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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评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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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本书
万历十五年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这句话很好地体现出了黄仁宇“大历史观”，也就是：历史并不是一人一时，或者一朝一世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的。而要发现这种联系和规律，就不能拘泥于单独的大小事件，必须将它放在大视野下，才能看得明白。
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侧影，来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个侧影，当然是张居正，作为帝国的行政首脑，他为什么要推行改革，又为什么死后成为众矢之的，被彻底推翻和清算呢？第二个侧影是万历皇帝，作为皇帝，他和大臣们到底有什么恩恩怨怨？黄仁宇为什么说他是“活着的祖宗”；第三个侧影是戚继光，作为一代名将，他发明的“鸳鸯阵法”到底是一种军事创新？还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我们先来看书名，叫万历十五年，也就是明朝万历皇帝在位的第十五个年头。那在历史上这一年，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没有，除了全国各地发生一些小规模的自然灾害之外，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叙述的大事。所以，这本书的英文版的书名是“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过来就是，“1587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份”。但这一年真的无关紧要吗？当然不是，如果真的无关紧要，黄仁宇就不会写这么一本历史专著了。
那为什么要围绕这一年写一本书？用黄仁宇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这句话很好地体现出了黄仁宇“大历史观”，也就是：历史并不是一人一时，或者一朝一世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的。而要发现这种联系和规律，就不能拘泥于单独的大小事件，必须将它放在大视野下，才能看得明白。
所以，在黄仁宇眼里，万历十五年，这一年虽然发生的都是所谓的小事，但是如果把这些小事，放到更大的时间和空间里，就会发现这个时期的中国，实际上已经陷入到一种社会困境里，整个中国社会不但不能进一步增长，反而越来越崩坏。而这种困境，既不是明朝所特有的，也没有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结束。
它不是某一件事，或者每一个人的责任，它的本质是：精细的工商业社会和小农社会之间的冲突。在这本书里，作者将这些冲突具体反映在六个具有代表性的人身上。这六个人分别是，行政首脑张居正和申时行，万历皇帝朱翊钧，军事将领戚继光，还有道德楷模海瑞和思想家李贽。
这六个人虽然属于不同的领域，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悲剧性。张居正作为国家行政总负责人，拥有最大的权力，但是他生前推行的改革，不仅在死后被彻底推翻，甚至连他的家族也被政治清算，家族几乎灭亡。万历皇帝则被文官集团绑架，既无法让自己喜欢的儿子成为太子，也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甚至行动自由都被限制，最后他只能以不上朝的方式消极对抗。
而刚才提到的另一个行政首脑申时行，他就夹在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左右为难，最后不得不在千夫所指的情况下被迫辞职。一代名将戚继光，虽然在军事方面有突出的能力和天赋，但他却不能让新式武器发挥应有的作用，只能用比较原始的方法对付倭寇。而道德勇士海瑞，不光是一生不得志，而且被整个文官集团排斥。思想家李贽，不但自己陷入了言行不一的矛盾里，最后甚至被大多数人排斥，最终落得个自杀的下场。
在黄仁宇看来，这些悲剧不是因为个人或者偶然的原因所造成的，而统统是这个时代的侧影。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其中的几个侧影，来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个侧影，当然是张居正，作为帝国的行政首脑，他为什么要推行改革，又为什么死后成为众矢之的，被彻底推翻和清算；第二个侧影是万历皇帝，作为皇帝，他和大臣们到底有什么恩恩怨怨？黄仁宇为什么说他是“活着的祖宗”；第三个侧影是戚继光，作为一代名将，他发明的“鸳鸯阵法”到底是一种军事创新？还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人，张居正。我们都知道，张居正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那他为什么要改革呢？
我们都知道，万历皇帝是明朝倒数第四位皇帝，亡国之君崇祯是他的孙子。而明朝在万历去世后二十多年就灭亡了。虽然我们不能说，明朝的灭亡跟万历皇帝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万历登基的先后，明朝已经陷入很多困境。比如说，在军事上，明朝政府至少要花费很大精力来应对两个方向的敌人，分别是北方的蒙古、东南的倭寇。在经济上，明朝政府已经陷入经济倒退和财政赤字，朱元璋时期，农业税收将近三千万石。而到了明朝中后期，一年农业税收还不到2300万石。
也就是说，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明朝的农业税收居然下降了23%。收入少了，开销却也越来越大。以官员数量为例，朱元璋时全国只有不到三万名官员，到了万历年间，全国有八万多。而且，这八万人的实际收入，比朱元璋时期的官员要高多了。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
所以，在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掌握最高行政权之后，就开始改革。
改革过程比较复杂，简单来说主要是两条。一是整顿官吏，也就是对官员进行绩效考核，不合格的就淘汰。二是对土地进行管理和监控，比如丈量土地、清查流民，说白了主要就是打击偷税漏税。因为当时很多土地被隐匿，人口属于黑户，政府收不上来钱。同时，张居正的改革还涉及军事方面的尝试，不过这一部分的主角是戚继光，我们后面会讲到。
一开始，改革也很有成果，让国家有了十年的粮食储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这种大好局面，随着张居正的去世，就人亡政息了。不光是这样，连张居正本人也遭到清算，家产被查抄，儿子也被迫自杀。而主要推翻张居正的，就是张居正的学生万历皇帝本人。为什么会这样？解释有很多，最广泛的说法，就是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所以遭到报复。但在黄仁宇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根本原因是，张居正的改革内容，和传统中国的固有国家逻辑相冲突。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看，传统中国的固有国家逻辑是什么？
