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精选网喜欢人文景观，能介绍几个最具特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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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
我所知道的最具有人文景观及历史文化的城市有以下六座城市。
1、北京：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北京先后成为辽陪都、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国都。几千年的历史孕育了故宫、天坛、八达岭长城、颐和园等众多名胜古迹。早在七十万年前，原始人群部落“北京人”就出现在北京周口店地区，所以北京城历史悠久，文化深厚。
2、南京：古称金陵、建康、江宁等，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南京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是我国四大古都之一，素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美誉。南京位于我国东部、长江下游，现在为江苏省省会，副省级城市，也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3、承德：承德在民国和解放初期，为原热河省的省会。现承德是河北省省辖市，处于华北和东北中间的过渡地带，与北京、天津距离较近，背靠蒙辽，是国家甲类开放城市，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承德市的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是中国十大风景名胜区，也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国家首批世界文化遗产。
4、扬州：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北岸，古称广陵、江都，现为江苏省地级市。扬州自古就是繁华之地，长江、京杭大运河在此交汇，有“中国运河第一城”之称。唐代就有”天下之盛，扬为首”之说，又有“淮左名都”的盛誉。扬州不仅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是全国文明城市。扬州名胜古迹众多，气候适宜，是一座宜居城市。
5、苏州：现为江苏省地级市，简称“苏”。古称吴州、姑苏等，位于长江三角洲中部、江苏省东南部。苏州自古人文荟萃、风景秀丽，是江南的代表性城市，自古就有“人间天堂”之称。苏州城距今已2500多年历史，以“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名园”为独特风貌，是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江苏省重要的经济中心。
6、杭州：杭州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因风景秀丽，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受京杭运河和通商口岸的便利，历史上曾是重要的商业集散中心。杭州人文古迹众多，具有众多代表性的独特文化，如西湖文化、良渚文化、丝绸文化、茶文化，以及流传下来的许多故事传说，成为杭州文化的代表。
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参考，不妥之处请指正。
你好，我是龙城西子，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作为山西的旅游从作者，我为山西代言，向全球展示山西的旅游资源。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山西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山西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六处：大同、平遥、新绛、代县、祁县、太原。今天我们就详细介绍一下山西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第一、大同
大同市于1982年被评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主要是由于大同作为山西省第二大城市、山西省北大门，素有“北方锁钥、中国煤都”之称。先后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中国九大古都之一”等。作为北魏时期的都城“平城”来说，拥有着大家耳熟能详的旅游景区，如：“一山”——北岳恒山、“一寺”——悬空寺、“一城”——大同古城、“一石窟”——云冈石窟。天下大同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众望所归。
第二、平遥
平遥县于1986年被评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平遥古城号称中国四大古城之一，古城始建于明代，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平遥同样是文物大县，有300多处古迹。同时平遥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是明清时代晋商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明清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来山西看大院文化必不可少的地方。
第三，新绛
新绛县于1994年被评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新绛县古称绛州，位于山西省的西南部，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在绛州的大地上有“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古乐之乡”、“中国楹联文化县”等等。著名的景点有：龙兴寺、稷益庙、绛州州衙等。其中：绛州古乐为世界三大鼓种之一，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目录。
第四、代县
代县于1994年被评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代县位于山西省东北部，隶属忻州市，被文旅部命名为“中国民间绘画画乡”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著名的旅游景区有：五台山风景名胜区、雁门关旅游景区等。
第五、祁县
祁县于1994年被评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祁县、太谷、平遥被称为明清时代晋商的重要发源地，有“祁太平”之称，这里的明清票号很多，在明清时代的历史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来山西旅游的打卡所在地。著名的旅游景点有：乔家大院等。
第六、太原
太原市于2011年被增补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太原市是一座具有4700多年历史、2500多年建城史的历史古都，有“唐风晋韵、锦绣龙城”的美称。
晋善晋美，山西这边风景独好，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不但拥有众多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山大川、风景名胜，期待您的光临！
希望我的回复能真正的帮助到您，如果您有其他的见解，也欢迎各位朋友下方留言，进行讨论，谢谢！
