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精选网网友提问：
张骞通西域和郑和下西洋哪个意义和价值更大？为什么？
优质回答：
要说意义和价值，当推张骞通西域。
首先，我们看一下难度。张骞、郑和他们二人一个出使西域，一个下达西洋，但是难度绝对不一样！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西汉对西域的情形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就像人类刚开始登陆月球一样，每走一步都是突破；郑和下西洋则不同，在郑和远洋航行前，我们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早已开通。早在南宋时期，我国的商船就已经去过波斯湾附近的阿拉伯国家。
其次，意义不同。张骞两次次出使西域，加上了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中亚国家等的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而郑和下西洋，最大的目的是炫耀国威，顺便交流。而随之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逐渐强大，像郑和下西洋这种壮举再也没有发生过，取而代之的确是闭关锁国、愚昧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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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邀请!当然是张骞。张骞的”凿空西域”，开阔了帝国的眼界，西域三十六国的臣服，扩大了帝国的疆域，汉帝国又一次成为空前绝后的大帝国，更重要的事，打开了东西交流的通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由此发端。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远胜欧洲，宝船的尺寸当时也是巨无霸的存在。远航马达加斯加也是空前绝后。但七下西洋，更像”扬大明国威”，”耀兵异域”。
也许你还想知道郑和下西洋最远的知识介绍。
其他网友回答
应该说：两者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因当时生产力的限制，故没有可比性。但就难度和规模而言，下西洋要大得多。汉朝张骞通西域，打通的是陆路丝绸之路；明朝郑和下西洋，打通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两者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乃至世界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现在的“新丝绸之路”（包括了陆路和海路），也必定会给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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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不同，都重要，等同。
其他网友回答
这两个都是开启丝绸之路的人，只是前者是开启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人，后者是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人，若没有他们说不定就没有现在很多国家在听说了我国重启丝绸之路后纷纷响应的缘由了，就因为当年我们给他们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及方便，才使得他们对我们以前帮助过他们的事铭记于心，知道我们的到来不是和他们抢地皮和夺资源，而是帮他们改善生活情况，提高生活品质的。所以他们很欢迎我们这次能重启这样的活动。
以下就是我对这两次开启丝绸之路的介绍：
张骞出使西域
历史事件
张骞出使西域又称张骞通西域，指的是汉武帝时期希望联合月氏夹击匈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各国的历史事件。
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张骞任皇宫中的郎官。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长安出发，经匈奴，被俘，被困十年，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
张骞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但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因而，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历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位置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辖地，今天的新疆地区。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西亚、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至地中海、沿岸，甚至达东欧、南欧。
西域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百姓大都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西汉初年，有“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鄯善，在罗布泊附近）、菇羌、且末、于阗（今和田）、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后分前、后车师，在今吐鲁番）、尉犁、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它们面积不大，多数是沙漠绿洲，也有山谷或盆地。
人口不多，一般两三万人，最大的龟兹是八万人，小的只有一两千人。居民从事农业和畜牧业。除生产谷物以外，有的地方如且末又盛产葡萄等水果和最好的饲草苜蓿。畜牧业有驴、马、骆驼。此外，还有玉石、铜、铁等矿产，有的地方居民已懂得用铜铁铸造兵器。天山南北各国，虽然很小，但大都有城郭。各国国王以下设有官职和占人口比重很大的军队。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匈奴贵族势力伸展到西域，在焉耆等国设有幢仆都尉，向各国征收繁重的赋税，“赋税诸国，取畜给焉”[1]，对这些小国进行奴役和剥削。
背景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建元元年（前140年）即位时，年仅十六岁。此时，汉王朝已建立六十余年，历经汉初几代皇帝，奉行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文景之治”，政治的统一和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进入了繁荣时代，国力已相当充沛。据史书记载，政府方面，是“鄙都庾廪尽满，而府库余财”，甚至“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在民间，是“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以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与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汉武帝正是凭借这种雄厚的物力财力，及时地反击匈奴的侵扰，从根本上解除来自北方威胁的历史任务，提上了日程。也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使一代英才俊杰，得以施展宏图，建功立业。
原因
匈奴威胁
西汉建国时，北方即面临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个民族，最初以“獯鬻”、“猃狁”、“俨狁”、“荤粥”、“恭奴”等名称见于典籍，后统称为“匈奴”，春秋战国以后，匈奴跨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各部分别形成奴隶制小国，其国王称“单于”。楚汉战争时期，冒顿单于乘机扩张势力，相继征服周围的部落，灭东胡、破月氏，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建立起统一的奴隶主政权和强大的军事机器。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率领强悍的骑兵，侵占汉朝的领土，骚扰和掠夺中原居民。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冬，冒顿单于率骑兵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刘邦亲领三十二万大军迎战，企图一举击溃匈奴主力。结果，刘邦反被冒顿围困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七日不得食，只得采用陈平的“奇计”，暗中遣人纳贿于冒顿的阏氏夫人，始得解围。从此，刘邦再不敢用兵于北方。后来的惠帝、吕后，和文景二帝，考虑到物力、财力的不足，对匈奴也都只好采取“和亲”、馈赠及消极防御的政策。但匈奴贵族，仍寇边不已。文帝时代，匈奴骑兵甚至深入甘泉，进逼长安，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安全。
