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金山岭纪行 || 纪念童庆炳先生逝世四周年

童庆炳先生
(1936. 12. 27-2015. 6. 14)
该照片拍摄于2005年夏天

金山岭纪行

如果不是因为童庆炳老师,很可能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有一个金山岭。6月14日那天下午,当“金山岭长城”第一次闯入我的脑际时,我如坠五里雾中,那个地名仿佛天外来客般陌生。金山岭在哪里?童老师怎么去了那里?一连串的疑问随之而起。但事情已十万火急,容不得去琢磨这些细枝末节。三个多小时之后,我随文学院院长和书记紧急赶到金山岭脚下,那时童老师已躺在一副担架上,永远听不到我们慌乱的声音了。天已傍黑,周边影影绰绰的,山的模样完全看不清楚,只有不甚明亮的灯光把那个场院映照得一片惨白。停留约半小时,几个人紧急筹划一番,三辆车便开上了护送童老师回京的公路,金山岭也被我们甩在身后,成了一个模糊的暗影。不,准确地说,从那一刻起,那座长城便成了我记忆中的一道黑魆魆的暗影。
一定要再去金山岭看看。
帮着料理完丧事之后,我便向小郭的女儿蓉蓉谈起了我的想法,我需要她为我带路。但那时的她还没有从惊吓与悲伤中走出,无法坦然面对那条山路,尽管她也打起了重返金山岭的主意。
新学期开始了,蓉蓉已是清华大学的研一新生。这时与她商量金山岭之行,她已没有太大问题:“虽然我有些逃避这件事,但理智又在耳边教训我。您决定了时间就告诉我吧。”蓉蓉在邮件里这样对我说。
再叫上谁去那里走一趟呢?起初我想到了自己的学生,但随即又推翻了这个计划。童老师出事的那天下午,当我准备前往金山岭却担心自己找不着路开不稳车时,首先想到的是张巨才老师。但那时候他不在小区,无法与我同行。这次是不是应该喊上他,让他弥补一下?说出我的想法后,他果然答应得痛快。张老师年长我十岁,平时深居简出,但我知道他是童老师的老学生,与童老师有四十多年的交情,且情意深厚。我邀他同行,应该是正中他之下怀吧。
张巨才先生
登长城时拍下的第一张照片
还得想想去金山岭做些什么。沿着童老师登山的路线走一遍是必须的,我得看看那条山路有多长;童老师去世的地方须得由蓉蓉指认,然后才好祭拜、凭吊;一些细节也需要核实,以便确认我那篇《接童庆炳老师回京》中的转述是否准确。当然,也要欣赏一番童老师曾经欣赏过的风景。正是那片风景把童老师吸引到那里,然后又把他的魂魄带向了天国。
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祭奠时是需要上香烧纸的,但山里严禁烟火,肯定不被允许。也就只好让这个念头自生自灭了。
还专门在“京东”下单,买了一根登山杖。我的膝关节已不适宜爬山,便思谋着让它发挥点作用。想想童老师年届八十都没用过拐杖,先就暗自惭愧起来。
但妻子却埋怨我只顾自个儿,没给她买一根。我说这个好办,届时让张老师多带一根不就得了?经常见张老师在小区遛弯儿时把玩着拐杖,他肯定是要拄拐上山的;我也知道他收藏拐杖,估计家中拐杖的兵力就有一个加强连。
还需要给小郭打一个电话,告诉她同行者谁,去往何地,让她放心勿念。
一切似乎已准备就绪,需要等来的就是一个好天气了。
礼拜五下午,霾了几日的北京开始变得清爽起来,明天应该天气不错。傍晚,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蓉蓉和张老师,约定了第二天早上见面的时间。
9月19日早上七时许,我与妻子先跟张老师在楼下东门碰头,后去林萃路尽头接蓉蓉,再掉转车头上五环,朝金山岭方向进发。我开车。
屈指算算,童老师离开我们已将近百日了。

假如不堵车,沿京承高速行驶近两个钟头,出司马台收费站不远,就到了前往金山岭长城的路口。但那天路口封着,禁止通行。问执勤交警怎么走,他说前行不远处从偏桥右转,再开12公里,就可到金山岭脚下了。记得当时院长开车时,我们就是从那个被封的入口进去的,但那一处并非金山岭服务区。看来我在《接童庆炳老师回京》一文中的记述有误。
顺着交警指引的方向下高速,走一段弯弯曲曲的山路,果然看到了金山岭长城。入位停车后瞧,见那里地势开阔,修建的门脸很是排场,我有些疑惑了——这是我们接童老师回京的地方吗?问蓉蓉,她也正疑惑着,又仔细瞅几眼,然后便摇头否认。这么说,是不是金山岭长城还有其他山门?莫非从那个被封的入口进去才是童老师与小郭母女登山的起点?
