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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奥斯卡·王尔德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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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邀请！奥斯卡·王尔德，1854年十月十六日出生在都柏林。他在恩尼斯基伦（Enniskillen）的一所学校上学，后来转入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最后进入牛津的马格达伦学院。在三一学院，他已经有了一点名气，曾经因写了一篇评论希腊喜剧诗人的文章而获得金奖。后来，他又写了一首诗“拉文纳”（Ravenna），在牛津谢尔登剧院朗诵，1868年6月接受了英语诗歌“纽迪盖特奖”（the Newdigate Prize）。这时可以说他已经成名了。
在马格达伦学院，据说王尔德受到罗斯金（Ruskin）的影响，花费了一些时间在公路上破碎石头：这是罗斯金正在进行的一种实验。活动本身并不吸引王尔德，但伴随着的好处是可以参加罗斯金的早餐队伍，在他家中无拘无束地聊天谈话。
用不着阅读很多王尔德的作品，就可以发现他很嫌恶体力劳动，也很嫌恶室外体育活动。王尔德说，他不愿意玩板球，因为姿式太不雅观。至于打猎，他的评论是：“乐趣无法说，收获无法吃。”但是他在美学鉴赏方面却是高人一筹，欣赏的物品包括孔雀的羽毛，向日葵，百合花以及青花瓷器等。他的房间在牛津也许是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装上了像木护墙板，点缀着十分珍贵的瓷器和古老的雕版画，从窗口可以望见美丽的契威尔河（River Cherwell）以及马格达伦学院漂亮的校园。
他很快成为大家谈论最多的人物。他的敌人都害怕他尖利的舌头。据他后来说，他的朋友不很喜欢和他来往——因为没有人喜欢为不断的挖苦讽刺提供材料。
离开牛津的时候，奥斯卡·王尔德已经是个著名人物。他的言论在人们当中传播，他成为《笨拙》杂志漫画中常常出现的题材。最后，他被吉尔贝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写入了歌剧《忍耐》（Patience），成为剧中人物邦索恩（Bunthorne）。他从牛津谈论最多的人变成了伦敦谈论最多的人，这两者可大不相同。很多好名声在从牛津到伦敦的路上流失了。他的长头发、天鹅绒及膝短袜使惠斯勒（Whistler）发表评论说：“我们的奥斯卡在膝盖部分极为豪华。”人们把他比作狄斯累里（Disraeli）。王尔德趁着这有利的时机出版了他的诗集。当然人人都想知道这个古怪的年轻人谈论自己会说些什么，花掉半个几尼去买书也愿意。诗集很快发行了几版，在英国多次重印。
正好在这个时候，他来到美国发表演讲，在到达纽约时接受了采访，以很不尊敬的言论谈论了大西洋。
王尔德并没有带来什么有份量的稳定学问，但是他的演讲却获得了巨大成功：“没有比夸大更能成功的了。”他公开演讲超过了二百次，赚了一大笔钱（对他来说是一大笔）。回顾起来，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而王尔德总是干大胆的事情。在纽约、费城、波士顿演讲都很不错，在西部的奥马哈和丹佛都受到郑重的对待，向北方远至哈利法克斯。对于王尔德来说，刚从牛津出来不久，他的名气仅仅由于冒失，长头发、长及膝盖的短袜、一卷诗、以及若干发表过的艺术见解，这样的行动真需要勇气。然而，他居然活着回来了，至少带回了一个永远流传的故事。王尔德说，他在一家矿区的舞厅里见到一个告示：“不要向钢琴师开枪，他已经尽力而为了。”这个故事获得了立刻的成功，促使他又编了另一个故事，说是在丹佛有一个人，在转身仔细考查一幅版画的时候被子弹射穿了后脑。王尔德借此说明对劣等艺术作品感兴趣是多么危险。他还发表评论说，假如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水倒过来流，那就更加奇妙了。