联合大月氏
天山南麓，因北阻天山，南障昆仑，气候特别干燥，仅少数水草地宜于种植，缺少牧场，汉初形成三十六国，多以农业为生，兼营牧畜，有城廓庐舍，故称“城廓诸国”。从其地理分布来看，由甘肃出玉门、阳关南行，傍昆仑山北麓向西，经且未（今且未县）、于阗（今于田县），至莎车（今莎车县），为南道诸国。出玉门、阳关后北行，由姑师（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经焉耆（今焉耆县）、轮台（今轮台县）、龟兹(今库车县)，至疏勒，为北道诸国。南北道之间，横亘着一望无际的塔里木沙漠。这些国家包括氐、羌、突厥、匈奴、塞人等各种民族，人口总计约三十余万。张骞通西域前，天山南路诸国也已被匈奴所征服，并设“僮仆都尉”，常驻焉耆，往来诸国征收粮食、羊马。南路诸国实际已成匈奴侵略势力的一个重要补给线；三十多万各族人民遭受着匈奴贵族的压迫和剥削。
葱岭以西，当时有大宛、乌孙、大月氏、康居、大夏诸国。由于距匈奴较远，尚未直接沦为匈奴的属国。但在张骞出使之前，东方的汉朝和西方的罗马对它们都还没有什么影响。故匈奴成了唯一有影响的强大力量，它们或多或少也间接地受制于匈奴。
从整个形势来看，联合大月氏，沟通西域，在葱岭东西打破匈奴的控制局面，建立起汉朝的威信和影响，确实是孤立和削弱匈奴，配合军事行动，最后彻底战胜匈奴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步骤。
汉武帝即位不久，从来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在敦煌、祁连一带曾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大月氏，中国古书上称“禺氏”。秦汉之际，大月氏的势力强大起来，攻占邻国乌孙的土地，同匈奴发生冲突。汉初，多次为匈奴冒顿单于所败，国势日衰。至老上单于时，被匈奴彻底征服。老上单于杀掉月氏国王，还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拿去做成酒器。月氏人经过这次国难以后，被迫西迁。在现今新疆西北伊犁一带，赶走原来的“塞人”，重新建立了国家。但他们不忘故土，时刻准备对匈奴复仇，并很想有人相助，共击匈奴。汉武帝根据这一情况，遂决定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于是下令选拔人才，出使西域。天山北路，是天然的优良的牧场，当时已为匈奴所有，属匈奴右部，归右贤王和右将军管辖。西北部伊犁河一带原住着一支“塞人”，后被迁来的月氏人所驱逐。而大月氏后又为乌孙赶走。
汉朝日趋强盛后，计划积极地消除匈奴贵族对北方的威胁。武帝听到有关大月氏的传言，就想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关系，又考虑西行的必经道路——河西走廊还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于是公开征募能担当出使重任的人才。
当汉武帝下达诏令后，满怀抱负的年轻的张骞，挺身应募，毅然挑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勇敢地走上了征途。
张骞，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生年及早期经历不详。汉武帝刘彻即位时，张骞已在朝廷担任名为“郎”的侍从官。据史书记载，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即具有坚韧不拔、心胸开阔，并能以信义待人的优良品质。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郎”，是皇帝的侍从官，没有固定职务，又随时可能被选授重任。
过程
首次西行
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一个归顺的“胡人”、堂邑氏的家奴堂邑父，自愿充当张骞的向导和翻译。他们西行进入河西走廊。这一地区自月氏人西迁后，已完全为匈奴人所控制。正当张骞一行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不幸碰上匈奴的骑兵队，全部被抓获。匈奴的右部诸王将立即把张骞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见当时的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 军臣单于得知张骞欲出使月氏后，对张骞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这就是说，站在匈奴人的立场，无论如何也不容许汉使通过匈奴人地区，去出使月氏。就像汉朝不会让匈奴使者穿过汉区，到南方的越国去一样。张骞一行被扣留和软禁起来。
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孩子。但均未达到目的。他“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所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没有动摇为汉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决心。张骞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也没有动摇他一定要完成任务的决心。他住在匈奴的西境，等候机会。
至元光六年（前129年），敌人的监视渐渐有所松弛。一天，张骞趁匈奴人的不备，果断地离开妻儿，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王庭。
这种逃亡是十分危险和艰难的。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他们穿上胡服，很难被匈奴人查获。因而他们较顺利地穿过了匈奴人的控制区。
但在留居匈奴期间，西域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月氏的敌国乌孙，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又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地区，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园。张骞大概了解到这一情况。他们经车师后没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进发，而是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费尔干纳盆地）。路上经过了数十日的跋涉。
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军。大戈壁滩上，飞沙走石，热浪滚滚；葱岭高如屋脊，冰雪皑皑，寒风刺骨。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加之匆匆出逃，物资准备又不足。张骞一行，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干粮吃尽了，就靠善射的堂邑父射杀禽兽聊以充饥。不少随从或因饥渴倒毙途中，或葬身黄沙、冰窟，献出了生命。
张骞到大宛后，向大宛国王说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种种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今后如能返回汉朝，一定奏明汉皇，送他很多财物，重重酬谢。大宛王本来早就风闻东方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使往来，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碍，未能实现。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的一席话，更使他动心。于是满口答应了张骞的要求，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
由大宛介绍，又通过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
