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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王国维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优质回答：
首先说一点，据考证，王国维投湖自尽的地点在颐和园昆明湖，而非北大未名湖。
关于“如何看待王国维先生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这个问题，历来都有争议。借此机会，我也说说我的看法。
【王国维与著作《人间词话》】
一，生平
王国维出生在学人辈出的浙江海宁，家学渊源，其父更是博学多才，学样深厚。这些，都对从小就聪慧好学的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他接触新学，接触西方文化，赴日留学，逐渐找准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他先是致力于文学，后来专注新史学，考古学等，在美学、教育、哲学、戏曲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学者和国际著名学者，成为“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所有之学人”（梁启超语）。
无疑，王国维先生的成就令后人景仰，他留给后世的文化财富是无价之宝，他的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更可以使我们受用终身。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成的“大家”，这样一位博才的“鸿儒”，却在1927年6月2日，毅然决然地一跃，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自沉而死。
为什么呢？是生活窘迫，难以为继吗？是有人逼迫，生不如死吗？是心有死结，不死难脱吗？是气节所致，死以明志吗？后人对他死因的说法，可以说是“千姿百态”，莫衷一是。
【一代鸿儒王国维先生】
二，寻因
王国维出生于1877年，即清光绪三年，这是一个腐朽的，行将没落的王朝。晚清的空气中，虽然充斥着恐怖，愚昧，争斗，屈辱，饥荒，但毕竟也是一个王朝的存在。20多年来，王国维一直浸润其中。虽然在此间，他也接触西学，对史学的研究兴趣也已经显示。然而，毕竟他的出身，社会氛围，都对他思想的形成，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那就是:自己是大清子民，效忠国家，理所当然，只是暂时无门而已。这一点，我认为，没有争议。
1923年，清逊帝溥仪征召留日归来不久的王国维到“南书房行走”，他欣然接受。此时的他，还是一介布衣，从来也没有担任过大清朝的任何官职。这一下子，他便官居五品，而且可以在紫禁城内活动，在“皇上”身边办差。朋友，咱们设身处地去想想，如果换做是你，你作何感想呢？是不是会感恩“皇上”的知遇之恩呢？是不是会竭尽全力，为朝廷效忠，甚至于效命呢（尽管是个不中用的朝廷）？我想大部分人都会——士为知己者死，毕竟这也是一种人生境界。
很可惜，兔子尾巴长不了。刚刚在“南书房”行走了1年左右，“倒戈将军”冯玉祥就发动了“北京政变”（1924年），把溥仪轰出了北京城。此时的王国维先生，将此事引为奇耻大辱，甚至和部分忠心的清朝遗老相约去投金水河。事情虽然没有成行，但我相信，这个种子已经埋下，已经深埋在他的内心深处，并且在慢慢地发芽，生长，直至爆发。
【王国维的“人生三重境界”】
尽管我国已进入民国时期十几年了，但军阀混战，政局混乱，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王国维身在其中，当然无可奈何，不免心灰意冷。尽管他已“躲进小楼”，也颇有成就，但他心中向往的，不仅于此，不仅是此，他也许不能自拔，他的心中的“种子”始终没有停止生长。
还有两点明证:一是他始终不剪去自己的大辫子，一直以清室遗老自居；二是临终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虽然此时的溥仪尚在，但大清实际已亡，悲辱交加，只能一死了之，以明其志。
【王国维先生及其遗书】
结语
我也许是妄自揣测，我认为，王国维先生就是死于对清室的眷恋，他的这种行为，和他的学术无关，只和他的思想有关。不能不说，这是禁锢他的枷锁，是他致命的弱点。
如果王国维先生能把过去的都看做浮云，能把眼前的一切都看得很有意义，能再多活几十年（毕竟去世时才50岁），那他的作为会更大，他的人生会更加辉煌！
【受人敬仰的王国维先生】
