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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我讲讲嵇康这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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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末的时候,出现了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风流逸士,他就是嵇康。嵇康为了避开曹魏政治斗争的锋芒而离开京城,到山阳隐居。当时,他和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交往过密,几个人常常游玩于竹林,世称“竹林七贤”。
由于他的性格叛逆,喜欢独行,因此,他在早年就有隐士思想,自始自终都是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情。嵇康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一生勤奋著述,“心写心声不失真”是其诗文的突出特点,他博学多才,诗文俱佳,热爱音乐,擅长弹琴。
嵇康除在文学、思想上拥有重要成就外,还在音乐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可谓魏晋奇才,精于笛,妙于琴,善于音律。他对琴及琴曲的嗜好为后人留下了种种迷人的传说,不仅如此,在音乐方面,他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又著有多部音乐论文。
嵇康喜爱音乐,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与此同时,他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非常熟悉,曾在《琴赋》中写道: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
因此有“六指琴魔”的原型之称,其最为著名的是《广陵散》。《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惟一具有戈矛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直接表达了被压迫者反抗暴君的斗争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艺术性。
或许嵇康正是看到了《广陵散》的这种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如此深厚的感情。不仅如此,嵇康还有“艺术大师”之称。他写的《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太师箴》、《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千秋相传,倍受人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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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生于公元224年,即魏黄初五年,死于公元263年,即魏景元四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具风采的人物,一个特具魅力的知识分子形象。这种魅力不仅来源于他卓绝的才艺,超然不群的仪表和清雅脱俗的性情,更在于他人生的悲剧性。他临刑前神态自若、手挥五弦的形象,被定格为一道历史的文化思想景观。
《晋书·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为什么名士少有全者?因为名士是社会精英,必然为政治家利用,因此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嵇康是名士,也是当时时代政治的一个悲剧。
陈寅恪说:“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与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而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就是说,在乱世的知识分子,一部分命运悲惨,另一部分飞黄腾达。取决于“贤拙”与“巧、不肖”。嵇康属于“贤者拙者”。 从大时代看,汉代是儒家正统确立时期。知识分子世界观都是儒家,嵇康亦如是。但是,社会现实已经颠覆了儒家的观念。
嵇康悲剧的原因
