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牛河与我的快乐时光（十五）

快乐时光之遛漂钓鱼
家乡的凤凰山
爸爸对于我遛漂还是十分支持的，不但教技艺，还给我买装备——遛漂专用的鱼竿，是从丹东市里买回来的。当时在我的小村里是独一无二的现代化鱼竿，再也不是那色木条子或竹竿子可以相比拟的，而是可以一节一节插接起来的做工精细的漂亮的鱼竿，当然和现在的专业化鱼竿还是没法比的。这根鱼竿当时简直就是我炫耀的资本，就像现在的富二代开着奔驰、宝马的感觉一样。这把鱼竿一共有四节，每节平均约一米二长，全竿接装完毕近五米长，这比一般的竹竿还要长一些，但重量很轻，拿在手里竿尖颤颤悠悠的，很是洋洋得意。最粗的底座一节中间是空的，可以将较粗的第二节装到里面去，第三节中间也是空的，可以将最末一节缩到里面去，仅露一个竿头。用于插接的插口附近用细油线一圈一圈密密的缠着并封刷着桐油漆，防止插口开裂或插接时将插口处胀开裂。最末端的一节大约一米一左右，顶端是拴鱼线的竿尖部分。鱼漂儿也是现代化的，是那种有着漂亮花杠的塑料漂，彻底抛弃了用高粱秆穗梢秆做的鱼漂。因为那种高粱秆鱼漂在水里泡久了会湿透的，浮力就不行了。有时候在急流中处于时隐时现的状态，钓鱼的人不知道鱼咬钩还是没咬钩，经常错失了起竿的时机。这塑料漂不仅好看醒目，而且一点水也不沾，浮力大，没鱼咬钩时是横着在水面上漂，一旦沉入水中或者明显被拽着往下沉，漂儿竖起来了，只露一个小头，那就是鱼咬钩了，马上起竿，十拿九准。四节鱼竿最后并成两节竿，用顶端的鱼线绕到全身上面，把鱼钩挂在插口处，就相当于把它们捆紧了，就可以拿着回家了。当时的鱼竿现在看起来那就是小儿科，现在的鱼竿即使普通的也能四节全缩回一节中去。那高级的鱼竿就更不用说了，像海竿等，鱼线长，还带有手摇轮等辅助设备。科技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这就叫“今非昔比”了。
当时我看到那细细的竿尖，我很担心大一点的鱼会把它拽折断的。爸爸却说，这是一种坚韧的材料做成的，你就是钓上一条一斤多重的大马口鱼它也不会折断的，你就放心钓好了。当时听爸爸说的信誓旦旦，但我还是半信半疑，最终还是在实践检验中确信果然是厉害，一直用到青年时期，用到我闯荡北大荒之前都没有折断。
我的父亲别看长的是一个大帅哥，一米八多个头，但脾气是非常暴躁的。由于我是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的，俗称“老疙瘩”，等我长大的时候，父亲已渐渐老矣，脾气也随着人的逐渐老去而衰减。我所知道的父亲的暴脾气基本上都是听妈妈、哥哥姐姐们说的，我亲眼见基本上没有了。父亲脾气大的第一个受害人是妈妈，一个从山东老家随丈夫闯关东的小脚女人，据说母亲挨了父亲的不少打，到了晚年才终于有所改善，大概也打不动了，或者终于感觉老伴晚年还真是一个伴了。总之，当我长成少年时，家里已经很和平了。大哥二哥都在外地城市里工作，三哥四哥姐姐都下队参加劳动了，妈妈一个小脚老太太反而成了家里后勤的顶梁柱。我在这个时候是妈妈的主要帮手，很多的家务活都要我来帮忙，比如春天到自留地里栽土豆，种玉米，种其它作物等，娘俩一个刨窝，一个下种盖窝，效率提高很多；夏天去到地里刨土豆，摘豆角等。新刨的土豆直接就拿到河里冲洗干净揉搓掉皮，新土豆皮很嫩的，在土篮子里轻轻一搓就掉皮了，回家就可以直接下锅做了，既省水了也不用打扫皮了。我放学回家能抽出一定的时间去河套钓鱼其实是件很奢侈的事，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帮妈妈做家务。有时候我也很烦，但也没办法。因为当你看到一个小脚女人而且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来伺候这一大家子吃喝，你怎么能忍心不帮忙！多亏我那时学习好，根本不用为学习操劳，家庭作业在学校的第六节自习课就做完了，而且往往只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就够了，做完了往老师讲课的桌上一放就可以走人了。那时候学校、老师还真的很宽宏，所谓的家庭作业都安排在下午的第六节自习课完成，谁先完成谁就可以先走，无需和老师打招呼，还真没有现在的小学生劳累。学校就在我们村里，从学校到家只需几分钟，因此我就能多一些时间来帮妈妈做家务事。如果哪天家务事少一些，或者做得快一些，我就有可能腾出时间去钓一会儿鱼，因为村子前后两条河包围着，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来到河边。由于是到河里现捉鱼虫就可以钓鱼，省去了像挖蚯蚓那样费功夫的时间，因此很快就可以投入钓鱼战斗。
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清楚记得是1966年6月初，我们临近小学毕业但还未走出校门就一起卷入了横扫四旧大批判的浪潮中。