今天我们都说中国幅员辽阔，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但是，对于古人来说，如何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古代中国虽然被称为是“中央集权”甚至“专制”，但是你想，比如说，云南的一个县，距北京两千公里，就算六百里加急快马，一来一回也要几个月时间。所以皇帝就算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掌握那个县和县令的具体情况，何况全国这样的县有一千多个。
也就是说，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其实整个国家，在今天看来属于半失控的状态，否则也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税收收不上来的情况了。不光明朝是这样，以往的朝代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分裂其实就是中央对地方彻底失控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维持国家的基本统一和治理，只能依靠官员的个人素质。而中央政府能做的，就是要不断地强化和提高天下人，尤其是读书人的精神自觉，也就是道德。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记述历史的时候，会对人物进行道德脸谱化的原因。也就是说，传统中国只能以“忠”“孝”“敬天”“法祖”这样的抽象原则指导整个社会，而实际操作还是依赖个人。
这就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道德成了至高无上的话语，只要游离于道德之外的事或人，主流社会都是不接受的。注意，传统中国的道德标准，其实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社会标准。比如说，二十四孝里的很多行为是反人性和没有必要的。因为人们认为，只有用超高标准去要求，人们最后才能做到一般水平。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不期望人人是海瑞，但至少要保证，大多数人不是和珅。所以，当王安石提出政府向老百姓提供贷款的时候，司马光会坚决反对。名义上是说“政府不能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在说“官员不能与民争利”。尽管实际上与民争利的官员大有人在，但是这个道德的口子不能开。
知道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张居正。张居正改革，表面上看，就是进行制度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有很高的技术性要求，比如说对官员的绩效考核。表面上看，就是给各个官员设定任务，让他们去完成，但是，怎么对任务进行合理化的制定，既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有效的调控，很容易死板僵化。比如，一年要抓几个罪犯，要收多少税。所以，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很多任务实际上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完成的。比如，为了凑数，把没有犯罪的人抓起来，或者强制收税等等。
再比如，张居正要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很多官员为了彰显政绩，就虚报土地数量。这样一来，多出来的坑，就是老百姓去填。也就是说，张居正推行改革，虽然初心是好的，方案也基本没问题，但问题是，在技术条件没达到的情况下，作为改革的总负责人，他也没有办法掌握和控制改革的具体情况和操作，也就是黄仁宇在书中说的“数目字管理”，而这就一定会引起其他的社会问题。再加上他既然要“改天换日”，就免不了要专断独权，培植自己的党羽，甚至勾结宦官。但这一系列行为，传统的道德体系是不能接纳的。
所以我们看，在这样情况下，张居正日后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第二部分
好，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侧影，张居正。下面我们来说第二个侧影，就是史上最牛的罢工者，万历皇帝。
之所以说万历皇帝是史上最牛的罢工者，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居然三十多年不上朝，算是创了历史之最。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做呢？过去，我们一般的印象就是，他是个昏君，只知道享乐贪财，说他只会坐在龙床上数钱，甚至有一条腿都有些残废。但其实，万历皇帝并不是一个昏君，有一件事能证明这一点。
1592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对朝鲜发动了侵略，朝鲜向明朝求救。当战报送到北京之后，很久不上朝的万历皇帝突然出现，力主派兵支援朝鲜，甚至主动表示，愿意自己掏腰包出军费。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作为一个皇帝，万历有他的担当和决断。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他会长期罢工呢？在黄仁宇看来，万历这是在用不上朝的方式表达自己不满。那他的不满又是什么呢？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不能让自己喜欢的儿子成为太子。既然身为皇帝，怎么会有他干不成的事呢？而且这件事看起来还是他的家事。
这就涉及到我们对“皇帝”这两个字的理解。在一般印象里，皇帝就是大权独揽的统治者，想用谁用谁，想杀谁杀谁。这是一种误解，面对这么大一个国家，无论是打天下，还是治天下，皇帝都不可能一个人完成，他需要合作者。打天下要靠军功集团，治理天下需要文官集团。这就像开一家公司，要有合伙人一样，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其实是大于从属关系的。
所以，很多朝代开国的时候，都会发生屠杀功臣的事情。其实皇帝主要不是害怕功臣们抢夺皇位，而是害怕他们影响、甚至控制皇帝。所以，一个朝代建立之后，要想方设法让一些合伙人出局。军功集团没了就没了，因为不需要打天下了嘛，但是治理天下是个长期的事情，皇帝要依靠文官集团。面对文官集团，皇帝可以换人，却不能让整个文官集团全部出局。
面对这么大一个国家，皇帝根本管不过来。明朝本来规定皇帝一天要看一百八十多份奏折，一百八十多份听上去挺多，但是对于这个国家来说，真的是连万分之一都不到。你想，现在一个中型公司的领导一天也要看一百多份文件吧。所以，虽然在名义上皇帝至高无上，但整个国家实际上是掌握在通过道德号召培养起来的文官集团的手里。
往轻了说，文官集团掌握了国家的话语权，这就是为什么燕王朱棣在抢了自己侄子的皇位之后，一定要让文官集团的代表方孝孺来写继位诏书的原因。往重了说，实际掌控国家的不是皇帝，而是文官集团，甚至连皇帝都要被文官集团压制。这种事情在明朝发生过很多次，在嘉靖时期，就有所谓的“大礼议”之争，皇帝和文官集团为究竟应该叫自己的父亲为“父亲”还是“叔父”这件事几乎决裂。
万历身为皇帝，一生却连皇宫都没出过几次，最远的一次是去十三陵，查看自己的陵墓的修建情况。而具体在立太子这件事上，其实站在文官士大夫的角度，万历的哪个儿子当皇帝都无所谓，这个人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但是，让谁当皇帝这件事，一定得我们说了算，而不能万历皇帝自己掌控。因为他们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所以只要在立太子这件事上跟皇帝站在一起的，就一定是奸佞小人。这样一来，万历皇帝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
