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简介牡丹亭(汤显祖简介生平)

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为什么不把莎士比亚称为“西方的汤显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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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东西方文化对比问题,我们先分别从两人所处的时代及两个所取得的成就展开来讲。

一、莎士比亚,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欧州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借助于古代希腊文化中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以世俗的形式对封建制度和宗教势力所进行的斗争,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只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也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时期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广泛地反映了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可以当做这个时代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来读。他的创作主要有历史剧,悲剧、喜剧和传奇剧,成就最高的是悲剧,悲剧中的顶尖作品当属《哈姆莱特》。

莎士比亚用哈姆莱特这个形象深刻地揭示了他自己的理想与英国现实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他的人文思想在丑恶的现实面前完全破灭。这部作品是莎士比亚艺术上成熟的标志,主要是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的丰富性,语言丰富而富于形象性、善于运用比喻隐喻等形象化的语言。

二、汤显祖(1550–1616),号若士,号海老,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被人称为绝代奇才。

汤显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代,市民阶层产生,对市俗文化有了大量的需求。而当时的社会到了封建制度的未期,半官化的地主豪绅已经成了十分腐朽和反动的势力,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封建专制的统治者越来越求救于被他们曲解的儒家学说—孔孟之道,他们把儒家的地位抬高到吓人的程度,一切都必须以孔子的话为标准,不允许有任何不同的见解,不允许独立思考,不允许百家争鸣及各种异端的存在。这种黑暗、污浊的社会空气,与欧洲中世纪相差无几。王阳明首先打破了这种学术风气,他开创的心学思想,很快就被社会接受,但很快就被官方宣布这异端邪说。但是,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首辅徐阶都是他的学生,汤显祖师从王的嫡传弟子罗汝芳,自然也是心学的追随者。他的创作很多,主要有《临川四梦》,当中最著名的是《牡丹亭》。

通过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他们二人基本上属于同时代的人,汤显祖稍大于莎士比亚。他们的差别表现在:一、文学成就不同,汤显祖的文学成就达不到莎士比亚的成就,莎士比亚的戏剧反映了英国社会的方面,而汤显祖的就要狭窄一些。二、社会影响不同。莎士比亚是当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颗明珠,当时能与他并肩的只有西班牙的塞万提思,甚至到了现在,莎士比亚仍然是欧洲文学上的明珠,反过来看汤显祖,在中国戏剧史上,与他齐名的大有人在,甚至还有人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他。

言归正传,为什么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不会被称为“西方的汤显祖”呢?首先这种提法是西方人提出的。我们知道,当”什么被称为是什么”时,显然,第一个”什么“是不如第二个”什么“的,如上分析,汤显祖总体上是超不上莎士比亚的,但是,西方人为了把汤显祖更好的介绍给西方人,所以用了这种说法,让西方人更好更快的掌握理解汤显祖而采取的办法。如果要称莎士比亚为西方的汤显祖,那只有中国人才这么叫。中国第一个使用莎士比亚的是梁启超,在1902年开始翻译时使用,1904年,林纾翻译了莎士比亚大部份剧作并出版,1924年田汉用话剧形式翻译了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看出,中国人真正接触到莎士比亚的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当时中国开始了学习西方的热潮,但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人始终有着先天的文化优越感,所以,就没有出现过象“西方的汤显祖”这种说法。

不知虽命名的,如果是西方人,那是对东方文化的最重,如果是国人,那就是自贬了。

都是牛人,汤显祖和关汉卿谁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更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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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和汤显祖均是中国戏曲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关汉卿的杂剧作品以“实”入戏,真切记录了元代社会的现状,是标志元杂剧走向成熟的领军人物,而汤显祖擅长以“情”入戏,真挚表达了封建社会对自由爱情的追逐,是明代剧坛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剧作家,创造了明代戏剧的高峰。由此可见,两人作为不同时代的不同戏作家,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文学地位,若二人一比高下,本文则认为关汉卿的地位显然比汤显祖更胜一筹,下面对比二人的创作旨趣、创作内容、创作艺术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创作旨趣对比:关汉卿尚俗,汤显祖尚情,以俗入理才能被人民喜闻乐见

关汉卿一生无官阶背景,常在民间游历,其艺术源于社会生活,创作主题有喜有悲,创作手法以“俗”入理,贴近下层百姓,敢于为百姓的不平呐喊、为民生的苦难讽刺,打造了良好的口碑。。而汤显祖历经官场15年,看透了官场黑暗无情,所以在他的作品多是畅快恣意的演绎出无情、有情和至情的三大层面和多元境界。

