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心一刻】赵勇 | 拔起萝卜带出泥，《大学语文》现形记

徐中玉主编，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
拔起萝卜带出泥，《大学语文》现形记
赵勇
看到于丹教授去我老家晋城的相关报道后，我想写一篇她如何“扯淡”的文章，又觉得可以从她拿来路不明的名人名言忽悠人说起，于是便去找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我买过两本，先是三联版的那个小册子，后来见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一版《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1998），便又请回一本。为什么我如此珍爱这两本书？因为那里有我的青春阅读记忆。
初读《乡土中国》应该是1986年，那时我大学毕业不久，已被分配到晋东南师专工作，同被分去的还有山西大学学经济的杨红旗兄弟。杨在政史系教书，我在中文系混饭，同住单身宿舍筒子楼，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俩就鬼混成了朋友。他那里有把破木吉他，成天他都那么快乐，在铺上、在窗下、在楼道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让我羡慕嫉妒恨之后，顿生追模之心。于是，我花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也买回一把，从此走上了“弹琵琶”的不归路。红旗热乎了两年就金盆洗手了，所以他最终当上了县委书记。我则始终惦记着民谣古典六根弦，玩物丧志，结果直到现在都没多大出息。
就是从杨红旗那里，我知道有费孝通这么个人，因为他先知先觉，手头有本《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
我与杨红旗，1991
因此，第一遍读费孝通，我借的是杨红旗的书，读后很震撼。1993年我去太原开会，逛书店时见这个版本还有，便立刻将它拿下，回到上党盆地后又赶快复习一遍。这本书定价七毛一。
看《生育制度》是在济南读研期间，那是1987或1988年的事情。书是从图书馆中借出来的“天津人民”版（1981）。因为是借的书，我就不仅读得细，而且还抄得多。但为什么要读此书呢？当然不是夸我“会弹琵琶”的李衍柱老师布置的任务，而就应该是读《乡土中国》挨震之后留下的后遗症。那个时候，研究生在山东师大还是凤毛麟角，我们也就比本科生多了一些特殊待遇。比如，我们可以走进图书馆的书库中，在那里寻寻觅觅，自由穿行，发现其中更多风景。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在架上，而他的《古拉格群岛》却打成了捆，丢放在一个不起眼的犄角旮旯里。我至今记得看见《古拉格群岛》时的心中狂喜——不让那三卷册上架，意味着此乃禁书，甚至是“毒草”。但至高享受不是“雪夜闭门读禁书”吗，不是“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吗？于是，我遵从弗洛伊德所谓的“快乐原则”，拆掉《群岛》绷带，拎着它大摇大摆（心里其实打着小鼓）出库登记。图书管理员哪里知道库里乾坤？就这样，索氏《群岛》三大卷被我名正言顺地借出来了，结果读得夜不能寐，白天瞌睡，果然中毒很深。
《生育制度》在架上，它当然不可能是禁书。
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又买《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的原因。
话说于丹同志到我家乡走过看过之后，我就开始找《乡土中国》。《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很容易就能找到，但我那天的犟劲上来了，觉得找不到那本土黄色封面的小册子，就无法证明我读过此书。这一找，上天入地寻之遍，拔起萝卜带出泥，《大学语文》现身了。
当年装修房子时，我就自私自利，先吃先占，把最大的一间本来是卧室的屋子改做书房，又把整个一面墙做成书架，顶天立地，很是排场。书架宽大，能放前后两排书。前面的光明正大唱戏，或《朝阳沟》，或《红灯记》，确保我一眼就能瞅见听见；后一排躲在幕后敲锣，《沙家浜》，咚咚锵，以便我锣鼓听音，顺藤摸瓜揪出来示众。例如，《于丹〈论语〉心得》这本“名著”面子不小，自从我琢磨过《百家讲坛》后，它就一直停放在明处。而费孝通这本“大家小书”，我却把它打发到了暗处，因为前台已有《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叫板起霸。那天，我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手持绿玉杖，空中寻天鸡，爬高上低三五轮，才终于锁定目标——先把前面那排书一摞摞移开，果然发现《乡土中国》藏得深，隐得透。取它时顺便瞅一眼垫在下面的书，咦？《大学语文》？
