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自己会陷进这故事|吴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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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站站台上，我作势跑几步，便停顿，想到朱自清回忆父亲的样子，艰难撩起长袍爬上站台，手里是金灿灿的橘子。他窘迫的父亲额头出汗，我怕自己会陷进这故事，悲苦地看着空落的站台。女儿乘坐开往南方的列车走了，她贴着车窗一张张展示我陪伴她画的画，小王子和有刺玫瑰，猴面包树和蜡黄星星，色彩有些出格，是一个执拗儿童全部的热情。后来，我在公交车里晃荡，听着两个染头发的中年妇女，用沪语谈论房价上涨，一辆电车擦肩而过，冒出浓黑烟雾的屁股上写着：还不去横店？出租屋，偏安的一隅，被台风连根拔起的树倒横，花溪里睡莲，来来去去的人影都显得凄惶。我在门廊里接外卖，被风把门拍上。我只有几个要付出去的硬币，和一双似掉非掉的棉拖鞋，整个世界都在思忖如何破门而入。肇事的狂风倏尔不见了。黑漆漆的楼梯间，暗黄路灯艰难喘出最后一口气。女儿买下来的那只蝈蝈和竹编小笼陪伴我直到秋天。市场买回的菜叶加速枯黄，蝈蝈开始绝食，鸣叫声愈发清冽，充满对生存的赞美。终在一个萧索秋夜，曲子断裂，变成垃圾堆里孤单的羸尸。我寄出的求职信杳如黄鹤，有时，一个人和一座出租屋，静寂得像死。我默默划粥，拌了油盐煮成的粥冻，和着剁辣椒咽下去。我默默抄完一本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向所有来自家乡的关心报完平安，终于得到一个面试电话。是在经贸大厦，当时上海最高的楼宇。我不记得是五十八层还是六十八层，总之，踏上加厚的地毯，我有些无法自持，站立不稳，我彻底失去重心，感觉漂浮，过热的空调令我昏头转向。当我在面试官前面的椅子上坐住，却忘了怎么开口说话——已经足足两周，我没和任何人说话。一句“您好”噎在喉咙里，我绝望地看着那双木然和厌烦的眼睛，终于扯开嗓子，发出公鸭一样嘶哑和撕裂的声音，那声音，一点都不是我。麦当劳大叔被果酱圈出的嘴，像在吹口哨，有麻雀盘旋在他的肩膀，起伏不定。我想在大叔的怀抱里歇上一会，一个拎菜的老太先我一步，她开始挑拣一堆鸡毛菜。我想她是住在老式弄堂里那种，巴掌大客厅只能容下一张餐桌，坐下去，桌沿几乎抵制胸口。老房子没卫生间，白天如厕得去肯德基或者麦当劳，起夜用马桶。儿子们占领了二楼，老太和老头住顶部阁楼，那楼梯，只容一个人侧身上下，楼梯口却还养一头金龟。尽管睡衣还没换就排队倒马桶，但脸上洋溢的还是闹市繁华，他们眼里的不是乡下人就是外地人，个中得意的好处，作为外地人，我是一点也不懂的。腰缠万贯的拆迁户，照例去开电梯做保洁，不肯解放自己的时间，反而，他们习惯了被安排，在市井里生出自在；地铁站偶尔站立的中年上海男人，皮鞋锃亮不染一尘，小喇叭裤子的裤线削得掉萝卜，抹过头油的头发一丝不苟，大概就是演员周立波所指的喝咖啡的“腔调”；还有倒几趟公交车，去南京路某老牌店里，喝一杯二十五元的咖啡，消磨一天光阴的。等等这些，于我格格不入，就像眼中那条苏州河，并不美，散发臭水味道，但世代在两岸生息的，他们与苏州河却有挥之不散的情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曾在北京火车站，上洗手间时，感觉有人盯梢，脑袋背后有一双眼睛，回头一看是个面色淡定的老太。我把手中的烟递嘴上，点了火，老太就从口袋里撕出一张面额五元的罚单，我才看到她带袖笼的手臂上还有一抹红袖章。北京的胡同口总站几位老头老太，他们盯过路人看，眼神总意味深长，我感觉自己不是贼，但也有了贼样恐惧。那眼神，我在上海出租屋也遭遇过。狂敲我的门，喊着“派出所的”，好像出租屋天然就住着罪犯，开了门也没警察，大概警察忙不过来，戴红袖章的老头接说“查暂住证”，然后进来看了看还有没有旁人。后来是协税的，三番五次敲开门，要我联系房东缴纳出租房屋的税金，我不想联系房东，而且指责他不应该冒充派出所的，结果他就不停打电话，有时说他在税务所，有时说他在派出所，而我，有时在电影院。再后来，我不胜其扰，搬家了事。随着深圳“孙志刚”案爆发，暂住证取缔了，但租住者还是无法彻底安宁，社区登记人口，统计信息，一次，我被叫出门，几个男的，也自称派出所的，看完身份证，要我贴墙站立拍照，然后扬长而去，我还没愣过神来。2019/12/26
“我还没楞过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