明代的汤显祖少年成名,14岁补为诸生,21岁中举人,之后开始印行书籍,小有名气的他却屡次进士科举失败,直到他33岁才入朝为官,为官十年后汤显祖就开始抨击朝中大臣,言辞激烈的他因冒犯了皇帝遭贬,颠簸七年之后,汤显祖便在万历二年(1598)毅然辞官归隐,百感交集中,写出“临川四梦”,即《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这四部剧作中,深切体现了汤显祖的“至情论”,肯定了“人生有情”的理念,强调了封建社会的人文关怀,如《紫钗记》中,汤显祖以“底层歌姬与权贵人士相恋”为社会背景,展现了小人物在封建社会的压迫下,依然会会有真情存在,霍小玉出身卑微,当她与富贵公子李益一见钟情时,便甘心为李益的妾室,后来由于太尉为李益安排了正妻,从而导致二人的恋情走向终结。汤显祖在作品中既赞美了人间真情的美好,也批判了那些破坏真情的丑恶行径,可谓一语双关,立意颇深。

而关汉卿生于金朝后期,元代建立时,他已经近50岁,此时的他已经活跃在元杂剧的创作圈中,有时也以演员的身份乔装打扮上台表演,年过半百的关汉卿早就经历过社会的动荡不安、政治的仕途无门,乐观旷达的关汉卿便放下士子的清高,开始走向民间,流连市井,用文学笔法反映民生疾苦、社会困境,并且提出治理方案。钟嗣成在《录鬼簿》中评价关汉卿为:

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

而在关汉卿的戏曲中,也多能够表现出他强烈的社会意识。如《救风尘》中关汉卿以“官二代周舍玩弄青楼妓女宋引章,花言巧语骗婚,婚后又对宋引章家庭暴力的丑恶嘴脸”为故事主题,反映了封建社会女性地位低下、受尽男性蹂躏的社会惨状,关汉卿用悲剧情节反映了社会政治的黑暗,但他却对这一黑暗提出解决方案,关汉卿刻画了宋引章的好姐妹赵盼儿,赵盼儿在姐妹危难之际,开始假意“勾引”周舍,“谗言”他休掉宋引章,与周舍多次周旋后,赵盼儿既救出了姐妹,又及时脱身,展现了民间女性的聪明智慧、反抗意识。

由此可看,关汉卿的戏曲创作来源于社会实践,他善于发现社会问题并解决问题,而汤显祖的戏曲创作来源于政治理想破灭后,开始以“情”感化民间,试图寄托自己的理想。在民间口碑上,汤显祖不及关汉卿。

创作内容对比:《窦娥冤》家喻户晓,《牡丹亭》书本略窥

同为中国戏曲史上的两位大亨,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被家家传唱,更是被许多人拿来替自己伸冤,可见其内容比较接地气,凸显了关汉卿的创作风格更加真切自然、人物塑造更加鲜活明确。而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采用奇幻结合,以一场生死交织的梦幻爱情,表达了对封建社会束缚的解脱,在后世影响中,最著名的是《红楼梦》中,借助《西厢记》和《牡丹亭》的爱情故事加深了宝黛之间的爱情融合、爱情悲剧。

汤显祖的《牡丹亭》描述了一位书生柳梦梅和官宦之家的千金杜丽娘之间的爱情故事,记录了两人一见钟情后,携手突破封建束缚无果,便病死在爱情的寻觅中,身为鬼魂的杜丽娘开始与阎王对抗,历经险阻,为情复生,两人在简陋的环境下结为夫妻,后来又面对家庭的阻挠,上诉皇帝,在皇帝面前倾诉衷情,皇帝为之感动,亲自主婚,表达对这种生死之恋的礼赞。这种奇幻的浪漫爱情,展现了汤显祖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但却很难引发底层百姓的共鸣,只能在青年男女中广为流传,所以清代的《红楼梦》借用《牡丹亭》一书来表达宝黛爱情的艰难,二人均想冲破阻碍,却以失败告终的悲惨故事。

而在关汉卿的笔下,《窦娥冤》中的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更具有震撼力,窦娥出生于书香之家,却因家境贫寒,被父亲抵债出卖,成了债主蔡婆婆的童养媳,17岁时的窦娥婚后不久又经历了丧夫之痛,身为寡妇的窦娥与婆婆相依为命,依然以放债收取高额利息为生,后遭人陷害被张驴儿父子救出,本想着恩人张驴儿父子是好人,却没想到这对父子想霸占蔡氏婆媳,蔡氏软弱逆来顺受,可窦娥坚贞执意不肯,导致张驴儿心生诡计,下毒陷害蔡氏逼迫窦娥,却没想到张驴儿的父亲误喝毒药,倒地身亡,张驴儿见此状,便栽赃给窦娥,对簿公堂时,法官胡乱判案,错杀窦娥,酿造千古冤案。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法律不完善、法治缺失导致官员腐败、徇私,许多冤假错案屡见不鲜。关汉卿针对这一社会现状,反映了官场黑暗、百姓蒙冤受苦,是在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清人王国维评价关汉卿的戏曲时说:

“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关汉卿对社会现实有独到的观察和深刻的认识,在他的戏曲中,万千底层百姓仿佛从演员身上看到了自己,每一位观众都像是剧情中的主人公,经历着民间的苦难,正是这种“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戏曲环境,酿造了关汉卿独一无二的地位。

创作艺术对比:汤显祖爱情题材反映封建政治,关汉卿广泛题材揭露社会黑暗

汤显祖在戏曲创作时一直秉承着“至情”的理念,他认为“情”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且伴随着生命的历程不断地演化,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评价戏剧表演时说:

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使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

汤显祖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戏剧活动让观众从冷漠无情的状态中调整过来,开始对世间万物发生情感,人们在这种情感的感召下,随着戏剧情节的变化而变化,就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所以,在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中,多是从儿女情长的角度来衬托政治势力的黑暗,表达一种反抗意识,寄寓作者的政治期望,相对于关汉卿而言,这种艺术题材是较为狭隘的。

而元代的关汉卿创作手法有悲有喜,创作题材不限于儿女情长,也有历史剧《单刀会》《西蜀梦》来展现三国时期的战乱纷繁,呼唤英豪来解救民生于水火之中;喜剧《金线池》《谢天香》《玉镜台》等反映了众多女性在颠沛流离的环境里,生死难保的境况下,如何反抗男性的压迫,彰显关汉卿对社会中女性的关怀与思考;悲剧《蝴蝶梦》《鲁斋郎》《五侯宴》等通过对民间劣性的乡绅压迫民间百姓,做出伤天害理、违法乱纪的毒害,揭示了黑暗势力的罪行,彰显了关汉卿捍卫人间正义的壮烈情怀。元代诗人杨维祯评价为:

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

在这段评价中,体现了关汉卿在剧本写作、戏剧表演时引人入胜的创作张力,他常常将君王、夫妇间的故事,转化为戏剧,表演给人们看,让很多人警醒。

关汉卿借助元杂剧的艺术样式,扩大了戏剧的内容题材,深刻揭露了社会的腐败、政治的黑暗,描述了受迫害者的人生经历,展示了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这是汤显祖的作品望尘莫及的创作艺术,更不及关汉卿作品中深深氤氲的对卑贱者敢于反抗、见义勇为的礼赞。

结语

生于元代的关汉卿,饱受蒙古统治的压迫,举仕无门的他流落于民间,用杂剧表演的形式生动展现了底层的生活气息和思想情态。关汉卿善于从民间俗事中发现艺术素材,真切揭露民间百姓疾苦、社会黑暗,而汤显祖仅仅是从“情”出发,来展现封建社会对自由的禁锢,在创作旨趣方面,关汉卿更接近广大百姓需求;在创作内容上,以二人的代表作为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仅仅展现了官宦人家爱情的束缚,曲折故事情节之后,给予了打破束缚的圆满结局,而关汉卿的《窦娥冤》家喻户晓,它以民间人物为对象,用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矛盾冲突再现了社会法治缺失,深刻的反映了社会的矛盾;此外,关汉卿的艺术题材不局限于悲剧、戏剧,还有历史剧来呼吁、反抗;而汤显祖的艺术题材仅限于青年男女的爱恋,尚未涉及到广泛地社会题材。所以,汤显祖在中国戏曲史的地位远不及关汉卿“人尽皆知”的口碑来的崇高。

作者:蔡小记

他们是元曲的两座高峰 。

因为题材不同,难以比较,不相上下,干脆并列第一吧。

汤显祖代表作《牡丹亭》是爱情浪漫题材,

关汉卿代表作《窦娥冤》是现实社会题材。

同是抚州名人,为什么抚州大张旗鼓宣传汤显祖而不是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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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说了西方有个莎士比亚 东方也有个汤显祖 多看新闻联播 关注时时政治 要考的

在《中国文学史》中,单独成一章的人只有五个,陶渊明、李白杜甫、李商隐、苏轼,李商隐凭什么与其他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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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为了答题,回去翻了翻小学教材。深深感到;