万历可以处罚一些具体的官员，但是他不可能和整个文官集团为敌，所以无论万历皇帝怎么抗争，在立太子这件事上，他也只能无可奈何的妥协。所以，黄仁宇在书中写道，“此时，皇帝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的臣僚也再没有机会能使皇帝按照他们的意志执行任务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
因为立太子的事件，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彻底决裂，他开始长期罢工。这让文官集团也很难受，虽然他们只把皇帝当作国家的象征，但是万历皇帝的消失，让他们失去了展示道德的最大舞台，连大骂昏君的机会都没有了。明朝政府从此变成了一潭死水，文官们只能希望万历皇帝早早驾崩，但是万历皇帝一直活到了1620年。这个时候，帝国的暮气之深，已经是回天乏术了。24年后，也就是1644年，明朝就灭亡了。
第三部分
好，这是在黄仁宇笔下的第二个时代侧影，万历皇帝。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侧影，也就是一代名将戚继光。因为戚继光最能体现明朝中后期的军事困境，所以在说了经济和政治的困境之后，我们重点来说戚继光。
戚继光是在万历十五年年末的时候去世的，在他生前，他曾经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但对于这样一位将军的死，朝廷居然没有任何反应，甚至连正式记录都没有，这当然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不过，在明朝，被不公平对待的武将，不止戚继光一个。
我们都知道，从宋朝开始，中国政府就重文轻武，甚至有不怕文官贪污，就怕武将造反的说法。明朝就更是这样了，对武将处处不信任，处处限制。比如说，在打仗这件事上，按理来说，应该让统帅掌握所有资源来保证战争的胜利。但是明朝，后勤供应根本不会交给武将管理，甚至按纯军事目的，对后勤进行合理部署，都不被允许。在具体的战争过程里，不懂军事的文官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将领指指点点。如果武将在当机立断，迅速投入战斗，就是贪功冒进，就是匹夫之勇。如果谨慎行军，注重防守，就会被说成是，畏缩不前，贪生怕死。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有效地杜绝武将叛乱，但是代价也许更严重，就是明朝的军队战斗力非常低下。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1555年的时候，有一股倭寇在南京附近烧杀抢掠，围着南京绕了一圈，一共杀了4000多人。按理说，这应该是一股不小的军事力量，可你猜猜，一共有几个倭寇？一共不到七十个，对，不到七十个。而当时驻守在南京附近的明朝军队有多少，有十二万。可见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低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说，戚继光奉命去讨伐倭寇，靠这种军队是不行的，所以戚继光就开始进行军事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重新建立军事组织。
首先，原来那些混日子的兵痞当然不能用了，必须要重新招募。戚继光的招募标准很简单，就是淳朴、听话，所以入选的大多数是农民。训练方法表面上也非常简单，就是事无巨细地对士兵进行组织训练，细到什么程度呢？连制作干粮，都有明确的标准。在具体的战斗训练里，士兵不需要拥有超常的武力，每天都在进行相对简单的动作拆解。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士兵们在战斗里能很好的配合。然后，戚继光在士兵已经能配合良好的基础上，发明了“鸳鸯阵”。
表面上看，“鸳鸯阵”是一套比较复杂的阵法，组成阵法的一共十二个人。其中一名队长，两名盾牌手，四名长枪手，两个狼筅手，两名镗钯手，还有一名火枪手。我们简单解释一下，盾牌手在队伍最前，负责防御和吸引火力。狼筅手，在两侧，伺机用狼筅，也就是两三米长，带枝叶的毛竹，把敌人扫倒，然后长枪手一拥而上，把敌人戳死。镗钯手和火枪手负责后方守卫。倭寇虽然个人战斗力很强，但是他们习惯单兵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是“鸳鸯阵”的对手。
你看，戚继光确实是军事天才吧。但是，且慢，这里面有个问题，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在“鸳鸯阵”中，有一个人是配备火枪的。当时的火枪，被称为“鸟铳”，也就是欧洲的火绳枪。虽然操作比较复杂，杀伤力也比较有限，但对付散兵倭寇和游牧骑兵，都很有效果。至少比大毛竹做的狼筅有效。而且在当时，除了鸟铳之外，明朝也有小型的火炮。那既然这样，戚继光不大规模地组建火器军，而是要废那么大力气搞什么“鸳鸯阵”呢？
其实早在戚继光之前，就有人有过这个想法。名将俞大猷就说过，应该把倭寇堵在海上打，而海战很简单，谁船多，谁武器好，谁就能赢。也就是所谓，“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但说起来简单，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整个国家的生产模式，都要改变。
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看，狼筅、镗钯、刀枪剑盾这些东西，没有精细化的要求，刀砍断了，换一把钝的，也能用。所以戚继光的军队有一万多人，却没有统一的后勤，武器、粮食全部靠分散支援。但是，鸟铳就不一样了，它必须要统一化生产，而且对生产标准要求很高。如果达不到要求，或者无法统一生产，就会出现戚继光说的那种，弹药和口径不相符，引火线无法点等情况。但是要实现大规模精细化生产，就必须对人员、材料和经费进行集中管理和调配，成立单独的生产系统。同时，军队也要进行精英化的重组，甚至要重新定义军人的地位。
而这一切，不光是技术条件达不到，文官集团也不允许，因为这样的军队已经超出当时文官集团的理解和控制范围了。所以，尽管俞大猷关于军事建设的设想非常先进，戚继光却只能采取一种更实际、更原始的军事组织方式。而且，尽管戚继光一再妥协，他训练“戚家军”还是需要张居正的支持。所以，在张居正回乡葬父期间，戚继光会专门安排一支鸟铳队护送。
后来，张居正被皇帝和文官集团清算，戚继光自然也被牵连，他被罢官免职。就这样，一代名将，最终只能默默死去。
第四部分
好了，这三个侧影我们都说完了，我们可以看到，张居正、万历皇帝和戚继光都是悲剧性的人物，而他们的悲剧不是哪个人造成的，而是因为时代的困境。现在，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困境。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说过，这个困境的本质，是精细的工商业社会和小农社会之间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在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都有体现。简单来说，对于中国这样大体量的农业国家来说，它的首要目的，是要维持整个国家不散摊子。具体来说，就是要想方设法维持社会的稳定，所以只能追求“大约”，也就是差不多就可以了。政治上，用道德这样的抽象原则维持就可以了，经济上收收农业税就行了，在军事上，就算士兵用大刀也不错。
而精细的工商业社会就不一样了，它要求的是精细和明确。比如，在政治上，英国女王和首相分工明确，一个是国家象征元首，一个是行政总长，互不干涉。在经济上，国家要掌握每家每户每个人的收入情况，以此来控制国家税收。在军事上，集中社会资源，组建一支现代化的职业军队。
所以，黄仁宇才会在书里反复提到“数目字管理”这个概念。如果中国不能完成数目字管理，无论张居正和戚继光多么天才，都不可能改革成功，他们只能成为时代冲突的悲剧。他们和万历皇帝都是在夹缝中生存，而申时行、海瑞和李贽就更是处在夹缝中的夹缝。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实现“数目字管理”谈何容易，马再快一天也只能跑六百里。所以，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现场，我们仍然能看到以上的种种困境。
