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提问:
“图穷匕首见”一般多作贬义词,荆轲到底是正义的化身,还是恶魔?
优质回答:
荆轲当然是义士,绝对不是什么恶魔
【先看看古人对荆轲的评价】
多数古人评价荆轲一般都是“悲情英雄”,赞赏同情和可惜。他本来将成为扭转历史发展方向的大人物,可惜功败垂成。古人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人觉得秦始皇是个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虽然结束了战国动乱,但这是以血与火来征服的,全国的种族和人民都被他得罪光了。而且他开启的秦王朝更加残暴,在战国时代,至少有些君主比较开明,人民生活比较安适的,但到了秦朝,大家都成了政治压迫下的奴隶。
【个人对荆轲的评价】
荆轲,在他所处的时代,好名轻死,尚侠重义,这些品格是非常流行和极为推崇的。荆轲刺杀秦王的动力明显不足,都是燕子丹设套给他,收买拉拢,苦求威逼,让荆轲只好答应。既然答应,就全力以赴,这是一个“士”或者“客”的必备品质。所以从荆轲本人的所处具体环境出发,他既不是高尚的为国为民的大豪杰大侠客大英雄,也不是阻碍历史发展的阴谋家反动派,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破落的士大夫,被卷入了一场风云诡谲的大事件,处于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是历史选择了荆轲,而不是荆轲想要去创造或改变历史。
【我的其他看法】
我认为不以成败论英雄。刺秦失败并不是就不能够获得高评价。人们所赞叹的,是荆轲一诺千金,以及他无惧无畏的可贵勇气。
可是光有忠义之心和勇气往往成为莽夫,从荆轲对刺秦一事的细密谋划,还有上殿时秦舞阳“色变振恐”时他出色地防止了秦王疑心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智慧而沉稳的人。
荆轲反抗暴秦的故事为后世抵抗强权暴力提供了一个榜样作用。从我们这些后来人看来,刺秦的故事美丽悲壮,具有艺术价值,成为了无数审美作品的题材。
荆轲乃一侠士,所谓侠士乃流氓会武术,作为一个侠士,如同天桥把式人,光有手上功夫是不够的,还得能说,荆轲似乎口才比他的剑术更胜一筹,所以江湖上有很多朋友因此比较出名,但所有侠客都有一大缺点,就是要面子,凡事身份高的人给侠客点面子,这些人的心里防线就崩溃了,这就是为啥他能死命太子丹,而刺杀秦王时心里没底的原因。
【总结】
曾经的历史人物早已成了过眼云烟,但活着的人总是托古言今。古代对荆轲比较正面的评价是为了宣扬忠义英雄,我个人也认为荆轲是正义的化身。
其他网友回答
1.图穷必现,之所以用在不好的方面,主要这个词语就表示有些人接近你别有目的,最后露出了真正的面目。
2.对于历史事件如果我们用一种看影视剧的角度,来评价对错是非,这是很错误的历史视角。
3.荆轲作为燕王的使者,秦王作为想一统六国的大王,双方互相都想灭掉彼此,无可厚非。
4.对于历史事件,我们就事论事就好。通过这个事情,对当时对现在有什么意义,通过这个人物我们学会了什么。明白这些,才能历史的真谛。
5.总之,历史人物很难用好坏来评价,只可用是非功过来划分。
其他网友回答
荆轲其人其事谈不上正义与邪恶,他只是燕国势力的代表,你要说他正义的话他如果成功就会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但是他又是为了保卫燕国而战,所以要辩证地看。
其他网友回答
大家好,我是小小滴吟儿,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早在秦汉年间就已经大为流传。最早记载这个故事的典籍应该是《战国策》。司马迁《史记》的写作大量参考了《战国策》,其中刺客列传中有关荆轲的部分显然也多来自《战国策·燕策》的相关材料。但是,《战国策》的校正、整理、编定、补充,并最终命名,要晚到西汉末的刘向。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荆轲立传,应该看作是荆轲在中国历史上得享大名的开始。
自《史记》之后,荆轲的名气呈越来越大之势,到后来,他几乎成了中国传统勇士,甚至英雄的代名词,被严重地符号化。奇怪的是,与他一起被司马迁立传的那几个刺客在世俗声名这方面却都赶不上他。
