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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中，谁未能免俗？俗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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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第三位皇帝，魏齐王曹芳刚刚即位的正始年间（240 – 249），在山阳县，也就是今天河南省辉县一带，出现了七位饮酒作乐、弹琴写诗，不问世事的隐士。因为他们居于竹林附近，人们便将他们敬称为”竹林七贤”。不过，这七人虽然看上去超然于世，但其中还是有一人未能免俗，他是谁，他俗在哪里呢？
根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这七位隐士常常聚集宴会，寄情于山水、诗文和酒。
不过，这一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司马家掌权后，对竹林七贤进行了威逼利诱的招揽。常常被人们认为是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因相貌出众而迎娶了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并生下一儿一女，官职也因此当到了中散大夫。
后来，司马昭当上大将军，掌握朝政，想要让嵇康为他所用，可是不喜司马家的嵇康逃跑到河东郡，钟会前去拜访，也被嵇康冷遇。史载：”大将军闻而怒焉。”后来，嵇康的好友吕安被诬陷，他看不下去出面作证，被司马昭乘机逮捕。当年遭到冷遇的钟会趁机进言，司马昭于是下令将嵇康处死。
另一位坚决不愿出仕的阮籍，曾在正始三年（242）被担任太尉的蒋济征辟，在好友、家庭和同乡的压力下，他被迫当了蒋济的掾属，不过不久他就称病辞官。此后被司马师强征，便用酒灌醉自己后再办理公事，消极抵抗。
刘伶其貌不扬、身材又矮小，沉默寡言，曾经在竹林七贤另一位王戎手下做官，但因为提倡无为而治，始终得不到重用，于是罢官。泰始二年（266），刘伶又被征召，他听说后，便脱光衣服裸奔到村口，使者见刘伶是个酒疯子，便没有强迫他当官。
向秀因为才学出众而被山涛引荐，加入了竹林七贤的行列，后来向秀和嵇康关系不错，常常一起打铁为乐，顺带换些酒钱。嵇康遇害后，向秀也迫于强权而出仕，并不得不曲意逢迎风头正盛的司马昭。此外，阮咸则是出仕后始终不被重视。
除去这五人，剩下的两个，也就是王戎和山涛则有些没能免俗。王戎出身高官名门，且从小就知名，他来参加竹林七贤的活动，可以说是纯粹为了乐趣，于是有一天他来到竹林，阮籍说道：”俗物已复来败人意。”认为王戎是个俗人，过来会败他的兴致，王戎也不在意，而是笑着搪塞过去。
后来王戎在政场积极打拼，最终官至司徒高位，可以说为官是十分顺利。另一个不能免俗的便是山涛，他擅长迎合皇帝的旨意也做到了司徒，并且他还多次推荐竹林七贤中其他几位出仕做官，以至于嵇康写下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
笔者认为，竹林七贤中，王戎、山涛未能免俗，他们在竹林中饮酒作乐，并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对司马氏篡权进行反抗。进了竹林，他们是隐士，出了竹林，他们又争名夺利，这样的行为，笔者认为便是较其他几位而言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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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邀请回答这个问题。
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
在竹林七贤中，未能免俗的故事，指的是阮咸。
未能免俗，意思是没能够摆脱开自己不以为然的风俗习惯。 这句话出自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任诞》：“未能免俗，聊复尔耳。”讲的就是阮咸的故事。
每年七月初七那天，人们按照风俗要将衣服拿出来晒一下，以便达到祛除湿气、霉气，防止衣裳霉蛀的目的。住在道路北边的阮姓都是富户，大家把纱、罗、锦、缎等衣物都拿出来晒。住在道路南面的阮姓都比较贫苦，阮咸家就住在道南。那一天烈日当空，阮咸把一条粗布短裤晒在院子里。别人感到奇怪，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今天大家都晒衣服，我没能摆脱一般人的习俗，姑且也这么做。”
这就是未能免俗的故事，这里的俗，是指一般人的习俗。
纵观历史上的竹林七贤，他们的作品大多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与当时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所以他们不为世俗的权势所动，不拘礼法，清静无为，经常聚集在竹林喝酒，纵歌，以作品揭露和抨击朝政。
竹林七贤与朝廷不合作的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如果说把与朝廷合作，做官求取功名作为俗的话，竹林七贤未能免俗的该指山涛和王戎。他们的俗，就是依然摆脱不了高官厚禄功成名就的思想。
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
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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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竹林七贤里未能免俗的人其实才是大多数，如山涛、向秀、王戎，甚至阮籍、嵇康，也在不同程度上对现实进行了妥协。山涛本就是入世之人，所以才有了嵇康“故意”写给山涛的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向秀是不得已而出仕，因为要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怕死也意味着不能如道家思想那般“齐生死”；王戎则有一个逐渐堕落的过程，习性渐成，人也终于活成了一个俗物；阮籍则在嵇康死后不得不去当司马家的步兵校尉，还迫于压力，替司马家起草了《劝进表》。
竹林之游和东晋南渡后的士族还不一样，后者追慕的是一种“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生命状态；而竹林之游里则包含了一种无声的抗争。如《晋书?阮籍传》说他：“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所以，竹林七贤直面的是一道政治命题——“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在这样剧烈的矛盾下，出仕与不出仕的行为背后，就是对现实政权的认可与否。
七贤才高于世，举世皆闻。
对他们这批行为艺术家而言，坚守自己就是最能体现生命价值的事情。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么未能将其道一以贯之的人都可以说是俗人了。七贤之中，有的是俗中雅，如山涛向秀；有的是雅中俗，如王戎阮籍；有的俗中俗，如阮咸、刘伶；有的是雅中雅，如嵇康。
我将这种观点融合在自己的几篇竹林七贤的人物随笔当中了，感兴趣的读友可以一观：
《竹林七贤”系列之王戎：习以为常，才是人生最大的陷阱》以及《竹林七贤”之向秀：人生的“黑天鹅”，总会让你一夜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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