不过，作为一部畅销的历史著作，争议肯定也不能避免。《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争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重判断，轻解释”，黄仁宇在书里，会进行大量的场景和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这样的写法当然非常好看。但具体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往往有据可查，不过人物的心理却少有依据，这算是历史研究的大忌。也是很多人把黄仁宇看作“旁门左道”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争议，是来自于它对中国的“历史观”。黄仁宇虽然是中国人，但是他的学统却是纯正的西方学统。从《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我们不难感受到他对中国历史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针对明朝，而是针对历史上的中国。另外，诸如“数字化管理”“现代性”这样的词汇，都是典型的西方语境。但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就算是在1587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行政和社会组织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技术虽然有许多瑕疵，但让传统中国维持了两千多年。
所以，对于《万历十五年》这样的著作，我们应该可以用“大历史观”去评价，它的影响和争议，都需要放到具体的时间去看待，也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于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无论影响再大，也有视野的局限。无论争议再多，也有传世的亮点。本解答内容来源于得到app 作者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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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这句话很好地体现出了黄仁宇“大历史观”，也就是：
历史并不是一人一时，或者一朝一世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的。而要发现这种联系和规律，就不能拘泥于单独的大小事件，必须将它放在大视野下，才能看得明白。
在黄仁宇眼里，万历十五年，这一年虽然发生的都是所谓的小事，但是如果把这些小事，放到更大的时间和空间里，就会发现这个时期的中国，实际上已经陷入到一种社会困境里，整个中国社会不但不能进一步增长，反而越来越崩坏。而这种困境，既不是明朝所特有的，也没有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结束。
它不是某一件事，或者每一个人的责任，它的本质是：精细的工商业社会和小农社会之间的冲突。在这本书里，作者将这些冲突具体反映在六个具有代表性的人身上。这六个人分别是，行政首脑张居正和申时行，万历皇帝朱翊钧，军事将领戚继光，还有道德楷模海瑞和思想家李贽。
这六个人虽然属于不同的领域，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悲剧性。张居正作为国家行政总负责人，拥有最大的权力，但是他生前推行的改革，不仅在死后被彻底推翻，甚至连他的家族也被政治清算，家族几乎灭亡。万历皇帝则被文官集团绑架，既无法让自己喜欢的儿子成为太子，也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甚至行动自由都被限制，最后他只能以不上朝的方式消极对抗。
而刚才提到的另一个行政首脑申时行，他就夹在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左右为难，最后不得不在千夫所指的情况下被迫辞职。一代名将戚继光，虽然在军事方面有突出的能力和天赋，但他却不能让新式武器发挥应有的作用，只能用比较原始的方法对付倭寇。而道德勇士海瑞，不光是一生不得志，而且被整个文官集团排斥。思想家李贽，不但自己陷入了言行不一的矛盾里，最后甚至被大多数人排斥，最终落得个自杀的下场。
在黄仁宇看来，这些悲剧不是因为个人或者偶然的原因所造成的，而统统是这个时代的侧影。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其中的几个侧影，来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个侧影，当然是张居正，作为帝国的行政首脑，他为什么要推行改革，又为什么死后成为众矢之的，被彻底推翻和清算；第二个侧影是万历皇帝，作为皇帝，他和大臣们到底有什么恩恩怨怨？黄仁宇为什么说他是“活着的祖宗”；第三个侧影是戚继光，作为一代名将，他发明的“鸳鸯阵法”到底是一种军事创新？还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①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人，张居正。我们都知道，张居正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那他为什么要改革呢？
我们都知道，万历皇帝是明朝倒数第四位皇帝，亡国之君崇祯是他的孙子。而明朝在万历去世后二十多年就灭亡了。虽然我们不能说，明朝的灭亡跟万历皇帝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万历登基的先后，明朝已经陷入很多困境。比如说，在军事上，明朝政府至少要花费很大精力来应对两个方向的敌人，分别是北方的蒙古、东南的倭寇。在经济上，明朝政府已经陷入经济倒退和财政赤字，朱元璋时期，农业税收将近三千万石。而到了明朝中后期，一年农业税收还不到2300万石。
也就是说，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明朝的农业税收居然下降了23%。收入少了，开销却也越来越大。以官员数量为例，朱元璋时全国只有不到三万名官员，到了万历年间，全国有八万多。而且，这八万人的实际收入，比朱元璋时期的官员要高多了。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
所以，在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掌握最高行政权之后，就开始改革。
改革过程比较复杂，简单来说主要是两条。一是整顿官吏，也就是对官员进行绩效考核，不合格的就淘汰。二是对土地进行管理和监控，比如丈量土地、清查流民，说白了主要就是打击偷税漏税。因为当时很多土地被隐匿，人口属于黑户，政府收不上来钱。同时，张居正的改革还涉及军事方面的尝试，不过这一部分的主角是戚继光，我们后面会讲到。
一开始，改革也很有成果，让国家有了十年的粮食储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这种大好局面，随着张居正的去世，就人亡政息了。不光是这样，连张居正本人也遭到清算，家产被查抄，儿子也被迫自杀。而主要推翻张居正的，就是张居正的学生万历皇帝本人。为什么会这样？解释有很多，最广泛的说法，就是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所以遭到报复。
但在黄仁宇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根本原因是，张居正的改革内容，和传统中国的固有国家逻辑相冲突。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看，传统中国的固有国家逻辑是什么？