往上走走,见有游客服务中心,便进去问路。几个年纪轻轻的服务人员已探头迎接:“您有什么事?”张老师说:“六月份,北京的一位老先生在你们这儿下山时去世,你们可知道这回事?”“知道,知道,我们这儿的人还参与抢救了。”说着,她指向了旁边的一位姑娘。
“那位老先生不是从这里爬的长城吧?除了这个门,是不是还有别的门?”我接过了话头。
服务员开始解释:金山岭长城有两个门,这里是西门,也是正门。那边还有一个门,是东门。登长城的话,这里路线最近。老先生是在东线去世的。
“东门怎么走?离这里远吗?”
“不远。你们开车来的吧?”服务员拿出一张金山岭长城导览图,指着图上的路线说:“你们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返,不远处遇丁字路口右转,几分钟就到了。”
十多分钟之后,我们开到了东门。瞄一眼行驶里程,一路整整开了165公里。
与正门那片宽阔的场地相比,东门的地盘要小许多。一座仿古的门楼开着三个门洞,门洞外面有十几个台阶,台阶下面是一块空地,空地不大,紧挨着外面的一条公路。
“就是这里。”蓉蓉说。
确实是这里,我的记忆也复活了。记得那天傍晚三辆车就停在这块空地上,却没注意到还有门楼。停放担架的地方在哪里呢?我在记忆中搜寻着,也问着蓉蓉,她立刻指向一处地方。
猛一看,那里好像是一面墙;再仔细瞧,墙的两边还有紧闭着的两扇门。顶上竖着“金岭玉缘”几个大字,墙中镶嵌的却是一行英文小字:Great Wall Jade Culture Museum。什么?玉文化博物馆?
博物馆地势较低,几级台阶上来后才是平台。当时,童老师的遗体就停放在紧挨台阶那处平台的担架上。
我在那里呆呆站一会儿,蓉蓉却没有走过去。她似乎还不忍面对她那天守护过的地方。
准备买票吧。我向售票处走去,见玻璃上写着几个大字:旺季65元/人,淡季55元/人。
刚把钱包掏出来,手机忽然响了,是罗钢老师的电话。罗老师说:“听说你们去金山岭了,现在到了哪里?”我说:“已在金山岭脚下了,正准备上山。”“我也一直想去那里看看,但我刚刚才看到那条短信。想着你们要是走得不远的话,我就开车去追你们。得走多长时间?”“我们走了两个半小时吧,出京时有点堵。您怎么知道我们来了金山岭?”“蓉蓉告诉我的。唉,那这次就算了,以后吧。你跟蓉蓉说,凭吊时让她替我献上一支花。”
2016年6月12日
罗老师参加了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举办的
“金山岭祭奠童庆炳先生”纪念活动
图为罗钢老师(左)与李春青老师(右)
在攀登金山岭长城途中小憩
打完电话,我问蓉蓉是怎么回事。她说昨晚十点多时给罗老师发了一条短信,大意是:明天与赵老师等人去金山岭,要不要替您为童老师献一支花?