不管怎样，让我们记住王国维先生，让我们从他身上汲取深刻的教训，更愿我们都能从王国维先生的著作中学习知识，感受到不一样的王国维，感受到不一样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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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网友回答
谢邀。
作为鼎鼎大名的观堂先生王国维，他震铄古今的作品都是清清楚楚的，
但他自沉昆明湖的死因却是迷雾重重。
直到70多年后的今天，仍是无法定论的悬案。
以他如此睿智的人，留下遗书中开头几句像偈语的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更让他真正的死因扑朔迷离、疑窦重生。
让人产生了诸多猜测，又都难以自圆其说。
只能束之高阁，为历史再添一段谜案了。
王国维
没有定论，其实也不失为一种最好的结案。
正如道圣老子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终于何处？
都是谜一样的神秘。
不也正契合了老子“不可名，不可道”的大智慧思想，成为他最妙的归宿吗？
他就应该是不知何处来，不知何处去，不知何处终。
不为来而来，不为去而去。
这才是真正的老子，也是最妙的结局。
再如李白，一生钟情月亮，给孩子起名都是“明月奴”。
他的人生终结同样是充满仙气一样的神秘，捞月失足也只是后人一厢情愿的想象。
但这不也是诗仙最好的人生归宿吗？
为了一生的挚爱，活的是诗意，死的是精彩。
不也正是李白“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清高仙气，最精彩的人生谢幕吗？
如果他平平淡淡死在家里的床上，死于妻子儿女的哭喊声中。
反倒失去了仙气，不像李白了！
同样具有通才大智的王国维，不管出于何种原因，
他自己都是非常清醒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的。
他学通彻了文学、历史、考古、金石、甲骨等等那么多深奥艰涩的问题，
还有什么道理想不通？自己的人生之路往哪里走呢？
王国维死后，除了他是自杀没有争议，其导致自杀的原因众说不一。
而且从不同角度解析得都有一定道理。
1、殉清说。
梁启超、吴宓、罗振玉、鲁迅等大学者都坚持此说。
因为王国维此前的确有过多次自杀未果情节。这一点王国维家人也曾在回忆中提到过。
反对者认为，王国维虽然有“忠清”心结，但他潜心学术研究，思想前迈通达，
不会愚蠢到自杀的地步。
2、逼债说。
溥仪、郭沫若赞同此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的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代，遂愧而觅死。”
不论是代卖宫中文物，还是暗中私吞，都是不光彩的事，和王、罗二人的显赫身份不相匹配。
王国维心有苦处又难明申，昔日的亲家兼学术挚友，反目成仇。
他深受打击，这里的逼债，不单是王国维因生活拮据借罗振玉的钱债，
还有经济账以外的复杂原因。
3、文化殉节说。
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提出这个观点，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笔杆苦痛，……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
陈寅恪和王国维同为顶级大学者，又在清华园一起共事，同是“清华四大导师”。
在同样的高峰绝顶，用思想文化层次的视角解析了王国维的痛苦孤绝，
才是最终走向决绝的原因。
清华四大导师
4、综合因素说。
王国维后人认为与罗振宇有关。因为王国维长子潜明最受王国维宝爱，他的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但罗振宇不声不响把潜明遗孀（罗振玉女儿）带回娘家，还拒收抚恤金。
王国维和罗振玉不仅是儿女亲家，更是学术研究上的挚友。
他的这些决裂行为导致王国维痛苦绝望。
在长子潜明病逝不到一年，各种因素叠摞积压，就导致王国维投湖自尽了。
这些王国维生前的亲人、故交都是深知王国维秉性的人，又都是影响巨大的学术泰斗。
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了王国维自杀的原因，都有道理。
却又不能让所有人都信服，成为唯一的定论。
如果说一定找一个理由，我觉得综合这些缘由叠加在一起，
才更接近让王国维走向决绝的缘由。
我还觉得没有答案的终结，就是王国维最好的终结。
正如他最著名的人生“三种境界”，
当他自己走到了第三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然后呢？
再回到“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迷茫混沌中吗？
突破了第三种境界后，除了高处不胜寒的孤独，还有什么呢？