张骞这才找到了大月氏。十多年来，大月氏这个“行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伊犁河畔受到乌孙的攻击，又一次向西远徙。乌孙，63万人，也是个“行国”，曾在敦煌一带游牧，受过大月氏的攻击。后来匈奴支持乌孙远袭大月氏，大月氏被迫迁到阿姆河畔，而乌孙却在伊犁河留住下来。自从大月氏到了阿姆河，不仅用武力臣服了大夏，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丰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改变了态度，逐渐由游牧生活，改向农业定居，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当张骞向他们提出建议时，他们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加之，他们又以为汉朝离月氏太远，如果联合攻击匈奴，遇到危险恐难以相助。张骞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在此期间，张骞曾越过妫水南下，抵达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齐拉巴德）。
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在元朔元年（前128年），动身返国。归途中，张骞为避开匈奴控制区，改变了行军路线。计划通过青海羌人地区，以免匈奴人的阻留。于是重越葱岭后，他们不走来时沿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北道”，而改行沿塔里木盆地南部，循昆仑山北麓的“南道”。从莎车，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进入羌人地区。但出乎意料，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前126年）初，军臣单于死了，其弟左谷蠡王自立为单于，进攻军臣单于的太子于单。于单失败逃汉。张骞便趁匈奴内乱之机，带着自己的匈奴族妻子和堂邑父，逃回长安。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出发，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归汉，共历十三年。
张骞出使时带着100多人，历经13年后，只剩下他和堂邑父，还有他的匈奴妻子三个人回来。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对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张骞回来以后，向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这就是《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之后，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二出西域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积极进行武帝时对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几年来汉武帝多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地情况，张骞着重介绍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已经与匈奴发生矛盾的具体情况，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汉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同时，张骞也着重提出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
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没有成功。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到汉朝后，拜为大行令，第二年死去。他死后，汉同西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孙王以良马千匹为聘礼向汉求和亲，武帝把江都公主细君嫁给乌孙王。细君死后，汉又以楚王戊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解忧的侍者冯镣深知诗文事理，做为公主使者常持汉节行赏赐于诸国，深得尊敬和信任，被称为冯夫人。由于她的活动，巩固和发展了汉同乌孙的关系。神爵三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日逐王先贤掸率人降汉，匈奴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这是汉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
匈奴奴隶主对西域各族人民的剥削、压迫是极其残酷的。西汉的封建制度，较之匈奴的奴隶制度要先进得多。因此，新疆境内的各族人民都希望摆脱匈奴贵族的压迫，接受西汉的统治。西汉政府在那里设置常驻的官员，派去士卒屯田，并设校尉统领，保护屯田，使汉族人民同新疆各族人民的交往更加密切了。
影响
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西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再次畅通无阻。这条通道，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的交流。由于中国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大。[2]
评价
张骞这次远征，仅就预定出使西域的任务而论，是没有完成。因为他未能达到同大月氏建立联盟，以夹攻匈奴的目的。如从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而言，无疑是很大的成功。自春秋以来，戎狄杂居泾渭之北。至秦始皇北却戎狄，筑长城，以护中原，但其西界不过临洮，玉门之外的广阔的西域，尚为中国政治文化势力所未及。张骞第一次通使西域，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东西。自此，不仅现今中国新疆一带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后人正是沿着张骞的足迹，走出了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张骞的“凿空”之功，是应充分肯定的。
张骞出使西域，既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张骞对广阔的西域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仅亲自访问了位处新疆的各小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回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说明。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翔实可靠的记载。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轶事典故
民间传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开通西域，曾到了“西天”的黄河源头，会见牛郎和织女，带回了天马。时逢 战乱，国社动荡，人民流离，忧国忧民的诗人站在中西古道上，不禁想起这位“凿空”西域，远播国威，造福后世的名臣。
现在介绍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
郑和下西洋
明朝历史事件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由于使团正使由郑和担任，且船队航行至婆罗洲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谓“西洋”[1]），故名。
在七次航行中，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至福建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2][3]，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4]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5]。然而，关于郑和船队的航海目的、航行范围等史实以及对七次航行的评价，仍存在争议。
（概述内图片来源：《中国史稿地图集》[6]）
事件背景
外交背景