我们虽然也参加了升初中的统一考试，后来我也接到了入学通知，记得很清楚上面写着需要带的洗涑用具行李等物品（需在学校住宿），听候入学通知。原以为就是几天或者个把月的事，还满心期望着走入中学大门的那一天。谁也未曾想到这文化大革命搞起来后却没完没了，一直也没等到那个初中入学的通知，一直闹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才结束，整整十年啊！最好的读书时光都浪费掉了，比八年抗战还长二年。刚开始时只是扫四旧，到处打砸所谓四旧的东西，一些庙宇、文物以及焚烧一些所谓旧的书籍。我父亲旧社会念了三年私塾，认识字，就算有文化了，不然也学不成照相技艺。有文化了就喜欢读书，因此家中就有了一些旧的书籍收藏，大都是民国时出版的书籍，其中文学书籍占了大多数。父亲胆小，红卫兵来了主动上缴，一股脑将那些旧书都给了红卫兵，红卫兵就直接拿到土牛河畔一把火烧掉了。据说有些年级大些的红卫兵也私藏了一些古书，这是后来听说的。我那时对那些古典小说还不是很感兴趣，从小学二年级开始认字多了就翻看了诸如《七侠五义》、《小八义》、《水浒传》等武侠小说，后来没啥看的，连《红楼梦》也翻出来看，也看不大明白，好多字不认识就翻字典查，这样就比同班同学多认识了不少字，因此也成了班里的小学究，作文好也在整个学校里出了名，五六年级时老师几次将我的作文批为100分。那时我舍不得拿出去烧掉的是四卷本线装的《济公全传》，于是偷偷的将它拿出来用塑料布包了好几层埋到房后院子里的一棵老杏树下。文革结束后才将它挖出来，结果还是未防住水的渗入，全部湿黄了，装订线也烂掉。拿到屋里小心的一点点揭开摊在炕上烘干，烘干后也订不到一起了，就只好按着页码把《济公全转》又看了一遍，看完后最终还是扔掉了，因为那一堆湿过的旧书纸根本无法保存。
文化大革命倒成全了我的钓鱼，因为斗完老师斗校长，成天闹哄哄的也不上课（我们小学课程已读完了），没人管我们了，我就干脆也不去学校了。正在那时候在供销社工作的我的大嫂也生孩子了，虽然是女孩子，在那个年代也起了个革命的名字，叫姚爱武，不爱红装爱武装嘛，恰好她的妈妈姓武，这名字还有了爱情和纪念意义，一直就叫到了现在，叫到了美国（在美国定居了），已经五十多年了。大嫂带着孩子从供销社的宿舍搬到家里来住，我母亲又多了一个负担，还得帮助带孩子还得伺候着一大家子的吃喝，所以我一个小男孩也得帮助带孩子。后来孩子一点点大了，我的老父亲（那时刚退休不久）也能帮着用一个孩子姥爷专门为孩子制作的小推车推着孩子出去遛弯。这样也能给我腾出时间去钓一会儿鱼，还能继续为老父亲补充源源不断的营养。土牛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河，父亲的营养河，我的苦中寻乐的快乐河！
书归正传。有时候，只需一个小时我就可以钓到几十条鱼，大约有一斤左右或一斤半，我很快就凯旋回家了。我一般都是在河里就把钓的鱼收拾好了，因为在河里收拾方便，肠子肚什么的又可以回馈给鱼虾们吃掉。所以，我拿到家的鱼立马就可以入锅或煎或炖，晚上我爸爸就可以吃到我钓的鱼。那时，粮食不够吃，其他营养就更不用说了，每年只春节时杀一头猪（喂野菜、榛柴叶子的猪也长不了很大），才能吃一点肉。这平时，能吃到一点鱼也是很不错的一道营养补充。爸爸的肺结核一直未好，一直靠药物控制，这营养补充就显得很重要。每次做了鱼，只给爸爸一个人吃，如果大家一起吃，每个人并吃不了几条，所以这就相当于爸爸的小灶。有时候，妈妈疼爱老儿子，或者觉得是我钓来的，做好了之后会让我吃上一两条。妈妈做鱼还是非常拿手的，她的娘家在山东半岛尖上一个叫做“石岛”的地方，离海边非常近，估计从小耳濡目染就学会了做鱼。妈妈做鱼的味道非常的不错，这一两条鱼给你吃得舔嘴不拉舌的，口腔里甚至胃肠里都在久久地回味。那时，做孩子的还是十分孝敬老人的，看到老父亲能吃到小儿子钓的鱼，我心里也十分高兴。我爸爸的长线投资也算有了回报，何况钓鱼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吃鱼的感觉，吃不吃鱼也就无所谓的。有时钓得多了，大家也都可以吃一点的，就算开了荤。有时白漂子钓得多了，除了做给爸爸吃一顿外，剩余的妈妈就晒起来了，还得防备家里养的猫咪给偷吃了，一般都是串起来晾到院子里的晒衣服铁丝上，猫咪跳不了那么高，只好闻着鱼腥味看着小鱼嗷嗷地叫着，最后无可奈何到屋里炕头上睡觉去了。小鱼很快就可以晒干，晒成的小鱼干还是留着给爸爸做着吃，那是另一种风味，爸爸也很愿意吃。吃在爸爸嘴里，香在儿子的心里，这也是一种难忘的快乐时光！
凤凰山上的题字：东边镇守使、东北陆军第十一师师长汤玉麟中华民国十四年秋月。民国十四年公历应该是一九二六年，到如今也快一百年了，即将成为古迹了哈！
这“昭和四年”可是日本裕仁天皇的年号（公历应是1929年）？也刻到了凤凰山上，可见日本觊觎中国东北已经很久了，可否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证据？
家乡凤凰山上的石刻文字记录着达官显贵文人墨客的足迹。 这上面刻着大清光绪八年字样，到如今一百多年了，称得起古迹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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