只能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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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一说为晚清王室殉节，一说为文化求亡，一说担心被军阀迫害，一说欠罗振玉的钱还不上…
王国维先生是当世第一国学大师，提到民国，先生就是越不过的一道坎。
初读先生，就被他的惨惊吓到了，活脱脱一个“天煞孤星”啊：先生四岁丧母，继而丧祖父，丧父，成家之后，八个女儿夭折六个。一生坎坷，保守艰辛和磨难。
1:那一年，溥仪以帝师尊之，亲自为他布菜，允许先生紫禁城骑马。任“南书房行走”。古代文人致仕出世的高格礼遇，难怪民国成立了，全北京就两根辫子留着，其中就有王先生一根。为晚清殉节，合乎情理。
2:先生致力于国学，在这混乱不堪的民国。军阀混战，文人变节倾轧，礼崩乐坏，困苦不堪，求而不得，以死明志，也有可能。
3:国民革命军北伐，枪毙了学者，吓得王先生说：我总不想再受一点辱，我受不的一点辱。文人气节，铮铮作响。
4:王先生一生受罗照顾颇多，内心的愧疚无以面对，也是其因。
以死铭志：我辈文人当以国为家，以文为食，勇往无前，切不可蝇营狗苟，丧节求荣。
其他网友回答
1927年6月2日，初夏的北京颐和园排云殿鱼藻池前，一位面容清臞、身着长衫的学者模样的人，坐在池边一块石头上静静抽完一根烟后起身，然后神色从容走向昆明湖纵身一跃，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就此把自己非凡的人生定格在51岁。
关于大师的死因，历来都是一个谜，充满各种猜测，诸如殉清说、殉道说、抑郁说、甚至负债说等莫衷一是。笔者以为，探究大师死因最直接有效的证据，莫过于他在死前留下的那封遗书。遗书中对身后之事的交待自然也非重点，重点当在以下之言：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意即，人生已过五十年，除死亡什么都已见过。但究竟经历了何种“世变”而不愿再受何种“辱”？此当为最重点。
据说王国维的自尊心极强，在其自尽的前一天还在和自己的学生说“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可见大师虽为学者，但性格其实是极为刚烈的。
01. 究竟经历了何种世变？
笔者以为，王国维一生经历的“世变”大约有三：
其一是怀才不遇、屡遇挫折。王国维年青时曾两度科考失意，仅获秀才之名，后更有在上海东文学校学习期间因考试不及格而差点被除名。在东文学校学习之前只能靠在乡间教书糊口，直到在《时务报》做校对，并在业余时间在东文学校学习之时偶然结识罗振玉为止。可以说这段时间的王国维，堪称是人生最艰难失意之时。此段变故必然会给其留下深刻印象，此为世变之一。
其二是长期受人关照体恤，“寄人篱下”。罗振玉可谓是王国维生命中的贵人，也是其学术研究的亲密伙伴。因此说罗是王一生的恩人丝毫不为过。罗振玉不仅多次推介引荐王国维供职，并几次带王东渡日本求学，也是王能到清庭任职并得以结识未代清帝溥仪的引荐人。同时罗振玉还在经济上资助王国维，以致有王欠罗巨额款项而招致罗讨还而被逼投湖自杀之说。不仅如此，罗振玉还有将女儿嫁与王国维的长子之联姻之恩。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王国维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感恩报德罗振玉，这固然是因王能力有限，但也不能不说此恩当为王终生无报之巨大的情感压力。
其三是报效清庭却目睹清亡帝废。王国维经罗振玉介绍到清庭供职并官至五品，得以觐见溥仪且受到赏识。在王国维心中，清朝和溥仪当占有重要地位，以致王国维数度拒绝剪辨，即使被迫剪掉仍坚持佩戴系有辫子的帽子。并且王国维一再拒绝到清华大学任教，直到溥仪“颁旨”方同意。可见王国维对清朝和溥仪的感情，故清朝被推翻溥仪遭废黜，给王国维带来的打击应该是相当大甚至是致命的。
其四是与罗振玉决裂。此事起于王国维长子早逝，其遗孀（罗振玉之女）决定回娘家并拒受夫家一金之予，由此让王国维大为愤怒，并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蔑视，最终致罗王二人绝交。此事发生在王国维自杀的前一年，同样足见对王的打击之大。
上述四段世故纵贯王国维一生，也是构成他短暂一生的重要经历，有个人职业、生计的不如意，也有理想、抱负的失落，还有君恩友义的无以报答，以及丧子别媳、亲家反目成仇等家庭变故，桩桩件件，历历在目，使得生性孤僻的王国维难以承受，更难以排解，于是死亡便成为了结这一切恩怨最好的方式……
02. 又受不得何辱？