今天我们都说中国幅员辽阔，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但是，对于古人来说，如何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古代中国虽然被称为是“中央集权”甚至“专制”，但是你想，比如说，云南的一个县，距北京两千公里，就算六百里加急快马，一来一回也要几个月时间。所以皇帝就算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掌握那个县和县令的具体情况，何况全国这样的县有一千多个。
也就是说，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其实整个国家，在今天看来属于半失控的状态，否则也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税收收不上来的情况了。不光明朝是这样，以往的朝代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分裂其实就是中央对地方彻底失控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维持国家的基本统一和治理，只能依靠官员的个人素质。而中央政府能做的，就是要不断地强化和提高天下人，尤其是读书人的精神自觉，也就是道德。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记述历史的时候，会对人物进行道德脸谱化的原因。也就是说，传统中国只能以“忠”“孝”“敬天”“法祖”这样的抽象原则指导整个社会，而实际操作还是依赖个人。
这就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道德成了至高无上的话语，只要游离于道德之外的事或人，主流社会都是不接受的。注意，传统中国的道德标准，其实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社会标准。比如说，二十四孝里的很多行为是反人性和没有必要的。因为人们认为，只有用超高标准去要求，人们最后才能做到一般水平。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不期望人人是海瑞，但至少要保证，大多数人不是和珅。所以，当王安石提出政府向老百姓提供贷款的时候，司马光会坚决反对。名义上是说“政府不能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在说“官员不能与民争利”。尽管实际上与民争利的官员大有人在，但是这个道德的口子不能开。
知道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张居正。张居正改革，表面上看，就是进行制度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有很高的技术性要求，比如说对官员的绩效考核。表面上看，就是给各个官员设定任务，让他们去完成，但是，怎么对任务进行合理化的制定，既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有效的调控，很容易死板僵化。比如，一年要抓几个罪犯，要收多少税。所以，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很多任务实际上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完成的。比如，为了凑数，把没有犯罪的人抓起来，或者强制收税等等。
再比如，张居正要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很多官员为了彰显政绩，就虚报土地数量。这样一来，多出来的坑，就是老百姓去填。也就是说，张居正推行改革，虽然初心是好的，方案也基本没问题，但问题是，在技术条件没达到的情况下，作为改革的总负责人，他也没有办法掌握和控制改革的具体情况和操作，也就是黄仁宇在书中说的“数目字管理”，而这就一定会引起其他的社会问题。再加上他既然要“改天换日”，就免不了要专断独权，培植自己的党羽，甚至勾结宦官。但这一系列行为，传统的道德体系是不能接纳的。
所以我们看，在这样情况下，张居正日后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②下面我们来说第二个侧影，就是史上最牛的罢工者，万历皇帝。
之所以说万历皇帝是史上最牛的罢工者，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居然三十多年不上朝，算是创了历史之最。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做呢？过去，我们一般的印象就是，他是个昏君，只知道享乐贪财，说他只会坐在龙床上数钱，甚至有一条腿都有些残废。但其实，万历皇帝并不是一个昏君，有一件事能证明这一点。
1592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对朝鲜发动了侵略，朝鲜向明朝求救。当战报送到北京之后，很久不上朝的万历皇帝突然出现，力主派兵支援朝鲜，甚至主动表示，愿意自己掏腰包出军费。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作为一个皇帝，万历有他的担当和决断。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他会长期罢工呢？在黄仁宇看来，万历这是在用不上朝的方式表达自己不满。那他的不满又是什么呢？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不能让自己喜欢的儿子成为太子。
既然身为皇帝，怎么会有他干不成的事呢？而且这件事看起来还是他的家事。这就涉及到我们对“皇帝”这两个字的理解。在一般印象里，皇帝就是大权独揽的统治者，想用谁用谁，想杀谁杀谁。这是一种误解，面对这么大一个国家，无论是打天下，还是治天下，皇帝都不可能一个人完成，他需要合作者。打天下要靠军功集团，治理天下需要文官集团。这就像开一家公司，要有合伙人一样，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其实是大于从属关系的。
所以，很多朝代开国的时候，都会发生屠杀功臣的事情。其实皇帝主要不是害怕功臣们抢夺皇位，而是害怕他们影响、甚至控制皇帝。所以，一个朝代建立之后，要想方设法让一些合伙人出局。军功集团没了就没了，因为不需要打天下了嘛，但是治理天下是个长期的事情，皇帝要依靠文官集团。面对文官集团，皇帝可以换人，却不能让整个文官集团全部出局。
面对这么大一个国家，皇帝根本管不过来。明朝本来规定皇帝一天要看一百八十多份奏折，一百八十多份听上去挺多，但是对于这个国家来说，真的是连万分之一都不到。你想，现在一个中型公司的领导一天也要看一百多份文件吧。所以，虽然在名义上皇帝至高无上，但整个国家实际上是掌握在通过道德号召培养起来的文官集团的手里。
往轻了说，文官集团掌握了国家的话语权，这就是为什么燕王朱棣在抢了自己侄子的皇位之后，一定要让文官集团的代表方孝孺来写继位诏书的原因。往重了说，实际掌控国家的不是皇帝，而是文官集团，甚至连皇帝都要被文官集团压制。这种事情在明朝发生过很多次，在嘉靖时期，就有所谓的“大礼议”之争，皇帝和文官集团为究竟应该叫自己的父亲为“父亲”还是“叔父”这件事几乎决裂。
万历身为皇帝，一生却连皇宫都没出过几次，最远的一次是去十三陵，查看自己的陵墓的修建情况。而具体在立太子这件事上，其实站在文官士大夫的角度，万历的哪个儿子当皇帝都无所谓，这个人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但是，让谁当皇帝这件事，一定得我们说了算，而不能万历皇帝自己掌控。因为他们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所以只要在立太子这件事上跟皇帝站在一起的，就一定是奸佞小人。这样一来，万历皇帝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
万历可以处罚一些具体的官员，但是他不可能和整个文官集团为敌，所以无论万历皇帝怎么抗争，在立太子这件事上，他也只能无可奈何的妥协。所以，黄仁宇在书中写道，“此时，皇帝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的臣僚也再没有机会能使皇帝按照他们的意志执行任务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
