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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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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就是一个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脱口秀演员，他说的话不能当真，因为他所有的观点直指那个时代最可怕的方向——复古。
如果辜鸿铭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定会被喷成筛子，可是在那个时代，虽然谤满天下，却也誉满天下，实在是一大奇景。
辜鸿铭这个人，严格来说算是外国人。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马来西亚的橡胶园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英国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
辜鸿铭从小聪明伶俐，受到了橡胶园主人布朗夫妇的喜爱。布朗夫妇没有子女，就认他为义子。也正是因为布朗夫妇的帮助，辜鸿铭10岁就离开马来西亚，到了欧洲学习，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后来，辜鸿铭被爱丁堡大学录取，受到了著名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辜鸿铭曾说自己在德国读博士，一共得到了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可是辜鸿铭在德国总共才呆了不到3年。按照德国的学制，除非作弊，辜鸿铭绝无可能得到那么多的博士学位。况且辜鸿铭也拿不出任何证据来驳斥别人的质疑。
与当时伍廷芳、唐绍仪等人的少年得志不同，辜鸿铭“得到十三个博士学位”后的20多年，始终默默无闻，一直到1909年才发表了代表作《中国的牛津运动》。
从1880年到1909年，辜鸿铭干什么了？答案其实很简单，他回炉重造了！
1880年辜鸿铭回国时，偶遇了语言学家、教育家马建忠，与他畅谈三日，改变了志向，从此以后开始专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马建忠，著作有《马氏文通》，长期在李鸿章幕府任职，是李鸿章外交和洋务的高级顾问。同时，也正是马建忠最早绘制了“太极旗”，后来成为韩国国旗。
辜鸿铭和马建忠相遇是，辜鸿铭24岁，马建忠36岁，辜鸿铭自称有13个博士学位，马建忠则是刚刚得到巴黎政治学院的博士学位。不要以为马建忠大器晚成，早在26岁时就是李鸿章幕僚，和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同为早期维新派的主要代表。
辜鸿铭回炉重造的地方，是中国最有学问气息的地方——张之洞幕府。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担任翻译。这样的工作实际上随便一个有国外北京的华侨都能做到，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远不如其他本来就有维新思想或者洋务干才的人。
张之洞成立自强学堂时，辜鸿铭担任了一名普通的教师，可见他在张之洞幕府并不出名。
辜鸿铭的很多观点，被知识界和文化界传为笑谈。这不是对他的赞誉，反而是对他的嘲笑。
辜鸿铭说，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应该就像茶壶和茶杯。所以，一夫多妻制有利于社会稳定。
辜鸿铭一生都留着自己的小辫子，在他眼里，满清的小辫子是文化的象征，不能割掉。
辜鸿铭还到处吹捧中国女人的小脚，还公开发表了品小脚的文章，令人作呕。
辜鸿铭1924年在日本东京大学演讲时，曾说“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仔细一分析，就容易把中国带向绝路。
辜鸿铭的说法，实际上也让很多人接受了，流传到现在就是两句“要找唐文化，要去日本；要找明文化，要去朝鲜。”元朝统治中原，让唐宋文化丢失大半，但日本因台风打败忽必烈船队，得以保持旧文化；清朝统治中原，让明朝文化损失大半，但朝鲜却保持了明朝文化。
说到这，辜鸿铭的思想内核就十分明显了，日本那么发达，正是因为学了中国1000年前的唐文化，所以中国想要富国强兵，直接去学唐文化就行了！
还是复古思想！
辜鸿铭没有看到的是，日本明清时期虽然是闭关锁国的幕府时代，可是兰学一直在发展。兰学就是来自于荷兰的学问。正是有兰学的发展，才让日本在明治维新中阻力小得多。
日本虽然保持了一些唐朝文化，可是唐朝文化并没有对日本的近代化强国路有任何的积极作用。恰恰相反，日本一直都在提的口号是“全盘西化”和“脱欧入亚”。日本连自己的本土文化都可以抛弃，又如何会珍惜1000年前的唐朝文化！
别人都说辜鸿铭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可是他在哪边都是了解个半吊子，距离一代宗师的位置还差得远很远很远！
如果辜鸿铭对别人说自己是受到马建忠影响成了这样，马建忠还不得被他气死！马建忠给郭嵩焘当翻译时，一直宣传维新思想，在李鸿章幕府也是积极推进洋务运动。马建忠在庚子年准备与八国联军和谈时操劳过度而死，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辜鸿铭，这个清朝腐朽文化下的怪胎，以一种脱口秀、小丑表演的形式成为当时的奇观，实在是近代中国文化界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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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游采风，他的朋友约翰斯郑重提醒他说：“你到了北京，不去看紫禁城倒也无妨，但一定要见见辜鸿铭。”后来，芥川龙之介果然去拜见了辜鸿铭。辜鸿铭就是这样一个就连世界一流作家都对他充满好奇心的怪人，他身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和神秘感呢？
