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州抽梯事件想起汉口宝庆码头：老乡抱团才能生存

▲昔日汉口宝庆码头
看到“郑州城管抽梯致人死亡”的消息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出离了愤怒。不仅仅是因为死者欧湘斌和文印店的老板是我老家邻县新化县人，更是愤怒到了今天， 城市管理者还如老舍《茶馆》中那些公差一样，肆意欺负进城谋生的外乡人。
光明网就此事发表评论《”墙角抽梯式”执法,是一种突破行为底线的恶》，文中说：
连无知孩童都会被教育，“房上揭瓦、墙角抽梯”是不允许的，但相关执法人员却实实在在地做了，连基本的伦理道德都不讲。
那些披着执法者外衣的人这样做新鲜吗？在过去几十年里，一些公权力机关的“执法”，追求见效快，几乎是怎么粗暴怎么来。为了搞计划生育，让人少生娃，可以牵牛拆房，株连九族；为了管理城市里的流动人口，可以把人抓进收容所殴打致死。如果具体“执法者”有利可图的话，这种突破底线的恶会成倍地增长。
这事在媒体的关注下，当地政府总算出来了一个处理结果：郑州市航空港区综合执法局赔偿死者家属50万元，同时考虑到死者家庭贫困，补贴20万元；安装广告牌的公司（鑫港校车服务有限公司）赔偿10万元，承接广告牌的文印店（湘鑫图文广告）赔偿43万元。免去相关涉事城管执法人员的职务，并以涉嫌玩忽职守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如此处理是各地政府应对此类舆情的基本套路，其核心点是用钱买平安。软硬兼施，用钱堵住死者家属的嘴，将店主控制，以免生其他枝节。然后等这事热度一过，公众不再关注，放出店主，涉事城管予以薄惩。这就妥了。
此事发生后，朋友圈里的湖南籍特别是新化籍的群情激奋，疯狂转发相关的文章，表达愤怒。许多人认为新化文印协会应该站出来，为惨死的老乡讨个公道。《潇湘晨报》发表评论说：
在欧湘斌客死案中，我们看到了新化当地政府、村干部和文印商会为死者讨公道做出的努力。
这些努力，对湖南其他劳务输出县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16年数据显示，湖南每年平均有1000万人出省流动就业。让外出务工者安全、安心、有尊严，这是劳务输入地和务工企业的责任，也是湖南家乡人的心愿。
中国大小城市开文印店的基本上是新化县的人，其中又以洋溪镇的为多。据新化文印协会的数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新化县共有12.8万多户家庭、20.6万人口从事文印产业，分别占全县总家庭和总人口的33.7%、15.5%。其中，“新化现象”发祥地洋溪镇和槎溪镇分别有22900余户、62300余人从事文印行业，分别占两镇总家庭和总人口的71.9%、58.2%。
新化文印产业的鼻祖是洋溪镇的邹联经，他上世纪60年代在上海习得打字机维修技术。后来，邹联经的打字机维修技术以原子裂变般的模式，通过同宗亲戚，向整个新化县扩张。新化文印产业先后经历流浪维修、定点维修、二手复印机、翻新复印机、和开复印店、文印公司等几个阶段，辐射全国乃至全球。
中国民间许多产业都是这样靠亲缘、地缘为纽带，慢慢做大的。而这些从乡村走到异乡谋生的农民，他们的权利靠什么维护？在法治不健全的时代，欺生乃是寻常事。去异乡谋生的人，要立住脚，进而维护自己的安全与利益，最靠谱的方式就是老乡抱团。这是中国人重乡谊的根本原因。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清代汉口的宝庆码头。汉口的宝庆码头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出现的。
明清时期的宝庆府在湘中，辖邵阳、新化、武冈、新宁、城步五州县，地盘略相当于现在的邵阳市（其中新化和析分出来的冷水江后来归娄底市管辖）。此地山高水急，民风强悍。当时宝庆府出产木材、煤炭，通过放毛板船，顺着资江进洞庭，然后再到汉口出售。因此许多宝庆籍的乡民顺着这条水路去汉口谋生。
汉口宝庆码头原是不毛之地，称迴水湾，随着汉口商业的繁荣，民船渐渐来此停泊，逐步形成了风平浪静的黄金地段。清嘉庆初年，宝庆人占据龟山斜对面此处迴水湾修建码头，命名为宝庆码头。为了这个码头，宝庆帮的商人和徽帮帮人一百多年内爆发了三次大战。
据传咸丰六年（1856年），湘军将领刘长佑请曾国荃驾临宝庆码头，受到宝庆帮商业领袖何元仑的盛情款待，称为“丙辰盛会”。——我对此说颇为怀疑，咸丰六年曾国荃进京考试在长沙受阻，尔后募兵赴江西解吉安之围，他还只是一个刚出山帮助哥哥的青年，立下大功做湖北巡抚要到十年以后。但湘军崛起是汉口宝庆码头繁荣的重要因素，应无疑义。
因为湘军的势力，此后宝庆人牢牢地占据了宝庆码头及周边的几条巷子，此地的宝古佬最多时达到5、6万人，其中又以最不怕死的新化人为多。
宝庆码头的兴旺是中国传统社会外出讨生活的农民的生存常态：老乡聚拢在一起，自我管理，找到做官的同乡做靠山，一致对外，维护群体利益。因为依靠官府来主持公道，很难，成本更高。
到1949年后，原有的社会团体包括地方商帮、江湖帮会，在新政权的铁拳下，马上成为渣渣，人被最大限度地原子化。到了改革，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开始外出打工、经商。原宝庆府所属的数县人多地少，是重要的劳动力流出地。无论是如新化人去全国各地开复印店，还是邵东老板到处开五金店和超市，或是大批青壮男女南下广东讨生活。他们在异地要生活下去，少受欺负，其路径仍然如宝庆码头的先辈一样：老乡抱团。
比如一个老乡受到工厂老板的欺负，工伤不给赔偿，投诉无门，往往采取的方式是纠集一群老乡去围攻老板的办公室，让老板为自己或家人的安全担忧，不得不让步。这类事件时有发生。2011年6月广州的“增城事件”就是个典型案例。6月10日，广州增城新塘镇大墩村治安队踹伤四川籍小贩孕妇，上万四川同乡得知后，从四面八方聚集拢来，引发一场骚乱。沿途有商铺被砸，警车被烧，私家车被砸。
这种依靠同乡抱团的维权，很容易启动暴力模式，造成巨大的次生伤害。在21世纪的中国，许多在外地搵食的人仍然这么做，或可以说是一种惯性。可舍此之外，他们还有更稳妥、更有效的维权途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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