻击对象，而传统主义一代又一代地更迭，如今吸收了太多其他的政治理论，更加让人看不出那些真正坚持传统主义者的野心。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危险的不是意识形态本身——即便传统主义几乎包含了当代新纳粹的几乎所有意识形态要素，新纳粹的危险性比传统主义绝对不可同日而语。重要的是，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已经进入了掌握权力的小圈子里，变成了一种幽灵——你无法辨认他们是不是真正地在协助具体政治行动，但又好像某一句话、某一次政治冲突的确和他们的主张有关。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却正是传统主义理想的政治模式，一个拥有神秘知识的大师，隐微地指导着贵族领袖统治容易被煽动的无知大众。

责任编辑：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