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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掉“书圣”头衔，真实的王羲之是怎样的？
优质回答：
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位真实的、鲜活的王羲之，就不应该局限于王羲之的书法，而是应该看到王羲之除了书法家之外的另外一重身份，甚至是最为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他是一个士大夫，不仅是一位正直、为国操劳的士大夫，而且他还具有当时士大夫缺少的睿智、清醒、理智和仁慈。
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看待一位艺术家，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他，这样才能做到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而且这样的一个了解，并不是用他所处的时代去生搬硬套，去牵强附会的解释，而是将当时他所处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下的语境挖掘出来，这样才能做到推断合理，解读又不会过度。
而所谓的解读过度、牵强附会，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王羲之的“创体”传说。
传说王羲之当年学习书法十分痴迷，喜欢用手比划书法的笔画，不论什么时候都在琢磨书法的写法、法度。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他突然灵感一现，但是还在床上，没有纸笔，就索性在他妻子身上比划，结果他妻子就不耐烦了，对他说：你有你的“体”，我有我的“体”，干嘛要写我的“体”，你自己应该有一个“体”才对。
据说王羲之受到启发，据此创立了他自己的王体书法。
这个传说十分可笑而且极不严谨。这个故事的版本实际上有好几个，每一个版本的主人公都不一样，有人说是王献之和他的妻子，也有说是郑板桥和他的妻子等等，不一而足，纷繁复杂。这足可以证明这个故事是多么不靠谱，而且很有可能是我们后人杜撰并且强加给王羲之的。
很显然当时别说书法的书体概念了，就连当时文学的文体概念，都还尚在萌芽状态，到了萧衍编撰的《昭明文选》才开始正式系统探讨这一问题。书法书体的理念真正得以完善并且系统科学的论证是现在才有的事，古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当然王羲之书法是另立一家，书法自成一派，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样的书体形成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王羲之一个人凭借一己之力就完成的，而是靠他之前和他之后的书法共同合力才得以形成的。
这就是在牵强附会的理解王羲之。
另外如果想要了解王羲之作为士大夫生活的一面以及他的性情脾气，可以找来《晋书》和洪迈的《容斋随笔》看一看，这些都比较全面。
在这里，我就给大家挑一些比较重要的，分门别类的给大家说说：
一、人性自然的风流名士
对于王羲之的生性和脾气，《晋书 王羲之传》还是记载的比较详细的，但是全文基本上都是以传说故事穿插着，而且并未涉及到王羲之作为一个士大夫的事迹。
《晋书》首先谈了谈王羲之总体的一个性格发展，他小时候不怎么喜欢说话，“幼讷于言”，接着等他长大了，就变得能言善辩了，非常正直，“以骨鲠称”。
接着文章列举了关于他生活的几件传说，分别是“东床快婿”、“兰亭集会”、“以书换鹅”，最后略微谈了谈他和王述之间的关系。全文基本上比较全面的展现了一个艺术家的风流、人性，但是并不全面。
我还是那个观点，王羲之主要的身份并不是一个书法家，而是一位士大夫，士大夫是他主要的身份。
而王羲之作为一位尽职尽责的士大夫形象主要记载于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中。
二、为艺所累
其原文选录如下：
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而其操履识见，议论闳卓，当世亦少其比。公卿爱其才器，频召不就……及殷侯将北伐，以为必败，贻书止之。殷败后，复图再举，又遗书曰：“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纪。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哉！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何所自容！”又与会稽王笺曰：“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愿令诸军皆还保淮，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其识虑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见于用耳。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晋书》本赞，标为唐太宗御撰，专颂其研精篆素，尽善尽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语，略无一词论其平生，则一艺之工，为累大矣。
这篇文章是洪迈读书的时候随手写下的一个小文章，文中记载了这样几件事：
开篇第一句就高度赞扬了王羲之作为一个士大夫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他把王羲之和温峤、蔡谟、谢安并称为一类人物。要知道这些都是当时的名臣，不仅地位高，而且以正直的名声扬名在外，因此，洪迈是打心底里对王羲之敬佩不已的。
而且王羲之虽然是一个地位较高的士大夫，但是他不贪慕虚名，比较任性自然，向往自由。
接着，开始说王羲之是怎么劝谏殷侯不要北伐，以及北伐失败后怎么再向殷侯合情合理的论述当时国家大势和局势的，接着他对会稽王同样表达了自己的判断。其中论述合理，有理有据，分析切中当时的实际。这些话语如果不是出自一个对国家关心、对百姓关心的人，是不可能的。
其论述的理由之充分，形式分析的透彻，完全不是一个昏聩的人所能做到的。这也在无形中证明了有些人认为“王羲之就是一个没有用的艺术家”这个观点是多么错误了。
最后是作者的感慨，唐太宗当年为《晋书》亲手编写王羲之传赞时候，对于上面提到的经国大事一个字也没提，这是对王羲之的严重贬低，同时也再一次回应了作者的感慨——王羲之为艺所累。而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总是一提到王羲之就想到他的说法而想不到其他方面的原因了。