李商隐绝对是大家,在老李的诗集里随便扒拉,就能扒拉出绝世之作。你如果不会背或不知道,你最好远离中国文学。

比如:

相见时难别亦难;

君问归期未有期;

昨夜星辰昨夜风;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不问苍生问鬼神;

一寸相思一寸灰;

来是空言去绝踪……。

实话实说,老陶的诗,俺就记得“采菊东篱下”之世外桃源。

温李能够并称很有道理,老李爱情诗王子,温庭筠花间词鼻祖。

李商隐和他们四人并列,符合事实。

李商隐天才绝艳,无论爱情诗,咏怀诗,咏史诗,都是一流正品。

李商隐自古评价就高,号称古代朦胧诗。你看《红楼梦》里头林黛玉教香菱学诗,为什么不举例李商隐,因为李商隐诗才太高,不适合初学而已。

高中课本选唐诗单元,作品是李白《蜀道难》杜甫《秋兴八首》(其一)《登高》《咏怀古迹》白居易《琵琶行》李商隐《锦瑟》《马嵬》。可见评价之高。

南昌都出过哪些历史名人,说说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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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那些刻在南昌文化骨子里的伟人

孺子路——徐孺子

孺子路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东接八一大道,西至抚河北路与抚河中路交界处。南昌孺子路为南昌市餐饮一条街,东起八一大道、西接沿江路,全长1786米,路宽25米,沿街各类酒店、酒吧、饮食店80余家。因历史名人徐稚而得名。因历史名人徐稚而得名。

徐稚(公元97-168) 字孺子,号聘君,东汉南昌人,博学多才的著名隐士。幼时家境清寒,但勤奋好学,精通史学、哲学,对正确认识、数学等亦有很高造诣,卓然与世俗不同。由于他学识渊博且又虚已待人、和睦乡里,青年时代即已闻名海内。桓帝时,宦官专权,官场腐败,徐稚洁身自好坚不为伍,隐居南昌故里,追羡梅福遗风,在梅福宅东筑室而居,淡泊持志,躬耕自食,为人恭,俭、义、让,非礼不言,曾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举茂才,均辞谢不就,拒不为官。世人盛赞其高风亮节,尊称他为“南州高士”。守义廉洁之士陈蕃任豫章太守时极少接待宾客,唯徐稚除外,来而不拒,并特设一榻供徐稚专用,徐去则悬之。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写“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即言此。

永叔路——欧阳修

永叔路东起南昌市八一大道,西至象山南路,全长861米。该路初建于1928年,以纪念北宋文学家、江西吉水人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而命名。“文革”期间曾先后更名为“向阳路”、“会昌路”。1984年复名为“永叔路”。永叔路没有过多繁华的商业景象,更多的是透着生活气息。坐下来吃个热气腾腾的早餐,相互寒暄几句,是街边最常见的景象,在这里可以看到南昌人最原汁原味的市井生活。

仿古街——王勃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滕王阁因为王勃的《滕王阁序》而名垂千古!王勃(约650年-约676年),字子安,汉族,唐代诗人。古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出身儒学世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王勃为四杰之首。作品有《滕王阁序》等。凡是去滕王阁游玩,都会去和滕王阁一路之隔的仿古街逛逛。

仿古街和滕王阁就是一路之隔,但在这却没有城市的喧扰,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都不多,街两旁的道路也 颇有古典气质,有一种让人很清新的感觉。仿古街的店面主要是经营旅游纪念品、工艺美术品、古玩、花木、特色小百货、食品等商品,酒楼、 餐馆、小吃、茶楼等一应俱全。

石头街——徐氏夫妻

提到南昌的石头街,那就不得不提下石头街的麻花!话说一百多年前,南昌市石头街上有个小店铺,每天门庭若市,顾客盈门。这就是遐迩闻名的“品香斋”麻花店。这家徐氏夫妻店,店面不大,干净整洁,生产的蛋黄麻花精细小巧,状如双龙盘绕,颜色金黄油亮,味道酥香爽口,很受消费者的欢迎。至今仍得人们喜爱,大家惯称它为“石头街麻花”。

友竹巷——严嵩

友竹巷,严嵩在南昌建有一座府第,府第的后门便设在友竹巷内。当时,为求高升而给严府送礼者络绎不绝,送礼者正是通过此巷进入严府“拜访”严嵩的。也正因为如此,清朝光绪年间,世人将此巷称为高升巷。此外,严家的后院,种满了友人赠送的名竹,由此,民国期间,人们改巷为友竹花园。张勋回乡后建的公馆就在此。