王国维所言之辱，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辱，即基于对被逼剪辫等捍卫和留恋清朝的所谓污辱；一种是小辱，是罗振玉及女儿拒受王家资助之人格之辱。这对“受不得一点辱”的王国维来说，是绝对无法忍受的，偏偏两种辱恰又几乎同时出现：1926年底王国维长子王潜明因病去世，儿媳从此彻别王家；而此时又正值北伐军即将攻打北京，北京城人心惶惶，剪辫之劝之逼又起。两辱并逼，让心高气傲的王国维终于下定决心，以死抗辱、以死避辱。
如此似乎可以给王国维之死定下殉清殉节之结论了。但且慢，即便如此，笔者仍认为，观堂先生之死也与其实际所患抑郁之症难脱干系，且正是诱导死亡之第一大原因。
03. 抑郁乃是真正死因
据史料记载，王国维生性孤僻，不爱说话且口吃，不喜交往，基本没有朋友。而这样的人按照抑郁症的解释，正是极容易患此症的“高危”性格之人。事实上，实际中发生的几件事似乎也印证了这种猜测。一件事是王国维与沈曾植因古籍鉴定而反目。据说沈曾植曾将一些古籍资料交王国维审阅翻印，王国维认为都是赝品，又不好明说，但终含蓄说出。这引起沈的不快并在某场合公开讥讽王国维，终致二人断交。断交也就罢了，可是王国维竟“因疑生畏，触目皆是幻影”，“非精神异常，又何至于此”。
另一件是罗王断交。仍然是断交，问题多的仍然是王国维。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因病去世后，儿媳直接回父母家，并表示不愿受王家一金，连王潜明的遗款和抚恤金都不要。这引起了王国维的极大愤怒，并上纲上线至“人格蔑视”，终致罗王二人绝交。罗振玉的女儿为何不要夫家一金，是其本意还是其父之意，其实都不重要，也许更多的是怜悯相对穷困且有丧子之痛的王家。但王国维既不念罗振玉多年提携体恤之深情，也不念双方亲家之谊，唯独只偏执地揪着“人格”不放，此种思想和作为的确大异于常人常理。
至于王国维自杀前一天对自己的学生姜亮夫一席话，更可看出其有抑郁症患者常见的偏执义愤。事情起因是王国维被人劝剪辫子，他不顾学生一再劝慰，竟决绝地说：“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第二天便自沉昆明湖。
由此，“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不仅包含五十年经历之世故，更有无法排解、无能实现、无力报答，唯有一死谢罪之愧恨与无奈。而“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则是在大小辱并存之下，唯以死抗辱。
其实，对于性格开朗之人而言，王国维五十年间经历的众多世故，皆能以正常合理之应对得到排解，并不致于郁埋心中几十年最后要通过自戕的方式来了结。比如，与沈曾植的误会，问题就出在王国维内向型性格不善沟通上，再怎么也不致于“因疑生畏”而“精神失常”。而对于儿媳别家，完全可以看在几十年两人恩情世交的亲戚加朋友的份上，通过恰当的方式圆满解决，致于上升到“人格”的份上激进处理吗？
但大师也是凡间之人，亦有凡人之缺陷，如此才显得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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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按：
1927年6月2日，北京晴转多云，清华园的荷塘里，荷花还没有开，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景象，还要过两个月才有。
那一天上午，心情复杂的王国维从办公室出来，招手叫了一辆洋车，出了西门，直往不远的颐和园……
隔两日，《晨报》第六版登了一条消息：“我国之世界的学者，王国维教授投昆明湖自杀。”记者说：“吾人接受惨报之余，不禁感觉我国学术界前途之寂寞矣。”
1927年6月2日，原是历史长河中很普通的一天，却因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之死，而被后人记住。一同被记住的还有他“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短短数言、却让后人无限深思的遗书。
今天是王国维去世91周年纪念日，和你分享思想史大家葛兆光多年前的一篇相关文章（收录于葛兆光学术随笔集《余音》，理想国，2017年出版）。葛兆光通过史料勾陈，试图还原那一天的中国、那一天的中国人、那一天的王国维，在经历些什么。
王国维究竟为何而死？葛老师没有给出答案，然而在这篇近乎白描式的文章中，也许你能真切地感受到91年前的今天，那个阴晴不定的日子。
阴晴不定的日子
——1927年6月2日纪事
文：葛兆光
选自《余音》
我想写的是1927年6月2号所发生的事情。
我开始动笔的这天，已经是1997年6月2号，恰恰七十年，选择这一天来写这篇既算不上论文也算不上散文的东西，并没有特别的意思。
其实，七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的人与事，早已经成了“历史”，透过发黄的旧报纸、重新出版的日记和种种回忆录，纷纭的、没有头绪的事件，不时呈现在眼前，看上去杂乱无章，又朦朦胧胧。