回到英国后，他的言论又立刻引起了注意：“在美国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有语言除外。”有人说他的身材受到了损害。他从伦敦很快去了巴黎，在那里剪去了长头发，改换了他独特的服装。据他自己说，这样他就结束了生活的第二阶段。
王尔德讲法语很流利，打算在巴黎安逸地住下来。是不是很成功，就不完全清楚了。在巴黎生活很费钱，尤其是在时髦的餐馆里用餐，于是王尔德决定回伦敦去。但在伦敦做到收支平衡也不容易。他从事少许写作，有可能就发表演说，把父亲那里获得的少量遗产也花光了。这时似乎真是到了“奥斯卡山穷水尽”的日子。
然而正好在这个时刻，宣布了让一些人欣慰、所有人惊异的消息：他要结婚了。新娘康丝坦斯·劳埃德（Constance Lloyd）是位美丽动人的小姐，颇有一些资产，是一位已故律师的女儿。有了王尔德夫人的资金，她丈夫的品味，还有惠斯勒的建议，他们在切尔西文化区的泰特街（Tite street）买了一所房子，装饰一新；有一个时期，一切都很顺利。然而十分明显，相当数量的固定收入，哪怕少一点，仍旧是不可缺的。偶尔写一点诗，给杂志写几篇不署名的文章，只能为家庭挣很少的补贴。两个儿子出生了。王尔德为生计所迫，当了《妇女世界》（The Women’s World）的编辑，尽自己的脾气努力地工作。但是，让一匹神速的飞马去拉犁，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此后几年，除了编辑工作，没有写出什么东西。王尔德的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在1890年夏季出现了。这部书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令人感到很困难。他宣称只花了几天就完成了写作，为的是向朋友表明他有能力写小说，但是有证据表明事实与之相反。它也许写得很慢，像他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它的最初形式出现在《利平科特杂志》（Lippincott’s Magazine）1890年7月份的期刊里；后来又经过仔细的修改，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王尔德一向宣称，他不想做个通俗小说家——他说：“那实在太轻而易举了。”
《道林·格雷》有趣也有力量，但是不够自然。它在口中留下一种苦味，仿佛芦荟一样：使人感到好像尝过毒药一样。法律规定使用爆炸物或毒药都必须小心，最好包装在一定形式和颜色的器物中，从外表上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有罗斯福总统才能不经观察就分清什么书是否应该贴上政府的标志：“保证纯洁、富含营养。”我觉得，很少有人会在《道林·格雷》上面贴上这个标志。王尔德本人的评价是：这本书的艺术性不高，因为它含有道德教训。它确实含有教训，但在淫秽的总倾向中很容易看不出来。在《道林·格雷》中，他第一次流露出颓废的特征，后来终于导致了他的毁灭。
常言说得不错，把心放在袖子上是很不愉快的。把灵魂暴露在风中在理论上也许有趣，在实际上必定非常痛苦。王尔德却命当如此。
《道林·格雷》的故事改编为舞台剧，为什么没有获得成功，我始终不能理解。小说中人物聪明对话在剧本的一问一答中本来应当更易于接受，胜过几百页的叙事过程；何况小说中还有许多高度戏剧化的场面，不断引向最后的高潮。看来是改编的技艺不行。
从《道林·格雷》转移到王尔德其他不同性质的散文作品，我感到轻松多了——老实说，年轻女孩是不会把那本小说交到她母亲手中的。谈到他的短篇故事和童话，那是很愉快的；很多作品十分精美，像花一样纯洁、柔嫩，散发着甜美的香气。没有读过《快乐王子》以及《青年国王和星星孩子》的人们，不算是懂得奥斯卡·王尔德。这些作品和《道林·格雷》居然出自同一个人的头脑，简直令人无法相信。
王尔德工作起来非常小心细致。不管他为人怎样，作为艺术家，他十分严肃，终于成为英语散文大师。在处理文字上，他就像美术家对待色彩一样，试用了一个又试一个，直到取得他要求的效果，达到塞科姆（Seccombe）所说的“丝绸般的效果”。但他也喜欢拖延时间。有个故事说，他在一所乡间别墅渡周末，由于他需要乘兴写作，他请求女主人允许他不参加其他客人的活动。到晚餐的时候，女主人问他完成了什么，他的回答是：“今天上午我在一首诗中增加了一个逗号。”这位夫人感到十分惊异，就问他下午的工作是否很辛苦。王尔德把手放在额头，疲倦地说：“是的，下午我把那个逗号又抹去了。”
