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精选网网友提问：
中国历史上有四个公认的盛世，为何感觉康乾盛世被质疑最多？
优质回答：
因为在这四个“盛世”中，“康乾盛世”具有如下其他三个盛世所并不具备的“特点”：
（一） 残酷的文字狱
清代“康乾盛世”最让人诟病的当属文字狱了。据记载，顺、康、雍、乾四朝文字狱多达160-170起，其中康熙朝约10起，雍正朝25起，乾隆朝则多达135起。而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与之相伴的“查缴禁书”文字狱就多达48起，所以有人说，《四库全书》不是一场文化的”盛世“，而是一场文化的浩劫。
清代文字狱不仅次数多，而且处罚极为严厉，动辄处斩、凌迟等，如庄廷鑨《明史》案中，在庄著《明史》上题名的士大夫，刻印庄氏《明史》书版的刻书工，贩卖庄氏《明史》的书商，列名参校的士人以及初次查办此案的官员均被处死，死者达221人，且其家属都被没入为满洲边军之奴隶，总共波及的人数达二千人。乾隆时的《字贯》案，不仅当事人受以极刑，就连查禁此书的江西巡抚海成也因“搜缴不力”而受到严惩。
此外，清代文字狱处罚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有未避庙讳、议论国君的，有涉及清代前期史事的，有发表怀念明朝的文字的，有妄自议论圣贤的。雍正四年查嗣庭出考题《维民所止》被理解为暗示雍正无头，朱方旦仅仅因为说了句“中道在两眉之间，山根之上”而被定性为“悖逆圣经”，江苏盐城县名周煌私自批注《纲鉴易知录》被认为“通诋先圣先贤，妄谈历朝气运”，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下，士人们动触忌讳，噤若寒蝉，不敢有自己的思想。据《燕行录》记载，乾隆五十五年，北京有一个士人吴照南请人画一幅画，上题“西湖渔隐图”，翁方纲看到了便立刻阻止，说这个题目不行，因为“圣世安得有隐”。自比隐士这个话题古人都谈烂了，试想一下，如果在文景之治、开元盛世或是永宣盛世，这样的情景怎么可能出现呢？
更加严重的是，向皇帝或上级官府条陈弊政也会被官员当作文字狱处理，如婺源县名王大蕃条陈地方漕粮、考试、关税之弊，结果竟然被处死。如此一来，官员们岂不可以肆无忌惮地腐败了？所以我们看到，从乾隆中期开始，清朝的吏治就败坏到了极点。
盛世，一定是思想文化繁荣开放的，在康乾时代，思想界万马齐喑，士人们就连称自己“隐士”都不行，这又怎么称得上盛世呢？
（二） 保守与愚昧
明朝末年，葡萄牙传教士在《大中国志》中这样描述明代人：
“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他们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发出一声赞叹，常常说：‘那里的人跟我们这些笨蛋傻瓜不同’。有时因国土辽阔，他们还不知道是本国的产品，他们就说它不是产在本土，而是产在欧洲。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而到了清代呢？马戛尔尼来华时，英国使者的描述就变成了：“他（斯当东）试图在某些方面夸耀欧洲技术的优越，然而枉费心机，他失望的得出结论：在这个国家，人们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并认为任何改进的打算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罪的。”当时英国人费尽心机地在乾隆及中国官员们面前展示西方工业文明，结果却一无所获。甚至就连英国人精心准备的，代表那个时代最高工业水准的气泵，也被乾隆下了如此评语：“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
多么强烈的对比！康乾“盛世”中中国人的愚昧和保守，又岂是文景、开元、永宣所能望其项背乎？
（三） “骑射为本”与八旗特权
其实，康乾“盛世”与其他三个盛世最大的区别，还是这个盛世的统治基础不同。在其他三个盛世，皇帝要考虑的是天下万民，天下万民在皇帝眼中都是一体的。而康乾“盛世”则不一样，皇帝首先要考虑的，是旗人的利益，他们明白，如果广大汉人掌握了发达的科技，有了可供装备的先进枪械，有了全新的革命性的思想，那么清代的统治基础——旗人就根本没法维持他们的特权，而只能淹没在汉人的“汪洋大海”里。只有让汉人保持保守和愚昧，旗人的“骑射”才能继续发挥作用，旗人才可以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无论是康熙雍正还是乾隆，都在压抑汉人思想、排斥西方科技的同时，拼命强调“骑射”的重要性。这样一种对新事物和新思想的排斥，在文景、开元、永宣，都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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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不是盛世，中国历史就沒有盛，康乾盛世人口暴长从一亿增长到四亿多，疆域从600多万平方公里增长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都不叫盛世，哪盛世是怎样评价的，可能存在畜生心态。
其他网友回答
很简单，因为康乾盛世距离我们这个时代最近，所以关于这段盛世的记载，相对于之前的几个盛世更加贴近历史事实，自然也就有更为真实的认知了。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曾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有这样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首诗创作于天宝十四载，即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夕。而这个时候，大唐其实在表面上仍旧沉醉在开元盛世的繁华假象中。
要知道当时大唐上至皇帝唐玄宗、下至文武百官，都仍旧享受着开元盛世所造就的“物华天宝”。然殊不知，此刻在盛世的背后，大唐的社会矛盾已然激化，千万大唐底层的老百姓，已到了食不果腹的悲惨地步。
而且杜甫这首诗所描述的惨象，还是发生在唐朝京畿附近的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县）。如果连最为繁荣京畿一带州县都出现了如此惨剧，那么在大唐更边远的地区，普通百姓的生活恐怕就更加苦不堪言了。
事实上，不论是汉武盛世、开元盛世、还是永乐盛世，更多的其实都不过是统治者的盛世，而不是广大老百姓的盛世。而在我们的史书上，也只会记载统治者在这段时间通过天下聚集起来的丰厚财富和国力，所创造的一系列“丰功伟绩”，而不会在这些辉煌背后的民间疾苦中驻笔。因此，也就正如元代词人张养浩在《骊山怀古》中所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康乾盛世，我们就不会觉得康乾盛世是四者中最水的一段。
其实，康乾盛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这段盛世的质量，与过去中国的历次盛世相比，都并不逊色。康乾盛世长达一百三十余年，这时间长度比历次盛世都要长得多。而在这一个多世纪里头，中国的文化进一步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到了雍正年间，清朝甚至一举废除了在我国已延续两千余年的人头税，光是这项成就，就相当的了不起。
然而，康乾盛世毕竟离我们这个年代是在太近了，不仅我们对其中的许多历史细节有更多的了解，而且又由于西方同时期在各领域对中国实现了赶超，在内外一对比，便让更多人对这段盛世产生了诸多的质疑。
18世纪末，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在访问清朝期间，曾目睹在康乾盛世的落日余晖之下，普通百姓的凄凉境况，并详细的将之记载下来。在马嘎尔尼的笔下，当时中国的老百姓全是一副皮黄骨瘦，食不果腹的惨状。实际上，马嘎尔尼的描述与一千多年前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又有何区别呢？
因此，康乾盛世与之前的历次盛世并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统治者自己的盛世。只不过，其余几段盛世我们都并没有更多的记载盛世阴影下的黑暗，而只有康乾盛世给了我们更加细致的认知，自然也就让我们对这段盛世产生了更多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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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小贱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