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回眸，惘然流年已如烟

温情回眸，惘然流年已如烟农历一九七七年的腊月二十八，阳历是1978年2月5日，应该是个好日子，因为那天我结婚，那时通行说法是“接媳妇”或“办喜事”，也有说“成亲”和“成家”的，还有一种文雅而古典、略带诗意，且画面感较强的书面说法叫“洞房花烛夜”。
洞房花烛与金榜题名是人生旅途上最值得挂怀的两大拐点，也算是生命运行中的巅峰体验，应该是岁月之歌中的华彩乐章吧。不过，被金榜题名的时代幸运儿从来都是少数，我一生充其量上过一次“铁榜”，没有经历，不说也罢。当然，“洞房花烛夜”倒是古往今来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有的，只不过年代不同情状各异，婚姻及其婚俗礼仪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印记，其体验也应该各有不同，四十年前，我的那种“革命化”结婚，非传统亦非现代，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今后更不会有了。
当时情景依稀浮现，不禁莞尔，现在想想，还有点意思，恰如李商隐所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是李商隐的《锦瑟》一诗尾联，环顾全诗，这两句的意思应该是说，人世间的这些悲欢离合之情，缠绵悱恻，当时已令人惆怅不已，历经沧桑，今朝追忆，岂不让人怅惘更浓更深？诗人的缱绻情殇让人欷吁。我乃当朝白丁，白丁当然只须直译此句：这件事情或这个情况，值得事后写成回忆文章，可惜的是当时有点懵懂无知，乃至茫然无措，有点晕，没有记录下来。也罢，也罢。
我们这一代人，一般老百姓一辈子只结一次婚，因而婚姻是真的终身大事，当然要特别严肃而慎重，切不可马虎而将就。据说，步入花烛洞房，跨进婚姻殿堂，当选“宜嫁娶”之黄道吉日乃至良辰吉时，方可受到冥冥中的上苍庇佑，甚至还可以逢凶化吉，预防“意外事故”的发生。但那个年月没有“老黄历”可翻，也找不到能掐时测吉凶之人，当然，即便有这等人在，我也不会相信，他也不敢在那个年代搞装神弄鬼阴阳八卦之事。好多年以后，才听说有“人算不如天算，择日不如撞日”之说，其实，当时并非完全盲目决定时间，也不是凭抽签抓阄选日子，我结婚的时间是当时学校党总支开会研究决定的。
腊月二十六，就是我结婚的前两天，下午四点多钟，校团委书记唐崇柏一路小跑到我宿舍门口，笑嘻嘻地对我说：
“恭喜你！刚才领导们开会研究了，要我来通知你后天结婚。”啊？我不敢相信这话：“你莫骗我，前几天书记专门找我，要我再等一年。”
唐崇柏见我不信，连忙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你看，扯结婚证的介绍信我都帮你开好了！”
真的，这是真的！怎么回事？
听唐崇柏讲，办公室小尹的男朋友前几天从部队发了电报，说是部队首长已经批准他回家探亲结婚，于是党总支就开会研究，人家专门从部队上请假回来结婚，没有理由不同意呀。等到快散会了，张校长突然说，小肖（小尹的男朋友）和小胡年龄一样大，既然小肖和小尹今年能结婚，是不是也可以让小胡今年把婚结了？书记听了一愣，想了一想，说既然这样，那干脆就通知小胡结婚，后天下午正好几位领导都有空，叫他后天结婚！
唐崇柏把那张纸给我，真的！红红的、圆圆的公章粑粑就盖在纸上，是真的。
连忙推出自行车，飞身而上，赶快回家去。
本来早在寒假前就给学校领导打了结婚报告的。那年我满25岁，我媳妇也24岁了，已经属于晚婚了（当时法定结婚年龄是男20女18），双方的家长在一起专题磋商了几次，已经达成了共识，要在春节前结婚。原因当然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可以早一年把我媳妇从乡下调到城里来。如果在年前结婚，就是1977年（其实按阳历已经是1978年2月）结的婚，假若过几天，翻年就是1978年，按年头算，又要多等一年。那时要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必须是要看婚后分居年头的，就像后来分福利房和评职称要看任职年限一样。