明初的外交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10] 但在邦交理念上有所不同。明太祖积极、主动发展与藩国的邦交关系，对周边国家采“不侵占”的态度，并在《皇明祖训》中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有等级秩序的、和谐的理想世界秩序。[11] 有观点认为，明廷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和平外交模式，影响有明近三百年。[12] 也有观点认为，“不征”是明朝对内设定的最优外交目标，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武力；明朝的目的在于以武力为后盾，力争以不动兵戈的方式实现威服众邦，构建以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格局；[13] 而具体交往模式的选取，又与交往对象在明朝外交层级中的位置有关。[14]
朱棣篡位后，锐意沟通域外国家。在郑和之前，他派遣尹庆于永乐元年（1403年）出使了古里、[15] 满剌加（当时尚未建国），又于永乐二年（1404年）出使了爪哇和苏门答腊。[16] 在郑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又发动南征安南，将之纳入明王朝版图。“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后续的下西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17]
经济背景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此外，元末时江南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海船建造业，到明初更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官营造船业，除南京宝船厂外，在苏州、松江、镇江等地均设有官厂。[18] 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时，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十多年，农业与人们的生活未受这场政变的影响。这时，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发展得十分繁荣。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受到西洋诸国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中国对不能自行生产的香料等物，也有较大的需求。[19]
科技条件
造船业的发达，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航海知识的增加（明太祖于1389年编制的《大明混一图》就是实例），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条件。
造船技术
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造船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约在唐代，中国人已经发明水密隔舱、车船、[20] 平衡舵、开孔舵。[21] 在船型方面，宋元时期，中国海船的船型已经定型，其中以福船、沙船、广船最为著名，被认为中国古代的三大船型，又尤以福船应用最广、影响最大。在海船船壳结构上，中国海船采用搭接法，形成“鱼鳞式”结构（亦称“错装甲法”结构），从而使船壳板联结紧密严实，整体强度高， 且不易漏水。船舶载重量也相当可观，南宋时已可达万石以上；[20] 在载客量上，大海船可载乘客千人，在船舶人居环境上，中国海船可以做到生活设施齐全，配备洗漱设施，[21] 设有可以携带家属的幽雅客房，[20] 备有充裕的食品， 甚至在船上养猪、种菜、种药材[21] 、酿酒，以及种植盆景以供观赏。[20]
航海技术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在天文航海技术方面，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地文航海技方面，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关于航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22]
事件起因
总述
郑和下西洋的起因众说纷纭，《明史·郑和传》同时提供了寻找建文帝和宣扬大明威德的说法，[23] 此外还有防范帖木儿帝国、获取海外朝贡以及出于宗教目的[24] [25] 等说法。
寻建文帝说
建文元年到四年（1399-1402年），燕王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最后攻下国都应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烧皇宫，不知所踪。在明代，顾起元曾引述他人之语，称建文帝亡命海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含有寻找建文帝的用意[8] [26] ，郑晓、沈德符等也均有此怀疑。[26] [27] [28] [29] 此后，查继佐《罪惟录》、傅维鳞《明书》以及清代官修《明史》之《郑和传》[23] 与《胡濙传》[30] [31] 均收录这种说法，[32] 近现代学者如许立群、范文澜也曾加采用。[33]
航海技术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在天文航海技术方面，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地文航海技方面，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关于航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22]
事件起因
总述
郑和下西洋的起因众说纷纭，《明史·郑和传》同时提供了寻找建文帝和宣扬大明威德的说法，[23] 此外还有防范帖木儿帝国、获取海外朝贡以及出于宗教目的[24] [25] 等说法。
寻建文帝说
建文元年到四年（1399-1402年），燕王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最后攻下国都应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烧皇宫，不知所踪。在明代，顾起元曾引述他人之语，称建文帝亡命海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含有寻找建文帝的用意[8] [26] ，郑晓、沈德符等也均有此怀疑。[26] [27] [28] [29] 此后，查继佐《罪惟录》、傅维鳞《明书》以及清代官修《明史》之《郑和传》[23] 与《胡濙传》[30] [31] 均收录这种说法，[32] 近现代学者如许立群、范文澜也曾加采用。[33]
此种说法受到不少批评。明人朱国祯认为，建文帝为人“仁弱”，即使未死而窜入异域，也不再对朱棣的皇位构成威胁。[34] [35] 还有研究者指出，郑和下西洋次数多、时间长，朱棣的皇位在此过程中早已稳固下来，不可能历次都为了寻访建文帝。[33] 此外，这种说法也缺乏可靠史料作为支撑，《明史》就此还有自相矛盾之处。[36] 尽管如此，也不排除寻找建文帝是一个可能的动因。[37]
宣扬威德说
如果说寻找建文帝下落的说法主要出于猜测，那么宣扬国威说则有史料根据。[38] 对于宣扬威德这一点，学界有多种解读。其一，认为下西洋是为了“通好他国，怀柔远人”[39] ，践行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并认为所谓 “耀兵异域”的说法应该有所修正。其二，认为这从根本上出于明成祖本人的好大喜功，即以天朝上国自居，而令蛮夷国家畏威怀德、输诚纳贡。[40] 其三，认为下西洋并非出于“夸多斗靡”的目的，而重在宣扬德化。[41]
军事目的说
有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是针对帖木儿帝国而采取的行动，具体又包括联络印度抗击帖木儿等说法。[42] 但郑和下西洋开始时，帖木儿本人已经去世，其继承者则同明朝关系友好，加之该国已经开始分裂，帖木儿帝国不再对中国西陲形成威胁。[43]
此外，朱国祯认为郑和下西洋有避免张士诚旧部通倭的用意。[34] [35] 郑一钧进一步指出，明初对南粮北运采取海运方式，永乐年间则先后改为海陆兼运和单行漕运，让不再负责运粮的海员参加郑和船队，可以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并避免他们铤而走险、勾结倭寇等等；但他同时认为，这些只是郑和下西洋的积极效果，而非其动因。[32] 李新峰则结合下西洋与明成祖北伐在时段上的关系，推测朱棣或许对以南方军士为主体的水军缺乏信任，故在皇帝离京、北伐时尽量派水军出洋以消除隐患。[44]
事件经过
第一次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三宝太监郑和第一次受命下西洋。[45] [46] 途经麻喏八歇国时，该国东西二王交战，西王误杀郑和船队登岸人员。事件发生后，西王派使者谢罪。郑和鉴于西王请罪受罚，对该事件予以克制。[47]
在三佛齐旧港，郑和招谕当地海盗陈祖义，陈祖义诈降，图谋袭击郑和船队。郑和击败了他，杀敌五千余人，烧毁敌船十艘，俘获敌船七艘，生擒陈祖义等三人。[48] [49] 其后，郑和任命广东华侨施进卿为旧港之主。[50]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郑和船队携诸国使者、押陈祖义等俘虏还朝。明成祖下令斩杀了陈祖义等三人，[48] [51] 又宽恕了谢罪的西王，[47] 并对郑和此行感到满意，[52] 赏赐了旧港之战的有功将士；[53] 又因郑和称航海期间天妃多有感应，遣朱焯加以祭告。[54] [55]