原来如此。这丫头,怎么此前此后都没跟我说起过这件事?

十点半,我们准备上山了,比童老师那天上山的时间提前了大约一小时。
从门洞进去,里面像一个小小的院子,上山的路隐在院子的后墙边,是一溜长长的台阶。拾级而上,一个急转弯,台阶变得短促了。爬上那些台阶后,旁边便有一处歇脚的亭子,视野也一下子开阔起来。天蓝得出奇,薄薄的云彩漫不经心地点缀其间,宛如轻纱飘带。
太幸运了,我们遇到了童老师登山时一样的丽日蓝天。
我掏出相机,第一次留下山上的影像。
接着是一条继续上山的小路。路是修葺过的,由砖石铺就而成。路面不宽,仅容两三人并排而行。路的两边是密密麻麻的植物,有时就把小路遮盖成一个荫凉世界。台阶很多,时短时长,但并不险要。
又是一串长长的台阶之后,蓉蓉停了下来,说:“好像就是这里,童爷爷……。”
“你能确定吗?”我打量了一下那处地方后说。
“我觉得是,不过还可以往上走走。再走走我就知道是不是了。”
很快就走到一处较大的平台,那里立着一块指示牌,上面有箭头,分别指向了东五眼楼、后川口和小金山楼。
“赵老师,我可以肯定了,就是那里。因为从那一处走到这儿,再没有刚才那样一块平地了。”蓉蓉说,“我们要不要返回去献花?”
一束洁白的菊花被蓉蓉捧了一路,那是她从学校带过来的。这孩子是个有心人。
一束洁白的菊花被蓉蓉捧了一路
“我觉得不必吧。我们先上山,等我们下山时再献不迟。”我发话了。
在小郭的描述中,童老师当时是一个人上山的,她们母女走在前面。小郭原本已与童老师说好,让他在一处地方歇息,等她们下山后再原路返回,但童老师终于还是没听她的劝告,擅自行动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动了继续上山的念头呢?我想应该是眼前的这番美景。实际上,金山岭越往上走,景色就越是铺陈得好看,像是艺术家笔下的国画:站在半山腰上放眼望高处,远处的烽火台或敌楼已赫然可见;回过头来远眺,绵延起伏的山峰山豁连成一片,它们被树木、被花花草草的植物笼着罩着,厚敦敦、密实实连成一片,像是一张巨大无比的地毯。童老师是从福建连城的大山里走出来的,对山水从来都怀有深情厚谊。见到眼前如此景象,他如何能耐得住性子寂寞等待呢?童老师去世后,蓉蓉先是给我发来了童老师相机中的部分照片,后来,我又让她把那两天的所有照片统统给我,包括她用自己相机拍摄的照片。细细比对一番后,发现上山时,蓉蓉和童老师分别在一个大致相同的位置拍摄过一张风景照,前者拍摄于12点03分,后者拍摄于12点41分。这是不是可以说,童老师只是在那里休息了半小时左右就急急上路了?
游人稀疏,或者也可以说几无游客。我们上山时,只有三五位老外从我们身边匆匆走过;再有,就是那位老大姐了。
在一个拐角处停留欣赏时,一个农家妇女模样的人走了上来。她披一件说绿不绿说黄不黄的外套,背一包衣物,密密麻麻的汗珠在脸颊上和脖子间流淌着。那是一张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脸,这种面孔在北方的农村里并不罕见。她显然不是游客。
擦肩而过时,张老师打趣道:“精神头儿不错嘛!这么热的天,又背着东西,怎么还捂着件厚衣服?”
“山顶上凉。”老大姐说。
“那上山时热啊。上山时先拎着,到山顶再穿上。你倒好,啧啧,可真实在。”张老师继续调侃着,仿佛遇到了自己的老熟人。
“可也是,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老大姐话一多,滦平口音就浓起来了。走过去之后她似乎意识到什么,又停下来,与我们搭话:“上年纪了,不比你们年轻人。”
张老师笑了:“还年轻人,我可不比你岁数小。”
“我整六十了。”老大姐立马报出了自己的年龄。
“属羊?”
