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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是不是真的名符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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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赵祯，“仁宗”是他的“庙号”。
在古代，皇帝死后，朝廷为评判他的一生，要为他议定“谥号”，他的灵位进入皇室的家庙——太庙，要有庙号。谥号和庙号原来都是一个字或两个字，如“文”、“武”、“景”、“真”等，但从唐玄宗开始，对自家先朝皇帝的谥号用字太多，夸耀太过，他将唐高祖的谥号“拉长”“加厚”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将唐太宗的谥号加成“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将唐高宗的谥号加成“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此后历代皇帝都对自己的先人不吝誉词，已故皇帝的谥号也越拉越长，清朝开过皇帝努尔哈赤的谥号甚至达到二十九个字，为“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倒是庙号，一直保持了一个字的传统为。因此，后人就“择简而从”，对故去的皇帝只称庙号。
而庙号虽然简单，也是有褒贬含义的。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庙号的是商朝，当时就规定：“创立基业曰太，功高者曰高”，又如根据明代的《谥法解》：皇帝生前“经天纬地、修德来远、勤学好问、道德博闻、慈惠爱民 敏而好学”可谥为“文”；“克定祸乱、保大定功、威强敌德、刚强直礼、刚强以顺、辟德斥境、折冲御侮、刑民克服”可谥为“武”，“文”和“武”就是“美谥”，而隋炀帝庙号为“炀”，《谥法》说，“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则明显是“恶谥”。
但是，在宋仁宗之前，却没有一位皇帝被定庙号为“仁宗”。恭、宽、信、敏、惠，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而仁，字面意义是二人，内涵则是此“仁”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以外的第二人、很多人，所以人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心比心地以友爱、同情之心对待每一个人；后来发展为做人要效法天地，数字“三”代表“天、地、人”三才，“仁”则从二不从三，即要化掉人心，只怀天地心，以“天性善良、地德忠厚”之心为人处事；人有博爱心、包容心，自会产生仁爱心，是个人自我提升之道。《大学》中说：“为人君，止于仁”。在庙号中，“仁”无疑是最高评价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四百多位记录在册的皇帝中，能够被定议为“仁宗”这一庙号的，宋仁宗是第一位，后来也只有元仁宗、辽仁宗、夏仁宗、明仁宗、清仁宗等五位，而后五位似乎都有“过誉”之嫌。
宋仁宗之所以被称为“仁”，并非徒有虚名，而是他确实“天性善良、地德忠厚”，能够以包容心、仁爱心对人对事，得到了当时人和后世的高度认可。
首先，宋仁宗对朝中官员非常包容。
仁宗嘉佑六年（1057），为选取优异人才，仁宗举行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举考试。制举考试是比三年一届的科举考试层次高一级、难度更大的考试。宋朝三百二十年历史中，考中进士的有四万多名，考中制举者却仅四十一人，相差1000倍，其难度可见一斑。当时苏轼、苏辙兄弟报名参加。但苏辙却在试卷里对仁宗大加挞伐，指斥仁宗“沉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罢，早寝晏起，大臣不得尽言，小臣不得极谏。左右前后惟妇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妇言是听。”苏辙的试卷引起考官的争论，一位考官认为苏辙不知仁宗的人品、作风，却仅凭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恶毒攻击”仁宗，简直“大逆不道”，不应录取，考官司马光则认为，苏辙敢于指正朝廷得失，无所顾忌，所谓“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要选拨的不正是这样的人才吗？应予录取。双方激烈争论，很长时间不能形成结论。最终仁宗指示：“朕举行制科考试，本意就是要选取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却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别给予功名。”苏辙终被录取。