湘西都出了哪些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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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为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颇受关注的演员周一围就是湘西人啊，他在做客王江月主持的访谈节目《星月对话》时这么描述自己的家乡。
主持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因为我知道你是湖南人，然后你出生的地方就是沈从文笔下边城的那个地方吗？
周一围：没错，没错。
主持人：比如现在让你描述一下家乡，就是最先映入你眼帘的画面是怎样？
周一围：是一条河，也不光是河，可能就是我那边的水系，包括溪，我小时候跟着我的父母去整个州里面去巡演，他们去演出，我就自己跑到可能码头边上，可能集市的旁边，看集里面那些，湖南的湘西的鸡很有名，那边鸡很有野性，我小时候被鸡追得到处跑。我们家那边的鸡，十几米高的树说飞就飞上去，就它蜕化的没有这边这么严重，然后就像山城一样，我刚进楼的，我们家那个院子，正对面是一栋大概六层楼的一个楼，进第一层的时候，六层楼，它的三层，是旁边的紧挨着这栋楼的可能是它的一层，再紧挨着它的这边是这栋楼的顶，可能又是那边的三层，整个那个树在这个十几高的半山坡上，我一回家，看见那个鸡，我就感觉不对，果然从，就感觉是一个俯冲，鸡飞下来追我，小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时候。我说水的意思是说，他们演出，我们家那边水特别好，清清绿绿的，到今天都很好。然后我能看到水里面的小鱼，小小的透明的小虾，然后看到在溪水边，在河边上洗衣服的，洗菜的，甚至洗头发的，那个时候很有意思，纯朴极了，那边的人，这个印象一直在，尽管我那个时候很小。
就地理上而言，湘西是个很美丽的地方。凤凰古城、张家界，都是久负盛名的游览胜地。此外，赶尸、放蛊等巫邪之术让湘西增添了几分神秘与诡异。
说到名人，被近人所熟知的当属以下三位：文学家与历史研究家沈从文、歌唱家宋祖英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贺龙。
湖南有哪些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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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历史上名人太多了，近代以来尤其多，我认为最有代表性的这样几个人。
1，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创立的共产党，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执政党。
毛主席创建的解放军，是世界上第一支人民子弟兵。
毛主席建立的新中国，让中国人民实现了解放和独立！
毛主席的毛泽东思想，至今指导者我们追求幸福的生活。
毛主席是历史上，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全体中国人永远怀念他！
2，开国元帅彭德怀、贺龙、罗荣桓。
彭德怀，年少从军，加入共产党，创建了红五军，井冈山上有他的热血，百团大战有他的功勋，解放大西北立下汗马功劳，朝鲜战场打败美国为首的17国军队！有诗为赞——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湘西起义他是红军的创建者，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也是他。他带领的八路军120师，取得了雁门伏击战、冀中平原四战四捷、晋西北反扫荡的抗日功绩。有诗为赞——
苍茫大地起风云，湘中游龙行天下。秉性生来不服输，铸就传奇刀两把。残壁斑斑血与泪，断桓凄凄国与家。一门忠烈万民颂，名垂青史耀吾华。
罗荣桓，红军时期“党领导枪”的践行者，长期担任政委职务。抗日战争中，115师师长林彪受伤，他作为政委长期领导115师作战，后期挺近山东，建立山东军区，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成为最强大的抗日根据地，正规军27万，占八路军新四军总数的三分之一！罗荣桓去世后，毛主席写诗悼念——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3，开国大将粟裕、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
开国大将10个中，有6个都是湖南人，不得不说，湖南出人才，湖南出大才！
湖南的历史名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那就是古代湖南籍的名人很少，但是到了近现代，湖南名人井喷式爆发。
其他答案说过近现代的湖南籍名人了，小编就说说古代湖南籍的几位名人吧。
1、蔡伦，东汉时期桂阳郡耒阳（今湖南省耒阳市）人。
↑被后人公认为造纸术发明人的蔡伦是湖南人↑
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的发明人。
蔡伦，公元63年-公元121年，实际上，蔡伦只是改进了造纸技术。
到了蔡伦身处的年代，书籍文档仍是主要以竹简当做书写载体，虽然当时出现了质地轻柔的缣帛，但是用缣帛制纸的费用很高昂，而竹简又笨重，于是蔡伦就想进行技术创新。
他当时担任尚方令，专门负责监督宫廷物品的制作，因此有机会接触造纸这样的高端前沿科技。蔡伦几经改良，终于成功用树皮，破布，麻头和渔网等廉价物品作为原料，造出纸张。
汉安帝元初初年（公元114年），蔡伦被朝廷封为龙亭侯，因此后人把蔡伦原理造出的纸张称为“蔡侯纸”。
遗憾的是，蔡伦因为参与政治投机，最终落得服毒身亡的下场，死后葬于自己的封地龙亭（今陕西省汉中市洋县）。
2、黄盖，荆州零陵泉陵人（今湖南零陵北人），三国时期名将
↑黄盖有勇有谋，是三国时期不可多得的名将↑
黄盖的名字在我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大家更多只是记住了黄盖与周瑜配合的苦肉计，却忽视了黄盖在赤壁之战的决定性作用。
实际上，赤壁之战中，诈降并采用火攻的计策是黄盖提出的。
真实的历史中，周瑜黄盖的苦肉计是虚构的，当时曹操大军一路南下，许多人都望风投降，就连张昭等人不也是动了投降的心思？而刘琮更是在曹操大军到达襄阳时，举州投降。
在这种情况下，黄盖暗地里向曹操诈降，曹操并未起疑心。
于是黄盖准备了几十艘艨艟战船，上面放满薪草膏油，外面用红布伪装，上插牙旗，向曹军驶来。曹军未做任何戒备，黄盖见机命令各船只点火，火乘风势，在曹军中蔓延开来，在激烈的交战中，黄盖中箭跌落水中，被救起后，因伤痕累累，竟没有被吴军认出，后来黄盖躺在板床上看到了韩当，大呼韩当名字，才被注意到，“盖自强以一声呼韩当，当闻之，曰：“此公覆声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
可见，黄盖有勇有谋，而且在三国历史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赤壁之战中表现极其出彩，可惜在文学演义中，他的很多功劳莫名其妙让给了诸葛亮。
3、怀素，长沙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以“狂草”出名。
↑怀素在芭蕉叶上练出了一手狂草↑
怀素俗姓钱，幼年时候就佛根尽显，出家为僧。
他练习书法时，因为贫穷买不起纸，就在他家乡种植万余株芭蕉，以芭蕉叶当纸，在上面尽情挥洒笔墨。
他生平两大爱好：好酒，好书法。他常说：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喝到酒酣脑热的时候，他往往走到寺庙里，在任何地方即兴写字，墙壁，衣物，器皿，无所不书，唐朝人把他称为“醉僧”。
当和尚当到这种境界，堪比济公了。
4、周敦颐，道州营道县人（今湖南道县人），北宋理学家，理学创始人。
↑周敦颐不显山不露水，其思想深刻影响了每一个后世国人↑