“对。”
“你看看,我比你大吧。我……属马。”
“那长得可真不像。你们城里人,就是面嫩。”
老大姐夸了我们一通后,起身走了。

十二时许,我们爬到了山顶。
所谓山顶,其实就是五眼楼,大概因楼墙上有五个孔眼而得名。我们走的是东线,这座楼就叫东五眼楼。而正门上去至山顶,那里便是西五眼楼了。导览图上就是这么写的。
站在五眼楼楼下朝东望去,只见长城在山脊上蜿蜒着,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近看眼底下的长城,城墙大都已经坍圮,剩下的几处也是断壁残垣。中间步道以砖石铺之,但大部分已风化得不成样子,坑坑洼洼的很不平坦。走的人少,便只有中间窄窄的一条踩成了步道,紧挨城墙的两侧则长着半人高的杂草。正午的阳光洒下来,明晃晃的,更是让这座长城显出一种荒凉之象,残败之美。
“太好看了!”我忍不住赞叹着。
“是啊,比八达岭、慕田峪那里的长城要强十倍。”张老师也附和着。
看来,我们两人的审美观是相近的。在我的心目中,修葺一新的长城固然也是长城,但那不过是供人游览之物,而这座长城却是供人缅怀和凭吊的。它的每一块砖石仿佛都有故事,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那边的墙上有字,你们还可以朝前走走。”一位服务人员说话了。
“我跟我妈妈当时就是往那个方向去的。”蓉蓉说。
于是决定去东边的两个敌楼看看。
路不好走,到第一个敌楼处路甚至断了,只能借道于墙外的土路,再回墙内。快到第二个敌楼时,果然发现了文字砖墙,但经过几百年的风吹日晒雨淋,砖墙上的文字已漫漶不清,只有几块依稀可辨“万历五年”或“万历六年”等等字样。我大体记得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是指1587年,那么,这座长城应该是1577年前后修成的吧。
已是人困马乏,四个人商量后决定往回返。我跟蓉蓉说:“把长镜头给我取出来,要不你就白给我背一路了。”
换上70-200mm的“牛头”,我大开杀戒,那一段的长城被我拍得如泣如诉。
那一段的长城被我拍得如泣如诉
很快,又回到了五眼楼,突然发现那位上山跟我们聊过几句的老大姐就站在楼下,她面前是几位外国游客:“这个T恤,very cheaper;这是water,冰镇的,fifteen。”老大姐忙不迭地向老外们兜售着生意,英文单词、短句一嘟噜一嘟噜地往外蹦跶。见我们走过来,她先自笑起来。
打招呼后又聊几句,她也终于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了。于是我们跟着她上五眼楼,她的摊位摆在楼洞里。
“上山的时候看见你们捧着白花,我也没敢问。唉,你们说的那位老人,他当时就坐在这里,我们还拉了一会儿话。”她指向孔眼底下的那个位置。
张老师与她聊起来了,我则从不同角度抓拍着这个场面,对话时断时续地飘过来。
“你知道那位老先生是谁吗?”张老师说。
“不是莫言老师吗?”老大姐反问回来了。媒体果然厉害,在那几天密集的报道中,童老师似乎是借助于莫言的大名才广为流传的,结果,连九斤老太和七斤嫂都知道了这件事。
老大姐接着说:“他上楼之后就坐这儿了,买了瓶水喝。当时我们这儿还有个卖主,买的是人家的水。我呢,就开始向他推销T恤。老人家不买,我还拿话激他,说你不是掏不起这个钱吧?老人说,我不缺这点钱,是我穿不着。他还说,你们这儿的金山岭不错,我这次来看看,以后就不会来了,这是最后一趟了。你瞧瞧,他怎么能说这种话?这话说得多不吉利!”