因为立太子的事件，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彻底决裂，他开始长期罢工。这让文官集团也很难受，虽然他们只把皇帝当作国家的象征，但是万历皇帝的消失，让他们失去了展示道德的最大舞台，连大骂昏君的机会都没有了。明朝政府从此变成了一潭死水，文官们只能希望万历皇帝早早驾崩，但是万历皇帝一直活到了1620年。这个时候，帝国的暮气之深，已经是回天乏术了。24年后，也就是1644年，明朝就灭亡了。
③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侧影，也就是一代名将戚继光。因为戚继光最能体现明朝中后期的军事困境，所以在说了经济和政治的困境之后，我们重点来说戚继光。
戚继光是在万历十五年年末的时候去世的，在他生前，他曾经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但对于这样一位将军的死，朝廷居然没有任何反应，甚至连正式记录都没有，这当然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不过，在明朝，被不公平对待的武将，不止戚继光一个。
我们都知道，从宋朝开始，中国政府就重文轻武，甚至有不怕文官贪污，就怕武将造反的说法。明朝就更是这样了，对武将处处不信任，处处限制。比如说，在打仗这件事上，按理来说，应该让统帅掌握所有资源来保证战争的胜利。但是明朝，后勤供应根本不会交给武将管理，甚至按纯军事目的，对后勤进行合理部署，都不被允许。在具体的战争过程里，不懂军事的文官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将领指指点点。如果武将在当机立断，迅速投入战斗，就是贪功冒进，就是匹夫之勇。如果谨慎行军，注重防守，就会被说成是，畏缩不前，贪生怕死。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有效地杜绝武将叛乱，但是代价也许更严重，就是明朝的军队战斗力非常低下。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1555年的时候，有一股倭寇在南京附近烧杀抢掠，围着南京绕了一圈，一共杀了4000多人。按理说，这应该是一股不小的军事力量，可你猜猜，一共有几个倭寇？一共不到七十个，对，不到七十个。而当时驻守在南京附近的明朝军队有多少，有十二万。可见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低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说，戚继光奉命去讨伐倭寇，靠这种军队是不行的，所以戚继光就开始进行军事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重新建立军事组织。
首先，原来那些混日子的兵痞当然不能用了，必须要重新招募。戚继光的招募标准很简单，就是淳朴、听话，所以入选的大多数是农民。训练方法表面上也非常简单，就是事无巨细地对士兵进行组织训练，细到什么程度呢？连制作干粮，都有明确的标准。在具体的战斗训练里，士兵不需要拥有超常的武力，每天都在进行相对简单的动作拆解。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士兵们在战斗里能很好的配合。然后，戚继光在士兵已经能配合良好的基础上，发明了“鸳鸯阵”。
表面上看，“鸳鸯阵”是一套比较复杂的阵法，组成阵法的一共十二个人。其中一名队长，两名盾牌手，四名长枪手，两个狼筅手，两名镗钯手，还有一名火枪手。我们简单解释一下，盾牌手在队伍最前，负责防御和吸引火力。狼筅手，在两侧，伺机用狼筅，也就是两三米长，带枝叶的毛竹，把敌人扫倒，然后长枪手一拥而上，把敌人戳死。镗钯手和火枪手负责后方守卫。倭寇虽然个人战斗力很强，但是他们习惯单兵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是“鸳鸯阵”的对手。
你看，戚继光确实是军事天才吧。但是，且慢，这里面有个问题，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在“鸳鸯阵”中，有一个人是配备火枪的。当时的火枪，被称为“鸟铳”，也就是欧洲的火绳枪。虽然操作比较复杂，杀伤力也比较有限，但对付散兵倭寇和游牧骑兵，都很有效果。至少比大毛竹做的狼筅有效。而且在当时，除了鸟铳之外，明朝也有小型的火炮。那既然这样，戚继光不大规模地组建火器军，而是要废那么大力气搞什么“鸳鸯阵”呢？
其实早在戚继光之前，就有人有过这个想法。名将俞大猷就说过，应该把倭寇堵在海上打，而海战很简单，谁船多，谁武器好，谁就能赢。也就是所谓，“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但说起来简单，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整个国家的生产模式，都要改变。
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看，狼筅、镗钯、刀枪剑盾这些东西，没有精细化的要求，刀砍断了，换一把钝的，也能用。所以戚继光的军队有一万多人，却没有统一的后勤，武器、粮食全部靠分散支援。但是，鸟铳就不一样了，它必须要统一化生产，而且对生产标准要求很高。如果达不到要求，或者无法统一生产，就会出现戚继光说的那种，弹药和口径不相符，引火线无法点等情况。但是要实现大规模精细化生产，就必须对人员、材料和经费进行集中管理和调配，成立单独的生产系统。同时，军队也要进行精英化的重组，甚至要重新定义军人的地位。
而这一切，不光是技术条件达不到，文官集团也不允许，因为这样的军队已经超出当时文官集团的理解和控制范围了。所以，尽管俞大猷关于军事建设的设想非常先进，戚继光却只能采取一种更实际、更原始的军事组织方式。而且，尽管戚继光一再妥协，他训练“戚家军”还是需要张居正的支持。所以，在张居正回乡葬父期间，戚继光会专门安排一支鸟铳队护送。
后来，张居正被皇帝和文官集团清算，戚继光自然也被牵连，他被罢官免职。就这样，一代名将，最终只能默默死去。
好了，这三个侧影我们都说完了，我们可以看到，张居正、万历皇帝和戚继光都是悲剧性的人物，而他们的悲剧不是哪个人造成的，而是因为时代的困境。这个困境的本质，是精细的工商业社会和小农社会之间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在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都有体现。简单来说，对于中国这样大体量的农业国家来说，它的首要目的，是要维持整个国家不散摊子。具体来说，就是要想方设法维持社会的稳定，所以只能追求“大约”，也就是差不多就可以了。政治上，用道德这样的抽象原则维持就可以了，经济上收收农业税就行了，在军事上，就算士兵用大刀也不错。而精细的工商业社会就不一样了，它要求的是精细和明确。比如，在政治上，英国女王和首相分工明确，一个是国家象征元首，一个是行政总长，互不干涉。在经济上，国家要掌握每家每户每个人的收入情况，以此来控制国家税收。在军事上，集中社会资源，组建一支现代化的职业军队。所以，黄仁宇才会在书里反复提到“数目字管理”这个概念。如果中国不能完成数目字管理，无论张居正和戚继光多么天才，都不可能改革成功，他们只能成为时代冲突的悲剧。他们和万历皇帝都是在夹缝中生存，而申时行、海瑞和李贽就更是处在夹缝中的夹缝。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实现“数目字管理”谈何容易，马再快一天也只能跑六百里。所以，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现场，我们仍然能看到以上的种种困境。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争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重判断，轻解释”，黄仁宇在书里，会进行大量的场景和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这样的写法当然非常好看。