那时节，“文革”刚刚结束一年，“真理标准”要到5月份才开始讨论，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到年底才召开，所以，此时尽管上层已是波橘云诡，但我们普通老百姓还是波澜不惊，凭惯性靠“左”滑行。“假大空”不仅仅表现在领导的报告中，在我等青年教师中也比较流行，一般来说，书面上或台面上是要唱唱高调的，讲大实话就比较低俗不上档次，我记得在给领导写的结婚申请中，讲关于为什么要结婚的理由，什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之类俗道理是不能讲的，重点是强调可以更好地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结婚成家过日子”，不能讲也不必讲，强调的是可以更安心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乃至为解放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云云。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校领导没有同意。书记找我谈话，具体什么内容也记不清了，大概意思就是要先立业后成家，还有什么小我服从大我，等等，再就是说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如果是一般人，只要年龄到了结婚就是，因为你是有培养前途的好青年，组织上才提出更高的要求，今年暂不结婚，明年再说。书记正儿八经地语重心长，殷切地寄予莫大的期望，我估计我当时是一脸蠢萌，无话可说，只能连连点头，表示服从并感谢领导的器重。现在回过头来想，早一年结婚就不能培养，晚一年结婚就可以培养？尽管“忽悠”吧！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忽悠”一词，而是“扯XX淡”。其实，这就是一个听不听话的问题，听话就可能有培养前途，否则一切都是屁不淡。实话实说，我有好多年都不觉得这是什么“忽悠”，认为这正常得很，组织的人嘛，当然要听领导的话，服从组织的安排，“我是一块砖，任凭dang来搬”，已经深入到我们这代人的骨髓里了，不仅如此，对领导的严格要求，不仅很感激，还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觉得有上级组织在罩着我，感到很踏实，如果领导不管你、不对你提要求，就会觉得惶恐不安，总觉得是不是得罪领导了，或者犯什么错误了。
自行车骑得飞快，十来分钟就到家了，好远就看到我妈在门口，走到妈跟前，我喜滋滋地喊了一声“妈！”
我妈应了一声，朝我看了一眼：“是不是领导重新研究了？”我妈见我那笑盈盈的样子，一下子就猜出来了。
“是的，要我们后天结婚。”
我妈一听到这话，转身就朝屋里大声喊起来：“老胡！学校批啦！后天结婚！”那时我妈的身体真好，做事风风火火，走路都是一路小跑，声音也是大得很，她这一声吼，左邻右舍都知道这事了。
学校是批了，但屈指一算，只有一天多的时间准备，“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太紧张了。好在那时上下都在强调节俭办婚事，一切从简，我们就按最简的办。
不摆酒席不请客，这是规定，领导也明确提出了要求。其实，就是准摆酒席，我们家里也没地方，上饭店？全城只有三个国营食堂（馆子），即便饭菜钱不很贵，也不收肉票，但到哪里去找那多粮票和酒票？再说接媳妇上馆子，城里还没这先例，所以那时结婚就叫吃糖，过了好几年，才有喝喜酒之说。当时通行的作法，是给到家来贺喜的亲朋好友衣服荷包里倒一茶杯葵花籽花生和水果糖，突然，我妈大叫一声“拐嗒！（糟糕）”这真是拐嗒，原来，我妈在乡里找熟人订了二十斤葵花籽十斤花生的，因为领导没有同意我今年结婚，于是她就去对人家说不要了，要是那人把这葵花籽卖给了别人，这就糟了！那时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光是那点水果糖怎么够？我妈急急忙忙进屋拿起电筒出来，她要连夜下乡去找那个人，那人在太平沟那边的乡下，有上十里山间小路，没办法，只有让我弟弟陪她去。到了半夜我妈才回来，一回来就哈哈笑。我知道问题解决了，可以按时办喜事了。
其他的都不是什么问题，床上的一套新被子、新蚊帐早已备好，两套“的确卡”新衣服也准备好了，糊板壁用的旧报纸也准备好了，熬浆糊的面粉也搞好了，两个弟弟已经在摩拳擦掌了，还有借板凳之类，邻居们早就主动上门，说要送过来，顺！一切都顺！