这家伙其实相当了不得。自从孔孟以来，南北宋朝时期儒学有了一次惊人的发展，这也是儒学自孔孟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发展，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非常深远，直到今天。
《宋史·道学传》如此评价周敦颐:“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太极图说》只有区区249个字，周敦颐写这本书是受到《周易》的影响，他阐述了他的宇宙观：““无极而生太极，太极而生阳，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从此，太极，两仪八卦，阴阳，动静，这些词汇及其概念逐步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但小编认为，这其实严重阻碍了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之对比，笛卡尔作为西方现代哲学奠基人，他的“普遍怀疑”的理念，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笛卡儿认为，人类应该可以使用数学的方法——也就是理性——来进行哲学思考。他相信，理性比感官的感受更可靠。小编对笛卡尔的理念更加认同。
值得一说的是，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恩来都是周敦颐的后裔。
5、王夫之，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大儒，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王夫之终身未剃发，真乃傲骨忠心↑
王夫之，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船山先生。
他是坚定的抗清志士，屡战屡败，却毫不气馁，决不投降。幸好当时交通和通信水平不发达，王夫之经常逃到深山隐居，躲避清军对他的通缉。清顺治十一年，遭到清军通缉的王夫之，改名为瑶人，流亡零陵，郴州一带，授徒著书，给人们讲解《周易》和《春秋》。
清顺治十七年，王夫之举家搬往衡阳金兰乡高节里，盖了一个茅草屋，名为“败叶庐”，终日读书著作。康熙三年，他在“败叶庐”设馆讲学，晚年时期贫病交加，连纸笔也得靠朋友周济。
吴三桂称帝后，派人请王夫之写《劝进表》，王夫之严词拒绝，理由是王夫之认为“以其入国仇也，不以私恩释愤”，然后逃入深山躲避。
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王夫之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终生都没有剃发。他作品很多，后人编辑的《船山遗书全集》共有二十二册，但生前都没有刊行。
如何评价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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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就是一个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脱口秀演员，他说的话不能当真，因为他所有的观点直指那个时代最可怕的方向——复古。
如果辜鸿铭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定会被喷成筛子，可是在那个时代，虽然谤满天下，却也誉满天下，实在是一大奇景。
辜鸿铭这个人，严格来说算是外国人。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马来西亚的橡胶园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英国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
辜鸿铭从小聪明伶俐，受到了橡胶园主人布朗夫妇的喜爱。布朗夫妇没有子女，就认他为义子。也正是因为布朗夫妇的帮助，辜鸿铭10岁就离开马来西亚，到了欧洲学习，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后来，辜鸿铭被爱丁堡大学录取，受到了著名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辜鸿铭曾说自己在德国读博士，一共得到了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可是辜鸿铭在德国总共才呆了不到3年。按照德国的学制，除非作弊，辜鸿铭绝无可能得到那么多的博士学位。况且辜鸿铭也拿不出任何证据来驳斥别人的质疑。
与当时伍廷芳、唐绍仪等人的少年得志不同，辜鸿铭“得到十三个博士学位”后的20多年，始终默默无闻，一直到1909年才发表了代表作《中国的牛津运动》。
从1880年到1909年，辜鸿铭干什么了？答案其实很简单，他回炉重造了！
1880年辜鸿铭回国时，偶遇了语言学家、教育家马建忠，与他畅谈三日，改变了志向，从此以后开始专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马建忠，著作有《马氏文通》，长期在李鸿章幕府任职，是李鸿章外交和洋务的高级顾问。同时，也正是马建忠最早绘制了“太极旗”，后来成为韩国国旗。
辜鸿铭和马建忠相遇是，辜鸿铭24岁，马建忠36岁，辜鸿铭自称有13个博士学位，马建忠则是刚刚得到巴黎政治学院的博士学位。不要以为马建忠大器晚成，早在26岁时就是李鸿章幕僚，和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同为早期维新派的主要代表。
辜鸿铭回炉重造的地方，是中国最有学问气息的地方——张之洞幕府。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担任翻译。这样的工作实际上随便一个有国外北京的华侨都能做到，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远不如其他本来就有维新思想或者洋务干才的人。
张之洞成立自强学堂时，辜鸿铭担任了一名普通的教师，可见他在张之洞幕府并不出名。
辜鸿铭的很多观点，被知识界和文化界传为笑谈。这不是对他的赞誉，反而是对他的嘲笑。
辜鸿铭说，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应该就像茶壶和茶杯。所以，一夫多妻制有利于社会稳定。
辜鸿铭一生都留着自己的小辫子，在他眼里，满清的小辫子是文化的象征，不能割掉。
辜鸿铭还到处吹捧中国女人的小脚，还公开发表了品小脚的文章，令人作呕。
辜鸿铭1924年在日本东京大学演讲时，曾说“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仔细一分析，就容易把中国带向绝路。
辜鸿铭的说法，实际上也让很多人接受了，流传到现在就是两句“要找唐文化，要去日本；要找明文化，要去朝鲜。”元朝统治中原，让唐宋文化丢失大半，但日本因台风打败忽必烈船队，得以保持旧文化；清朝统治中原，让明朝文化损失大半，但朝鲜却保持了明朝文化。
说到这，辜鸿铭的思想内核就十分明显了，日本那么发达，正是因为学了中国1000年前的唐文化，所以中国想要富国强兵，直接去学唐文化就行了！
还是复古思想！
辜鸿铭没有看到的是，日本明清时期虽然是闭关锁国的幕府时代，可是兰学一直在发展。兰学就是来自于荷兰的学问。正是有兰学的发展，才让日本在明治维新中阻力小得多。
日本虽然保持了一些唐朝文化，可是唐朝文化并没有对日本的近代化强国路有任何的积极作用。恰恰相反，日本一直都在提的口号是“全盘西化”和“脱欧入亚”。日本连自己的本土文化都可以抛弃，又如何会珍惜1000年前的唐朝文化！
别人都说辜鸿铭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可是他在哪边都是了解个半吊子，距离一代宗师的位置还差得远很远很远！
如果辜鸿铭对别人说自己是受到马建忠影响成了这样，马建忠还不得被他气死！马建忠给郭嵩焘当翻译时，一直宣传维新思想，在李鸿章幕府也是积极推进洋务运动。马建忠在庚子年准备与八国联军和谈时操劳过度而死，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辜鸿铭，这个清朝腐朽文化下的怪胎，以一种脱口秀、小丑表演的形式成为当时的奇观，实在是近代中国文化界的耻辱！