但具体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往往有据可查，不过人物的心理却少有依据，这算是历史研究的大忌。也是很多人把黄仁宇看作“旁门左道”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争议，是来自于它对中国的“历史观”。黄仁宇虽然是中国人，但是他的学统却是纯正的西方学统。从《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我们不难感受到他对中国历史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针对明朝，而是针对历史上的中国。另外，诸如“数字化管理”“现代性”这样的词汇，都是典型的西方语境。但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就算是在1587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行政和社会组织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技术虽然有许多瑕疵，但让传统中国维持了两千多年。
所以，对于《万历十五年》这样的著作，我们应该可以用“大历史观”去评价，它的影响和争议，都需要放到具体的时间去看待，也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于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无论影响再大，也有视野的局限。无论争议再多，也有传世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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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是1997年5月三联书店出版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作者是黄仁宇。
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黄仁宇用近乎平淡的笔触分析一个皇朝从兴盛走向衰颓的原因，而这些平淡的叙述自有力量，他淡然勾勒出的人生困境，即便是对历史学不感兴趣的读者，也心有戚戚焉。
黄仁宇此书，反映的乃是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大失败的全记录，作者又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由于作者熟悉西方宪政及历史，因此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缺乏数目化管理，并将中国社会的结构比喻为“潜水艇面包式”(submarinesandwich)的社会结构：“上面一块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则是儒家的道德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因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古老国家，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面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违法的行为做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可资遵循的成文条例（即使有成文的规则，也多半道德宣誓的作用远大于实际功效）。而这种社会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在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万历皇帝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立储这个问题上却一直不能如愿，在与群臣争斗了数十年之后最终屈服，这种屈服表面上是向群臣屈服，实际是在向体制屈服;又如戚继光为了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不得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离，这种游离迫使他投机取巧，巴结权贵，最终仍逃脱不了政治中的现实，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在书中，所有的人物，无论地位，无论善恶，统统都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他们或身败，或名裂，还有的身败兼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者。他们的个人理想、价值在–个黑暗大时代里被社会现实击得粉碎，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湮灭了。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
作者在全文中，以深厚的史学素养和远见卓识，用大胆、平实的笔触评说明史，进而评述中国的历史。他在这本史著中赋予了历史真实鲜活的面容，不仅可以使人们清晰地体验到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的较量，更重要的是给人们以遐想的空间和回味的余地。细心的读者不仅可以从中品味个人的人生酸楚，而且还会发现隐藏于表面背后的历史积淀。用这种方式撰写历史，不仅能唤起人们对往昔客观历史的记忆，更重要的是让人们从深厚的历史迷雾中走出，进而思索。因此，读过此书的人都说:“读《万历十五年》给人现实意义上的启迪远在其史料价值之上。
此作品褒贬不一。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梧桐认为，《万历十五年》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并非全部真实、可靠，得出的结论失之于偏颇、片面，作为学术著作不够格，作为大众读物传播的是错误的明史知识，不值得肯定和热捧。 陈梧桐说：“我查过《万历十五年》的脚注，并非完整引用，多是掐头去尾，是在搞‘六经注我’——对我有用的材料才用，没用的直接去掉。还有一些脚注根本找不到原文。换言之，这样的‘大历史’就是不顾细节，数字错了，细节错了，也无所谓。”
清末的中体西用说是为“西化”论起了个张本，而黄仁宇的西体中用说，则是现代化论与历史目的论下的调和之说。 ——（陈正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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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说：鲁迅从来没有被好好谈过。这话也适用于黄仁宇。尽管《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等书被三联书店不断地重印，但学术界对黄仁宇似乎避而不谈，即便是有限的几篇学术讨论，也多是批评。恰好我上个月重读了黄仁宇集，尤其是三联新出的精装本《黄河青山》，所以，我想说说自己的不成熟的观点，供各位批评。
除了学术界的冷遇，李怀宇杂写访美中国学人的书里，没有提到黄仁宇。我想这是一种黄仁宇式的尴尬。这种尴尬一是跟他所处的位置有关，既非大陆，又非港台，而是在美国的非主流大学任教，还被解聘了。这就导致他在学术界没有弟子传人。他的大历史观，不管正确与否，都像投入学术之海的一颗石子，响了一声，便沉没海底。二是跟他的治史取向有关，他既不是马列信徒，也不是考史传统，又不愿意写美国主流式的学术论著。这就导致他的书，虽然提出史观，但史料考辨似乎差一些；虽然有史料考辨，但行文却显得通俗而非学术的严谨。而这两种尴尬的背后，其实是他中年治史导致的。他无师承，虽然博士导师是比自己小很多的余英时，他在《黄河青山》中不无调侃地说自己做了朋友儿子的学生。