第二次
郑和回国后，立即进行第二次远航准备，这次远航的主要是送外国使节回国，规模较小。郑和船队在永乐五年（1407年）奉命出发，访问了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暹罗（今泰国）、爪哇和苏门答剌北部，然后再一次驶往印度洋，以柯枝和古里为目的地。明朝使节们正式册封古里王，并在古里刻石立碑以纪念这一盛事。这次的回国途中有一部分船队访问了暹罗和爪哇。[5] 到锡兰时，郑和船队向有关佛寺布施了金、银、丝绢、香油等。永乐七年二月初一（1409年2月15日），郑和、王景弘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现存科伦坡博物馆。[56] 永乐七年（1409年）夏，郑和船队还朝。
这次下西洋，《明实录》及《明史》均未记载，上述永乐五年至七年的出访时间系据《天妃之神灵应记》[57] ，学界就此仍存有争议。
第三次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候显率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艘，从太仓刘家港启航，敕使占城，宾童龙，真腊，暹罗，假里马丁，交阑山，爪哇，重迦罗，吉里闷地，古里，满剌加，彭亨，东西竺，龙牙迦邈，淡洋，苏门答剌，花面，龙涎屿，翠兰屿，阿鲁，锡兰，小葛兰，柯枝，榜葛剌，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苏禄等国。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
满剌加当时是暹罗属地，[58] 正使郑和奉成祖命招敕，赐给当地酋长双台银印，冠带袍服，树碑并建立满剌加国，暹罗自此不敢侵扰满剌加。[59] 满剌加国王感念明朝的帮助，后曾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亲赴明帝国朝觐。[60] [58] 满剌加九洲山盛产沉香，黄熟香；郑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直径八九尺，长八九丈的标本6株。
郑和访问锡兰山国时，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被郑和觉察，离开锡兰山前往他国。回程时再次访问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诱骗郑和到国中，发兵五万围攻郑和船队，又伐木阻断郑和归路。郑和趁敌军倾巢而出，国中空虚，带领随从二千官兵，趁夜突袭亚烈苦奈儿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61] [62] [63]
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郑和船队还朝。成祖赦免了亚烈苦奈儿，下诏另择贤君，[61] [62] 进一步提高了明帝国在东南亚的威信。[64] 对于下西洋将士，成祖下令在太仓宴请犒劳。[65] [66]
此次航行，《明史》及《明实录》均作永乐六年（1408年）九月成祖派遣郑和等出发，[67] [68] 且《明史》将此作为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一说，《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是在这次航行中树立的。[64] [69]
第四次
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统军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兰丹，加异勒，勿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等国。[70] [71] 船队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出发，使团中包括官员868人，兵26800人，指挥93人，都指挥2人，书手140人，百户430人，户部郎中1人，阴阳官1人，教谕1人，舍人2人，医官医士180人，正使太监7人，监丞5人，少监10人，内官内使53人其中包括翻译官马欢，陕西西安羊市大街清真寺掌教哈三，指挥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
郑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赐占城王冠带。到苏门答剌时，苏干剌刚刚弑君篡位，明朝方面认为他是“伪王”，他则恼怒明廷不赏赐自己，遂率大军截杀郑和船队。郑和率明军以及当地部队奋战并获胜，追击到喃渤利国，生擒了苏干剌。[72] [73] （费信称郑和是奉明成祖消灭苏干剌[74] ，恐误）船队还曾在三宝垄休整一个月，期间郑和、费信常在当地华人回教堂祈祷。郑和命哈芝黄达京掌管占婆华人回教徒。此后，船队首次绕过阿拉伯半岛，航行东非麻林迪（肯尼亚）。
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郑和船队回国。[75] [76] 九月，郑和等人献俘于北京，明廷诛杀苏干剌，赏赐立功将士。[72] [77] 同年十一月，麻林国等国使者向明廷进献“麒麟”等兽。[78] [79] （此前，榜葛剌特使也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进献“麒麟”。[80] [81] ）此“麒麟”被认为可能是长颈鹿，显示出郑和使团首次对东非沿岸国家所进行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56] 次年，成祖御制碑文，树立“天妃宫碑”以示对天妃庇佑下西洋船队的感谢。[82]
第五次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十日（1416年12月28日），明成祖命郑和等人护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里、卜剌哇、苏门答剌、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各国使者及旧港宣慰使归国。[83] [84] 据“郑和行香碑”，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5月31日），郑和在泉州行香。[85] 同年秋后，郑和率船队出发，[86] 随行有僧人慧信，将领朱真、唐敬等。郑和奉命在柯枝诏赐国王印诰，封国中大山为镇国山，并立碑铭文。忽鲁谟斯进贡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祖法尔进贡长角马；木骨都束进贡花福鹿、狮子；卜剌哇进贡千里骆驼、鸵鸡；爪哇、古里进贡麾里羔兽。郑和船队约在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回国，[87] 当年七月十七日（1419年8月8日），朱棣下诏，按等级对下西洋将士进行赏赐。[88]
一说，宋末泉州市舶司提举蒲寿庚之侄蒲日和，也与太监郑和，奉敕往西洋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85]
第六次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明成祖命令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回国。[89] [90] 为赶东北季风，郑和率船队很快出发，到达国家及地区有占城、暹罗、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卜剌哇、木骨都束、竹步（今索马里朱巴河）、麻林、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巫里、苏门答剌、阿鲁、满刺加、甘巴里、幔八萨（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日（1422年9月3日）郑和船队回国，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剌和阿丹等国使节。[91] [92] [93]
暂停期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明成祖命郑和前往旧港赐施进卿之子施济孙官印和官服，令他接替已故父亲的位置。[94] [95] 同年七月，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闻讯后即位，随即调整了其父的扩张政策，对内采取措施减轻民困，对外进行战略收缩。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的即位诏书中，明仁宗宣布停止下西洋。[96] [97] 《明史》称，郑和是在返航后方才得知成祖去世，本次出航也是《明史》记载的郑和第六次下西洋；[98] 另说郑和未及成行，成祖即已去世，郑和的使命被改交他人[5] 。
洪熙元年（1425年）二月，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率下西洋的明军镇守南京。[99]