在这朦朦胧胧中，我回忆着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也体验着这一天存在着的各种人的心情。
1.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星期四。
早晨，在北京西郊的清华园里，王国维依然像往日一样，按时起床，在八点到了学校，只不过他的心情却很复杂，平静的面容稍稍显得有些疲乏，显然晚上并没有睡好。
在上海，刚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胡适，租到极司斐尔路49号甲的楼房，看看这座楼房，他心里并不很满意，不过，才收购来的甲戌本《石头记》倒让他心里很高兴，摩挲着这部旧书，他又想起在泛太平洋俱乐部所讲演的《中国文化之再生》，他觉得，可能真的中国有再生的希望，对于前不久发生的“清共”事件，他觉得蒋介石是对的，也许这样一来，中国真的就有了秩序，自由主义的信奉者胡适对没有秩序的中国也有些担心。
和胡适一样，在浙江的方豪早晨起来就给远方的陈垣写信，他对这个自己很佩服的学者说，自己在编《浙江公教史》和《圣教词典》，并希望陈垣能写成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基督教史》，想到外面的情景，在信中又添了一句，“杭州自厉行清党后，景象尚不恶劣”。
而在广州，这个曾经是革命基地的城市里，气氛已经很紧张了，在中山大学辞职后的鲁迅蛰居在白云楼，一夜不眠后，推开窗户，让稍稍凉爽的晨风透进小屋，听见报童已经在沿街叫卖当天的《民国日报》。
这一天的报纸上，头版用了半版刊登一幅口号，“肃清一切改头换面的中国共产党”，当年的联盟已经反目成仇。
很多年以后，有一位当年的老报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自己的心情真是彷徨，不知道是怎么了，为什么打起来了？明明北伐要胜利了，为什么又变成这样了？
那些天的情势真的是复杂。
就在前一两个月，国民党中的蒋介石在上海宣布“清共”，与共产党分道扬镳，而这时在武汉，国民党的态度却还很暧昧，也许是在窥测方向，也许是在犹豫徘徊。北京的人心浮动，有的对南方传来的消息鼓掌叫好，而有的对北京的未来忧心忡忡。
有消息传来，奉军已经退出了郑州，而原来不表态的阎锡山决定悬挂国民党的旗帜，只是现在还与张作霖打着哈哈，阎老西真是脚踩两只船。
街上传说，孙传芳等人准备拥护张作霖在北京当总统，和南方分庭抗礼，地坛边上，聚着一帮清晨喊嗓子唱京戏的老北京，一面听人唱着西皮流水二黄倒板，一面扎堆儿，忙里偷闲地谈论国事，有人猜测，说不定哪一天北京会成了战场，可一个据说在京城里住了几辈子的旗人不屑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咱北京城是风水宝地，自打大清以来就从不兴刀兵。
过了七十年后来看，好像他说的还真是个准。
当然，也有人心里盼着发生些什么事，这一天，一个沙滩红楼的北大学生，买了一本4月底才出版的《革命哲学》，兴奋得一口气看完，作者朱谦之在里面用后来红卫兵才用的口吻写道：“最彻底的革命，是把宇宙间的一切组织都推翻”，毁灭宇宙，才能重建本体。看得不明不白的年轻人热血沸腾，从字里行间只体会出来两个字“革命”、“革命”、“革命”。
当时，“革命”几乎是一个具有无上权威性的词眼，在人们心中它和“民主”、“科学”差不多，仿佛拿了它就拿了杏黄旗，说着它就等于说着真理。
不过，究竟革谁的命，似乎已经有些弄不明白了，原来都说要革命的人打起来了，连革命者有时自己也遭到了革命，不止是共产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已经决定，对那些不合作的名人采取惩戒性的策略。
他们商量好，打蛇先打头，把威望最高的章太炎作为惩戒的首要对象，他们宣称章太炎破坏国民革命，与军阀勾勾搭搭，一个上海市党部的年轻人正在起草明天见报的文件，这份文件斥责章太炎“妄冀破坏国民革命”，宣布没收他的油车及碾米厂两处股本三千七百大洋和二十七亩地。
不过，“革命”还是很有吸引力，《民国日报》的副刊《现代青年》上发表了陈安仁的文章《革命的理论》，第九节里讽刺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害怕革命的大潮，“见得眼前受些痛苦，对革命就怀疑起来，甚或反对起来，这是极大的错误”，理由是不容置疑的，因为革命是为大多数人的，革命的幸福，“非一部分的幸福，是全部的幸福”。
不管是革谁的命吧，反正，很多年轻人都以为这一下，革命就要成功，中国就会统一，天下就会变得生气勃勃。可是，那个总是爱与众不同的梁漱溟在广州，却对兴奋不已的李任潮当头泼了一瓢冷水，说“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的希望都是做不到的”。
2.