“您还记得推销给他的是哪种T恤吗?多少钱一件?”我连忙问。
“50块钱,就是这件。”她马上拎出一件浅灰色的文化衫,圆领,上面印着长城图案,图案下面是两行文字——我登上了长城,上面中文下面英语。
我赶快拍照。又问:“我们老师跟您聊时,您觉得他气色怎样?”
“气色不错啊,根本没看出有什么毛病。要是他气色不好,我怎么也要劝他多歇一会儿。当时好好的,没想到下山就出事了。那天我是四点多收工,下山看见医生正在抢救,吓了我一跳。我还在那儿举着吊瓶帮了会儿忙呢。后来又请来位医生,说是医道高,技术好,可他腿脚不便,是让人专门把他背上来的。但那时候人已经不行了。”
因为老大姐已认出了蓉蓉,便握着她的手反复安慰,说着一些宽心话。又拎起两瓶矿泉水,要送给我们。忽然,她又想起什么,便问:“在山上抢救时,把我们县长都惊动了。听说他儿子是位大官?”
我笑而不语,没有满足老大姐的好奇心,只是连声道谢,并邀请她与我们一起合影。老大姐乐呵呵地同意了。
出五眼楼往下走,台阶外侧有几排错落有致的砖垛,那便是童老师留影的所在了。6月17日,当蓉蓉把童老师的照片发给我时,我选了两张放在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张曾广为流传。照片中,天上白云朵朵,长城下青山连绵。童老师斜坐于砖垛之间,穿白色短袖,背休闲小包,牛仔帽檐下是一付宽大的墨镜。那一刻,他右手微微向上平伸,食指指向远方,似乎是摆出来的pose,却非常酷,像是好莱坞电影中的老牛仔。美中不足的是,他所在的位置正好逆光,脸部便有些发暗。那张照片拍摄于13点55分。
巧得很,我们与老大姐合影之后差不多也正是那个时间。于是我让蓉蓉帮我拍照,想模仿着童老师的动作来一张,但我既记不清他坐在哪层砖垛上,也摆不出他那种潇洒的姿势,连拍几张,均很失败。
模仿总是拙劣的。下山吧。

下山不看景,所以走得快。
我又开始问蓉蓉一些细节。
“那位老大姐说,童老师去世后下雨了,有这回事吗?”“有。医生放弃抢救后不久,忽然下起了雨,大约下了五分钟的样子。雨粒很大,但密度不大。”“刚才她还说,童老师就是在五眼楼里休息了一会儿,并没有去我们去过的那段长城,对吧?”“是,当时就是我跟我妈妈过去的,看到童爷爷上来了,我们就往回返了。”“老大姐说,童老师去世后,临时找了四个人用担架把他抬下了山,其中就有他家老头儿。付了他们多少钱你还记得吗?”“四百,每人一百。”张老师接过话来,说:“四百不多,他们其实是在行善事。”我说:“在我们老家,做这种事情是必须给钱的,多少无所谓,就是让人家图个吉利。”我又转向蓉蓉:“你给童老师拍的那张照片不错啊,构图挺好,抓得也很有神采,你怎么说童老师还批评你?”蓉蓉说:“那是在下山的路上,我又拍照,童爷爷就说我不会取景,他给我讲,景分近景、中景、远景,人要放在怎样的位置。因为童爷爷批评我,我就耍起了小孩子脾气,背着童爷爷的包,赌气走到了前面。”“是不是很在意童老师的批评?”“其实也无所谓了,童爷爷以前也经常批评我,可那天他批评了我几句后,我就跑了。”“童老师不舒服的时候你在哪里?是不是不在跟前?”“我跑前面去了,是我妈妈把我叫回来的,因为药在童爷爷的包里。”
琢磨着一老一少的这幕场景,觉得很温馨,也挺有趣。童老师在最后的时刻还要给蓉蓉上课,讲的内容是摄影理论。但蓉蓉显然不像童老师的弟子们那样听话,她使起了性子,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这样,童老师的批评就扑空了。小丫头把童老师给闪了一下。
最后的童老师
2015年6月14日14:40
半小时后,我们走到了蓉蓉上山时指认的地方。
那是一个转弯处,四五级台阶下去后,就是那块平地了。说是平地,其实也就是路面,还稍稍有点坡度。路面由大方砖铺成,宽约一米五,长约两米五,两边砌着青石条,围成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石条的两边长着不知名的小树和植物,一片浓郁。站在拐角处向外远望,正好可以看见长城上的一个敌楼。那天,童老师第二次吃药后,便坐到了拐角处的台阶上。他再也走不动了。是不是他相中了眼前这块还算平整的路面,要把山地当作自己的灵床?