第二天就是腊月二十七，按照头天晚上议好的分工，我爸负责外围事宜，主要是到我媳妇家里，告知此事并再一次研究协商有关细节；请刘叔叔老两口来铺新床，刘叔叔有两儿一女，家庭和睦，夫妇恩爱，又是我爸的老朋友，铺新床最有资格和条件；请罗叔叔作为介绍人到场，罗叔叔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我岳父的通讯员，同我爸也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他应该是最合适的媒人。剩点时间，就要在街上上上下下走一趟，碰到熟人就说一声，请他们明天到家来吃糖，那时不兴请柬片子，也没有私家电话，更没有短信微信，因为时间紧，一般的熟人朋友，就只能在街上去碰，托人代信了。我妈的任务要重一些，一是要去找一口大锅把葵花花生炒好；二是要负责家里的清洁卫生，收拾停当，督查两个弟弟把板壁糊好，等。
我的任务很简单但很重要，上午，到丁寨去通知媳妇并接她回城；扯结婚证；下午，照相、搬东西。
真的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那时我媳妇在丁寨高中教书，离城有三十里路，不算很远，但路况不好，弯道多，坡很陡，平时骑车大约要一个半小时，可那天清晨，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盐井坳和穿洞那么陡的坡，以前从来没有骑上去过，都是慢慢地推上去的，这次竟然就这样一鼓作气硬蹬上去了。
已经是腊月二十七了，丁寨高中的教师还没有放假，不是什么“补课”，而是当时上级统一规定的过“革命化春节”，即便没有什么事，也要集中念报纸，学人民日报的社论等（这种春节不放假，革命化的搞法到1982年才停止），我媳妇负责学校宣传队，过年那几天还要带队到下面农村“三治”工地去慰问演出。果然，我们去找教育站领导，他们支支吾吾挨半天，还想动员我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过了春节再结婚，这当然不行！我说，不是我们不支持，而是我们学校党总支集体研究了，要求我们明天结婚。那时有一句惯用的俗语，“拉虎皮做大旗，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这一套对基层单位的领导就是起作用，很快，就把结婚介绍信开了出来。
时间紧，我媳妇赶忙回宿舍收拾东西，我拿起介绍信就跑到公社办公室。一个人去扯结婚证？没问题！因为公社办公室秘书胡立超不仅是我的同学同宗，也是好朋友。一切顺利，见面就把那两张介绍信给他，说时迟，那时快，他二话不说，既溜索更麻利，刷刷几下，两本红彤彤的结婚证就到了我的手中。
赶快回城去。先去照结婚照片，这倒很简单，穿着平时的旧衣服就可以，“关键是看气质”，但明天就不行了，明天我是“新郎”，媳妇是“新娘”，必须穿新衣裳的，所以，相片一照完，赶快就出发，要把我们家准备好的新娘新衣一套（彩礼）等送到她家，再把她家准备的新被子等（嫁妆）搬到我的“新房”里。本来这些事，应由帮忙的专人来做的，至少也应该找个车来装运的，但那时，就是我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回跑，那时是寒冬腊月，但我从内到外都觉得热气腾腾，满头大汗。后来我把这作为故事说给几个年轻人听，他们都不信，一脸的不屑加鄙视，认为我没必要撒谎，撒得有点离谱。
还有更令他们不相信的，第二天，也就是腊月二十八，早上，本来应该是我到她家去接她的，接媳妇，接媳妇，就应该去接的，但是，我媳妇不让我去接，她要自己走到我家来，什么原因？她就是觉得害羞，众目睽睽，太张扬不好意思。
真的，那天上午，她在她的两个妹妹护送陪同下，穿着新衣服，撑着花雨伞，不声不响，袅袅婷婷，从老街上一路走到了我家。我，还有我们一家人，就等在门口，看着她款款而来，远看落落大方，走近来一看，还是有些娇羞腼腆。她出门时没有声响，但到了我家门口，有人就点燃一挂鞭炮，往街上一扔，“噼噼啪啪”响起来，火药的硝烟弥散开来，氤氲若雾，芳香流溢，有声有色，顿时就热闹缤纷而欢天喜地，街坊四邻都知道我们胡家今天在接媳妇办喜事。
在我们那个小县城的那个年代，结婚是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序和礼仪的，比如结婚头一天的“过礼”；结婚那天清早的“接亲”，还有什么“知客师”、“待宾官”、“送亲客”等，这些我们都节俭省略了。农村接媳妇要“整酒”吃转转席，城里没那条件，不吃饭喝酒，但一般还是要走个程序。
按照那时的规矩，机关单位的人结婚应该是这样的：