一个世纪之前，西方曾流传着一句话“到中国不可不看紫禁城，不可不见辜鸿铭”。
辜鸿铭著有《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的牛津运动》等著作。他向西方宣传了中国的文化和精神，翻译了中国古代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大学》三本，并产生了深远重大的影响。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人都曾来中国拜访他。1913年，辜鸿铭与诗哲泰戈尔一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辜鸿铭旧照）
在当时的西方世界，辜鸿铭几乎成为了中国的一张名片。
不过，辜鸿铭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
1857年，他出生在马来半岛槟榔屿的一个英国橡胶园。早年间，辜鸿铭的祖辈从福建迁至南洋谋生。到辜鸿铭这一辈时，他已经是第三代华侨。辜鸿铭的父亲叫做辜紫云，是当时英国橡胶园中的总管。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纯正的西洋女人。
橡胶园主人布朗尤其喜欢这个混血小孩，他将辜鸿铭收为义子，并让他从小就读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等到辜鸿铭10岁时，布朗想将辜鸿铭带到英国接受教育，辜紫云很快答应了下来。
临行前，辜紫云拉着儿子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发誓，“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了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这句话在幼小的辜鸿铭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成就了后来的那一位狂儒。
辜鸿铭在欧洲留学了14年。在这段期间，他先后获得了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并且还精通九国语言。在25岁的年纪，辜鸿铭已经成为了一名精通西学的优秀青年学者，年纪轻轻已然声名显赫。
（张之洞画像）
1881年，辜鸿铭在回到故乡后，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开始潜心去钻研学习中国文化。在感受到《论语》《中庸》等古代大作伟大的思想精神后，辜鸿铭决定在西方大力宣扬中国文化，让世界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1885年，辜鸿铭前往成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外文秘书。在张之洞府上的二十年间，辜鸿铭一面为张之洞统筹洋务，一面专研国学。并且在这段期间，辜鸿铭还将《论语》等著作翻译为了英文，在西方报纸上刊载，引发了西方人的持续关注。
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不过，在后来的五四运动中，辜鸿铭却和陈独秀、李大钊的方向等人背道而驰。辜鸿铭是封建帝制的最忠实拥护者，在辛亥革命之后，他依然在脑后留着长长的辫子，这在当时显得颇为特立独行。
曾经有学生问他，为何留辫子，他反而对学生说：“我的辫子长在身上，而你们的辫子却长在心里。”
抛开外形不说，辜鸿铭的很多思想，似乎都带着“传统”的味道。比如他对封建“一夫多妻制”就非常地推崇。他曾说：“妾者，立女也。当男子疲惫之时，有女立于其旁，可做扶手之用，故男子不可无女人，尤不可无扶手之立女。”并且他还认为，男人女人就像茶壶与茶杯的关系，茶壶可以只有一个，但茶杯却应该有很多。
（陈独秀画像）
后来有一次在日本演讲时，他曾提出过“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这一观点。这句话从表面上看，是在中国频受欺凌后的一声的痛心疾首地呐喊，但实际上却是在赞扬中国文化。他提出，日本人之所以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因为他们继承了真正的大唐文化，才得以有了今时今日的强盛。
值得一提的是，辜鸿铭钻研了中国文化后，却又开始蔑视西学。这与当时他在北京大学的同事胡适完全相反，因此两人也颇有些不对头。
辜鸿铭很狂。当日本人推荐他去当张作霖的顾问时，张作霖眼见这个老头古板怪异，便问他说：“你能做什么？”
辜鸿铭在怔怔地看了张作霖几眼后，直接转身离去。
后来，在国外的多次演讲中，每当有人质疑中国文化，或是鄙视他时，辜鸿铭总能用自己无与伦比的才华，让对方羞愧难当或是当场折服。
说起来，辜鸿铭确实是当时的一位狂人，但他也的确有狂妄的资本。他曾评价自己是中国仅有的两位好人之一。而原因竟然是因为他吃了几年前清的俸禄，所以要一生坚持保皇。对于这样一个人，说他是狂儒，的确再合适不过了。
（参考资料：《辜鸿铭传》）
如何评价清末民初的奇人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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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是清末民国初的传奇人物，他表面上看似一个飘忽不定的谋士，而实际上，他骨子里有一种执着之气，执着于探索医民救国之道。
在杨度病中自写挽联道：“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而他的恩师、近代最后一位纵横家王闿运却说：“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蔡锷将军很能理解杨度，他说：“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杨度（1875年1月10日-1931年9月17日）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师等。杨度是农民子弟，后来，他考取了秀才，并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成举人，但是，第二年之后，他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在会试期间，恰逢康有为等“公车上书”，他也跟随着，当时，他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后来，他回到湖南，师从于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从王闿运那里学到了纵横学、儒学和各家学说。杨度尤其醉心于帝王之术，他曾对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杨度执着于以帝王之术来经营世事，努力想当帝王师。他成了当时最博学并深谙谋略的杰出谋士。
杨度是一个敏锐机智、思想活跃的人，他并没有因谙熟帝王之学而拒绝新观念，时局的变化使杨度开始兴趣新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湖南推行新政，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等在长沙办时务学堂，而杨度与蔡锷、刘揆一等一起去听课学习，并开始议论当时国事。新学让他开阔了眼界，他觉得不能仅仅守住旧学而坐井观天了，于是，开始了他游学东洋的历程。
杨度像
第一，留学日本，研究宪政，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杨度曾两度到日本留学，第一次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当时，杨度的恩师一直劝王闿运不要出国，但杨度当时接受了新学，对于出国是很向往的，于是，杨度瞒着他的老师自费留学日本，进入了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他与黄兴等是同学，当时日本受维新活动的影响，思想很活跃，中国有相当一些留学生都受到了影响，杨度也受影响，他开始积极做一些与新思想密切相关的事。