当早晨的太阳升到清华学校工字厅的屋檐上的时候，喜鹊已经叫了很久。学校里的树，颜色渐渐由浅转深，6月的树荫下，多少还有些凉。
而城里好像比郊外热，各个公园里的牡丹已经“姹紫嫣红”，据说，士女如云，一个画报的记者发现，北京的公园里奇装日多，有二女郎“遍身绿衣，剪发，墨绿长巾束其头”，仿佛荀慧生《元宵谜醉卧书房》里的装束，而太太们则戴大花，似乎出自程砚秋的京戏打扮。
他把这个现象写在给《北洋画报》的“小消息”稿件中，心里却暗暗忧虑，想到时下的情势，他想，这是不是乱世的“服妖”，古代以来的那种对奇装异服的象征性意味的警惕传统，总是在心里使他不安。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那么多心事，也不是那么多人都在革命大潮中的。当旧事成为历史的时候，历史学家总是要替读者省略许多似乎“无关紧要”的细节，这种省略有时是越俎代庖，使后人看历史时不免错以为没有细节，所以看看那些被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省略过去的小事，却也更能知道旧时生活的真实图景和历史人物的真实心情。
几十年以后，我在大学学近现代史，在那些被装订得整整齐齐的教科书里看到的，就是一个清理得干干净净的革命史或政治史，可是稍后自己去读当时的日记、当时的报纸，却发现历史其实已经被用筛子筛过，剩下的仿佛都是历史学家认可了的“大事”，而生活常常被无情的筛子拒绝在历史书之外。
其实在那一天，在中国普通人的生活里，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何尝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那时候，尽管外面大江东去，风起云涌间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生活在潮起潮落中的人们心中不免惴惴不安，但是1927年6月2日，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中，大多数还在生活中挣扎，为谋生而劳作着。
虽然一部分人在革命的热潮中激情洋溢，为中国的前途而奋斗着，但大多数人仍然按着旧日的生活轨道前行。
一篇署名“慎予”的文章《自述三大问题的经过》在《民国日报》上连载，说的是当时青年关心的三大问题，没有革命，而是“求学”、“恋爱”和“职业”。
同样，悠闲的北京尽管已经听到了南方传来的消息，但中和戏院那天还是准备上演尚小云的《林四娘》，中天电影院那天还是准备上演西洋片《风流皇子》，一个江湖骗子叫什么金文弼，在《晨报》上大做广告，说他留学印度三十年，正准备作环球演出，要“证明人类能以精神克制物质”，在北京的演出中，他要让人们看一看，他可以“打破医学原理”、“打破力学原理”、“打破热学原理”，而证明科学失效的方法一是停止呼吸，二是以石击身，三是吞吐红铁，和现在的气功或魔术差不多。
而天津出版的《北洋画报》则在连篇累牍地讨论，是否应当取消伤风化的饭店舞会，不过讨论归讨论，画报还是在下面刊出巴黎蓝磨坊演出裸体舞的照片。
据称，荷兰某伯爵夫人为考察东方美术来北京游历，这天到梅兰芳宅中参观各种京剧的行头，一面看一面从鼻子里发出洋人惯有的“嗯哼”表示惊异。
梅兰芳真是大忙人，他忙里偷闲又在饭店宴请英国公使蓝浦生（Milles Lampson），席间有记者问及他的日程，他回答说赴美演出的事情正在安排中，不日可以成行。他在当时也真是红透了半边天，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借了他的名，要生产“梅兰芳香烟”，《良友画报》刊登的广告中称，这种香烟的烟罐上有梅氏戏装像，买烟者可以一面吸烟一面晤对佳人，“梅郎倩影，置诸案头，不啻与梅郎晤言一室也”。