对于儒家思想的坚守,和残酷现实的冲突,这就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在乱世“少有全者”的原因。他的悲剧,在于他有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和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坚守,因而在价值观混乱的堕落社会之中必然痛苦,必须付出代价,甚至生命。
嵇康的悲剧在于,不是他以实际行动抗争司马氏篡位而被司马氏杀头,如果那样,那就不是悲剧而是正剧。而是他没有行为甚至没有想到要反抗司马氏,他最多只是不想与司马氏合作,在言论上暗示了司马氏行径的虚伪和大逆不道,还是被杀了。这才是悲剧。差不多只是一个思想犯。这里有几个要素决定了嵇康的悲剧性。第一,他是曹氏宗亲。第二他得罪了小人;第三是最重要的,即他的本性。本性不属于道家。
嵇康悲剧的具体原因有三:
第一.嵇康是曹操儿子曹林的女婿或孙女婿,曹魏宗室成员。他绝没有想到司马氏会取代曹魏,并以血腥的屠杀清洗曹氏旧部。
第二.他得罪了小人钟会。《晋书·嵇康传》说嵇康性格是“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晋书·嵇康传》记载了另一件事,嵇康与向秀在大树下打铁,钟会来访,嵇康视而不见,继续打铁。此时钟会已经获得司马氏器重,而嵇康处境已经非常险恶。钟会等了好久,觉得无趣,悻悻然离去。嵇康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人就此接下梁子。后来司马昭就杀不杀嵇康犹豫的时候,钟会进了谗言,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尔。”就是说杀了嵇康才能天下无忧。《晋书》载“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可见,钟会之言是嵇康被杀的一个重要砝码。
第三.嵇康的性情。他对于官场上那些事务性的东西是不堪忍受的,所以,他不能像顾炎武那样,或像当时毌丘俭、诸葛诞那样造反。以他当时的声名,三千太学生请愿不杀他,并让他做老师,司马氏是绝对不放心的。同时他声称“非汤武而薄周孔”,正如鲁迅所言,“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所以更要杀他。
《与山巨源绝交书》向司马氏表明自己独善其身的态度,也不可遏制流露出对于司马氏虚伪和残暴行为的悲愤和无奈。所谓“非汤武而薄周孔”,仅仅是发出了一种文人书生气的微弱声音。但是,嵇康为此付出了生命。这正是嵇康的悲剧所在。
嵇康有极高的音乐修养。临刑前弹《广陵散》,神色不变。他的《声无哀乐论》主旨抨击儒家音乐政治学。
嵇康对于这个巨大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他认为,音声之和是音乐本身的美,与政治、意识形态等无关。
他说:“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
嵇康说:“见千岁人,何以别之?欲校之以形,则与人不异;欲验之以年,则朝菌无以知晦朔,蜉蝣无以识灵龟。然则千岁虽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用人生短暂去效验一个千岁之人,正如朝生暮死的小虫去效验一月的晦朔盈亏,绝不不可能。
综上所言,就是嵇康悲剧色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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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在乱世当中,住在竹林中谈诗唱歌。
所有的书讲到嵇康,一定讲他的俊秀,他是一个帅哥,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因为漂亮就被招为驸马,我们现在的驸马不一定好看,但那时候的驸马真的是很漂亮,娶了皇帝的妹妹长乐公主。
在南朝的文化当中,当你攀附到皇族的时候,你就不知不觉搅进政治的旋涡里去了。所以他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人物。我们就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男子,他就发生了一些怪异的行径,这怪异的行径就是夏天热得不得了,他穿一件很厚的棉衣,在柳树底下摆一个火炉打铁。所有人都吓坏了,觉得这个人一定是疯了。可是我们看到其实嵇康写过非常好的文章,介绍他的《声无哀乐论》,他的文章写得极好,这个人绝对不是疯子。大概他为了要对抗自己政治上的困境,干脆装疯。然后更奇怪的是,你可以想象,他一个驸马,有多少人要来找他,对不对?有一点点关系,就可以去做官哪,或者至少可以帮忙办点什么什么事情,所以他也够烦的,所以很多人去看他的时候,就会发现嵇康有一个很奇怪的特异能力,就是他喜欢的人,看得到他的黑眼珠,他不喜欢的人,就看到他的整个眼睛是白的,就白眼视之,如果你不喜欢的人就只让他看到白眼珠,这个描述非常奇特,很多人认为嵇康很不近人情,可是嵇康为什么不近人情?从他与钟会的故事中可知一二。钟会非常想做官,于是作了一篇文章,希望让嵇康看看。他找嵇康时,嵇康正穿着棉衣在村头打铁,满身是汗,他稍微一靠近一点点,他就打得更厉害,火星迸溅,那个人吓得要死,然后就看到他的白眼珠,看不到他的黑眼珠,所以这个钟会就有一点难过,把文章留在那边,就要走。嵇康忽然就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嵇康知道这是一个小人,是有目的而来的,要利用自己,所以他就做出不近人情的样子。钟会找嵇康这条路找错了,驸马没有用,他就找别人,找到吏部尚书何宴,后来做了大官。后来借机搜集所有能给嵇康罗织的罪名,置其于死地。