在单位的会议室里，天花板上斜拉着几根红色的绳子，绳子上悬挂着各色纸花，地上两副兵乓球桌子拼起来，摆上装有葵花瓜子、花生及水果糖的盘子，新郎新娘带着红色假花，红色假花下挂着红布字条，两人并排站在“XXXXXX结婚典礼”的横幅下面，旁边的司仪是现场导演和指挥，依次叫“主婚人讲话”、“证婚人讲话”、“介绍人讲话”，然后就是“双方家长讲话”、“来宾代表讲话”，最后进入高潮环节，就是“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其实介绍得并不多，主要是和围观者互动交流“答八卦问”，因为男女老少还有领导及家长都在场，问的一般只是生活气息比较浓而已，并无不雅荤腥之词，但仍能带来满堂欢声笑语，一屋喜气洋洋，到达最高潮时段，有人站在凳子上，从上往下吊一颗水果糖（或一个苹果），新娘新郎站着用嘴同时咬，待两人刚好咬到糖时，那人将吊糖的线猛地一提，于是两人就嘴对嘴了，见此情形，众人皆哈哈大笑，乐不可支。这类节目之后，就是新郎新娘入洞房，此时，最具观赏性的节目“闹房”才开始，说是“三天不分老少，七天才分大小”，其实，主要角色还是新郎新娘的的同龄人，在“谈性色变”，缺乏“性”教育的年代，“闹新房”是唯一能被社会认可的涉“性”游戏活动，无非就是满足一下他们的性想象，同时也兼具性启蒙的功能，即便如此，那些人都还比较规矩，节目也比较文雅含蓄。（哪像今天这些无聊透顶的恶俗“婚闹”，把新郎往死里“闹”，肆意撩拨新娘，恶毒“骚扰”伴娘，甚至去“闹”新娘的老公爹。）
后来，我曾对婚俗礼仪做过一点肤浅的社会学研究，如果说那种凤冠霞帔、花红烛明的中式传统婚礼，温情含蓄，神秘而暧昧，是一幅意蕴深切的国画，那么，婚纱拽地，灯红酒绿的现代西式婚典，浪漫高雅，开放而张扬，就是一帧色彩斑驳的油画，由此比喻而言，那个年代的婚礼仪式，直白平淡，简约而快捷，只能是一张铅笔素描。
令人满意让人激动的、使人憧憬而充满期待的婚礼仪式，会让这对新人的幸福感放大升级，倍加强烈，更加难忘，也应该会让他们更加珍惜建立的新关系和即将到来的新生活。
我们那天，因为就在家里办婚礼，一切从简，所以前面说的那些环节都已略过，简约到了极致，仅仅一纸速写而已。
新娘一进家门，就直接进了洞房，有一个环节倒是没有省略，她一进屋，一步就到床边，接着就坐下了。后来我才听说，这叫“抢床”，谁先坐在新床上，谁将来在这个小家里就不仅不受欺负，还能当家作主，居于强势地位。对这一点，我将信将疑，因为头天我就先坐过这新床，但这四十年来的事实又说明，她真的始终保持着强势，大事小事都做主，难道要结婚的当天先坐床才有效？说笑话！姑妄听之，姑妄听之。
我们成亲那天，连“闹房”的也没有，主要是因为新房太小，真的像个“洞房”，仅仅能放下一张一米五的床加一个衣柜，客厅也窄，最多能同时坐下十来个人。上午客人不多，以亲戚为主。我们学校的领导们是下午来的，还送了一个桔红色的台灯作为礼物，亲戚朋友都送礼物，主要是脸盆床单枕套之类，还有许多“画条”，即书店卖的那种宣传画。那时没有礼金这一说，直接送钱就太俗了。
从下午两三点钟到晚饭后，来的客人就渐渐地多了起来。我和我媳妇就站在门口迎接，我拿着香烟，媳妇拿着火柴，那时香烟已不要烟票，火柴也可以随意买，来者见人给两支烟，媳妇连忙划火柴点烟，一般人一根火柴就可以把一支烟点燃，有的朋友故意将火柴吹灭，要新娘多点两次，笑嘻嘻地戏谑，惹得屋内外都笑逐颜开，欢声四起，喜气盈门。有时来客一群一群的，那是同事或同学组的团，他们一起凑的“份子”，于是就邀约一起来，人多时，站都站不下，客厅中间还烧了一盆炭火，男人基本上都在吸烟，在房间里吞云吐雾，在房间里没法逗留，只能前客让后客，很多人就是在门口接了两支烟一杯茶，一荷包葵花花生糖，进屋来说两句恭贺的话，看一看，转身就走了。单独来的一些散客，主要是我们的发小铁哥们，他们应该是“闹房”的主力，但他们都很规矩，只是多坐了一会，吃瓜子，讲故事，说笑话，声音稍大一点，更随意一点，我估计他们可能要闹一闹，已经做好了被闹的心理准备，结果到了十点多钟，相继客客气气地告辞离去了。
客人都走了，电灯好像更亮了，中间板壁上的那个大红喜字被映照得更鲜艳，新糊的板壁泛着淡淡的白光，看起来更顺眼；烟味散尽了，浆糊的香味弥漫开来，火盆里的炭火燃得正旺，屋内温暖而静怡，一切声音都好像相约躲去了远方，我们彼此相视一笑，心旌摇曳，一种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好多年以后，我读到海子的一句诗，让我怦然心动：
“姐姐，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我只想你！”
今天，把这句诗小声地读出来，想到那时的情景，还是情不自禁地有点颤抖。
2018年4月 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