如果我们仔细翻看《史记·刺客列传》的原文,就会发现,荆轲的表现实在不让人满意。他的“事迹”与他在后代人心目中的声名是极不相符的。大体上有这样几点需要注意,一,他与其他几位刺客相比,他是唯一没有完成任务的人。二,他是几位刺客中“专业水准”最差的。三,他也是几位刺客中架子最大、最会摆谱的。
首先,荆轲与曹沫(有的写作“沬”)、专诸、豫让、聂政相比,只有他在执行任务时失败了,没有完成“雇主”的托付。曹沫在齐、鲁两国国君相会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劫持齐桓公,讨回了鲁国在战场上失去的利益。专诸刺王僚,干净利落,一击而中,完满无缺,王僚被除去可以说是阖闾登上王位的计划中最最关键的一步。豫让为智伯报仇刺杀赵襄子,虽然因为原因种种,没有刺到赵,但豫让苦心孤诣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地步,最终以衣代人,其报仇的宿愿还是了了。聂政身入虎穴,他在侠累严防死守的情况下,将其刺死,并“大呼,所击杀数十人”。与上述诸人相较,荆轲刺秦王的难度并不见得就大于他们。而荆轲仅仅砍断了秦王的一只袖子,伤都没有伤到人家。要知道,荆轲使用的匕首是淬了剧毒的,即,他只要稍稍划伤秦王一点皮肉,这个行动就算成功了。然而,连这一点他都没有做到。
其次,荆轲作为刺客的“专业水平”是令人怀疑的。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刺客列传》的传主中,专诸和聂政两个人的“武功”非常高强,曹沫是“以勇力事庄公”,想必“功夫”应该不错,豫让的武功则没有具体描写。专诸刺王僚时,王僚的护卫极其森严:“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此无异龙潭虎穴,在这种情况下,专诸把匕首藏在“炙鱼之腹中”,一击而中,“王僚立死。”聂政刺侠累时,“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这似乎比专诸刺王僚的难度还要大。因为专诸刺王僚更具突袭性,而聂政则是“明火执仗”地进行。
让我们再看看荆轲。荆轲的武功在这几个人中可能是最差的。他在遇到燕太子丹之前,曾经与两个剑客打过交道,一个叫葛聂,一个叫鲁勾践。荆轲在与这两个人的交往中是很“掉价儿”、很没有面子的。先是在榆次,荆轲“与葛聂论剑,葛聂怒而目之,荆轲出。……已驾而去榆次矣。”在邯郸,“鲁勾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勾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这两个例子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荆轲在武功上并非上乘――至少比不上这二位。勇气方面也比较可疑,不然别人一叱,他怎么就会“嘿而逃去,遂不复会”?他的武功之差在其后的刺秦行动中得到了有力证明。荆轲到秦国,进入秦王宫殿后,“图穷匕首见”而与秦始皇搏斗,秦始皇的宝剑拨不出来,“以手共搏之。”他手中有匕首,人家秦始皇赤手与之搏,这说明他的武功真是不怎么样。他刺秦失败后,鲁勾践就说他:“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东晋的陶渊明也说他:“惜哉剑术疏,其功遂不成。”
另外,他执行刺杀秦王任务时还带了一个杀手秦舞阳,这说明燕太子丹对他的功夫并不真正放心。可注意的是,其他那几位刺客可都是单打独斗,只身完成任务的。再有,荆轲呆在燕国迟迟不行动,据说是还要等一个人,也说明他对自己的武功也不自信。所以,荆轲与曹沫等人相比,其作为刺客的“专业水平”可能是最差劲的。
第三,荆轲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架子最大、最会摆谱儿、最豪华、最奢侈的一个刺客。燕太子丹策划刺秦几乎是倾全国之力进行的,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不计成本,不顾后果。其投入也是空前的。比如,在物色刺客人选方面,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不遗余力。确定荆轲为最佳人选后,还为他配备了一个副手秦舞阳。物质供应方面,则是“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另外,《史记》记载荆轲入秦后,“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可见,这钱是没少花。荆轲的待遇方面,“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既有政治待遇,又有物质待遇。此外,燕太子丹还为荆轲提供了督亢地图和樊於期的脑袋,以取得秦王的信任。综上所述,也就是说,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燕太子丹都尽其所能为荆轲做了最完善的准备。