那块地方可真像一张灵床!
童老师的安息之地
把白菊花放在路面上,我们依次鞠躬,默哀,拍照留念。
花怎么办?放在这里会不会被路人拿走?蓉蓉担心着。我则想到了“纸灰飞作白蝴蝶”的意象。
把它撒了吧。
那束花被拆散了,每人拿起几枝,用力抛向空中。
看着眼前风景,张老师忍不住感叹道:“童老师走到这里,可以说走到了人生的极致,走到了一个境界。”
“是啊,童老师为自己选定的一个好去处啊。作为归宿,这座山,这张灵床可真是一个好地方。”我也感慨着。
我能这么感慨,可能与最近一段时间的想法有关。童老师刚去世那阵儿,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我自己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他刚刚还在憧憬着自己的八十岁寿辰就突然撒手人寰了呢?他不是有信心活到八十三岁吗?这种“突然中断”的方式是否暗藏着某种玄机?后来,重读他那篇《我的“节日”》,我忽然醒悟了。此文原名《上课的感觉》,写于1997年。当他在文章中把上课看作人生的节日,把“天天上课,天天过节”看作最幸福的事情时,忽然插入了一番想象:“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有一天正谈笑风生地讲着课,突然倒在讲台旁或学生的怀抱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福分。”这也就是说,早在童老师六十一岁那年,他就思考过自己的死法了。他不愿意缠绵病榻,因为那会成为人生的“垃圾时间”。而生命在谈笑风生中突然中止,这种意境何其神秘又何其惊艳!它是王蒙悼念文章中所谓的“大美”和“大善”,也该是死亡的最高境界。当然,在他散文中描述的这一幕终于发生时,他并没有倒在讲台旁,而是倒在了大山里,倒在了天地之间,但这种意境岂不是更加辽远壮阔?如同司空图所言:“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近日正好收到了
《王富仁先生追思录》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
很感慨
能够如愿以偿,是需要合掌祝福的,是值得高声赞美的,而不仅仅是眼泪和悲伤。
再往山下走,便是那串长长的台阶了。又转两三道弯,就看见了那个歇脚的凉亭。估摸一下这一段的路程,张老师、妻子和我都觉得,从童老师的魂灵升天之地到山底下的那个院子,顶多也就是三、四百米的距离。大概,这就是小郭当时反复跟我强调的“一站地”吧。

从金山岭回来,我决定把这次造访详细记录下来,不仅仅是为了留存记忆,更是想为后来的祭拜者和凭吊者指路。
还需要坐实一些细节,于是又给蓉蓉打电话、发微信。
也想起了那位老大姐,从她那里是否还能获取一些信息?但糟糕的是,当时忘了问她姓甚名谁,自然也就没留下她的联系方式。立刻打金山岭长城管理处的咨询电话,当我说明情况后,接线的小伙子很热情,他听说我有那位老大姐的照片,就告诉我QQ号,让我加他,让我传照片,他负责打听。照片发过去了,他也答应给问问,却是没有下文了。一天之后,我再次催问,得到的是一条自动回复:“您好,我现在有事不在,一会儿再和您联系。”写这篇文章时,我依然不死心,便又留言。这一回,昵称为“金山岭长城”的QQ已了无声息。
细看那张门票,发现上面有一个紧急求援电话。童老师出事之后,小郭说她最先打的就是那个电话。
门票的背面有几行简介:“金山岭长城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境内,系明朝爱国将领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官时期(1567年-1582年)主持修筑。全长10.5公里,沿线设有大小关隘5处,敌楼67座,烽燧3座。具有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军事防御体系健全等特点,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之美誉。……”
看着简介,想的却是金山岭对于我们的意义。童老师去世之前,即便“金山”如何“独秀”,都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它不过是一处单纯的景物。然而,因为童老师,“景语”中有了“情语”,金山岭也仿佛有了生命的温度。可不可以在童老师去世的地方立一块牌子呢,比如,正面写“童庆炳先生回家之地”,背面有一些简单介绍。跟妻子念叨起我这个想法,她说:“估计景区不同意,游客也不乐意。”我说:“那要是一县之长发话了呢?”