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1999
为了让后排书也露一小脸，我大都在下面垫着《审美阅读与批评》，且一垫两本。《审美阅读与批评》是赵某拙书，当年出书之日，也恰好是我搬家之时；又因书商给了我一堆，送了几十人，再送没人要，我便拿过来让它们垫底——它们躺着，其他老少爷们、大姑娘小媳妇在它们身上站着，伸胳膊撂腿，做做广播体操，也算是物尽其用。当年的《存在与虚无》不就是这样吗？——这本书整整一公斤，开杂货店的法国人买回来又读不懂，便把它当作秤砣用。但除我那本之外，也有躺倒不干的书甘为人梯，那天我找费孝通，发现下面就有两本《大学语文》。
这大概就是《存在与虚无》的初版本
看到那两本语文，我就开始隐隐期待，会不会有徐中玉主编的那本？抽出来瞧，果然！第一本正是“华东师大”版（1981）。于是我立马血压升高，心跳加快，激动得直想拍地皮，差点掉下青云梯，只好改成拍屁股。想起去年我写《黄药眠、徐中玉、童庆炳：三代学者的友情》时，我多想手头有本徐先生的《大学语文》翻一翻啊。但那个时候过脑子，我哪里知道它躺在架上安然入睡已达十五年之久？
徐中玉先生
从梯子上下来，我才意识到问题所在：我念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并不需要学《大学语文》，这是哪里跑来的初版本？
打开仔细瞧，发现许多课文勾画、拼音、注解甚多，恍惚了好几下，又回过头来看封面，发现右下角写着本媳妇大名，才一下子恍然大悟。当年那个小姑娘上大学念哲学，她是需要学一学《大学语文》的，那是她1983年用过的课本。
媳妇念过的《大学语文》
另一本《大学语文》是陈洪主编的，也让我颇感困惑。此书封面上有“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全国统考课程教材”字样，版权页写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出版。书里的文言文勾画得更多，注解得更细，却大都不是我的字——我的字粗针大麻线的，也点缀其中，但密密麻麻、细若游丝、小如蝇头的娟秀行草究竟出自谁之妙手？抽了三袋莫合烟，喝了两杯私房茶，终于才想起二十年前的一件往事：读博期间，我虽拿着310元的最高生活费（工作八年以上才有资格拿此额度，一般都是290元），但一买书就抽不上烟，喝不起酒，变成了标准的贫下中农。大学同学宋若云早我两年来北师读博，她见我成天穷酸饿醋的，走路都打晃，是不是就把她讲的那门课连皮带肉转让于我，于是才有了这本《大学语文》？
不成，我得问问常年住在国外的她。
宋若云后来答复了，确实如此。
这是她与我共同用过的《大学语文》，蓝字她，红字我。
重又打开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浏览琢磨其所选篇目，发现全书263个页码，古代的诗词歌赋文言文就约占230页，立刻觉得徐先生真是不简单。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他就意识到语文学的就是古诗古文周树人，这是多么超前的思维！记得2003年非典期间，童庆炳老师带着我们编写高中语文教材，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如果刚入学的孩子第一次上语文课，老师教的是“来来来，来上学；学学学，学文化”，这其实很没文化。但假如他们的第一课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有学头了。像徐先生一样，在语文教育上，童老师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古文主义者。说这话我敢对天发誓！
想到这里，我便把老妻喊过来，说，看你当年念《大学语文》，学得还挺认真，现在我就来考考你——
《滕王阁序》背过吗？
没有。
“泯然众人矣”出自何处？
不知道。
那我考你个简单的。“北风卷地白草折”的下一句是什么？
想不起来了。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是谁写的诗？
这……是诗吗？
于是我板起面孔，团结紧张严肃不活泼地说，你这个同志呢，当年肯定上的是个假大学！
这句话扔出去后，我才一下子找到了正版中文系大学生的感觉，也恢复了一家之主的尊严。然后，我翻开《陈情表》，高声朗读一遍，检测了一下我当年背过的课文是否还滚瓜烂熟。待清气上升，浊气下降，食归大肠，水入膀胱之后，我才打开电脑，准备不三不四，继续去写一些让人欢乐惹人愁的文字。
2020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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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