这时候，伦敦社会已经肯定认为王尔德不过是个聪明人，他受到欢迎来到各处作客是因为能够让大家开心。1891年2月号的《双周杂志》（Fortnightly Magazine）刊登了他的文章《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伦敦社会又受到挑战，感到惊异。这篇文章一开头就用了一句奇怪的、颠倒的隽语，王尔德此后便因此出了名。他说：“社会主义能够使我们得到解放，不需要为别人而活着。”后面写的都是王尔德最出色的文字。
这一类的文章我从未见过。它像油漆一般色彩鲜艳，像鲜艳油漆一样粘在人的身上，放出一系列幻想与理论的异彩，出人意料；它讲的是真理，但颠三倒四，形状据曲；它的妙语时而温柔，时而像卵石一样坚硬。读者既感到愉快，又感到困惑。如果这篇美丽而严肃的文章得不到人们的认真对待，王尔德只能责怪他自己。《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是一个高超艺术家的作品，文章的思想经过他装饰、变形、磨练，像宝石在不寻常的背景下闪闪发光。当然，这样的文章里每隔一行便能找到值得引用的句子：它似乎成为引语的堆集，是人们不曾听说过的。
他几次尝试写作严肃的正剧没有成功；一次偶然机会使他把注意转向比较轻松的喜剧，从此时来运转，进入了最伟大剧作家的行列。佩特说，他的喜剧自谢里丹（Sheridan）以来无人能敌；这个评价很高，但并不过份；可以拿谢里丹的古老名作《造谣学校》与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相对照。两者都才华横溢、颇多人工雕饰，都以某种方式反映了各自时代的生活与气氛；但是谢里丹用来映照自然的镜子是钢制的，映像坚冷，而王尔德的镜子则是放大的玻璃，似乎专为反照温暖轻松的图像而制成。
他的喜剧十分聪明，闪烁着机智，带着一种尖刻而侮慢的调子；同时又写得很灵巧，适合戏剧演出，这是肖伯纳完全欠缺的。他的剧作在结构上大不如皮涅罗（Pinero），几乎说不上有什么情节；是谈话，而不是剧情，在发挥作用。若不是由于剧作者的沉沦，这些剧也许今天还经常会在美国、英国演出，就像在欧洲大陆仍在演出一样。
我从来不曾看过王尔德喜剧《模范丈夫》的演出。有一次，我在自己的家庭圈子里不假思索地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模范丈夫》。”我的妻子把话误解了，说她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模范丈夫。这使我更小心，今后说话要更加清楚才好。这个剧和其他几个剧一样聪明，有情节也有行动，从头到尾都很有趣，在他的作品中是最有戏剧性的。在过去的剧作中，角色的台词都具有王尔德的腔调，在这个剧中，王尔德费了很大的苦心把自己隐藏起来，让各种角色表现自己的本性，该说什么、该做什么都凭自己的特点。《模范丈夫》于1895年在海马凯特剧场上演。几星期后，《认真的重要》又在圣詹姆士剧场上演了。
王尔德此时已达到他名誉的高峰。舞台演出审查官禁止上演《莎乐美》使他失望，但是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承诺将此剧在巴黎上演，使他克服了烦恼情绪。他不曾想到，当他的恶运来临的时候，她的承诺也毁弃了。
仅仅一两年前，王尔德如果不算极端贫困，也是很拮据的。现在他收获了大笔的稿费。文学活动，没有比戏剧演出成功赚钱更快的人。王尔德有两个剧作在伦敦最佳剧院上演，收入的丰厚可想而知。伦敦人人都在谈说他的名字，连马车夫都能一见面就认出他。他终于功成名就了。然而，这个时候转瞬即逝。他没有听朋友的愿望与忠告，一意孤行，走上了倒霉的道路。如果他稍有头脑，一定会看出这是不可避免走向毁灭的道路。
此后的两年，王尔德在孤独、屈辱的隔绝状态中渡过。他思想与身体遭受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很多人从比他更高的地位上坠落过，但没有到达如此屈辱的深处。许多高贵的男人，优雅的女人曾经遭受过比他更多的屈辱，但他们有某种信念的支撑，相信他们为之受苦的事业是正当而光荣的。