“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说他从来不把当官的、有权势的人放在眼里,这样一个人活着有什么用,必须拖上刑场砍头。他有一个朋友,就是竹林七贤里的向秀,在晚年时写了一篇《思旧赋》,最美的一段是讲嵇康赴刑场。黄昏时,夕阳在天,人影在地,嵇康走出来。嵇康是中国最有名的音乐家,善弹《广陵散》,当时有三千太学生赶到刑场,求他传《广陵散》。嵇康看了后就哈哈大笑,说:“《广陵散》从此绝然后就被砍头了。嵇康留下来的是他生命里的一种坚持。
山涛后来就去做官了,嵇康是性情中人,就给山涛写了一封信,要跟山涛断交,就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巨源是山涛的号。可是山涛官做得很好。嵇康后来上刑场的时候,一对儿女抱着他的腿哭,他当时讲了一句话,说山涛会把你们养大,不要怕。后来山涛真的把嵇康的一双儿女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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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字叔夜,三国时期魏国谯郡人。在音乐、文学领域都有重要地位。一曲《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另外他还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同提倡玄学新风。
他有相貌,有才情,有风度,更有风骨。他一生活得肆意潇洒,遵从本心,毫不媚俗,留给我们后人的是无尽讶叹与感怀。
相貌非凡,风度翩翩
嵇康长相俊美,据说当时见过他的人都赞叹“潇洒而严正,爽朗而俊拔”。有人形容他玉树临风,“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嵇康有时进山采药,樵夫都以为是遇见了仙人。如此风度,可见一斑。
狂放任性,隐于竹林
嵇康心性旷达狂放,自由懒散。“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养,不能沐也”(真是有颜任性)。他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性情放纵,不为世俗所拘束。他喜好打铁,远居山林,超脱物外,怡然自得。
仗义执言,终遭祸患
嵇康和吕巽、吕安兄弟都有交情,吕安之妻因貌美被他的兄长吕巽迷奸,吕安愤恨之下想要起诉吕巽。嵇康劝解吕安不要揭发这桩家丑,以保全家门清誉,但不想吕巽恶人先告状,污蔑吕安不孝,吕安遂被官服批捕。
嵇康义愤之下出面为吕安作证。不料这事触怒了大将军司马昭。这时,与嵇康素有恩怨的钟会,趁机对司马昭进言,将吕安、嵇康都处死。
从容赴死
临刑前,3000名太学生联名上书,请求司马昭赦免嵇康,但未被准许。嵇康在刑场上从容弹奏了一曲《广陵散》,曲罢叹一声“广陵散于今绝矣”!随后赴死,时年仅四十。
于今而言,嵇康绝对是魏晋当时万人推崇的偶像级人物。他生逢乱世,以形骸的放浪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遵从本心,超脱物外,活成了我们内心向往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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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223年—262年),字叔夜,谯郡嵇山(今涡阳县石公镇)人。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他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厉志勤学,精通文学,玄学、音乐等。因此受到魏宗室赏识,被封为浔阳长,后又升任中散大夫,娶魏文帝异母兄弟穆王曹林女为妻,世称嵇中散,为“竹林七贤”(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之一。嵇康崇尚老庄,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尤好道家导气养性之说,讲求养生服食之道。嵇康极力反对名教思想,政治上拥护曹魏,不满司马氏集团篡权,声言“非汤武而薄周孔”,遭钟会陷害,为司马昭所杀。