而燕太子丹的身份、地位与曹沫所事之鲁庄公不相上下,而高于专诸之“雇主”公子光,也高于豫让的原主公智伯,更高于聂政的“雇主”严仲子。之所以列举这些雇主的身份、地位,是想说明,燕太子丹的“战备动员”能力是其他那几个人所不能比的。更何况,战国末期的燕国,与春秋时期的鲁国和吴国相比,其国土面积及物质条件等各方面的实力应该要强大许多的――尽管它已经岌岌可危。特别是,与几百年前相比,燕国在武器制造技术上,更应该有一个大的进步。
《史记》并没有记载曹沫等人使用什么特别先进的武器,(有的传说专诸使用的匕首是著名的利器“鱼肠剑”,《史记》没有记,大概是小说家言。)而独记了荆轲所用的匕首是淬了剧毒的“天下之利匕首”,这也可证明,荆轲的装备是这几个人中最好的。
综合以上,我们大体上可以勾勒出荆轲这个人的本相了。
第一条,他没有完成任务。刺客没有完成既定的刺杀任务,这很常见。因为刺杀行动中,变数很多,阴错阳差,前赶后错,失败了也可以理解。但《史记》中记载的这几起刺杀事件,基本上都没有出现什么突发、意外的情况(豫让除外),几乎都是按照刺客事先的设计进行的。可是,专诸等人就顺利完成了任务,而荆轲则没有,这就有力地说明了第二条,即他作为刺客的“专业水平”有问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没有那个金刚钻,就不要揽那瓷器活儿。关键是,刺秦所关乃国家的兴亡,燕太子丹请荆轲刺秦实际上是把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托付给了他,而他受人重托,业务水平却不过关,这骗人事小,这害人事大。特别是,这样重大的事情,光凭匹夫之勇是不行的,得真有本事才行。
然而,荆轲有勇气、有胆力,惜乎技艺太差。某种意义上讲,是他与燕太子丹一起把燕国断送了。
而荆轲作为刺客所受到的雇主的礼遇是空前的。燕丹子以太子之尊,不仅对荆轲有求必应,既封官又赏赐,车骑美女恣其所欲,而且在荆轲面前是“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可说是卑词厚币,无所不用其极。与其他几个刺客相比,荆轲受礼遇之高无人能及。荆轲的谱儿和架子摆得可够大的。可是联系他的“专业水平”,及主要因为其“专业水平”低而造成的刺秦的失败,我们就会觉得,他在燕国的行为及所受到的礼遇是非常怪异的。关键还在于,荆轲并非质木无文,感情冲动,鲁莽灭裂的李逹那样的一勇之夫,而是“好读书”,“为人深沉好书”的人。这样一个人,他对自己的业务水平及刺秦事件之重大干系难道没有深入细致的考量么?那么他最终接下刺秦任务的原因就只有两种解释了,一是形格势禁,骑虎难下,一是他是个骗子。
汉代有一篇小说叫《燕丹子》,是专门写荆轲刺秦的。其主要情节与《史记》没有多大出入,甚至有人认为《燕丹子》“似是《史记》事本”(《周氏涉笔》)。这个小说与《史记》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增加了许多细节描写。我感兴趣的地方是其中燕丹子对荆轲的超出常理的礼遇,代表性的是三件事,一是燕丹子送金片子给荆轲,让他拿着这些金片子投掷乌龟玩。一是荆轲说千里马的马肝好吃,燕丹子就供给他千里马的马肝吃。一是荆轲夸赞一位歌女弹琴弹得好,燕丹子就砍了这位歌女的双手送给荆轲。这三件事不载于《史记》,《史记》只记了“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而没有具体交待怎么个“恣其所欲”法儿。但我们根据《史记》中燕太子丹一系列的行为轨迹判断,则《燕丹子》中的这些细节描写恐怕真是有现实的影子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未可知。那么,我们说荆轲是中国历史上架子最大、最会摆谱儿、最豪华、最奢侈的一个刺客,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了。然而这样的一个刺客,却是一个失败的刺客。
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与其他几位成功完成任务的刺客相比,为什么这位失败的刺客反倒赢得了更大的世俗的声名?
