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精选网网友提问：
如何理解沈从文在散文中对鲁迅的评价？
优质回答：
沈从问文评价鲁迅：他“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一生都为改变整个民族的命运忙碌着；年轻时看到整个民族病弱的状态激发了他学医救国的志向，后来在日本学习过程中认识到中国人是病在思想上，因此弃医从文，决心用自己手中的笔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他的著作无数，其中《阿Q正传》、《孔已己》、《药》、《狂人日记》等都深刻反映了当时畸形社会下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状况.他的著作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站在能站到的最高点，踮起脚眺望南方——犹如当年的沈从文先生站在北京回望着故乡。他的笔，只要一写到湘西，写到他所熟悉的河流及水上岸边风物，写到他认识且关怀的、在社会底层挣扎而生命顽强的那一类人物命运，就仿佛生出一种魔力来，云淡风轻之间，平常人事便生出美的莹光。同时，他以他宽容的心灵以及慈悲的襟抱，关照着湘西人民对艰难的忍耐和给内心加诸的压抑，表达着他对湘西人民深切的同情和爱护。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语），同是反映普通民众的麻木与无知，沈从文先生却将这一切化为诗意的描述，这诗意之中所隐藏的对所有湘西人的热爱与不忍，甚至是怜惜和宠溺，叫人读来不由得不如芒在背——试想，那样的麻木与无知，若是发生在一个陌生人身上，我们照例是愤恨的，然而，若他们，是你的父母，是你的亲人，是你所熟悉并带有感情的人，我知道，你定然和我一样，不，定然和他一样，会带着那许许多多的不忍与同情！而，带着那许许多多的不忍与同情的你，我，还有沈老，是善良的。
看沈从文先生的照片：嘴角静静的微笑，眼镜后面闪着平和的目光——你可以理解他文字中浸润着的感伤悲凉的情调，舒缓自然的笔致，还有那灌注了太多美丽渴望的文字……不禁想起他《生命》起始一句那含着淡淡伤感的话：“我好像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生命原本无所谓高贵、低贱。而那些骄傲无知的人以生活贫富标准的好坏武断的评判了生命本身。沈从文先生冷静的看着这样既成的事实，但他只是用那悲悯的情怀，环抱着那一方热土，守护着那里的静谧。
而我想说的是，80年代的我们，从小接受着教育，知识教会我们自知、自省。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不能压抑，不能浪费，甚至不能犹豫彷徨。我们要勇于面对自我，敢于实现自我，要知道，真实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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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辱骂鲁迅的无脑者：
我不想指出你的意识上的缺陷、知识上的短板以及获取信息方法的匮乏，就想看着你保持这种状态，要不我缺少持续的无知且反面的鲜活的材料。继续保持，加油！
接着回答原问题。
评价，是每个人的权利，至于全不全面甚至对不对，要客观理性地看—-虽然人无法撇开主观，但至少可以控制情绪（很多时候情绪很莫名其妙，有的连鲁迅都没读懂就开始骂了）。
如何评价鲁迅，与沈从文无关，与对中国文化是否有促进甚至革新作用有关，要实事求是，不赘述，可以说鲁迅的贡献无人能及。
关于上世纪知识分子呼吁取消汉字实行罗马字的问题，我们要历史地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出于什么目的？
什么目的？从晚清开始，全中国都在找出路，没有找到，“器变”（洋务运动）、“法变（变法维新）”等等都不行，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是在谁领导的问题上出现根本问题，引起可笑的军阀混战，资产阶级以及带上面具的落后的封建残余能做领导？能，但是做不了中国的领导。
谁能领导中国呢？
别急，这个问题还没有意识到。
当时，先进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想：中国的问题到底在哪？
根本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所以，大家都在尝试，认为根本原因在军工不行的洋务运动失败了，认为制度不行的维新变法失败了，认为推翻封建统治阶级就可以的辛亥革命虽然成功却最终莫衷一是……
思想上的问题！