比如，在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的结业会上，东京弘文书院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清国人的言论，杨度受新思想的影响，有一些教育方面的见识，他便当场与校长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进行激烈辩论，引起广泛的关注。后来，杨度以《支na教育》为题，将他在辩论中发言的内容发表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而这篇文章得到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大力支持和广泛赞誉，杨度成了留日学生中的名人。
再如，杨度在留日期间，曾与湖南留日同乡杨笃生等创办了《游学译编》，这刊物在留学生中很有影响。可是，《游学译编》需要经费，但在日本很难筹到经费，为了让《游学译编》继续办下去，杨度不得不回国筹集经费。杨度回国后，先去拜访他的恩师王闿运，之后，他奉师命谒见了张之洞，张之洞一见杨度便对他非常欣赏，认为杨度是一个很有才的年轻人。
杨度的才识逐渐受到了当时湖南文化官员的重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而一等第一名是梁士诒，可是，梁士诒却因为其名字而倒了大霉，他的名字被解释成了“梁头康尾”，与康梁戊戌变法联系起来，慈禧太后很讨厌这名字，梁士诒被除名，杨度也受影响，而且，杨度是湖南师范生，在日本期间有攻击清廷的言论，被怀疑与唐才常是同党或革命党，因而被除名，并受到通缉。后来，梁士诒成了北洋政府的财长，成了杨度的政敌。
杨度被通缉之后，回到了家乡，期间他娶了中路铺黄氏仲瀛为妻。但是，杨度一直向往着接受新思想，在结婚后不久，他便第二次赴日本东京，再次进入了弘文学院学习。刚好他的弟弟和妹妹是湖南省第一期官费留学生也到日本留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他们忧虑国事，为国家的未来而担忧。杨度对应着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创作了《湖南少年歌》发表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表达了湖南人救国勇气，他写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至此，杨度与梁启超成了志同道合的人。
第二年，杨度从弘文学院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而在政法大学的经历对杨度后来人生的影响非常大。当时，他与汪精卫的是同学，与蔡锷更是关系十分密切，蔡锷休假日都到杨度家吃饭。入学第二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
这期间，杨度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比如，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由清政府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他发表《粤汉铁路议》申明他的观点。
再如，杨度在政法学院集中大部分学习精力，研究西方各国的宪政，逐渐成了宪政理论专家。同时，他在思想意识上，他开始坚持宪政立场。因而，当时在留日学生中关于保皇派与排满革命派的争论中，杨度并不介入两派论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以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的身份回国，与他的老师王闿运研究关于维护粤汉铁路权的对策，最后决定提出官绅筹款自办。他带着方案去拜见张之洞，他的方案得到张之洞的大力支持。不久，清廷收回了粤汉铁路的自办权。杨度干得很漂亮，他因此事的成功而声望大增。
杨度在东京还遇到了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就是孙中山，可是，他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却是不一样的。杨度与孙中山曾就中国的前途问题辩论过多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 杨度虽然不赞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但他却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成就了孙、黄后来的革命情谊。
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时，极力邀请杨度加入，但都被杨度拒绝了。杨度很开明地向孙中山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参看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等）此后，杨度很长时间一直没有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坚持要革清廷的命，而杨度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杨度在日本的学习活动和经历以及他所接触的人表现一个重要现象：近代中国早期的革新者，如孙中山、黄兴、蔡锷等，都是在日本开始他们的活动的。
杨度雕像
第二，从议政到从政，执着于君主立宪
弱国无外交，清廷的腐败软弱使海外留学生也受遭殃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无理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并称清国人“放纵卑劣”，肆意侮辱清国人。留日学生群起抗议。杨度以留日学生干事长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带头向日本政府抗议。
当时，在关于留日学生的学业问题上，留学生意见不一，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自办学校；另一派主张向日妥协。湖南人、华兴会创始人之一、中国同盟会会员陈天华蹈海殉国，以示对日抗议。杨度作为总干事长，被一些留学生指责为办事不力，工作很困难。
此时，国内开始掀起了关于宪政的讨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以及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至欧洲、美国、日本考察。考察大臣为了给清廷交上考察报告，五大臣出洋的参赞熊希龄到了日本之后，他知道杨度和梁启超学识丰富，且对宪政比较了解，便请他们执笔起草报告，于是，杨度便写成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而梁启超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这些报告影响巨大，杨度声名显赫。五大臣回国后，清政府参照杨度的报告下诏预备搞立宪制度。杨度作为立宪派的思想代表也从此开始扬名。