然而王尔德却没有这样清白无辜意识来支撑自己，他也并不糊涂，以致认识不到自己恶劣的处境。其文学上的结果便是《自深处》，写于狱中，形式是给友人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的一封信，在他死后五年才出版，但是英语版只有全书的三分之一。
《自深处》的某些部分令人愉快，但是作为英语散文的典范，它很辉煌，正在成为经典作品。没有任何文学研究者能忽视这个被世界遗弃的灵魂的呼喊。它想证明——证明什么我说不清——也许是：艺术比生活更伟大。关于这个作品，很多人写了许多东西。有人说，甚至在最糟的屈辱中，王尔德也不认识自己沉沦有多深；还说，他直到最后仍然是个咬文嚼字者，尽管他的忧愁是真实的，他依旧玩弄自己的忧愁，从事修辞的游戏。比如，他写道：“我过去一度是语言的主宰，但现在却找不到文字来表达我的痛苦与羞辱心情。”
《自深处》不可避免地成了争论的中心。王尔德的真诚精神总是受到一些人的指责：他们说他装腔作势。他对这类攻击的回答是坚定而完整的：“一种观念的价值与表达这个观念的人态度是否真诚，其间毫无关系。”
多年来，直到不久前，王尔德的名字总是给他的作品带来一些损害。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天才的著作迟早会得到承认。
仅仅几年前，我听到一位有文化教养的女士说：“我再也不期待他的名字在有礼貌的社会中重新被人提起了。”但是，这个时候很快就会到来，王尔德会得到他应得的地位，他会被承认为那个时代最有特色的大作家。什么时候，英语国家的人们才会懂得这个道理：一个人的作品与他的生活不是一回事？
非常遗憾，王尔德的生命没有随着《自深处》的完成而终结；他的恶运还继续下去。出狱之后，他去到法国，采用了塞巴斯蒂安·梅尔莫思（Sebastian Melmoth）的假名过日子。他的传记作者谢拉德（Sherard）说：“他渴望得到尊敬。”一些人拥有一切以后，便不假思索地追求社会声誉；王尔德这位大作家曾在短期内成为伦敦文化界的偶像，他已经对声誉不感兴趣。他只要受到尊重，但是却得不到。
只有在他受到岐视与忽视，精神上十分痛苦的时候，真诚的感情才终于战胜了他装腔作势的本性；他写成了伟大的诗篇“里丁监狱之歌”（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星期六评论》不会在其中“找不到思想与音韵的个人特色”。诗中有思想，很单纯、直白，无疑属于他个人所有；它的音韵也不再是他青年时期发出的噪声。这首诗几乎是无可指摘的艺术品。它对狱中黎明的描写实在感人至深：——
我终于看见栏杆的阴影，
像铅铸窗棂一样
慢慢移过我木板床对面
白色粉刷的墙壁，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的某处
上帝可怕的黎明已经放红。
这样预告的日子已经接近结束了。他无家可归，朋友们离开了他，少数忠实的友人又被他辱骂得罪了。他耗尽了精力，从法国游荡到意大利，又游荡回来，还是及早谢幕才是上帝的恩典。他曾经做了许多工作来装饰十九世纪，就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在巴黎，终其来临了。他死于1900年11月30日 ，由他的忠实朋友罗伯特·罗斯把他暂时葬在巴黎的巴纽墓地。
罗伯特·罗斯对奥斯卡·王尔德的友情是文学史上最感人的事迹之一。详细述说的时候尚未来到，但是事实已经人所共知，也没有被掩盖。主要由于他的努力，几年前在巴黎著名的拉雪斯神父墓地为王尔德安排了永久安息场所。他的遗体放进了巨大精美的大理石石棺中。王尔德生前写道：
“我们所组建的社会里没有我的位置，也不会给我任何位置，但是自然界的甜蜜雨水会一视同仁，洒进我躲藏的岩石缝隙里；甜蜜的谷会安静地听我哭泣，不来打扰我。自然界会在夜晚挂上许多星星，让我在黑暗中走路不绊跟头；还会吹起风来掩盖我的足迹，免得有人来追踪伤害我。她会在水中把我洗涤干净，用苦味的草药来治疗我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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