先看同时代人描写的辜鸿铭的外貌：“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外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免不了要张大眼睛看得出神吧……”
很多人印象最深的，是到了清朝已经倒台了的民国时代，他依然拖着一条小辫子，革命者推翻清朝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剪掉了象征着民族耻辱的辫子，他却对那条有损形象的辫子视若珍宝，有人以辫子是前清遗老的残物而嘲笑他，他却认为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护照，还振振有词地说：“余谓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
辜鸿铭，祖籍福建，1857年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20岁就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据说精通英、德、法、希腊、拉丁、马来等9种语言，获得过13个博士学位，是中国满清时代学贯中西第一人。
辜鸿铭回国后，经人推荐，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幕僚达十多年，深得张之洞的青睐，甚至在张之洞的推荐下，获得文科进士的封赏。不过，辜鸿铭学富五车，却不是那种仰人鼻息的奴才，他一身傲骨。当时，乡居赋闲的袁世凯有意卷土重来，辜鸿铭看不起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公开辱骂袁世凯“贱种、流氓”，他甚至在书中嘲笑袁世凯的智商只相当于北京街头刷马桶的老妈子。
辜鸿铭愤世嫉俗，骂倒世间许多豪杰，但怪事一桩的是，他对慈禧太后却恭维有加，说她：“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真是惊世骇俗！
让人更奇怪的是，他特别喜欢女人的小脚，他说：“小脚女人，神秘美妙，妇人肉香，脚唯一也！”而且，他还有嗅臭怪癖，常常捧着老婆的小脚捏捏嗅嗅，瞬间如同服下了兴奋剂，竟然文思泉涌。
辜鸿铭表面上是天下第一的守旧怪人，但他拖着小辫子的那个神奇的头脑里，却有许多时人所不具备的先进思想，新潮得很呢，故苏曼殊曾评价他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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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之前，西方曾流传着一句话“到中国不可不看紫禁城，不可不见辜鸿铭”。
辜鸿铭著有《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的牛津运动》等著作。他向西方宣传了中国的文化和精神，翻译了中国古代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大学》三本，并产生了深远重大的影响。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人都曾来中国拜访他。1913年，辜鸿铭与诗哲泰戈尔一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辜鸿铭旧照）
在当时的西方世界，辜鸿铭几乎成为了中国的一张名片。
不过，辜鸿铭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
1857年，他出生在马来半岛槟榔屿的一个英国橡胶园。早年间，辜鸿铭的祖辈从福建迁至南洋谋生。到辜鸿铭这一辈时，他已经是第三代华侨。辜鸿铭的父亲叫做辜紫云，是当时英国橡胶园中的总管。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纯正的西洋女人。
橡胶园主人布朗尤其喜欢这个混血小孩，他将辜鸿铭收为义子，并让他从小就读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等到辜鸿铭10岁时，布朗想将辜鸿铭带到英国接受教育，辜紫云很快答应了下来。
临行前，辜紫云拉着儿子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发誓，“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了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这句话在幼小的辜鸿铭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成就了后来的那一位狂儒。
辜鸿铭在欧洲留学了14年。在这段期间，他先后获得了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并且还精通九国语言。在25岁的年纪，辜鸿铭已经成为了一名精通西学的优秀青年学者，年纪轻轻已然声名显赫。
（张之洞画像）