嵇康秉承老庄道德衰降的思想,具有贵古贱今的观念,因此对所处社会多有不满。但他并非盲目反动,而是以清晰的理想图像针砭时局。通过其批判,我们能掌握到某些思想观念。
1、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与感受
嵇康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与感受,呈现强烈的古今对比,上古之世美好和谐、当今之世则艰困危险。“难自然好学论”说:
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
古代的“洪荒之世”、“至德之世”,无须强调社会秩序,因为人们没有竞争的意图、没有算计的心机,人类活动只是满足基本生理需求而已,却已足令生活愉快自得。这种生活模式符合“道”的规律,万物得以保全本然状态,人心符映着“道”最质朴、原始的状态,未曾割裂毁坏。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也跟着改变:
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羣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
人心产生变化后,世上已没有“体道”的“至人”了,区别的概念逐渐确立,制度、规范、教条、标准……,共构出一套笼罩社会的文明。嵇康认为,规矩、教化的出现,正足以说明大道隐没,且越是以人为手段来标举美好价值,就离大道的原初状态越远。
这种“大道陵迟”的转变,“太师箴”也曾述及:“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可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类比:
太素为一、阴阳为二、人伦为三,依序生发。
“厥初冥昧,不虑不营”,当时的人懵懵懂懂,不必费心地谋划、求取来过生活,因此“茫茫在昔,罔或不寜”,天下没有不安宁太平的情况。“赫胥既往,绍以皇羲”,赫胥氏、伏羲氏相继,世界仍是“黙静无文,大朴未亏,万物熙熙,不夭不离”,万物不受伤害、不会夭折,“道”一如其初,社会无须规范。“爰及唐虞,犹笃其绪,体资易简,应天顺矩, 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惧若在予,畴咨熙载,终禅舜禹”,到了尧舜时代,大致上仍称风俗淳厚,衣服、住所等生活方式还算简易、质朴。人们偶有失去本真的行为,统治者会先反躬自省,而非归咎人民,迳以律令惩戒束缚。接着,讲到世界颓败的景况:“下逮德衰,大道沉沦……利巧愈竞……夭性丧真。季世陵迟……”。大道沉沦,反映在人德的衰败上,这是形上超越界与形下人世一体不分的紧密关系使然。社会上产生种种亡失天性本真、竞争逐利的现象,这样的时代,嵇康称为“季世”,意为“末世”,也就是最晚近的时代。“季世”的概念,即今日所谓“士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及昔、古崇于今。这种观念由来已久,老庄思想如此,儒家“法先王”、盛称尧舜亦然。
嵇康于前述“难自然好学论”与“太师箴”的段落中,化用了《庄子?马蹄》:“夫至德之世……同乎无,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朴素”、“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庄子?缮性》:“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万物不伤,羣生不夭……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及唐虞……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等描述。
可以发现,《老子》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庄子?齐物论》里“道”从整全到割裂的说法,这种抽象的衰降论,到了《庄子》外篇,被具体地描绘为渐渐衰颓的现实世界。嵇康继承历史中关于伏羲、尧舜时代的上古传说,以及老庄思想中朴素美好的古代社会想象,称之为“洪荒之世”、“至德之世”;其降跌衰败后的“季世”,则与《庄子》外篇的描写几无二致。 要之,衰降论是个古早已有的观念,老庄思想中叙述地分外明确,而嵇康完全继承。
“末世”的弊端、缺点为何?第一,人有竞争之心,为了满足贪欲,所以施用智巧、谋划心计,损人以利己。如同“卜疑”所述:
大道既隠,智巧滋繁,世俗胶加,人情万端。利之所在,若鸟之追鸾,富为积蠧,贵为聚怨,动者多累,静者鲜患。
在这个人人逐利的时代,世间种种情态不可胜数,往往劲疾狠烈地伤害他人,富贵成为取祸的标的,妄动将带来负担与忧患。此处的“动”,指的是参与到逐利的行列之中。“卜疑”另一段说:
时移俗易,好贵慕名。臧文不让位于柳季,公孙不归美于董生,贾谊一当于明主,绛灌作色而扬声;况今千龙并驰,万骥俱征,纷纭交竞,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谋于老成哉?
