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精选网该如何理解龚自珍提出的“尊情”说和“经世致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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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宗明义，“尊情”说是龚自珍的文学思想核心，“经世致用”则是他的文学价值观。
一、“尊情”：龚自珍文学思想的核心
“尊情”说，是龚自珍在《长短言自序》中提出的：
“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下已，而反尊之。龚子之为长短言何为者耶？其殆尊情者耶？”
龚自珍的“尊情说”是他文艺思想的核心，它的出现受到晚明文学解放思潮、特别是李贽等人的影响。
但龚自珍“尊情说”出现在当时，却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时代的特色：即闪烁着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个性解放的色彩，响彻着思想解放和文艺解放的呼声。
综合而论，“尊情”说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情真
龚自珍所尊的情首先是真情，即要求文学创作必须反映人们真实的思想感情，而反对无病呻吟和虚伪之情。
如他在《绩溪胡户部文集序》中说的：
“古之民莫或强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质弗同，既皆毕所欲言而去矣。”
这种发之内心的语言，正是具有真情实感的文学。
龚自珍曾总结自己的诗歌创作时说：
“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不是无端悲怨深，直将阅历写成吟。”《题红禅室诗尾》
龚自珍的诗歌之所以能感动人，就在于情真，所谓他自言的“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
情真要发自肺腑，一切言不由衷之语都是感情不真实的表现。他在《述思古子议》说：
“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无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达于言，强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将为何等言；不得已，则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种种言，实不知其所以言。”
这段既是说，如果只是一味效仿他人的言论，自己又无胸臆，那所要描写、表达的，不是发自心底的东西，自然也就言不由衷，无以达情。所以他在《识某大令集尾》中说：
“文章虽小道，达可矣，立其诚可矣……无情者不得尽其辞。”
龚自珍“尊情说”的核心内容便是重真实，反虚伪，而且反对感情的虚伪，既要求感情合乎自然的发展，又反对对感情的压抑和挫伤。
龚自珍认为“万事之波澜，文章天然好。”，文学应是现实生活真实而自然的反映。
从他的审美规范来看，龚自珍是主张文学的天然美和本色美的，比如他在《水仙花赋》写他爱水仙花的原因是“天然妆束”、“不事铅华”，在《说京师翠微山》中说爱松树的原因是“古之直”； 在《梦中述愿作》中爱荷花的“猎猎纱裙荷叶香”都是明证。
他的《病梅馆记》在艺术构思上，正是体现了崇尚天然美和任其自然发展的美学观点。该作品从文人画士的传统观念写起：
“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结果却是“江浙之梅皆病”，于是作者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
作品通过病梅、疗梅、全梅这一过程，反映了龚自珍反对封建侄桔、摧残人才和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想。
第二是“童心”
龚自珍赞美“童心”，向往“童心”，他认为童年时代的感情是最纯真的。他在《百字令·投袁大琴南》一词中，记述了童年时代与小同窗的友情：
“深情似海，问相逢初度，是何年纪？依约而今还记取，不是前生夙世。放学花前，题诗石上，春水园亭里。逢君一笑，人间无此欢喜。”
通篇洋溢着真挚、纯洁的深情，而随着年龄渐长，阅历增多，感情的虚伪成份也渐多，所以他说：“客气渐多真气少”，而希望“心头阁住，儿时那种情味”。这实际上是通过礼赞“童心”，要求作家表现人的真实的感情。
李贽塑像
诗人这种追求，始终未变，时至壮年，他仍然唱出“觅我童心廿六年”的心声。当然，他礼赞的“童心”受到了李贽的影响，李贽曾在《李氏焚书·童心说》中说：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李贽的所谓“童心”，就是“真心”或“赤子之心”，在这点上，龚自珍的认识显然受他的影响。
但李贽的所谓“赤子之心”，主要是从反程朱理学的角度而提出的，即要求文学表现那种未受封建道德污染和毒化的纯洁的心灵。
而龚自珍由“童心”所阐发的“情真”则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反对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文对少年的毒害，如他在《述思古子议》中说：
“今天下父兄，必使髻艸之子弟执笔学言，曰：功令也……功令兼观天下怀人、赋物、陶写性灵之华言。夫童子未有感慨，何必强之为若言？然则天下之子弟，心术坏而义理锢者，天下之父兄为之。”
所以他主张用“汉世讽书射策”（向朝廷陈述自己的见解，答问本朝的政事）来代替八股文，但是他的这一改革主张并不能真正改变天下的文风。
反对八股文的最著名的宣言，当属他的那首《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其二是他用“童心”的纯真无邪，倡导一种敢于揭露社会矛盾、干预时政的风气，要求作家成为时代的忠实审判官和代言人。
正是这两点，使龚自珍的礼赞“童心”带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特点。
第三是激愤之情
龚自珍的“尊情说”也并非什么情都尊，他尊的是批判封建“衰世”的愤激之情；抗击外国侵略的爱国之情；引人积极向上的进取之情。
龚自珍将其居室命名为“积思之门”，书房为“寡欢之府”，铭其凭为“多愤之木”。由此可以看出郁积在他心中的悲愤之深，这种以揭露、批判为主旨的悲愤之情，正是龚自珍诗文中的主导精神。
他在《长短言自序》中说：
“情孰为畅，畅于声音。……凡声音之性，引而上者为道，引而下者非道，引而之于旦阳者为道，引而之于暮夜者非道，道则有出离之乐，非道则有沉沦陷溺之患。”
这段话，他是提倡情要通过声音、语言来表达，有什么样的感情就有什么样的声音，而声音有引导人们向上的积极健康之声，也有诱人入“暮夜”的消极颓废之音，而这又是由作者的感情决定的。龚自珍的“尊情”，正是要尊那种积极向上的健康的感情。
以上三点，便是龚自珍“尊情说”的特色和思想基础。
二、龚自珍“经世致用”的文学价值观
作为近代杰出的思想家，龚自珍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社会批判论和社会改革论；表现在文学思想上，要求文学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对社会敢于揭露、批判，目的在于唤醒民众，共同挽救国家奄奄一息的命运。