第七次
宣德五年六月九日（1430年6月29日），明宣宗朱瞻基命郑和出使西洋忽鲁磨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喃渤利、蘇门答剌、剌撒、溜山、阿鲁、甘巴里、阿丹、佐法儿、竹步、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100] [101] （据《天方至圣实录》等书，七月二十七日（8月15日），宣宗还曾就制造舟船等事下诏。[102] [103] [104] ）随行有太监王景弘、李兴、朱良、杨真，右少保洪保等人。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根据明代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记载，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弄手、医士、铁锚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550人。[9]
宣德六年二月七日（1431年3月20日），明宣宗因获悉满剌加国王欲亲自前来朝贡、但被暹罗阻碍，故令郑和向暹罗国王传达敕谕，要求暹罗与邻为善。[105] [106] 二月二十六日（4月8日），郑和船队抵达福建长乐港，在长乐停留约半年，在此期间，郑和曾率领兴平三卫指挥千百户和州府官员，到福建湄州屿，卖办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宫。又在长乐县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长乐天妃宫（十一月建成），树立《天妃灵应之记》碑，[107] 并铸造铜钟一口，铭文：“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
这次航行，郑和船队从竹步西行，最远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108] 一说郑和在这次航行的过程中去世。[109]
事件结果
宣德九年（1434年），王景弘率船队出使苏门答腊等南洋国家，[110] [111] [109] 船队约在年末回国。[112] [113] 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去世，明英宗继位。同年，随王景弘船队入贡的苏门答腊国王之弟哈尼者罕奏国王老耄，明廷嘉许老王，令老王之子嗣位。[114] [115]
正统元年（1436年），明廷遣古里、苏门答腊等十一国使臣随同爪哇使臣出航，并请爪哇国王分送其他国家的使者回国。[116] [117] 一说，辅政大臣还曾于该年以明英宗的名义命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并由此终止下西洋贸易；[118] [119] 这与《明实录》原文有出入，或为误读。[120] [121] 但无论如何，下西洋已然落幕。[109]
天顺二年（1458年）至三年（1459年），太监福安几次向明英宗派陈奏自下西洋停罢后珍珠、黄金等奢侈品不足，[122] [123] [124] [125] 并曾请求派官员下西洋采购黄金，为明英宗所拒。[126] [127]
事件影响
政治
建立政治秩序
在外交及军事方面，郑和下西洋颇有建树。在总体保持和平的同时，郑和船队使用武力，打击了斯里兰卡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的统治，消灭篡夺王位的苏门答腊君主苏干剌，惩治海盗陈祖义，并在东南亚扶植由施氏华侨统治的旧港宣慰司。有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使明王朝在东南亚全面建立起华夷政治体系；而这种政治秩序由于是基于传统的“王者无外”、“怀远以德”的观念，故总体上是非侵略性的。[128]
拓展朝贡体系
在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船队展示了明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加之经济利益的刺激，明廷主导的朝贡体系的规模大为扩展。[5] 这种朝贡体系是非霸权（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还是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强国国际政治体系。[129] 郑和也被视为明朝的和平使者。[130]
经济
开拓海外贸易
郑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禁海政策，开拓了海外贸易。郑和下西洋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等形式。朝贡贸易以奢侈品（例如香料）为大宗，甚至有学者认为寻找海外香料、满足国内需求，是促成郑和下西洋的一个根本原因。[19]
官方贸易是在官方主持下展开，遵循平等自愿、等价交换等原则，其使用的“击掌定价法”传为美谈；民间贸易则由私人自发展开，例如据考证郑和船队的官兵便可以携带商品在沿线国家展开贸易。[22]
改进国内生产
学界有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为中国输入了新的工艺产品、原料、技术，从而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手工业生产。例如，性坚质细的海外硬木因郑和下西洋而进入中国，使中国匠师们对于硬木操作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31] 在陶瓷生产方面，明朝工匠们使用由郑和下西洋而进口的苏麻离青（又称“苏勃泥青”）为呈色剂[132] ，形成了永、宣青花颜色浓重、晕散的风格；又吸收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的因素，产生了新器型（如扁壶、花浇）和新纹样。一说，景泰蓝的发展也与郑和下西洋有关。[133]
引发财政危机
郑和下西洋以朝贡贸易为主，“政治挂帅”而忽视经济实利，有“厚往薄来”之说[38] ，从而也使得远航难以为继。根据历史资料显示，郑和下西洋以及朱棣对这些外邦朝贡者的大量赏赐，引发了帝国的恐慌，仅耗费银两一说即达600万两，[134] 还不包括对两万官兵的嘉奖。由于船队携带铜钱出国收购，致使铜钱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钱荒”，严重消耗了国库储备，引起钱币的大规模贬值。[135]
文化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也留下了介绍沿岸国家、地区情况的地理著作以及航海图。
宗教文化
有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传播，[136] 《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被认为是这方面的一项证据。[137] 在伊斯兰教的输入方面，郑和船队的分船队曾经到达天方国，带回了该国大清真寺的写真画本，[138] 加强了中国和伊斯兰教文化区的联系。[139] 郑和船队也在海外传播佛教，《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就是这方面的例证。还有推测称，以天妃信仰为代表的道教也随郑和船队在海外传播。[140]
地理著述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明朝对外界的了解。航海的参与者中，马欢留有《瀛涯胜览》[141] ，费信有《星槎胜览》[142] ，巩珍有《西洋番国志》，介绍下西洋途径诸国的情况。[1] 在地理认识上，郑和下西洋后，“西洋”一词的含义更为扩大，有了泛指海外诸国、外国之意。[143]
郑和下西洋，还留下了《郑和航海图》。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明代中晚期茅元仪将之收录在《武备志》中，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144] 也是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1] 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22]
此外，有观点认为《两种海道针经》中的《顺风相送》的成书也与郑和下西洋有关。[145] [146]
事件评价
顾起元：按此一役，视汉之张骞、常惠等凿空西域，尤为险远。后此员外陈诚出使西域，亦足以方驾博望，然未有如和等之泛沧溟数万里，而遍历二十余国者也······惜哉！其以取宝为名，而不审于《周官·王会》之义哉！[26]
何乔远：葢太监郑和与王景弘、侯显辈领之有岁。当是时，四夷君长，执赆献琛，顶踵相望。赐宴之日，有忭舞天日，稽首阙庭，叹未尝有，译鞮之馆，充牣旁皇，奕然壮观矣。然而往来使送接伴赏赉，费亦不赀。[147]
茅元仪·：夫劳近以务远，君子不取也。不穷兵，不疲民，而礼乐文明赫昭异域，使光天之下，无不沾德化焉，非先王之天地同量哉。唐起于西，故玉关之外将万里；明起于东，故文皇帝航海之使不知其几十万里。天实启之，不可强也。[148]