嵇康举了春秋、汉初的三个例子,说明在“好贵慕名”的氛围下,贤者遭受的不友善对待。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举用,可谓窃位者;公孙弘进言排斥董仲舒;贾谊与君主投合,便有人眼红诋毁。嵇康接着将话锋转到“当今”,竞逐名利者成千上万,可想而知危害将何等严重,必须思考妥善的自处之道。
“末世”的第二个弊端,便是统治者提倡仁、义、礼、乐等价值标准,扩张教化与规范的涵盖层面,试图处理“智巧滋繁”、“万骥俱征”的问题,如此处理方式正是《庄子》外、杂篇不断批判的作法,嵇康接受这种想法,同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一旦提出一种“好的、善的、美的”价值,此价值就会成为新的追逐目标,在实践层面上,仅是获取利禄的形式改换而已,逐利所造成的危害非但无法由此根治,甚至会让人们的面孔益发虚伪、手段更加诡诈。此外,统治者建立规范的动机也可能出于图利自身,而非照顾群众、调理社会。“太师箴”说:
智惠日用,渐私其亲,惧物乖离,擘义画仁,利巧愈竞,繁礼屡陈,刑教争施,夭性丧真。
统治者不愿人民违背善良风俗,因此划立仁、义加以要求,频繁订造礼、刑来规范,结果却是“利巧愈竞”、“夭性丧真”。至于统治者本身的问题,除了本段的“私其亲”之外,“太师箴”下文继续申说:
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
统治者不懂谦卑、不知反省,因此目中无师无友,唯有自我。古代君主为天下效劳,今日统治者却役使天下以供一己享受。最使嵇康危惧不平的是:本来用作惩戒暴徒的法令,竟一反原初良善立意,变成铲除异己、胁迫贤良之士屈从的工具。
社会为何允许统治者、权力持有者扮演这样的角色?又为何发展出强制的刑、柔性的礼,来管理、引导群众?唯有基于公义的理由才具有说服力。然而,人类社会竟千年以上都接受了一个现实情况──将统治权与规范力定位为私有私用。
由于“末世”里的人们以机心相害,社会规范又只会变本加厉,甚至沦为统治者的私人工具──严密管控的“名教”,因此嵇康对这浊世感到厌弃,并将“名教”比喻为网罗,担心如鸾、凤的自己会坠入网中受到伤害。“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其一,首先写“双鸾”本来“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然而:
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髙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
嵇康慨叹世道艰难,掌管山泽的官员“虞人”严密地设网,其中一鸾被捕,“隐姿就长缨”。“就长缨”便是受命、受官,被权力收编之意。原本高翔昂扬的姿态必须收敛起来,恭顺守规矩。余下的一鸾“单雄翻孤逝,哀吟伤生离”。这首诗是兄长(嵇喜,字公穆)入军为官时嵇康所赠,双鸾生离之喻涵义明显,表现出嵇康对时局的看法──“世路多崄巇”,以及对入仕的担忧──“谋极身心危”,因此这系列的赠兄诗,不同于一般人以叙别离之情、期约再见、祝福道贺为主要内容,嵇康表达了对兄长出仕的不认同。“答二郭诗”其二也提到:“坎 趣世教,常恐婴网罗”。 坎 指不平、失志、不顺利。归趋世间名教,对嵇康来说并非得志,反而是失志,如同自投罗网,令他不悦。“答二郭诗”其三:“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夷路值枳棘,安步将焉如”,亦言世路艰险难行,处处带刺,能避到哪去呢?“权智相倾夺,名位不可居。鸾凤避罻罗,远托昆仑墟”,权力所张的网细密难逃,只有超越尘俗的空间,托身于仙人的居所。凡此,在在显示嵇康对现实世界的忧惧感受和离弃意愿。
使嵇康感受到困顿的,都是所谓“违道”的社会情况。 换言之,嵇康展现出安贫乐道、与世无营等定见,不受欲望之缠缚,并未陷入“个体性困境”当中。然而,嵇康面临另一种困境:无论是群众的斗争谋害,还是统治者的束缚压迫,都属于特定意志对其他生命个体的威胁与逼迫。嵇康所认定的“名教”罗网,来源于自身之外的其他群体有意识、有目的地施加,属前章所言之“社会性困境”。
更加考验嵇康的是,他无法与这种困境妥协,无法安于其中。因为非但“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自己也是“性不可化”,“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如此的才性偏倚,使他没有与俗世交接的游动空间,困顿感受只有更加强烈。除了学理根据之外,更关键的或许是态度问题:对嵇康造成困境的流俗世界,在他来看本是“违道”的产物,因此,只怕更根本的原因是他站在道的一边,焉能俯就非道?。