之后，杨度在日本的相当一段时间，皆是在努力宣传宪政，传播宪政思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他自己任总编。此时，杨度与梁启超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杨度坚持“不谈革命，只言宪政”，因此，他也与孙中山等在政见方面分开了。接着，杨度很勤奋写文章，他发表14万字的重磅论文《金铁主义》和其他不少文章。其主要论题是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建立国会，实行宪政。杨度还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不久，梁焕奎、范旭东筹备湖南宪政公会，想请杨度为会长，恰遇当时杨度的伯父逝世，杨度回国，担任成立湖南宪政公会会长，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他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修改后，联络很多湖南名流联名上奏，掀开了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杨度的影响越来越大。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当时清廷的两位重臣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以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为由，清旨让他入朝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因他仅有举人功名，只能是候补四品。杨度开始从议政走向从政，当起了清朝的官员。
此时的袁世凯对杨度非常重视，他想利用杨度的宪政知识来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袁世凯专门请旨，让杨度在颐和园向清廷的皇族亲贵讲解立宪精义，并主张开设民选议院。之后，杨度还被清廷委任为高级讲师，经常出入颐和园，为王公大臣们补学宪政知识。清政府在袁世凯等人的倡议下，开始要搞“立宪”，而立宪活动的文件基本上都是由杨度执笔起草的。杨度成了清廷立宪活动的理论和政策权威。
清廷的所谓“立宪”活动开始了，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真的成立了“皇族内阁”，杨度因筹备活动有功，加上袁世凯等人的推荐，他成了“内阁”中的统计局局长。杨度的这一段经历，使他与袁世凯的关系越来越近，两人建立了很深的私交。杨度感到袁世凯对他有知遇之恩，而且，他感到袁世凯是一个能做大事的人，杨度开始想起了他年轻时的帝王之学，他感到袁世凯正是他想找的不一般的人物，杨度在心里从此开始把自己当成了袁世凯的帝师，并且很忠心地辅助袁世凯，为他做事，维护他。
杨度接二连三地为袁世凯忙乎着，甚至冒险维护袁世凯。比如，清廷摄政王载沣一直把杀袁世凯认定为清皇室最危险的敌人，他想杀了袁世凯，让杨度起草诏书，杨度竟然敢拒摄政王令，据不草诏，并冒死找理由想救袁世凯。
再如，袁世凯离开朝廷后，在家乡装着钓鱼，此时武昌起义爆发，杨度特意跑到袁世凯的故乡去，当起了袁世凯的幕僚。
又如，宣统三年（1911年），袁世凯加入了内阁，杨度也当了内阁学部大臣，但是，杨度感到袁受到排挤，杨度便与汪精卫发起了“国事共济会”，杨度利用他与孙中山、黄兴等的关系，为袁世凯与南边革命力量进行调停，杨度成了袁世凯的联络代表之一。
从此时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杨度一直坚持他尊崇的“君主立宪制”，期间，黄兴到北京时，曾极力邀请杨度加入国民党，但他没有答应，留念他的立宪理念。后来，与宋教仁、覃振一起并称国民党桃源三杰之一胡瑛也诚心邀请杨度加入国民党，杨度却提出，只有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他才会考虑加入，这表明杨度依然坚持他的君主立宪主张。
杨度支持袁世凯是尽心尽力的，他甚至还特意邀请他的恩师王闿运出山，进京担任袁世凯内阁的国史馆馆长。
杨度这一时期一直想通过君主立宪制来振兴国民，他认为中国应像日本一样，实行君主立宪制，这种制度最适合当时的中国现实；而在杨度的内心深处，他一直有一种之前他老师王闿运教育他而形成的“帝师”心理在作怪，这也使他后来继续追随搞复辟的袁世凯。
第三，追随复辟，写下了人生最大败笔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的野心露出来了，他解散国会，背叛了原来与南方革命力量合作的约定，而此时，杨度却当上了袁世凯组建的参政院参政。第二年，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摇旗呐喊，他大声呼吁：“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作为曾经新思想的代表，杨度此时已经在思想上落伍了。时代变了，而杨度却仍坚持着“君主立宪”。他的大声论调让袁世凯喜出望外，大肆称赞，袁世凯称杨度的论调是“至理名言”。
杨度对袁世凯的卖力还不止于此，杨度在袁世凯政府当学务副大臣时，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了“筹安会”，杨度任理事长。他们极力主张和宣传君主立宪制，为袁世凯称帝打造舆论。袁世凯对杨度十分欣赏，亲自为杨度赐匾，题上“旷代逸才”四个字，以此来表示对杨度的特别恩宠。
杨度沉溺于他的“帝师”梦想中，而洪宪帝制的政策一出台，杨度便广受声讨与唾骂，连杨度原来的挚友梁启超也称杨度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在激烈变化的时局中，大浪淘沙，逆潮流的守旧者必然被淘汰，但他们往往不问责自己而是怪罪别人。洪宪帝制失败后，袁世凯在临死前大声喊着：“杨度误我！”他认为正是杨度坚持君主立宪制影响了他，使他复辟帝制。
而袁世凯死时，杨度却为他写了挽联：“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洪宪帝制彻底失败，黎元洪当上了总统，他所发布的关于“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时，杨度被列在第一位。这个时候，杨度遁入空门，闭门修佛，他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偈语，以佛学态度思考人生。之后，张勋兵变搞复辟，清廷邀请杨度入京，杨度拒绝，并通电给张勋等说：“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此后，他作为俗家弟子，进入佛境，学佛参禅，悟出了禅的精神即是“无我”，大讲“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
第四，告别君主立宪，转向共和，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实，年轻时专攻帝王学、纵横学说，之后又接受新思想，并执着于君主立宪制的杨度，很难真正地倾心于佛学。君主立宪失败之后，杨度不久之后又活跃于政治舞台上。
此时，杨度的政治主张逐渐由君主立宪制渐转向民主共和。民国十一年（1922年），南方的局势严重，陈炯明叛乱，杨度受孙中山委托，以孙中山特使的身份通过曹锟的秘书夏寿田，极力游说曹锟，有效地阻止了吴佩孚对陈炯明的援助，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孙中山赞扬杨度能履行政治家诺言，没有忘记在日本东京时的约定。
民国十一年（1922年）杨度终于告别了以前的政治主张，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对此，孙中山很高兴，特电告国民党全党，称赞杨度加入国民党为“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此后，杨度到山东，策应张宗昌北伐，为北伐作贡献。
杨度加入国民党之后，经常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一起活动，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共产党员李大钊等，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了解共产党的理论主张。1927年，李大钊被捕，杨度在北京想尽办法营救李大钊和中国近代著名报人成舍我。但未能成功把李大钊等救出来。
民国十七年（1928年），杨度到了上海，在上海定居下来，此时，他一方面以经营字画作为表面营生，实际上，他成了杜月笙门下的“清客”；另一方面，他暗中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他还加入中国互济会，捐助过大额经费。