万斯同等《明史稿》：①诸邦惮其兵威，且贪中国财物，莫不稽颡称臣，厚礼使者。是蛮邦绝域、前代所不宾者，亦皆奉表献琛，接踵中国；或躬率妻孥，梯航数万里，面谒阙庭。殊方珍异之宝，麒麟、狮、犀、天马、神鹿、白象、火鸡诸奇畜，咸充廷实，天子顾而乐之，益泛海通使不绝，中国物力亦颇为之耗焉。②和将命绝域，三擒贼魁，威震海外，自是诸番益钦其威信，凡所号令，罔敢不服从，而番人利中国货物，益互市通商，往来不绝。③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扬文教，俾天子声灵，旁连于无外。自古奉使绝徼，擒王摧敌，数建奇勋，未有若和之盛者也。自宣德以还，中华声教，渐不及远，殊方虽以时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年老且死，不复能奉使矣。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示外蕃，故俗传三宝太监下西洋，为明世盛事云。（诸版本文字有差异，此据南京图书馆藏清佚名《明史稿?郑和传》）[149]
张廷玉等《明史》：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23]
梁启超：①郑和之后，再无郑和。②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③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150]
伯希和：十五世纪初中国人的伟大海上旅行。[151]
孙中山：乃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152]
蔡东藩：虽宣威异域，普及南洋，为中国历史所未有，然以天朝大使，属诸阉人，亵渎国体，毋亦太甚。且广赍金帛，作为招徕之具，以视西洋各国之殖民政策，何其大相径庭耶？人称郑和为有功，吾独未信。[153]
吕思勉：自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对于南方的航行，更为熟悉，华人移殖海外的渐多，近代的南洋，华人成为其地的主要民族，其发端实在此时。然此亦是社会自然的发展，得政治的助力很小。[154][10]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南洋各地的联系，很多国家都在和他的接触之后派使者来中国贸易。郑和下西洋也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在他的影响下，中国人到南洋去的也日益增多。郑和的历史功绩是不能磨灭的。[155]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郑和的出使远航，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它增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1]
柏杨：他们（郑和与张骞）对国家的贡献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伟大的功绩。不过，张骞处在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而郑和却处在一个暮气日增的时代，所以结局完全不同。[156]
斯塔夫里阿诺斯：①这七次远洋航行规模盛大，功绩卓著，是史无前例的。②15世纪早期明朝航海业的异乎寻常的历史，提供了中国官方对海外活动报消极态度的最富戏剧性的实例。这些航海范围惊人，显示了确实证明中国在世界航海业中居领先地位的技术优势。随之而来的是，皇帝下达的禁止进一步海外探险的命令和官方对这一命令的立即执行。③正是体制结构和向外拓展的动力方面的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由此，不可避免的结局是伟大的“天朝”在数世纪内黯然失色，而西方蛮族此时却崭露头角。[157]
《剑桥中国明代史》：郑和的这些远航背后的目的实现到什么程度？如果它们是要寻访建文帝，那么，它们猎取的是一个虚幻的目标，并且失败了。如果这些壮举是意在扬永乐帝的声威于殊方异域，在于显示中国的兵力，在于增长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在于保护华人的利益，或者在于再找些新的民族参加朝贡系统，那么，它们的目的当然都已实现，尽管明朝政府此后没有继续实现这些目的而充分加以利用。[5]
邓小平：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158]
黄菊：郑和下西洋传播了中华文明，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扩大了中外友好关系，为世界航海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既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也是全人类的自豪。[159]
胡锦涛：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主张强不凌弱、富不侮贫，主张协和万邦。早在600年前，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船队4次到达非洲东海岸。他们给非洲人民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望和真诚的友谊，而不是刀剑枪炮和掠夺奴役。[160]
事件争议
总述
郑和下西洋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在近代以来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然而由于历史资料缺乏或彼此有出入，加之评价标准、分析路径等的差异，学界就郑和下西洋争议颇多。其中，仅涉及郑和本人的，就有关于其主要宗教信仰（有伊斯兰教说[161] [162] 、佛教说[163] [164] [165] [166] 、道教说[167] 、多元信仰[168] 等等观点[169] [170] ）、“海权思想”[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1] 、死亡的时间地点[179] 等的争议，这些详见词条“郑和”，本词条主要梳理其他有关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的争议。
宝船大小
关于郑和航海船只（尤其是宝船），《西洋番国志》等均概言其巨大，但缺少具体尺寸。[180] [181] 不过，《皇明纪略》[182] [183] [184] 、《客座赘语》[8] [26] 等也有零星记录。其中，马欢所撰《瀛涯胜览》一书，部分版本的卷首记载称：“宝船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180] 这段记载提供了宝船具体的尺寸，《明史·郑和传》的说法与此相同。[23] 在明代南京龙江船厂遗址上，两次出土了全长超过11米的巨型舵杆[180] ，似可与之相符。而支持存在大“宝船”的郑和研究学者，也为数不少，如郑鹤声、郑一钧[185] 、庄为玑[186] 等著名学者均持此说。
学界也存在反对观点。通过对《瀛涯胜览》多种版本的比对，有学者指出宝船尺寸的记载很可能并非出自马欢本人之手，而是后人的附会。[187] 而附会的来源，可能是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188]
档案去向
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失去？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即使还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189] [190] 《客座赘语》则称刘大夏焚毁了郑和下西洋的档案。[8] [26]
对于刘大夏销毁档案说， 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其一，《大明律》严禁销毁官文书，如果刘大夏销毁官文书，不可能不受惩罚，但刘大夏反而平步青云；其二，刘大夏的墓志铭只记载了其藏匿征安南档案而没记载其销毁下西洋档案；其三，综合判断下，所谓刘大夏销毁下西洋档案有移花接木之嫌，可能是根据刘大夏藏匿征安南档案而虚构的故事。[191] [192] 即使是《殊域周咨录》的记载，也并未指明是刘大夏销毁了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而只是他表明自己对于下西洋的态度。
《郑和出使水程》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大批郑和档案如果没有被刘大夏销毁，则其去向仍然是个谜。大批郑和档案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
航行范围
中国学界一般认为，郑和航海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即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一带。域外存在不同看法。李约瑟曾引地图学家弗拉·毛罗所言，称1420年郑和舰队已越过好望角。澳大利亚人菲茨拉德认为，郑和的船队有可能到达澳大利亚西北的达尔文港。.马来西亚学者祖菲加提出，郑和舰队于1422年到达了南极。[193]