这篇文章其实很能说明问题，王羲之并非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也并非没有政治才能，从他对殷候等人的劝谏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王羲之不仅是关心政治大事的，而且他还是一个对于时局又极其深刻洞察的，难得清醒正直之士。
所以，王羲之这样的盛名，其实是被他的书法名声所掩盖了，世人只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书法家，但是却不知道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一个为官清廉而又务实的实干家。
关于这一点，我们其实可以继续进行深化理解，王羲之作为一个士大夫的形象和颜真卿作为士大夫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我说的不同不是他们在内质上的差别，而是他们给后世的印象侧重点不同。颜真卿留给后世的是他光辉伟大的仁者形象，而王羲之留给后世的是他行云流水的书法。
对于颜真卿而言，他作为士大夫中正刚直的一面太为人们所熟知了，以至于有些人怀疑他的艺术水平；而对于王羲之来说，他艺术形象一面太深入人心，以至于王羲之被人扁平化的理解，实际上这都是不好的做法。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后世的统治者之所以这样有意无意的“曲解”他们，也是有深刻原因的。
对于王羲之来说，后世统治者是对他有所忌惮的。也就是说，是防着他们的。由于中国古代以强大的血缘为连接点而形成的氏族关系在整个权力社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统治者既要对他们进行安抚和承认，同时又不能太过，否则有让他们干政的危险，于是从艺术进行着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后来的皇帝，甭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都是力捧王羲之，实际上都是对当时王羲之的后人释放这样的一个信号：你们的祖先很厉害，我很敬佩，也一直尊敬你们，希望你们一直这样安生下去，别给我捣乱就好，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我也老老实实的对待你们。
那么到了唐代，乃至于清朝，王羲之家族势力已经消失了，为何他们还要追捧王羲之？这既有历史的因素在起作用——即以前人都承认，那么我们也跟风追认就好了，也有其他的政治因素，比如清朝入关，在当时文人看来是蛮夷入主中原，所以搞得清朝人在这方面蛮不自信的，因此他们一方面怀柔，承认汉文化，包括儒家等，这其中就有王羲之的书法，一方面又以武力胁迫，比如文字狱。
对于颜真卿来说，后世的士大夫需要一个正直、为国的忠毅之人作为他们的榜样，因此反而是对于颜真卿的为人津津乐道，这也是符合统治者统治臣下的利益的。
所以，我们要想看清楚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就要抽丝剥茧，弄清楚这其中的历史逻辑，这样才能得到一个相对真实并且接近历史原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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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圣的头衔是什么时候封的呢？是王羲之去世以后的后人拜赐予的。似乎王羲之不是那种十分爱吹嘘的人噢！
名是虚的，虽然不能一概而论否认“名副其实”。无论任何人，亦不管地位的高低，亦可能一时的盛名，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是无比公正的。对于王羲之，我认为不管其有无盛名，其书法的水平和地位不可能有所降低的，在晋代当时和现代都一样。为什么这么肯定？
一是从书法学习或研究的角度看，在晋代，的人们当中王羲之的学习环境是一般的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具有他那样的条件的。在当时的氏族或门阀环境以及社会的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下更是如此，何况书法在当时的传承本身就是家族式的传承，其书法经典和理论精髓，普通人是无缘见面和得到。再说，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就是出类拔萃，鲜有人企及的，否则也不可能会有大量的作品流传，并传之唐代，虽然仍然没有脱离家族的渊源。再说，如果他王羲之的书法水平非常普通即便能越过唐代，也难以传至现代，早已会有大智慧这超越。书法家的历史地位本身就是后代来品评的，何况又经历了数千年的考验和筛选。
二是书法发展史的角度看更不可能有后来着者撼动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魏晋时期是书法由篆隶演变之楷书和草书的关键时期。书法在这个时期的变革的集大成者，又非王羲之莫属。他人根本不具有王羲之那样的环境与条件，也还有学识、悟性、机遇的原因。一方面是历史的选择，另一方面又是王羲之自己的选择。再说书法之晋唐，特别是楷书已经发展之高度成熟，自此以将，人们只有充分发挥个性的条件，而没有再出现书体创新，都是传承古代经典书法。仅这一点后来这就无法撼动其在书法历史中的地位和价值、意义。
三是在书法至于情感的投入方面，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无法磨灭王羲之书法的历史地位，即便晋代以后出现了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等，在思想情感和艺术情感的投入的高度方面无，后来者也仍然无法超越王羲之书法的历史地位，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的情感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传达书法美学观的，既有晋人的风流儒雅，狂放不羁、潇洒飘逸，也包含了对宇宙、世事、生命，甚至当时社会血与火的激烈碰撞下天才的感悟，超凡脱俗的心灵的放飞以及个性书法艺术化的抒发表达，虽然不乏道家思想，而《祭侄文稿》是对家国亲情的情感的寄托和表达，包括苏东坡的《寒食帖》，仍然是对自己心境的描述，远没有王羲之美学思想高度的渊博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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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有意思，我喜欢。说说我心中的王羲之。