1881年，辜鸿铭在回到故乡后，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开始潜心去钻研学习中国文化。在感受到《论语》《中庸》等古代大作伟大的思想精神后，辜鸿铭决定在西方大力宣扬中国文化，让世界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1885年，辜鸿铭前往成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外文秘书。在张之洞府上的二十年间，辜鸿铭一面为张之洞统筹洋务，一面专研国学。并且在这段期间，辜鸿铭还将《论语》等著作翻译为了英文，在西方报纸上刊载，引发了西方人的持续关注。
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不过，在后来的五四运动中，辜鸿铭却和陈独秀、李大钊的方向等人背道而驰。辜鸿铭是封建帝制的最忠实拥护者，在辛亥革命之后，他依然在脑后留着长长的辫子，这在当时显得颇为特立独行。
曾经有学生问他，为何留辫子，他反而对学生说：“我的辫子长在身上，而你们的辫子却长在心里。”
抛开外形不说，辜鸿铭的很多思想，似乎都带着“传统”的味道。比如他对封建“一夫多妻制”就非常地推崇。他曾说：“妾者，立女也。当男子疲惫之时，有女立于其旁，可做扶手之用，故男子不可无女人，尤不可无扶手之立女。”并且他还认为，男人女人就像茶壶与茶杯的关系，茶壶可以只有一个，但茶杯却应该有很多。
（陈独秀画像）
后来有一次在日本演讲时，他曾提出过“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这一观点。这句话从表面上看，是在中国频受欺凌后的一声的痛心疾首地呐喊，但实际上却是在赞扬中国文化。他提出，日本人之所以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因为他们继承了真正的大唐文化，才得以有了今时今日的强盛。
值得一提的是，辜鸿铭钻研了中国文化后，却又开始蔑视西学。这与当时他在北京大学的同事胡适完全相反，因此两人也颇有些不对头。
辜鸿铭很狂。当日本人推荐他去当张作霖的顾问时，张作霖眼见这个老头古板怪异，便问他说：“你能做什么？”
辜鸿铭在怔怔地看了张作霖几眼后，直接转身离去。
后来，在国外的多次演讲中，每当有人质疑中国文化，或是鄙视他时，辜鸿铭总能用自己无与伦比的才华，让对方羞愧难当或是当场折服。
说起来，辜鸿铭确实是当时的一位狂人，但他也的确有狂妄的资本。他曾评价自己是中国仅有的两位好人之一。而原因竟然是因为他吃了几年前清的俸禄，所以要一生坚持保皇。对于这样一个人，说他是狂儒，的确再合适不过了。
（参考资料：《辜鸿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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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何许人也。辜鸿铭（1857-1928）祖籍福建省惠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郎屿，学博中西，精通英、法、德、希腊拉丁马来西亚语等九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号称“清末怪杰”。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中国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尊崇儒家思想，是封建帝制的忠实拥护者，对新文化运动及革命及其反感。
1924年，孤鸿鸣先生在日本东京大学做了一次演讲，主题为《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在演讲过程中，辜鸿铭语出惊人，他提出了“日本人都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这一观点，那么他为何出此言论呢，在这次演讲中也进行了阐释：
他认为，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而且是唐代的中国人。中国盛唐时期的精神文化在日本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和传承，而中国本土由于蒙古人的侵入，中国一半的人已经被蒙古人同化，盛唐时代的中国精神早已经被破坏殆尽。
有人认为他这是亲日言论，而我认为他恰恰是在颂扬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唐朝李世民时代所创建的大唐盛世，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文化技术帝国，当时，日本数次派遣唐使来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并得以进行完美的保留与传承，现代日本人的文化生活中到处都留有中国唐代的文化文明。也正是基于日本人善于学习和借鉴先进文明技术的精神，才使得日本迅速发展壮大，经济实力文化文明远远超过当时闭关锁国的清代王朝。
以史为鉴，虽然由于历史原因使国人对日本有某种抵制情绪，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日本的国民素质文化教育医疗水平经济实力等方面远远超过我国。
我们要不忘国耻，但我们更要善于学习日本的先进文明与制度。目前日本政治稳定，在文化生活上与我国又有很深的渊源，使我们没有违和感，不失为我们投资移民的优先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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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人们却时常在校园内见到一位穿着长衫马褂的老先生，脑后拖着一条长辫，昂然前行，这位老先生便是辜鸿铭。
辜鸿铭学贯中西，人称“清末怪杰”。他在课堂上高谈“孔孟之道”，以清王朝的遗老自居，却又是个精研西方的语言天才（他精通英、德、法、希腊、拉丁等九种语言），讲起外语来如珠走玉盘，就连以英文见长的林语堂先生在谈及他时亦不能不承认：“无论才智及英文造诣，至今无出其右之”。（《无所不谈合集·与大千先生无所不谈》）