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又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且先于西方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其证据包括所谓郑和船队绘制的世界地图、《异域图志》所绘制的各地动物、考古证据以及DNA分析等。[194] 其中的世界地图即中国律师刘钢收藏的《天下全舆总图》。刘钢称该图是永乐十六年（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复制品。他本人又撰写了《古地图密码》一书加以论证。[195]
中国学界对上述外国学者的观点普遍持否定态度，尤其反对孟席斯的观点。[193] 外国也有学者对《天下全舆总图》提出了质疑。[196] 反驳理由包括当时的中国人几乎无人接受地圆说，不可能尝试环球航行；经纬线绘图法尚未传入中国，著名的《郑和航海图》也只是一字排开绘制而成的，等等。[197] [198] 反驳者并且指出，脱离史实的宣扬不仅不能激发激发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反而“只能是对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的嘲弄”。[199]
停罢原因
从1405年开始，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之后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渐终止，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回到国内（1433年）之后80年，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原来行驶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经被欧洲人控制了。对于下西洋活动停罢乃至中国航海事业衰落的原因，学界多有讨论。
战略重点转移
有观点认为，明初时海外威胁受到重视，故有郑和下西洋之事。然而，或许郑和过于成功了，“他的海军满载荣誉胜利归来，并确认帝国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郑和与他的随从也可以说失去了继续远航的意义”(“永乐年间中国的海上世界”，《王赓武自选集》)。由于不再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明朝帝国的安全战略便转向北方。[200] 也有学者认为，是顽固的封建思想以及农业帝国的土地观念战胜了海洋观念，导致下西洋的终止。[135]
虚耗靡费太甚
中国航海史研究会认为，明帝国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停止了海上远航。在明朝帝国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远航的不同意见。这是一项投入很大的事业，据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约二千艘海船，其中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船上装载的各种赏赐物品花费很大。[200] 郑和舰队宝船之大，并不完全取决于实际需要的载重量，而是为了给人“巍如山丘，浮动波上”的观感。为了保证造船质量的精良，明成祖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201] “支费浩繁，库藏为虚”，被认为是下西洋终止的直接原因。[135]
不过，有学者认为明朝在洪武、永乐的基础上达到仁宣之治，单从财力上讲，此时远航的物质条件应该较永乐年间更为充足。[1]
海洋国家垄断
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明成祖不许沿海军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一再下令“仍禁频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禁频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对于沿海居民的海外贸易，下令“严禁绝之”。严厉的海禁危及沿海居民的生计，[202] 而且导致在停止国家组织的郑和下西洋活动的同时[200] ，海洋也被封闭起来了。亦即，一旦皇家的需要得到满足，一旦他们听到了海晏河清的消息，便从国家层面到百姓层面，彻底地封锁了海洋，以至于造成了在世界史的关键时期海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缺位。[200]
其他原因
除以上种种因素外，学者论及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
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争权夺利，以郑和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失败；[135][157]
仁宗、宣宗二帝在阅历及个人能力上远逊于太祖、成祖二帝，加之社会的稳定，他们无力也无心向外开拓发展，转而以守成为主；[1]
郑和的去世，使下西洋失去了“最重要的领导者”，船队无法再连续出航。[32]
无论如何，中国就此和人类社会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擦身而过。
中西对比
公元1405年之后的28年间，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最后到达西亚和非洲东岸，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航线。这一系列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创造世界航海史的奇迹。总而言之，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影响之巨，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他们的航海成就显然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甚至在航海时间，船队规模以及航海技术诸方面，均是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所望尘莫及的。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也有论者提出，学界在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偏好中西对比，尤其是倾向于用西方的航海模式否定东方，可能是受到“欧洲中心论”束缚的体现。[203]
后世纪念
纪念地名
南海岛礁
1947年、1983年，中国政府以明成祖、明宣宗两位下西洋发起者的年号，以及郑和等下西洋领导者、参与者以及其他相关人物的姓名，命名南海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诸岛礁。
西沙群岛：永乐群岛、宣德群岛，分别是西沙群岛中位于西部和东部的两组群岛。
南沙群岛：郑和群礁，尹庆群礁（尹庆：配合郑和行动的明朝宦官）；马欢岛，费信岛，巩珍礁（巩珍礁为1983年首次命名）；景宏岛，晋卿岛，道明群礁，杨信沙洲（纪念施进卿、梁道明、杨信等相关人物）。[204]
海底地物
2015年，中国命名的124个国际海底地理实体中，涉及郑和下西洋的有郑和海岭、巩珍海丘群、巩珍圆海丘。[205] [206]
2016年《南海地质地球物理图系（比例尺1:200万）》标注的南海海底地名中[207] ，涉及郑和下西洋的包括马欢海丘、费信海丘、尹庆海山、景宏海山等。此外，还有以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命名的长宁海丘，以郑和船队的船只类型命名的宝船海丘、战船海丘和水船海丘。[204]
此外，在印度尼西亚等国，也留下了与郑和有关的地名，例如三宝垄。
纪念邮票
1985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1405－1985年），中国曾发行4枚纪念邮票。[208]
纪念活动
2005年7月11日，被确定为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中国举行包括文物展、纪念大会[159] 在内的系列纪念活动。[209] 国务院也正式批准将每年的7月11日（也即郑和下西洋的决策日）确定为“中国航海日”，同时也作为“世界海事日”在中国的实施日期。[210] 同年连战访问大陆时，胡锦涛总书记赠以象征和平开放的“郑和七宝宝船”模型。[211]
2019年1月15日，“郑和下西洋”图片展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总部开幕。[212]
你们看了之后感受如何？
以上内容就是小编分享的关于张骞通西域和郑和下西洋哪个意义和价值更大为什么
也许你还想知道郑和下西洋的特点的知识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