2、人格典范与理想世界
嵇康追慕的人格典范与理想世界大致有两类。一种是想象成分极高的神仙、至人,以及与现世相对的“彼岸”,即神仙世界或称“他在世界”。另一种则是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其德行、智慧或志向、修养,为嵇康所钦佩。除了神仙世界之外,嵇康还存有另一种对理想的“此岸”、“此在世界”的描述,即所谓“洪荒之世”、“至德之世”,都属理想世界,但嵇康对“此岸”与“彼岸”的向往程度,仍有主次轻重之分。在人格典范方面也是如此。嵇康钦慕的人物不少,长处各异,然而他试图取法的人格,仍以“遗世独立”为主。
先看到现实世界里的典范人物。“家诫”称许五个人,四种坚持:
若夫申胥之长吟,夷齐之全洁,展季之执信,苏武之守节,可谓固矣。申胥指申包胥,乃伍子胥之友,皆楚人。伍子胥破楚复仇,申包胥到秦国向哀公求援,“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师乃出”,可谓尽忠于国。夷齐指伯夷、叔齐,二人于周武王伐纣时曾叩马谏止,天下宗周之后,伯夷、叔齐耻武王以暴易暴、以臣弑君,“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后代推崇其品行高洁。展季即柳下惠,《孟子?公孙丑上》叙述他:“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论语?微子》则载:“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外还有“坐怀不乱”的传闻,皆显示柳下惠直道而行,不被外界动摇,对所执守的价值始终真诚信实。苏武出使匈奴遭扣留,屡受威逼而不投降,持汉廷之节杖牧羊于北海,十九年才得还乡,后世称其节操。此四例中的主角,尽管出处进退、价值选择各异,但始终不亏的坚持则一,嵇康评价、引申道:“故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耳”。所谓“以无心守”、“若自然”,似乎有意将坚持过程的艰苦导向从容,并将坚持的动力定位在内心深处,仿佛有了性、道做为根源,如此,坚持便非刻意妄为。总之,嵇康赞许五人,乃看重其“守志”的坚韧精神。
“家诫”另一处则明确肯定“忠、义”这种价值抉择,嵇康说:
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
此处“让”是推辞、谦让,“大让”为的是守住人生大关节的“真廉耻”。本段引文之前的一句“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意同,并且显示他肯定谦虚之德。
即使嵇康思想倾向老庄,但对于常被归于儒门“世教”中的德行,他依然认可。严格来说,廉耻、谦卑,甚至忠、义,并非一家思想所独有,老庄思想亦不真正与之抵触,仅是警示其造成流弊的可能状况而已,人称《老子》“正言若反”,也是此意。“孔文举求代兄死”一事见于《后汉书》。孔融十七岁时,朝廷问罪其兄弟二人,兄、弟、母三人皆欲独揽罪责,“一门争死”,“融由是显名”。 嵇康认为,要辞让,就该像孔融一样,为了大义,连生命都能够舍弃。
值得玩味的是,嵇康在此举孔融为例,说他是“忠臣烈士”,或许不只是因为“求代兄死”一事而已。孔融以耿直肆言着称,时有忤犯当局的事蹟。如,敢于检举“中官亲族”中的“贪浊”官僚,负责的“尚书”因“畏迫内宠”,反而“诘责之”,但他“陈对罪恶,言无阿挠”。 又如,司徒杨赐派遣孔融去恭贺河南尹何进升任大将军,河南官属不立刻为他通报,孔融“即夺谒(谒帖)还府,投劾(官之符信)而去”。面对擅行废立的董卓,每与对答“辄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转为议郎”。孔融也屡次批判、讥讽曹操:
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后操讨乌桓,又嘲之曰:“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