辜鸿铭于1857年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
当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早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经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中国。回国后，曾为周馥和张之洞幕僚。他在张之洞门下最久，约二十多年，协办外交，甚得其重。他在政治上拥戴清室，宣统复辟时，他曾任外交部侍郎。民元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为北京英文日报编辑。辜鸿铭处于清末民初的大动荡时代，由于思想上的偏执，他希图以中国传统儒学，挽狂澜于既倒，因而以顽固守旧为国人所诟病，终于在1928年抑郁而亡，享年七十二岁。
辜鸿铭一生著述颇丰，他努力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当时在国际上很有影响，但因其所著书多为英文，故不为国人所知。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当时，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春秋大义》为辜鸿铭的英文代表作，其主要内容为宣扬中国文明的优越。辜鸿铭深谙西学，在欧美游学期间亲睹西方文明的利弊，归国后又长期攻研儒家经典。他在对中西文化进行过总体比较后，得出只有儒学才是当时的救世学说的结论。
他认为，估量一种文化的价值，不在于都市之大，器物之新，制度的优越和科学艺术的创造等，而在于文化的灵魂，即有什么样的人道，什么样的民族性格。他认为中国文明有三大特征，即深奥博大、单纯、妙悟，而美国人不够深奥，英国人不够博大，德国人不够单纯。《春秋大衣》附录长文《战争和出路》，为中国辩护，反对欧罗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笼罩世界之时，辜鸿铭对战争和出路作出了明确的解答：中国的圣经（四书五经）曾保存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国文明的正义精神定能拯救世界：“我们要有勇气，不要怯懦，才可以打倒武力”，“我们大家都以为德国民族是现在世界最危险的敌人，其实现在世界最大的仇敌就是自私和怯懦，因为自私和怯懦便造成了现代的拜金主义——商业主义。”他认为西洋文明太注重物质，结果产生军国主义和拜金主义，才导致世界大战。
辜鸿铭的著作在欧美曾引起很大反响。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在1906年10月曾致书给他，信很长，但托氏的和平主义与辜鸿铭的思想显然差距很大，所以辜鸿铭并未回复。
辜鸿铭的武力抵抗外侮思想，在接受英国小说名家毛姆访问时表现的最为明显。辜鸿铭面对这个英国小说家喊道：“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他甚至这样预言：你们喜欢机关枪，你们也将被用机关枪判决。
辜鸿铭虽然在政治方面的立场顽固守旧，但在当时畏洋如虎的官场气氛中，举措却不失为一个爱国者。在庚子事变时，他在与英国人谈判的过程中，极力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与权益，痛斥英人在华举动为卑鄙的基督徒。
辜鸿铭十三岁时跟随外人出国，长期背井离乡，备受凄苦，但天性颖悟，遂养成一副孤高倔强却又失于偏执的性格，以至被人称作“辜疯子。”胡适曾经说：“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这种心理很可研究，起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胡适所说的矛盾现象却是事实，但这一矛盾不仅甚至于他的心理性格之中，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清末明初这一大动荡的时代，传统文化崩解的社会文化背景。辜鸿铭曾自述：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这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忠于中国之文明。”
由此可见，忠于清室和留辫不去的辜鸿铭确实具有一种文化象征的意义。但是长期的书斋幕府生活使他与现实生活隔绝，他的偏执性格又加强了他的偏见，以至于他维护旧礼教趋于极端，甚至把辫子、小脚、纳妾等也说成是好的，他把辛亥革命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均视为洪水猛兽，骂中华民国为梦魇。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次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由台湾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同学年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待人如宾的影子，于是拂袖而去。
1928年4月，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可是不慎染了感冒，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也不见好转。月末，在北京逝世。
这个反对中国现代化的“老怪物”，像极了金庸笔下桃花岛上的那个黄药师，桀骜不驯，一身反骨，笑看冷眼人世。辜鸿铭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