我推测大体上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从我国民族文化心理角度说,国人总是喜欢同情失败的英雄,或者说喜欢同情悲情英雄。荆轲虽然说不上是什么英雄,但他毕竟具有某些英雄的气质。他有胆气,表面上看他还有担当,重然诺,不逃避。虽然刺秦失败,但临死前的表现还是极有风度、极有尊严。另外,他身后的燕国,与秦国相比,也绝对是一个弱者。这样,荆轲身上就集中了弱者与失败者的双重特质,也就顺理成章地引起了一般国人的双重同情。到这里,同情弱者与同情失败者合在一起,荆轲不被人记住是很难的了。同情弱者与同情失败者,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认识上的误区与非理性。人们总是倾向认为,弱者与失败者是值得同情的,他们往往是好的,甚至是代表正义的。有着这样认识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可不少见,比荆轲更典型的,大概要数项羽。
造成荆轲名气更大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与其他几位刺客相比,其生活的年代离人们更近。《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最早刺客是曹沫,他比荆轲早了五百年左右。离荆轲“最近”的聂政,也比他早了“二百二十余年”。从曹沫到聂政,这几个人对于汉以后,特别是汉朝的人们来讲,是太遥远了。人们在心理上“亲近”不起来。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荆轲的故事在秦汉时期广泛流传,而不是其他那几个人。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对离自己近的人和事更感兴趣。这恐怕更是一种心理作用。离自己远,总是觉得于己不大相干的。这种远既有时间上的,也有空间上的。比如,我们对发生在自己城市里的一起小小车祸的关注往往大于对巴以争端的关注。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不说空间,只说时间。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年代久远的不可查考的东西,比如大禹究竟是人还是虫这类问题,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而年代离得近,故老相传,留下来的有形的无形的东西多,人们自然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感,普通人也乐于去了解、去探寻。如果从这些“近人”身上寻出那么一点点与己相关或相近的事由来,也是让人心动和写意的。这也许就是“就近取譬”的心理原因所在吧。这个道理也适用于荆轲事迹的流传。
荆轲较之其他刺客更为有名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所刺的对象秦始皇太有名了。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且不论,他是千古一帝,大概没有人会对此产生疑问。秦始皇的功业、影响、声名,在中国过去的几百个**中都是首屈一指的。真要给**们排位次的话,他排进前五名应该问题不大。说他是中国最有名的、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之一也毫不为过。秦始皇不仅在中国的官方正史中地位显赫、声名响亮,他在中国社会的民间也同样有着最高的“知名度”。一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让无数的普通老百姓为之一洒同情之泪的同时,也记住了长城的修建者秦始皇。象秦始皇这样的一个人,他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强大的“光源”,会照亮他身边的一切。凡与他相关的人与事都会因为与他相关而备受世人瞩目。而其他那几个刺客所刺的对象,与秦始皇相比,就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了。所以,荆轲刺秦,不是荆轲这个人吸引人,也不是刺杀事件本身吸引人,而是秦始皇这个人吸引人。是秦始皇照亮了荆轲这位倒霉而又幸运的刺客。我们假设,如果荆轲刺杀的是一个无名小卒,那么肯定的,即使他刺得再漂亮、再精彩、再成功,也不会有人去关注他、宣传他。如果荆轲刺的不是秦始皇,他在中国历史上还会不会象现在这样有名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荆轲刺秦事件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如此有名,是因为许多人――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到了近现代,甚至一度把他的行为当成了反抗暴政、主持正义的象征。而历史的真相可能并非如此。荆轲真的代表正义吗?(当然,秦始皇也不代表正义)未必。他的行为真的是为了反抗暴政么?也未必。我们看《史记·刺客列传》,燕太子丹找荆轲刺秦其实主要是为了报私仇,其次才是为了国家的兴亡。某种意义上讲,燕太子丹找荆轲刺秦更象是《水浒传》中施恩请武松打蒋门神,本质上属于“黑吃黑”性质。冲突双方都是一个德行,谁也好不到哪里去。司马迁记载的荆轲,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是非善恶的观念,他顶多算一个有奶便是娘、谁出钱多为谁卖命的亡命之徒而已。试想,如果不是燕太子丹先找到他,而是秦始皇先找到他,他是不是同样也会为秦王卖命呢?
揭示历史真相有时是非常杀风景的,然而,历史的真相可能就是这样杀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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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是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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