事实上，“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可以上溯到清初顾炎武。顾炎武在《顾亭林诗文集》说：“凡文之不关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意即，文学必须要有益于天下。
龚自珍“经世致用”的文学观，既是继承了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致用”传统，又是在新的条件下的一个发展。
清中叶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文学上存在着严重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这一倾向的政治背景和思想根源就是清王朝的文字狱和思想禁锢政策。
当时一般文人，慑于文字狱的淫威，不敢正视清王朝统治下的社会现实，因此他们不是在学术研究上钻进烦琐考证，就是在文学上写些风花雪月、诗酒酬醉之作，来为清王朝“四海宴清，天下太平”唱赞歌(当然也有例外，这里不再赘述)。
面此现实，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六》中提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口号，要求学术研究要面向现实社会，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亦即“经世致用”。
他在《对策》中说：
“人臣欲以其言裨于时，必先以其学考诸古。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他认为研究经史，必须“通乎当世之务”，即联系当前的社会现实，否则经史研究就无的放矢，即所谓不知“施于今日之孰缓、孰重、孰可行、孰不可行也。”
这里要补充说明，龚自珍在这里虽然主要讲的是经和史，但他的“史”的含义是极广的，不仅经是“史”，文学也包括在内。他在《张南山国朝诗徵序》说：
“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又说“诗与史，合有说焉，分有说焉，合之分，分之合，又有说焉。”
而且他还认为作为古代诗歌典范的《诗经》，也是“史”，他在《古史钩沉论二》中云：
“《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以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
不止如此，他还把诸子视为“周史之小宗”，并把庄子、墨翟、孟轲、公孙龙、荀况与屈原并列。可见，他把文学也包括在广义的“史”之内。
从“致用”的观点出发，龚自珍认为，文学创作也应和经史一样，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即必须有用。他在《同年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献侑神之乐歌》诗中说：
“曰圣之的，以有用为主。炎炎陆公，三代之才。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
这里龚自珍很明确地认为：探求文学之美，亦在“以有用为主”，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
另外，龚自珍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把反映“民之饮食”视为作“文”之根本，这是一种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
他说“圣人之文”都是“始乎饮食”，进而他又举《易经》、《诗经》、《礼记》为例，说明这些经典著作共同揭示出一点：“能始饮食民者也”。
他在《五经大义终始论》中写道：
“其在《序卦》之文日：‘屯蒙而受以需，饮食之道也。’其在《雅诗》，歌神灵之德，曰：‘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是故饮食继天地。又求诸《礼》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民饮食，则生其情矣，情则生其文矣。”
当然，龚自珍在这里所讲的“文”，和他的“史”一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但他把“民饮食”和“文”联系起来，并认为文“始乎饮食”，即文学首先要表现人民的衣食住行这一命题，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文学观念。
魏源在《定庵文录叙》中，说龚自珍的文章“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可以看出他在创作中，重视表现人民生活和民间疾苦的先进的文学思想，而这点正是他“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在创作上的一种反映。
联系龚自珍的文学创作，便可看出，在诗人的文学作品中，不论是批判性的主题如：
《行路易》中的“三寸舌，一枝笔，万言书，万人敌，九天九渊少颜色。”《伪鼎行》中的“东家有饮器，昨堕地碎声嘤嘤；西家有屠狗盎，今日亦堕地不可以盛，千年决无土花蚀，万年吊古之泪无由生。吁！宝鼎而碎则可惜，斯鼎而碎兮于何取荣名？”。《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中的“起书此语灯焰死，狸奴瑟缩偎帱茵。安得眼前可归竟归矣，风酥雨腻江南春。”等等。
还有宣传他改革思想和改革方案的作品，如《明良论三》、《明良论四》、《乙丙之际著议第七》、《尊隐》、《平均篇》，乃至反映他主张抗击外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如《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最录<罗刹方略>》等，都显示出作者强烈的爱僧和进步的审美理想，具有明确的创作目的。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既不是为了歌功颂德，也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为了促使人民的觉醒，有益于国家和人民，为了“经世致用”。
龚自珍这种“经世致用”的文学观，由于强调了文学的功利作用，要求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并使文学成为时代的喉舌，这对于冲击当时文坛中拟古主义、形式主义的文风，加强文学的现实性和战斗精神，都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龚自珍作为近代一位启蒙思想家， 他的“ 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反封建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民主主义色彩， 以及“尊情”的文学思想，在当时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并对后来的文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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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写高一语文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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