灌婴路——灌婴

南昌灌婴路命名于2005年,为纪念灌婴(汉初大臣,传说南昌城为其所建)而命名。灌婴路上的一角竖着一块石头,上面用红字刻着灌婴建城的简介。“灌婴为西汉开国功臣,汉高祖5年(公元前202年)灌婴修筑灌城,开创了南昌建城历史,并取‘昌大南疆’和‘南方昌盛’之意定名南昌。西汉灌婴大将军被看作是南昌城的筑造者,故俗称南昌城为灌婴城或灌城,《江城名迹记》记载,江西南昌人奉灌婴为当地城隍,曾颇得香火。”南昌灌婴路整体长3.7公里。

朱耷(1626-1705),八大山人是我国明末清初杰出的写意画艺术大师。生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 1705年),姓朱名耷,是明太祖朱元津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他从小聪慧异常。又受过良好的艺术熏陶,八岁能作诗,十一岁能画青绿山水,并能悬腕写米体小楷,并进官学为诸生。

晏殊(991年—1055年2月27日),字同叔,抚州临川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

  晏殊自幼聪明,七岁能文,被称为“神童”,十四岁中进士, 历任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集贤校理、太常寺丞、户部员外郎、翰林侍读学士、三司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五十三岁时,任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居宰相位。第二年罢相, 被贬为工部尚书,接着又出任颖州(今安徽阜阳)、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等地的地方长官,后升任兵部尚书。六十四岁病逝,宋仁宗亲临丧事,死后赠司空兼侍中,谥号元献。

晏几道(1038年—1110年),北宋著名词人。字叔原,号小山,汉族,抚州临川文港沙河(今属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人。晏殊第七子。历任颍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性孤傲,中年家境中落。与其父晏殊合称“二晏”。词风似父而造诣过之。工于言情,其小令语言清丽,感情深挚,尤负盛名。表达情感直率。多写爱情生活,是婉约派的重要作家。有《小山词》留世。

董源 (943-约 962 ),五代南唐画家,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一作董元,字叔达,江西钟陵(今江西进贤县)人,董源、李成、范宽史上并称北宋三大家,南唐主李璟时任北苑副使,故又称“董北苑”。擅画山水,兼工人物、禽兽。其山水初师荆浩,笔力沉雄,后以江南真山实景入画,不为奇峭之笔。疏林远树,平远幽深,皴法状如麻皮,后人称为“披麻皴”。山头苔点细密,水色江天,云雾显晦,峰峦出没,汀渚溪桥,率多真意。

米芾谓其画“平淡天真,唐无此品”。存世作品有《夏景山口待渡图》《潇湘图》《夏山图》《溪岸图》等。

王季友,生于公元714年3月11日,卒于794年12月18日,名徽,字季友,号云峰居士,洪州南昌人,祖籍河南洛阳,生于豫章东湖之滨。王季友幼年家道破落,遂与其兄一同迁至丰城云岭定居,并用功读书。王季友在22岁时便考中状元,并任御史治书。但因厌倦时政,无意与李林甫之辈为伍,王季友不久后返回到丰城,在株山脚下的龙泽智度寺设帐授徒,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活。隐居期间,王季友著有《龙泽遗稿》、《四书要注》、《六经通义》等作。名气亦响喝当时,杜甫、钱起、郎士元等人都与其有唱和之作。

陈恕(约公元945年—1004年),字仲言,北宋洪州南昌(今属江西)人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进士,任澧州通判。后被召入朝,升为工部郎中、知大名府。陈恕政纪严明,办事果断,按期完成了城防工程,抵御了契丹兵。因功升为户部副使;再升为右谏议大夫,知澧州。后改任河北东路营田制置使,再升为盐铁使。陈恕整顿赋税,疏通货财,使国家财政收入显著增长。太宗十分器重,亲自在殿柱上题写“真盐铁陈恕”五个大字,以示褒奖。991年、(淳化二年)升为参知政事,位居副相。他主管国家财政,前后达十余年之久。卒时,年仅五十九岁。真宗曾为之废朝举哀,赠吏部尚书。《宋史》赞其“能吏之首”。

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与南京有何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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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早年于南京国子监求学,后在南京任职。因所任为闲职,汤显祖有大量的时间用于游历南京地区的山山水水,结交南京的风流名士文人骚客以及戏曲名伶。出于对戏剧浓厚兴趣在南京创作了处女作《紫箫记》,经过进一步加工整改后改名《紫钗记》。因为官场黑暗阉宦横行,汤显祖愤然辞官回乡,一腔心血付诸戏剧的创作,在此期间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牡丹亭》。《牡丹亭》在南京上演后获得了连演十年不衰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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