一则讽曹氏父子私德不检,一则于公事提出异议,态度都极不客气,以辛辣言语加以挖苦。除了“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外,“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 扩大皇帝的直属领地,显然有重振汉献帝皇权的意图,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空背景下,这就涉及敏感的问题。一来该提案是站在汉帝的立场,和实际主事者曹操进行政治角力;二来提案内容若成立,曹操可控制的地方人事权或将产生变化。故“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由于“既积嫌忌”,乃遣人“搆成其罪”。孔融受诬,被判“弃市”而死,“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孔融望重士林、不奉(权臣所倡的)法典、耿直任真、遇事便发,最后遭忌受刑,嵇康几乎是其翻版。孔融下场如何,嵇康不会不知,但仍在生涯后期、用于教子的“家诫”中盛称之,或有自比的况味。从孔融一生犯颜敢诤的事蹟来理解嵇康所谓“当全大让”、“临义让生”,比起单独一件“求代兄死”的事例,更能显明嵇康所钦慕的人格特质。
嵇康有一系列的六言诗歌十首,其中五首以人为题,咏其德行:
“惟上古尧舜”:二人功德齐均,不以天下私亲,高尚简朴慈顺,宁济四海蒸民。
“东方朔至清”:外似贪污内贞,秽身滑稽隠名,不为世累所撄,所以知足无营。
“楚子文善仕”:三为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耻,不以爵禄为己,静恭古惟二子。
“老莱妻贤明”:不愿夫子相荆,相将避禄隠耕,乐道闲居采萍,终厉高节不倾。
“嗟古贤原宪”:弃背膏粱朱颜,乐此屡空饥寒,形陋体逸心寛,得志一世无患。
尧、舜之所以能宁济四海、大有功德,在嵇康看来,是因为二人无私、无欲,不会宰割天下以自奉。东方朔看似与世沉浮,实则内心贞定不惑,嵇康直探其本心,形容为“至清”,也认为他因为“知足”,故能“不为世累”。楚国大夫子文与柳下惠,都是《论语》提到的人物,“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柳下惠前文已提过,此处说他“降身蒙耻”,指的是“为士师,三黜”之事。此诗赞二人直道而行、认真于本份,不以爵禄为念,故迁而不喜、谪而不惧。第四首诗讲老莱子之妻不愿丈夫出仕。事见《列女传?贤明?楚老莱妻》,楚王亲聘老莱子获允,其妻事后询问得知,反应如下:
妻曰:“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以鞭捶;可授以官禄者,可随以 钺。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禄,为人所制也。能免于患乎?妾不能为人所制。”投其畚莱而去。老莱子曰:“子还,吾为子更虑。”遂行不顾,至江南而止,曰:“鸟兽之解毛,可绩而衣之。据其遗粒,足以食也。”老莱子乃随其妻而居之。
妻反对出仕的原因是:当权者能够给予,意味着同样能够夺取,出仕即是受制于人,难以免除祸患。这种不讲究物质生活,宁愿安贫、但求自由的生活,深合嵇康之意。第五首诗歌讲孔子的弟子原宪“贫而不病”,嵇康以颜回安贫乐道的形象描绘原宪,透露出自己重神轻形的态度,声称“得志一世无患”,只求得遂志愿,外在毁誉皆不挂怀。上述七人仕隐抉择各异,有的心系天下,有的与世推移,有的避世而居,但众人却有共同点──无私心、寡欲念,自有定见,不受外界左右。由此可见,嵇康对于出仕者、心怀天下者并非一意排斥,他看重的是内在动机、德行操守,尧、舜、东方朔并不避世,却也因其人格受嵇康肯定。
不过,嵇康自己是不愿与俗世周旋的,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先强调无意轻视出仕者:
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栁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涂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
柳下惠、东方朔、令尹子文,前已提及。此处讲到老子、庄周与仲尼,前二者分别担任“守藏室之史”、“漆园吏”,孔子则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嵇康举出这些人,是为了承认德行、修养高明的圣智贤达,也可能从事尘俗中的繁冗杂务。许由、接舆是《庄子》、《论语》中出现过的隐者;尧、舜为君,张良为臣,则是入世有功的佼佼者。嵇康认为,上述诸人虽行为多样、志趣殊途,但却有一致的考量、相同的方向,即是无论穷达如何,都不改变志向。何以如此?