把照片整理出来,分别发给了蓉蓉和张老师。蓉蓉又跟我聊起了童老师的一些事情,张老师则给我发微信:“照片都收到了,真好。很有意义,更多的意义在照片背后。”我回复道:“是的,意在图外。照片好是镜头好,看来,镜头还是硬道理,呵呵。”说到了镜头,便琢磨着童老师那天用的什么相机。还记得2012年我与他去海拉尔时,他拿着一个小小的松下卡片机;又据童老师登山时照片显示出的机型号,我很快就锁定了目标:Panasonic Lumix DMC-LX5。那是2010年松下推出的一款新机型。
童老师手持松下卡片机
在拍照
我捕捉了这一瞬间
时在2012年8月29日
搜寻着这些信息时,张老师又来一条微信:“一次是一次的感觉,十次有十次的体会。有机会我们还一起去,如清明时节。”
“那当然。”我说。
2015年9月25日
附记:10月2日,我收到了“金山岭长城”从QQ上发来的信息,他打听出了“那位阿姨”的电话,并解释说:“这阵子我出差没在单位,回复晚了,非常抱歉,对不起。”我向他郑重致谢,随后便拨通了老大姐的手机。我说:“我在文章中写到了您,并使用了您的照片,您看是否合适,是否可以。”她说:“我也没做些啥,那天要是能抢救过来,该有多好!那么和善的人,我真希望他能活到一百岁呢。”我也问出了老大姐的名字,她叫武金凤。
原载《鸭绿江》2018年第8期
2016年6月12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举办了“金山岭祭奠童庆炳先生”的纪念活动。中心部分成员程正民、李春青、赵勇、姚爱斌、钱翰,童老师的部分在京弟子罗钢(清华大学)、孙津(北京师范大学)、张巨才(北京师范大学)、蒋原伦(北京师范大学)、曹凤(中国公安大学)、王文宏(北京邮电大学)、贾奋然(首都师范大学)、吴子林(中国社科院)、王培英(北京城市学院)、于闽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吴冬艳(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梅(中央电视台)、李圣传(中国社科院)、杨宁宁(北京师范大学)等,文艺学专业在读的部分硕士生和博士生,童老师的保姆小郭,共30人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
金山岭祭行活动场景之一:休息
金山岭祭行活动场景之二:程正民先生
金山岭祭行活动场景之三:曹凤大姐
金山岭祭行活动场景之四:吴子林博士
金山岭祭行活动场景之五:于闵梅博士
金山岭祭行活动场景之六:姚爱斌博士
金山岭祭行活动场景之七:李圣传博士
金山岭祭行活动场景之八:王培英博士
金山岭祭行活动场景之九:硕博士生同学
金山岭祭行活动场景之十:赵勇同学
二去金山岭时的赵勇同学
2015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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