苏轼、苏辙兄弟一同被录取后，仁宗自得地说：“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仁宗非常宠爱一位张姓妃子，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在朝中任管理国家财政的“三司使”，“三司使”在朝中称为“计相”，地位仅低于宰相和枢密使，但张尧佐想借张贵妃的关系再进一步，兼任比三司使更为“清要”的“南院宣徽使”，仁宗也有意答应。一天仁宗离开后宫到前殿坐朝前，张贵妃追到宫门口嘱咐仁宗：“管家别忘了宣徽使！”仁宗答应着走了。但张尧佐、张贵妃的做法遭到了包拯等谏官的反对。当时包拯正在朝廷监察机构之一的“察院”担任监察御史，强烈反对提升张尧佐，联合其他谏官，合力弹劾，言辞激烈，指责张尧佐平庸无能，品质恶劣，不仅不能提拔，现任职务也要罢免。面对包拯等谏官的“极谏”，仁宗感到张尧佐的事情很难办，想退一步，就答应免除张尧佐的现任职务，放外去当节度使。谁料众谏官的态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挺身来到仁宗近前，高声抗辩，连唾沫星子都喷到仁宗脸上。
仁宗有些动气，对包拯等人说：“你们这是在声讨张尧佐吗？节度使是个粗官，值得这样争吵吗？”
包拯旁边的谏官唐介立即回怼说：“太祖、太宗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节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
仁宗无以辩驳，张尧佐外放的事只得作罢。
回到后宫，张贵妃迎上来打听，仁宗撩起衣袖，边抹脸边对张贵妃抱怨:“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难道就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至高至尊的皇帝被官阶只有七品的谏官如此当面指斥，如果没有仁宗的包容，何来包拯的千古直谏之名？
四川一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府知府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句：“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府知府看了很害怕，这不是煽动他造反么？赶紧把读书人押送京城，请仁宗处治。仁宗却说：“这老秀才只是急于做官却始终当不上，才写诗泄愤而已，岂能因一句诗治他的罪？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说不定因为感激，他会做得很好。”读书人竟因此出任官阶为正七品、府衙管理民事、户籍的司户参军。
其次，宋仁宗对天下百姓、宫中侍女非常仁爱。
一天晚上，仁宗在宫中听到丝竹之声，问何处在作乐？宫人说：这是民间酒楼在玩耍。仁宗哦了一声，不再过问。宫人说：庶民都如此快活，咱这皇宫却如此冷落！仁宗回道：正因为咱这里冷落，他们才有了这种快活；我要是那么快活，冷落的就是他们了！
宋朝与西夏发生战争，辽国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宋真宗时宋辽两个签订的“澶渊之盟”中所规定的“岁币”，否则就开仗。仁宗派大臣富弼去辽国谈判，答应每年增加银10万两，绢10万匹，维持了和平。不久有人上书仁宗，称富弼有罪。仁宗说，只要不打仗，有利于百姓，不敢爱惜财物。上书人说，财物不是取自百姓吗？仁宗回答：“财物的确取自百姓，但这些财物不是一天取来，不至于引起百姓困顿，但一旦打仗，不管胜负，却足以在瞬间造成民生凋敝。世上没有两全之事，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上书人几乎是无礼地反问仁宗：“这样会造成辽国贪得无厌，下次他们不要财物了，而是提出要陛下的独生女儿，又怎么办？”仁宗沉思良久，答道：“如果对社稷万民有利，我岂敢爱惜女儿？”
有一年闹饥荒，地方发生了一些饥民偷、抢谷米、打伤粮店店主的事件，仁宗对此的看法是：“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下旨全部免除了饥民所犯的死罪。
一天汴梁一位百姓到开封府报案，说自己的儿子刚刚结婚三天，就有人拿着宫中的指令把媳妇招进了禁宫，至今已有半月，还没有任何消息，请开封府给想办法。开封府知府范讽听后马上请示仁宗，请求面见。见到仁宗，范讽向仁宗汇报了百姓反映的情况，且说：“陛下不近女色，朝野共知，怎么应该出这个事？况且这位百姓的儿媳已经成婚，宫中将她强行纳进，怎么宣示天下？”仁宗说：“皇后曾说最近是有人进献了一名女子，姿色颇佳，但朕还没有见到啊。”范讽说：“如果是这样，请陛下这就把这名女子交给臣，免得陛下被身边的人欺蒙，为陛下招来怨言、诽谤。陛下在此当面把女子交给臣，臣回衙后立即当面交给百姓，不然陛下遭到的诽谤没法向天下百姓一一说清啊！”仁宗立即召来女子，交给范讽，由他领走。