在上海时，杨度最后写的作品是《杜氏家祠记》和《杜氏家祠落成颂》，是为杜月笙大说好话的，他在文章中赞杜月笙说：“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中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而杨度由于之前与李大钊等杰出共产党的交往，逐渐了解共产党的主张，他感到共产党才是能救中国的政党，于是，在共产党最艰难时期，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潘汉年介绍杨度入党，伍豪（周恩来）亲自批准，杨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周恩来单线联系。后来，周恩来撤离上海，由夏衍同杨度单线联系。
对于杨度加入共产党一事，当时有人讽刺他是投机分子，而杨度厉声反驳：“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杨度的共产党身份是严格保密的，极少人知道他的这一真实身份，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将此事公布于世。当时，周恩来派秘书来告诉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让他转告《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杨度晚年在上海与家人合影
孙中山先生曾建议杨度写一部《中国通史》，杨度开始做准备，搜集了不少资料，还写出了大纲，但是，杨度近六十岁时，有肺痨病和费病，撑不住了，1931年9月17日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逝世后安葬在万国公墓。周恩来、潘汉年都前往吊唁。
杨度有功有过，有靓丽的革新举动，有传播新思想的光辉业绩，但他也有过保守，有过违背历史潮流的荒唐行动，特别是在袁世凯称帝时极力维护帝制，虽然在“君主立宪”问题上，袁世凯重在“君主”，而杨度重在“立宪”，但毕竟是逆潮流而动的，他因此也为自己的历史写下了大的败笔。不过，在他晚年，他接触马克思主义，在白色恐怖的严峻背景中，他加入了共产党，这是他真正的觉悟。
杨度虽有过，但他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他的努力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在清廷腐败，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他是最早想通过建立“宪政”来实现救国梦想的积极知识分子之一，杨度所撰写的《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行宪政程序》等，是中国最早较系统地阐述“宪政”理论的文章，对于传播宪政思想，反对腐败清王朝意义重大。
其次，他和梁启超等很早就想组织新政党，推动清廷政治改革，他们酝酿把新政党命名为“宪政会”，计划将建党的本部设在上海，由杨度出任干事长，他们还初步讨论新党的纲领，将其定为：“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杨度 “君宪国师”的哀歌)他们还筹划在国内争取政界要人和立宪名流加入。这虽然有与清政府妥协的一面，但在当时提出建立新党，提出“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这是进步的举动。
再次，杨度在传播宪政思想方面的贡献是最大的，起先，他联络湖南士绅在长沙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并上书清政府请开国会，这是最先提出召开国会的。之后，在杨度的领导下，组成宪政讲习所，扩大活动范围，他们以“开国会”为名扩大号召力，向政府请愿。再后来，其声势浩大的宪政传播迫使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月，让宪政讲习所更名为“宪政公会”，并成为清廷民政部批准的合法组织。杨度召开评议会，重新修订章程，确立该会的宗旨为“确立君主立宪政体”，杨度出任改选后的常务长。这虽然有妥协的一面，但在当时却是确实可行的，杨度的这些活动对于促进社会政治改革是积极的，也是进步的。
最后，看看杨度很矛盾却又很真诚的两幅对联——
袁世凯称帝时，他写对联《贺袁世凯称帝》，把袁世凯夸得很肉麻：
“听四百兆人巷祝衢歌，恍亲见汉高光，唐贞观，明洪武；
数二十世纪武功文治，将继美俄彼德，日明治，德威廉。”
而对于领头推翻洪宪帝制的蔡锷将军，他也写对联真诚悼念：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空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回答者：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林小静
杨度是清末活跃在政坛的风云人物，曾长期主张君主立宪的思想，在清末民初纷繁复杂的政治派别中，杨度既不属于革命派，也不完全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张玉法先生曾称杨度是“立场介于保皇与革命之间”。杨度虽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代表性人物，但他的政治主张却先后几次发生过剧烈的变化：1908年4月他进入清政府宪政编查馆后，从反对清政府到为清政府辩护，与此前的君主立宪论相差甚远。其后，他又重申君主立宪的主张，两次参与复辟活动。
杨度
早年杨度曾留学日本，在那里他逐渐形成了以开国会广造舆论、以国会推动立宪的思想，通过考察比较世界各国的政体后，他指出最适合中国的当为君主立宪制。杨度倡导的君主立宪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基础上建立责任内阁，君主是国家元首，责任内阁则是政府，杨度指出中国要想富强起来，必须变革现有的政治制度，将国家改造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他主张君主立宪论主要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在君主立宪制度下，掌握最高权力的应为国会，这样才可达到“发达国民”之目的；第二，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因中国封建贵族势力庞大，难以在短期内铲除，因此他认为“尤不必以君主一人之故，而牺牲全国人民以敌之，贻国家以危害”。
杨度手书
1907 年1月，杨度出于“因国事危迫，举世无一定之方针，欲对国民有所陈说”的目的在东京创办了《中国新报》，其后不久他在《中国新报》上发表了《金铁主义说》一文，比较了世界上的民主立宪国和君主立宪国，认定最适合中国的是君主立宪制，而非民主立宪制。他说:“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枪；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 1907 年 7 月，杨度与熊范舆等人在东京成立了宪政讲习会，他不仅通过《中国新报》鼓吹召开国会，而且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抨击了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不过悬立宪之虚名，以召革命之实祸而已。”
杨度
杨度主张的君主立宪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他认为君主立宪制下负主要责任的应为责任内阁，它是民富国强的保证，“政治革命之目的，则以改造责任政府为其惟一之目的。”但同时责任内阁时刻受到国会的监督，对于责任内阁不负责任之行为，国会有权对其进行弹劾并改造。第二，他着重鼓吹要召开国会，因为国会的本质是代表人民参政议政，但是杨度所主张的国会并不是从普通民众中选出，能进入国会的人必须是“有身家智识者”。第三，杨度强烈呼吁要尽快制定宪法，君主立宪制下，宪法的主要作用在于限制君主的权力。可见，这时杨度极力倡行的君主立宪制仍是要限制帝王的权力。