然而，当我们要冷静地分析他的著作时，不管这些著作是通俗还是学述，必须要追问他为什么要在中年选择学习历史？促成他学习历史的动力是什么？这是理解他的史观和著作的逻辑起点。
在学习历史之前，他是一名军官，参与国共内战，他想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近代落后了？这个落后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如何从落后的局面走出来并走向复兴？，而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寻，势必要以历史学家的冷静去探索过去，因而，也就势必要超脱国家、政党的派性偏见。
他把近代中国落后的起点，放在了晚明，以经济史的视角来观察明代中国的困境，先是写了明代财政税收的博士论文，然后写了《万历十五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写完《万历十五年》时，他并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在祖国不断重印不断被人讨论。接到中华书局出版《万历十五年》的消息时，他也接到了任教大学的解聘书。那时的黄仁宇，完全是一副落魄、不得意的学者。这种颓丧的心情，充溢在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一书中。他并没有准备生前出版这本书。在写这本书时，他也不会料到自己的后半生会突然走运。
《万历十五年》一书出版的始末，参看傅璇琮的《治学清历》。这本书火的原因，既有时代因素，也有学术因素。就时代而言，当时中国重新改革开放，重新面对西方，而此书的主题则是明朝在1587年的彻底失败。虽然明朝要在1662或是1683年才彻底消亡，但在精神上，黄仁宇已经在1587年宣判了它的死刑。都是旧制度的衰亡，都面临着如何展开下一步的困境，这是本书火起来的时代因素。就学术而言，本行云流水的行文以及细节描述，仿佛唤醒了司马迁以来传统中国历史的叙事传统。而这一久违的传统，在梁启超以来的新史学革命中，被消解了。历史著作除了考证，便是某些理论的注脚。时至今日，在理想的历史普及中，即既有学术深度又能流畅表达且匠心独运的结构，本书依然是王者。甚至可以说，本书开启了“年号+某年”的历史通俗著作写作套路，但跟风者无一例外，都是狗尾续貂。本书的一个无法超越的点是，1587年，在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以前，根本就是没人注意的无关紧要的一年。而作者却巧妙地把明朝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的生死或人生选择通过这一年链接在一起。
如果说此书是对明朝历史的追溯，那么《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则把明朝以前的历史追溯完毕。这本书的行文风格，也是在学术和普及之间。作者的这一风格，与他任教讲课有关。这背后，也同样凝结着他的心血，尽管看起啦很容易。
而贯穿追溯背后的逻辑，则是他的大历史观。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史观具有中性，或者说作者试图让它中性。既不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也不是以中国为准绳。其次，作者并没有系统地论证他的史观。他似乎不愿意用各种材料或史学思想来建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更像是提出一个方向或是口号。
对着这种史观的对错评判，我过去是批评的，因为任何史观都不可避免地将历史真实简化。当然，这种简化是对历史现象的简化，而非对现象背后的趋势或规律的简化。如果指向后者，则必须要简化。但是，现在，当我们重新去看他的治史出发点时，便会多一分同情之理解。他自始至终都是站在一个现代人的角度去看过去的历史，而非去感受历史当局者。
这个立场可以批判吗？当然可以，但是这又涉及到一个史学理论的难题。我们都是有意无意地以今人的眼光看待过去，接近或走人古人内心真的是毫无障碍吗？
因此，我这个答案的最后意见是，不妨多一种角度去看，但也不必委曲自己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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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美国华裔历史学家，师从余英时，以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史学名著《万历十五年》是他的名著，这本书是迄今为止，销量最多的历史领域的学术专著。
万历十五年，也就是明朝万历皇帝在位的第十五个年头。那在历史上这一年，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没有，除了全国各地发生一些小规模的自然灾害之外，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叙述的大事。所以，这本书的英文版的书名是“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过来就是，“1587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份”。但这一年真的无关紧要吗？当然不是，如果真的无关紧要，黄仁宇就不会写这么一本历史专著了。
那为什么要围绕这一年写一本书？
用黄仁宇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这句话很好地体现出了黄仁宇“大历史观”，也就是：历史并不是一人一时，或者一朝一世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的。而要发现这种联系和规律，就不能拘泥于单独的大小事件，必须将它放在大视野下，才能看得明白。
所以，在黄仁宇眼里，万历十五年，这一年虽然发生的都是所谓的小事，但是如果把这些小事，放到更大的时间和空间里，就会发现这个时期的中国，实际上已经陷入到一种社会困境里，整个中国社会不但不能进一步增长，反而越来越崩坏。而这种困境，既不是明朝所特有的，也没有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结束。
它不是某一件事，或者每一个人的责任，它的本质是：精细的工商业社会和小农社会之间的冲突。在这本书里，作者将这些冲突具体反映在六个具有代表性的人身上。这六个人分别是，行政首脑张居正和申时行，万历皇帝朱翊钧，军事将领戚继光，还有道德楷模海瑞和思想家李贽。
这六个人虽然属于不同的领域，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悲剧性。张居正作为国家行政总负责人，拥有最大的权力，但是他生前推行的改革，不仅在死后被彻底推翻，甚至连他的家族也被政治清算，家族几乎灭亡。万历皇帝则被文官集团绑架，既无法让自己喜欢的儿子成为太子，也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甚至行动自由都被限制，最后他只能以不上朝的方式消极对抗。
另一个行政首脑申时行，他就夹在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左右为难，最后不得不在千夫所指的情况下被迫辞职。一代名将戚继光，虽然在军事方面有突出的能力和天赋，但他却不能让新式武器发挥应有的作用，只能用比较原始的方法对付倭寇。而道德勇士海瑞，不光是一生不得志，而且被整个文官集团排斥。思想家李贽，不但自己陷入了言行不一的矛盾里，最后甚至被大多数人排斥，最终落得个自杀的下场。
在黄仁宇看来，这些悲剧不是因为个人或者偶然的原因所造成的，而统统是这个时代的侧影。
以上内容就是小编分享的关于怎么评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