那是因为人人“循性而动,各附所安”,适性发展的结果。他紧接着表达自我之追求:
且延陵髙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
“志气所托,不可夺也”,这种气类、个性、才性方面的偏好,在嵇康观念中,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正如其于“养生论”所说:“神仙……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季札效法子臧之守节不当国君;蔺相如以胆识拜为上大夫,司马相如仰慕他,以其名自命,一出一处,都是气类相投的例子,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等观念相合。嵇康顺势表明,自己的志趣和台孝威、尚子平一样,适合隐逸,勉强不来。尚子平、台孝威,俱见于《后汉书?逸民列传》。所谓“逸民”,《文选》李善注引何晏《论语注》云:“逸民,言节行超逸”,言、行显现某种坚持,超逸出一般的规范。《后汉书?逸民列传》中的人物,全是“征、举、辟”皆“不就、不到、辞”,最后以“隐身”、“优游”、“不知所终”、“终于家”、“遂潜藏”作结。换言之,逸民是不出仕的隐者。其中,向子平与台孝威,除了一心隐逸外,更微露仙家气味:
向长字子平……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贫无资食,好事者更馈焉,受之取足而反其余。……潜隐于家。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毕,勑断家事勿相关,当如我死也。于是遂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
向长不在乎贫贱,一如嵇康所称美的其他人物。特殊的是,“未知死何如生”的疑问,属于对死后世界的关切,其“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颇似修仙之举,修仙者往往通过入圣山、访灵药,以求灵气集身,辅助修练。此外,“男女娶嫁既毕”,指的是向长等待子女完成婚姻之事,视为“成人”,自己责任便了,家事等“俗务”可以再不关切,便能够自由逐梦。他既绝仕途,还不算“肆意”,直到断除常人所谓天伦之乐。由此推测,他的梦想可能是求仙。再看台孝威:
台佟字孝威……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采药自业。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乃执贽见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终性命,存神养和。如明使君奉宣诏书,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隐逸,终不见。
台佟讲究的“保终性命,存神养和”,是道家养生之学的要义。而其“隐逸”,史传不书“终于家”、“以寿卒”等,而是“终不见”。和向长一般,人生未以句点中止,而是划上问号,留下悬想空间。
嵇康固然赞许某些能够妥善因应“此世”的人物,但仍表明其偏好:与其在“此世”守正不阿,他更希望像神仙一般,遨游在“方外”世界。“答二郭诗”其二提到:
朔戒贵尚容,渔父好扬波,虽逸亦以难,非余心所嘉,岂若翔区外,湌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有能从此者,古人何足多。
东方朔及渔父,都是能够“与世推移”之人。且其虽然“随俗”,内心却自有原则。嵇康称东方朔“至清”,此诗又称其“逸”,即是超群、绝伦之意,但对嵇康来说,“亦以难”,太难做到了,因此说:“非余心所嘉”。他所嘉赏的是什么呢?
不是沉浮于“人间浊世”,而是翱翔于“区外”,与“太和”(道)同逍遥。要抛弃鄙俗的外物(如形躯、名利等)累患,吃具有灵气的植物、吞吐朝霞,如《楚辞?远游》或《庄子?逍遥游》中的神仙、至人,吸风饮露、来去自在,不受时空拘限,还要与同道之友齐聚仙山,弹琴唱歌。这就是嵇康理想人格、理想世界。直言之,此已非人格而是“仙格”。他的目光已由“此世”转往“彼岸”,如此观念,反映出他具有仙、道信仰。
关于“彼岸”,嵇康无甚描述,我们无法通过其文集建构出这个“理想世界”的详细情境,仅能从上述线索,推测它近乎道教的神仙世界。至于理想人格方面,嵇康仰慕的圣贤、高士、达人,其长处与仕隐无关,而是一种直道而行、不移不易的坚持,他们通常寡欲、知足,无心于荣华名利,因此能够“不为世累”。“不为世累”的极端,不仅是与权力、政治划清界线,甚至要与一切“人间俗事”断绝关系,嵇康也有这种“离俗弃世”的倾向,想追随仙人的步伐,高蹈远迈,无累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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