1908年4月20日，杨度经袁世凯和张之洞等人的推荐进入了清政府的编查馆，负责起草宪政法令章程，从此杨度的立场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他不再主张反对清政府，也不再强烈请开国会，而是赞扬“政府公忠”。即便日后民间都在抨击清政府的假立宪时，杨度仍就任了清内阁的统计局局长，完全成为了清政府的御用官僚。清政府覆亡后的1915年3月，杨度又站在了袁世凯复辟帝制一边，极力鼓吹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好处，不过这时他的君主立宪论与早前的却已大相径庭了。
参考文献；
侯宜杰：《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杨度》，《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蒋懿菊：《杨度思想转变初探》，《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唐自斌：《杨度与民初两次复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2期。
左玉河：《立宪乎，共和乎: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心路历程》，《安徽史学》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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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把湖南称为“中国的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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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这一说法流行于民国时期，大体是要表达：如果把中国比作德意志，那么湖南就是复兴德意志的普鲁士。
毛泽东主席就是湖南人，而他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带领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或许，当代中国人对“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的理解，第一时间会想到这件事。
这是事实，也是佐证。然而“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的说法，绝没有这么简单，还有更深层的历史原因。
远的不扯，就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历史开始审视，你会发觉湖南人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里不得不提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当年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清朝政府正是靠着湘军扑灭太平天国起义。
战争很残酷，但也让湖南人看到西式“火枪火炮”的威力，曾国藩、左宗棠等湖南高官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
19世纪的湖南，很快成为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热土，随着相伴而来的是现代教育、妇女解放运动等新理念。
列强压迫愈甚，亡国危机愈烈，湖南人没有麻木不仁，而是奋起救国……湘阴人郭嵩焘成为早期维新派代表，浏阳人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殉国，而黄兴、宋教仁、蔡锷直接参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战场，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造成日军20余万人伤亡，湖南人为之付出惨重代价。
湖南人也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出一份巨大的力量，看看数据就能感觉到。比如十大元帅有3个湖南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恒），开国十大将有6个湖南人（粟裕、陈赓、许光达、萧劲光、黄克诚、谭政）。
“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的吹捧，而是湖南人担当得起！你觉得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谈一谈大家不太熟悉，却深刻影响中国几百年的人物，而他的影响将还会持续下去，他就是湖南衡阳人王船山。
国人普遍认为“湖湘文化”是推进近代中国变革和革命的文化基础，那究竟什么是“湖湘文化”却知之甚少，“湖湘文化”源至何时、何地、何人？那更是没有一个广泛而统一的说法，至于原因，那就不好评论了。
湖湘文化的精髓是讲究一切从实际出发；
首先，肯定了客观世界的重要性，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从而也肯定了物质生产的重要性，肯定了利益和欲望的合理性；更是强调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让儒家学说中入世的一面，发扬光大，把理学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而这一切，要归功于明末清初，湖南衡阳人王船山引领的思想变革。
王船山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大家，而他生前也说过:“吾书两百年后始显。”他的思想学说影响了中国近代无数后起之秀，包括晚清名臣曾国藩、左宗棠，包括维新之士谭嗣同、唐才常。其中，曾国藩对船山学说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
庚子（1900）之变后，湖南人在上海出版王船山的《黄书》与《黄帝魂》，简称“小黄书”，从此海内外兴起一场尊黄大潮，王船山的夷夏大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依据，深刻影响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章太炎、章士钊、黄兴、蔡锷，以及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其中，孙中山据此于1905年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简称“民族、民权、民生”即“三民主义”
近代中国，王船山的思想成为湖湘人民的武器，引领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变革。经世思潮、维新思潮、共和思潮、共产思潮，都从三湘大地开始，从一本小黄书开始，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对王船山有一句的经典评价：“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
时至今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不正是王船山“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的理论验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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