一，我行我素，恬淡自然。有个故事叫东床快婿，坦腹东床。人家上门选婿，都争着比美，他倒好，该干啥干啥，不当一回事。再看这形象，坦腹，这个仕族青年可真有几分竹林七贤的那种感觉。得之淡然，失之坦然，这就是王逸少。
二，鬼才。他的大脑可不一般。从他书法中推断，他的很多写法，穷我一生，我也想不到字可以这么写。手边没帖，以存的临写《圣教序》图为例，左二行，一般人谁敢把“葛”上下这样写？况且他很少写平淡无奇的字，每一个字到他手上，要变出不同花样。就好比玩杂技，每一个动作都那么精彩，惊险，但一直却能保持平衡。三，书痴。说他是鹅痴，不如说因书爱鹅。王羲之很多字，上面部分要高悬，像不像鹅高昂的头？每当字下部为两点，从不写平，像不像鹅的站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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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人那里，书法家、文学家、画家等身份不可能是分开的，往往是“诗书画“三绝，甚至，诗书画印四绝合于一身。而且，他们出身很少是贫寒家庭。尤其上古时代，艺术家往往来自“世家”，代代高官厚禄之下，养着脆弱而绝美的艺术根苗。王羲之无疑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世家出身
王羲之（303年—361年，一作321年—379年）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玡王氏。琅琊王氏是中国古代顶级门阀士族，晋代四大盛门”王谢袁萧”之首(也有称”王谢桓庾”)，是中古时期中原最具代表性的名门望族，素有”华夏首望”之誉称。琅琊王氏开基于两汉时期的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鼎盛于魏晋时期，史称”王与马，共天下”。南朝以后走向衰弱。
两晋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最为缤纷错综、华彩纷呈的时代。宗白华先生在他的《美学散步》一书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这些世家贵族当中，琅琊王氏无疑是最为举足轻重也最富戏剧性色彩的一个大家族。
《二十四史》中记载，从东汉至明清1700多年间，琅琊王氏共培养出了以王吉、王导、王羲之、王元姬等人为代表的35个宰相、36个皇后和36个驸马和186位文人名仕。
名士风流
王羲之生来就一定是为“文学与艺术”这一人间极品的。在如此高的门阀降生，每一个男丁都是当爷供着，受的教育也是极其严格而谨慎的。因为，每一个男丁都要顶起家族
家族兴旺、繁衍绵长的重担。王羲之更不例外。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
16岁时，王羲之未来的岳丈郗鉴与丞相王导情谊深厚，又同朝为官，想与王家联姻。
王丞相说：“那好啊，我家里子弟很多，就由您到家里挑选吧，凡你相中的，不管是谁，我都同意。”郗鉴就命心腹管家，带上重礼到了王丞相家。王府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觅婿，都仔细打扮一番出来相见。寻来觅去，一数少了一人。王府管家便领着郗府管家来到东跨院的书房里，就见靠东墙的床上一个袒腹仰卧的青年人，对太尉觅婿一事，无动于衷。
郗府管家回到府中，对郗太尉说：“王府的年轻公子二十余人，听说郗府觅婿，都争先恐后，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袒腹躺着若无其事。”
不拘泥礼教，自得于个人的修行和领悟中。这种魏晋风度深深折服了郗鉴，郗鉴说：“我要选的就是这样的人，走，快领我去看！”郗鉴来到王府，见此人既豁达又文雅，才貌双全，当场下了聘礼，择为快婿。“东床快婿”一说就是这样来的。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褉（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为此诗集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
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天时地利人效果发挥极致，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被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
王羲之成年后，痴迷艺术，不惜弃官不做，后世的颜真卿也曾为向张旭学书法而弃官不顾。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这是非常叛逆的行为，所谓名士风流不过如此。但是，看这些挺起了中国灿烂文化的书法艺术，他们辞官还真是辞对了。
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三月王羲之称病弃官。“携子操之由无锡徙居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 他和许询、支遁等人，开始遍游剡地山水。 定居金庭后，书法兴起。其后裔多擅书画，作品挂满厅堂、书房，人称“华院画堂”。后人定村名为“华堂”，沿称至今。
书法大成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
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
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杼。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
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悖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钟繇书法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诸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的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这些历代书法名家对王羲之心悦诚服，因而他享有“书圣”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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