不止是演艺界，文学界也有平静的日子和平静的人们。
在北京，有消息说，著名作家谢冰心已经与清华某君订婚，前些年他们曾坐了一条轮船到美国留学，成就了这一段姻缘。而刚刚从清华毕业的柳无忌则正准备步前辈的后尘，也在那里忙着订票放洋，清华毕业生出洋寻的是天经地义的前途。
在杭州，那个写过《沉沦》的郁达夫则处在温柔乡里，这一天，他到聚丰园订餐，是为了几天以后大宴宾客，宣布他与王映霞的情事，订餐后他去买了一件夏装，准备在宴会上穿，回到住所翻开日记本，前一天的日记上写着：“梦里的光阴过去得真快，日日和映霞坐在洞房，晚上出去走走，每日服药一帖，天气也好，饮食也好，世事全丢在脑后，这几天的生活，总算是安乐极了”，至于外面的天翻地覆，好像没有发生似的。
其实，怎么会什么事也没发生？不必说国共两党的分裂，也不必说中原的战火，那个时代的中国，积贫积弱之外，实在是多灾多难。
教会了中国人如何现代化的外国人，有时很是使中国人感到自惭形秽，像徐永昌就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不无感慨地写道，西洋人的差役很勤劳，而中国人的佣人很懒惰，因为“人家有科学知识，会用，亦因新气提起，旧习不敢逞”。
可是，有“新气”的老是欺负有“旧习”的，不免让中国人生出抵抗的心情，报纸上的烟草广告就利用了这种心情，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就呼吁“请吸国货三爵香烟”，中国烟草公司的广告则自称“金牌”是“真正国货香烟”，可是，就在前一天，日本陆军二千余人在少将芗田兼安的率领下，以保护济南的侨民为由，强行从青岛登陆，当局劝阻无效，这天，外长伍朝枢无可奈何之余，只能向日本外长田中发一份外交照会表示抗议了事，可是中国的知识界对这件事却很激动，觉得这真是“丧权辱国”。
前几天的另一件事则更让人生气，一个英国军人强奸民女，本应由中国法院审理，但在英国领事馆的干预下，竟然被宣判无罪，理由实在是荒唐得可笑：“这不算强奸，只是睡觉。”
3.
清华园的荷塘，还没有荷花，零零星星地，矗立在水面的荷叶在风中摇晃着，朱自清《荷塘月色》里写的景象还要一两个月才能出现，不过古月堂和藤影荷声之馆的杂花还是不少，心情复杂的王国维和研究院的人谈了谈事情后，借了两元大洋，回到了办公室，这时他已经没有心思看任何东西了，在办公室里，他吸了不少烟，烟雾缭绕中，他深深地吸一口气，慢慢地从桌旁站起身来，向外走去，招呼听差叫一辆洋车。
学术界和教育界好像跟社会政治有关，又无关，在那个时候的革命浪潮中，似乎学术与教育也还没有像后来“文化大革命”时那样，闹得都得停下来给革命让步，北京大学照样在这一天刊出“招考广告”，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考试规则，要广招天下英才。两个月前，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就在这个月，《燕京学报》在未名湖畔问世。
但是实际上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人们，心情实在是被政治风云搅得无法平静。
三四个月前，康有为死了，这个月出版的《新生》十三期上，黄延毓写了一篇《康有为的生平与学术》，好像这个过时的学者倒不太被人注意，又能在学术界中混到冷猪头祭供了，相反，倒是像章太炎这样的当红学人，虽然曾经是革命中坚，却弄不好就要被权力严厉制裁，连家财都得被没收。
这一天，胡适在上海，可是武汉的《中央日报》却在副刊上发表了一篇《何物胡适之》的文章，讽刺他依违于政治之中，自称不求“popular”，其实只是想当贵族，作超然状，其实说到底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而王国维在北京，却想到不久前湖南发生的事情，那个有名的乡绅尽管有学问，却因为鱼肉乡里免不了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