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就必须依赖宣传，宣传奏效的前提是受众得能看得懂，那还要从教育—-扫盲开始，当时汉字是繁体字（茴香的茴字有几种写法，你可知道？我写给你看。），而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在眼前，怎么办？怎么很快地教育人们？（不好意思，当时根本没想到简化汉字，简化是50年代的事，新中国早都成立了。）
当时的知识分子就想到了一个极端办法，干脆使用拼音文字（就是不写汉字，借用罗马字拼读出来），这样就很简便。
当然，这个被否定了，因为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根本就是汉字，而且中国的问题不是汉字导致的，是什么？
慢慢地，受马克主义影响，共产党发现了：道路。
只能走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
暂停于此，我想说：包括鲁迅在内的当时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关于汉字难于书写辨认的问题，确实存在—-不然50年代，怎么会简化？但是也不是网传的所谓“取消汉字”，正确的是“汉字拼音化”，而且是救亡图存的关于扫盲的尝试，何况并不是鲁迅提出的，他确实接受了这样的倡议。
…………
其他方面的评价，不一一揭露解读，都是长个脑袋的人，史料、书籍就在那里，再说网络那么发达，多面搜索，全面了解，不要无脑式地见到一个脑残文章甚至言论就跟着修、跟着续。
另外，好好学习中国汉字，别瞎用，用错了字，特别是用错了意，很可笑。
我提一个小小的常识问题：汉字的演变有多少人敢说清楚—-不说彻底清楚？
一个字就是一篇文章，我们一起传承中国文化的基因—-汉字。
再会。
其他网友观点
鲁迅的骂人是其文章的一大特点，主要体现在他那如刀锋的杂文里，而且都是有感而发，可以说是弹无虚发。据鲁母(一说朱安)说，”大先生”写文章前自己先气个半死，再把一腔怒火化为犀利的文章，直刺论敌的胸膛。天天这样气鼓鼓的，伤心伤身，难怪鲁迅命短早逝，太可惜了。鲁迅性子刚烈，骂人威力无比，被他骂的人恐怕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一句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叫梁实秋终身背伏其臭名声，虽说也是大儒，文章录入大中语文课本也不管用。一句流氓加才子，人们立刻想到是郭沫若。郭老大名鼎鼎的大学问家，中国社科院首任院长，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小说戏剧诗词歌赋样样牛逼，鲁迅一句评语就给他定了性，想“翻案”？改变人们固有认识，难，难上加难！一篇《纪念刘和珍君》，把杨荫榆校长.陈源教授订上了耻辱柱。这个有点争议，因为杨老校长为救学生遭日寇枪杀，实为抗日英雄，巾帼不让须眉。鲁迅有时也会骂错人的。综上所述，鲁迅听骂主要针对时弊，有进步意义，对当时社会确起到振耳发聩的作用，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也不是都骂得对，用词都准确，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
其他网友观点
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该谁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鲁迅通讯《复吕蕴儒》）
此节虽是通讯，但议论之深入，文字的曲折生趣，实在可以给人理智和情感两方面的启迪（现今的许多杂文，实在应该留意学习鲁迅对文字的讲究和喜爱）。
第二节，聂绀弩引了鲁迅名文《论讽刺》中的文字：
假如你到四马路去，看见雉妓在拖住人，倘大声说：‘野鸡在拉客’，那就会被她骂你是“骂人”。……但事实呢，却的确是‘野鸡在拉客’，不过只可心里知道，说不得，在万不得已时，也只能说“姑娘勒浪做生意”，……这才不是骂人……
鲁迅这段话的意思是，有时所谓“骂人”，其实不过是写实，是道破真相而已；对于社会恶现象，有时是常常需要揭破遮掩的“骂人”手段的。
对于沈从文说鲁迅“冷嘲”，聂绀弩引了鲁迅《什么是“讽刺”？》中的一节：
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这便是所谓“冷嘲”。
那么，怎么来证明鲁迅不是自己文章中所说的“冷嘲”呢？聂绀弩又反转来引沈从文的文章：
沈先生就说鲁迅“态度积极”，作品“感慨沉痛”。既然态度积极，就不是毫无善意和热情；既然感慨沉痛，就不是读者得到的只是不足取，无可为——也就不是冷嘲。
用别人的文字来反证别人的误判，聂绀弩可称是继承了鲁迅衣钵之高手。