仁宗的宠臣王德用献给仁宗几名女子，谏官王素听说后进谏，劝仁宗放女子出宫。仁宗笑着对王素说：“朕是真宗的儿子，卿是真宗尊敬的宰相王旦的儿子，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是世交。王德用进献女子的事确实有，这几个女子在我的身边跟我相处得很亲近，就留下她们如何？”王素说：“臣所说的正是怕她们跟陛下亲近。”仁宗听了脸色大变，命令身边的宦官：“马上给王德用进献的女子每人支领三百贯钱，让她们立即从内东门出宫。事情办好了马上回来报告。”王素说：“陛下既然同意臣的想法，也不必这么着急，等陛下回到内宫再打发她们也可。”仁宗说：“朕虽然贵为帝王，但人情和百姓也是一样的。如果回宫后打发她们，看到她们哭哭啼啼，恐怕会不忍让她们走啊！卿稍待一会，等人回来报告吧。”隔了很长时间，宦官回来报告，宫女已经出了内东门。仁宗听后，离坐而起，很是动容。
有一次，宋仁宗在宫中散步，时不时的回头看，回宫后，风风火火地对嫔妃说道：“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仁宗回答：“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第三，仁宗对宋真宗刘皇后非常仁义。
仁宗的母亲李氏原是民间女子，很小时父母双亡，被迫到一座尼庵出家。宋真宗的皇后刘娥到尼庵烧香，发现李氏面貌娟好，性情温和，就将李氏带回宫中，做了自己的侍女。后来因刘娥很长时间没有生育，建议宋真宗临幸了李氏，生了仁宗。但仁宗出生后，刘娥就将仁宗抱走，自己抚养。这就是是民间演义“狸猫换太子”的“本事”。
“狸猫换太子”自然是子虚乌有，但刘娥从此断绝了李氏和仁宗的联系，却是事实。但刘娥并没有虐待李氏，而且对仁宗一直当亲儿子抚育，极其慈爱，仁宗也一直把刘娥当做亲生母亲，直到刘娥去世，才知道刘娥与他有夺母之恨。
仁宗刚开始知道母亲被迫与自己一世分离，非常愤恨。但当深入调查，得知刘娥在生前没有迫害自己的亲生母亲，而且在李氏去世后以皇后之礼厚殓了李氏，采取措施保留了李氏的遗体，并开棺查验生母的入殓情况，确认生母并不是传言中的遇害身亡，理解了刘娥，且回想起刘娥对自己的慈爱和养育之恩，特意在刘娥灵柩前焚香祭拜，哭着说：“自今以后，大娘娘一生清白了！”以太后应有的礼仪厚葬了刘娥。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出现了“仁宗圣治”的局面，被后人盛称为“史上最好的四十年”。嘉祐八年（1063）三月，54岁的仁宗去世，“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全城百姓主动罢市，恸哭很多天，甚至是小孩子和乞丐都赶到大内钱烧纸钱悲哭；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市民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仁宗去世，甚至影响到了偏远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仁宗；仁宗去世的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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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君，止于仁”，可以说“仁”是一个极高的美谥号，这对宋仁宗来说已然是一个最高的赞誉。
一、宋仁宗太过仁，近乎柔弱，近乎“妇人之仁”
近代历史学家蔡东藩曾评价宋仁宗道：“仁宗之驾驭中外，未尝不明，而失之于柔……仁宗以仁称，吾谓乃妇人之仁，非明主之仁。”
这话有些过激，但不无道理。
宋仁宗时期，北宋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百姓民不聊生，正因为如此，才有范仲淹等人力主的庆历新政。
但是面对保守派官员的反对，甚至是哭诉，宋仁宗很快就心软妥协。
宋仁宗的软弱不坚定，耳根子软，是庆历新政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有时候遇到紧急军情，堂堂一国之君会直接大哭，不知所措。
二、宋仁宗的“仁”有时候太过，近乎表演
史官和当时的文人笔记记载了很多宋仁宗“仁厚”的行为，这是弘扬仁教的需要，宋仁宗知道这一点，尽管他本性就很仁慈，但是有些时间不免有表演的痕迹。
如宋仁宗曾在后宫弹雀射猎，左右给他一张后周太祖郭威的宝弓，他看后说郭威太心狠，杀气太重，连鸟都不放过，怪不得失天下。
这就是惺惺作态了。
三、官员们喜欢皇帝的仁慈或是柔弱
历代官员都把宋仁宗看做仁慈的典范且是最高标准。
这很多程度上是官员自己利益的需要——谁不希望有一个不对自己下重手的上司呢，及时犯错也不受重罚。
北宋时期就有很多文人士大夫赞颂甚至是吹捧宋仁宗的仁。
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一则故事：
仁宗圣度深远，临事不惧。当宝元、康定之时，西夏元昊始叛，而刘平败死，京师为雨血。及报败闻，上喜曰：“天下平安久，故兵将不知战。今既衄，必自警。宜少须之，当有人出矣。”后果胜，而元昊请服。上又曰：“国家竭力事西陲，累数年，海内不无劳弊。今幸甫定，然宜防盗发，可诏天下为预防也。”
会山东有王伦者焱起，转斗千余里，至淮南，郡县既多预备，故即得以杀捕矣。
西夏元昊叛乱，前线将领战死，宋仁宗听到后竟然高兴，认为“必自警”，会有人来收拾元昊。结果后来元昊和谈了。
这件事竟然值得宋人吹捧。
宋人的吹捧还没完，元昊请服，仁宗又提醒预防盗贼，果不然发生了王伦起义，“郡县既多预备，故即得以杀捕矣”。