也是在这个时候，当年《新青年》的盟友已经四分五裂，连表面上的友情都所剩无几，就连一道发表过关于建立“好政府”、主张“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的朋友，其实也已经分化。
虽然胡适还坚持着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文化界当领袖，但聪明的王宠惠当了官，而共产党人李大钊却已经在一个多月前为理想被杀害。
五四时期短暂的精神一致似乎昙花一现地过去，相对较自由的思想出现在相对较混乱的时代，各种思想学说在混乱的时代中上演，各种政治权力则在上演各种思想时也不甘寂寞地要动刀兵趟浑水，这使得人心情更加混乱，于是一个词在当时很流行，叫做“彷徨”。
在武汉的《中央日报》不谈武汉，却连篇累牍地大谈北京，南方的力量显然对这个古都表现了太多的兴趣，这使得住在北京的人很有一些议论，身在北京的学人们也不免有些彷徨。
王国维也彷徨，但是他太内向，心里的很多话不能向别人说，于是彷徨就成了苦闷，而苦闷郁积得太深，就只好自己找一个了断的方法。
在离传说中屈原自沉的端午只有两天的时候，他坐着洋车，出了西门，直往不远的颐和园。
这时不过十点左右，纤波不起的昆明湖水很柔和，闪着漾漾的光，他在鱼藻轩中又吸了一支香烟，这时，他的心情大概已经平静下来了。
在那一刻，不知道王国维想了些什么，不过我想，他的心情一定很平静，因为很久以后，我的一个朋友吴方，曾经写过关于王国维的文章的学者，在他决心离开人世的时候，曾经也很平静地做着一件一件他觉得要做的事，然后才飘然而去。
我想，王国维那个时候的心里可能也是很平静的，佛教说大彻大悟的时候，一切妄念顿消，心底里是一片澄澈。
很巧，就在这一天，当年曾经大红大紫地当了一回“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的吴虞替别人拟挽联，他琢磨了许久，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柏林夜月，巴里春花，回首清游成昨梦。建业多才，全身无术，始识人生最可哀。”
过了一会儿，他又觉得对这种丧气悲哀的话不满意，于是再写一首，想了半天，心里能想出来的竟然就是佛教的箴言：“百年本是浮生，地下埋忧，喂虎饲鹰同一视。三日不汗亦死，人间何世，老彭殇子总成空。”
这一天，北京晴转多云，杭州阴有小雨，成都的人觉得闷热，盼着下场大雨。
4.
两天以后也就是6月4日，《晨报》第六版登了一条消息：“我国之世界的学者，王国维教授投昆明湖自杀。”记者说：“吾人接受惨报之余，不禁感觉我国学术界前途之寂寞矣。”
可是，中和戏院的京剧依然上演，那个江湖骗子即将表演他打破各种科学定理的绝技，士女们还是遍身绿衣婷婷袅袅地穿梭于花间，中山公园的几百口大缸里，各色金鱼仍然悠闲地摇头摆尾。
这一天恰逢端午，陶然亭的茶座酒馆，都是宾客爆满，地坛那没有经过修缮的红墙里，那帮天天在那里听戏练嗓的老北京还是在那里聊大天，那个几辈子住在京城的旗人还是自信满满地在宣称咱北京风水宝地不动刀兵。
一个穿了夏布长衫的中年人独自登上景山。天色有些阴沉，站在山顶的亭中望去，近处的紫禁城上，炊烟笼罩而王气黯然，护城河边，杂草丛生。眺望南方，似乎浓密的云端隐隐地透出隆隆的炮声，随风飘来的云彩中，嗅一嗅，总觉得夹有一些硝烟。
1997年6月2日─6月10日断断续续写于清华园北
以上选自葛兆光《余音》，理想国，2017年1月。
以上内容就是小编分享的关于如何看待王国维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