至于说鲁迅“厌憎”、“憎恨”，聂绀弩引用了鲁迅当年专门针对沈从文的《七论“文人相轻”——两伤》文中的一节：“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聂绀弩在这里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议论：“说鲁迅的作品里有很多憎恨的感情……我个人是并不抱什么反感的。”为什么呢？“以为爱与憎只是绝对相反，而毫无相成之处，似乎不算知言。”由此申说开去：“有所爱，就不能不有所憎；只有憎所应憎，才能爱所当爱。”无论从当时或今天看，聂绀弩的这段话，都是理解鲁迅文章中“冷嘲”和有所“憎恨”的人应予特别体会的。
文章末，聂绀弩带有总括性地表述：“我们常常说：鲁迅一生的历史就是战斗的历史，其实只说了一面，就另一面说，鲁迅的历史就是被‘社会’围剿的历史。”这就把鲁迅文章背景介绍清楚了。把这两面结合起来，鲁迅文字，包括“骂世”、“冷嘲”、“憎恨”等种种情态，就可以有清楚的现实基础可以解说了。聂绀弩在桂林写作发表的文字，也许沈从文当时并没有读到，但是，沈从文在这一时期，还专门写有《学鲁迅》一文，以别致的文笔和思路又对鲁迅做了种种阐释。他从主要方面说：
鲁迅先生贡献实明确而永久。分别说来，有三方面特别值得记忆和敬视：
一，于古文学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儒，能把握大处。
二，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一支笔锋利如刀，用在杂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恨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
三，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
至于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
这样的评述，从一个有相当创作成就的作家口中说出，应当说是领会深刻的。从内容看，将鲁迅的古籍整理、杂文小说创作都充分估价了其成绩。值得注意的，是说到“一支笔锋利如刀”的杂文时，有“强烈憎恨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的认识。这是否是沈从文教学中重读了鲁迅杂感后的新领会，不得而知，不过却恰恰照应了聂绀弩的辩驳文字。沈从文在行文时，间或有偏执带情绪的一面，但是，他的领会力实在相当高明，也能够随时补充自己的不完善见解。
述及鲁迅为人的几句，着实令人感动。“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这就更全面了。当时许多人以为鲁迅“偏狭”，就连沈从文亦说他“愤激”、“骂世”云云，可沈从文却同时看到了鲁迅的“诚恳”和“素朴无华”，这是高人一等、超越一般情绪的深见解。
其实鲁迅亦是如此。虽然他对沈从文时有看法，但在1933年2月与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这样说：“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女士、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将沈从文排入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最好作家”之列，鲁迅是眼光精确同时心怀阔大的。
我们有时较多注意到作家间的相互争辩，却不大留意他们间的相互理解甚至欣赏。用聂绀弩的话说，未注意到事情的“另一面”。将这两方面综合起来，我们对文坛及文艺家间的热闹论争，看得也许会平衡一些。
虽然经过一番辩驳，沈从文与聂绀弩之间倒并没有生出什么严重结果。沈从文弟子汪曾祺在沈从文的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代序言中，恰好谈及于此：
沈先生的挨骂，以前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对他的大骂，大概有三次。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桂林发动，有几篇很锐利的文章，我记得有一篇是聂绀弩写的。聂绀弩我后来认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后来也因黄永玉之介去看过沈先生，认为那完全是一场误会。聂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无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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