然而事实是，小小的王伦起义，竟然转战千余里，就是因为各地没有“预备”。
我觉得宋仁宗的“仁”更多的是柔弱，赶上北宋一段较安定的时期，大臣们对他倍加推崇，若是换个乱世，宋仁宗的形象可能就不一样了，可能就是个庸碌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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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清平乐》热播，让宋仁宗（1010年- 1063年）赵祯又火了一把。作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史书中对宋仁宗赞赏有加。《宋史》中就曾称赞他：“‘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说宋仁宗知人善用，其在位期间名臣辈出，国家安宁，经济繁荣，是宋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守成贤主”，无愧于“仁”之称号。
然而，今天我只想换个切入角度，一则力求尽量还原真实的历史，二则探究一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理念之下宋仁宗赵祯内心的“小算盘”。
压抑已久的亲政
宋仁宗是在章献刘太后过世之后才实际掌权的。这位害死他生母的“太后”，在世期间一直对赵祯进行着压制。乾兴元年（1022年），由于赵祯的老爹真宗突然驾崩，他自己当时又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刘太后便顺理成章地掌握了朝政大权。
有记载称，起初刘太后也曾承诺“候皇帝春秋长，即当还政”。但或许是权利欲望太盛，又或者怕自己尚处有生之年就被仁宗“打击报复”，事实上，直到赵祯二十多岁，刘太后也没有将朝政交还给他，而像范仲淹、宋绶、林献等一众朝臣反却因坚持奏请太后还政而屡遭贬黜。
最终，在宋仁宗23岁那年（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崩了。多年积攒的不满让仁宗急于消除太后在朝堂上残余的势力。基于这一目的，年轻的仁宗刚掌权后便主要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将朝臣进行了大换血，太后用过的人一概裁撤，之前劝太后还政而被罢黜的人全给找回来委以重任。第二件事，则是废黜章献太后为其选立的皇后。
举措之纠结与反复
虽然以上两件事都是为了肃清刘太后的余戚而必须做的，然而，如果我们将以上两件事与之后的史实联系在一起看，不难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纵观废后一事的整个过程，却显得有些过于曲折了。
根据史料的记载，最终促成仁宗废后的关键人物是代表宰执一派的吕夷简，而但其却在仁宗亲政之初被短暂得罢黜了宰相之位；屡次上疏竭力阻止废后的人，却又是代表台谏一派的，被仁宗在掌权之初重新召回朝堂的范仲淹等人。废后成功后，宋仁宗竟再次将范仲淹、孔道辅等人罢黜出朝，以期阻断朝野上下对废后的不满所带来的压力。然而，在此之后，历史再一次反转了。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决议改革，再次罢黜了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史称“庆历新政”。
仁宗心里的“小算盘”
仔细揣摩宋仁宗这种矛盾的举措，不难感受到宋仁宗的一些真实想法。
首先，对于郭皇后，她是太后给仁宗选定的，废掉其身份无疑可以起到消除太后余威的作用。
其次，对于吕夷简（宰执）等人，在废后一事中更像是仁宗的“挡箭牌”。
至于范仲淹（台谏）等人，则是由于在仁宗掌权初期的得势，使得台谏实力在朝的影响力不断增大。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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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是名符其实的一代仁人之君，逝世后连敌国都披麻戴孝纪念他，可谓千古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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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个守成之君，并无雄才大略；他只想维持现状，并无进取之心。他对忠臣仁义，对奸臣也仁义，他对百姓仁义，对敌国也仁义，据说他死的时候，本国的百姓和敌国的百姓都为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只能算是个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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