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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军事弱势是赵匡胤造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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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戚务生的一句话，“赵大只负他应该负的责任”。如果没有赵二的存在，赵大将迁往陕西，宋朝将有一段时间和平发展，由于首都在西部，对夏州的控制会更加严厉，宋朝将通过夏州获得养马地，大力发展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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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赵匡胤的原因吧，太祖皇帝是通过陈桥兵变夺得政权的。为了防止五代以来大将们佣兵自立的发生，他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纳谋臣赵普的建议，在建隆二年就取消了殿前都点检这个职位，同时呢，他还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收回，这在历史上叫做杯酒释兵权。这样一来，军权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了，地方不可能在反抗中央。可是面对少数民族的侵犯，就显得有点儿捉襟见肘了。
与此同时，终宋一朝，每逢荒年，政府就招收大量的流民和灾民去充禁军，乡军。兵员虽得到补充，可是这大大超出了政府对军队的需求量。如此一来，政府每年需要多拿出太多的白银来供给这些军队。
宋朝军队衰落的原因还与赵匡胤的文人治国的思想有关，在将军以外还设有监军。这样一个文人对行军作战指手画脚，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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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全是，宋朝时，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相继崛起，这些游牧民族建立国家以后，骑兵和军火非常强大，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将兵权，对防止地方割据，杜绝大将拥兵自重，维护国家安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重文轻武的举措，造成边防和地方军队战斗力较弱的局面，辽国、西夏屡屡侵犯宋朝边疆，双方对峙多年，不分伯仲，而金国作为后起之秀，借着灭辽余威，一鼓作气便灭掉了积贫积弱，外强中干的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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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宋朝，相信很多同学都会恨得咬牙切齿，真应了那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明明有实力打，但皇帝大臣就是不争气，懦弱到了骨子里。结果带来许多屈辱的历史，因此也被网友称为是继清朝后第二个最憋屈的朝代。
我们都知道宋朝重文轻武，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制定的规则，那么宋朝的外强中干是不是赵匡胤造成的呢？可以说是，但也不能全然怪他，宋朝国富军不强的局面是赵匡胤、赵光义和宋真宗赵恒三个人共同导致的结果，这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上来就这样。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礼乐崩坏，军阀年年混战，老百姓苦不堪言。并且当时也没有皇权天授的概念，一个皇帝能不能坐稳天下，全看他有没有掌握军权，如果有，皇帝才能坐稳继位。反之，即便当了皇帝，也坐不长久，很容易就会被人赶下台。
比如后晋、后汉，皇帝就形同虚设，节度使不想买账（卖国贼石敬塘就是被节度使活活气死的），皇帝根本拿这些人没办法。如果皇帝把节度使逼急了，搞得造反了，节度使还能把皇位给篡了。
像这样的时代，老百姓会留恋吗？皇帝睡觉能睡得安稳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所以到了五代后期，周世宗柴荣（也叫郭荣）继位后，他就力图改变这种现状。那他是怎么改变的呢？办法很简单，就是下旨声明，清退掉中央禁军不能打的人，从地方上选拔能打的到中央，组成精锐之师。即收地方精锐，实行强干弱枝。
构成这个政策是不是很眼熟？是的，赵匡胤后来实行的禁军、厢军之制，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就是从柴荣这里学来的。（很多人说这是赵匡胤想出来的，其实不是）柴荣的强干弱枝政策实行几年后，地方节度使被大大削弱，中央集权大大加强。
到了他病死时，藩镇对中央已不构成威胁。节度使们再想像后汉太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那样以节将身份入朝篡位，已没有可能。不过柴荣虽然把地方节度使防死了，但他英年早逝，没来得及清洗中央禁军，导致他死后才数月，掌握禁军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就造反篡位，黄袍加身，篡夺了后周的基业。
赵匡胤继位后，出于得朝不正，心里有鬼的原因，再加上他刚刚造反，有经验，对如何造反门清得很，所以在平定了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的反叛后（因不满赵匡胤篡位而起兵造反），他第一时间就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逼迫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领交出了兵权。
由于柴荣活着时就已经削弱了藩镇，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又剥夺了禁军将领兵权，所以兵权问题至此基本解决，赵匡胤也不用担心自己会被篡位了。这里有个知识点要注意，历史上有两次“杯酒释兵权”，第一次赵匡胤夺了石守信这类禁军大佬的兵权，第二次是若干年后，赵匡胤故伎重施又夺了藩镇节度使的兵权。
彻底解决了藩镇问题。另外赵匡胤没有剥夺边疆大将的兵权，因为赵匡胤自己就是武将出身，他知道边将的重要性。兵权问题解决后，赵匡胤再接再厉，又连续下发了三道圣旨，先后剥夺了藩镇节度使的司法权、财政权、经济权。
由于之前藩镇的兵权就已经被削弱了，无力对抗中央，所以这三次收权都很顺利，赵匡胤也因而完成了中央集权。事情发展到这里，五代十国时期极度重武轻文的现象得到了缓解，文臣地位提高，基本与武将保持一致，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很多人给赵匡胤乱扣帽子，说他导致宋朝重文轻武，文武失衡。其实这很冤枉人。因为赵匡胤继位前，国家是重武轻文，有很明显的军阀化现象，赵匡胤加强集权，提高文臣地位，这是在拉平文武悬殊，让重武轻文变成文武并重。
按照赵匡胤的意思，他绝对不是要用文人压武人，打压尚武精神，而是要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换而言之，赵匡胤时期，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经常要打仗），武将无论是地位还是话语权，都不算弱，当时还没有达到重文轻武的程度。
所以真正把重武轻文，文武并重逆转为重文轻武和“重文防武”的人，不是赵匡胤，而是他的的弟弟赵光义和侄子赵桓。为啥重文轻武是在宋太宗时期形成的呢？因为赵光义跟他哥一样，也是得位不太正，心虚得很。并且他还是个文人，不会打仗，不像赵匡胤那样可以御驾亲征。因此他上台后就只想到了一点，那就是“维稳”。
他为了保住皇位，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防止武将专权上了，其防范武将的力度，比赵匡胤还要强。他的这些做法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赵匡胤在位时，手下将领如曹彬、潘美等等，都能征善战。轮到赵光义在位时，他们就都不行了。
或者说被赵光义的两板斧（将从中御和派驻监军），折腾得不会打仗，不敢打仗了。在赵光义的阴影下，这些原本生龙活虎的猛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一次打仗，都必须要用赵光义的作战计划，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即便军情再紧急，也要都向赵光义请示后才能做修改。
时间一长，将士们为了不让皇上觉得他们不忠心，都选择明哲保身。至于打仗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面对这种武将不卖命，只想着明哲保身，赵光义又是个什么态度呢？他的态度非常有意思，他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患不过边事 ，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在他眼里，武将比外患还可怕，为了防范武将造反，他可以无视外患。像他这么搞，时间一长，武将地位自然就低了。而要防范武将，宋太宗自然而然就要打造出一支规模庞大的文臣队伍出来。到了宋真宗时期，文官队伍继续扩大，大量的士人经由科举选拔成为政府官员。
而且经由科举选拔的官员升迁极快，太宗时期的进士如吕蒙正、张齐贤、苏易简、李沆、寇准等都先后就任执政，其中时间最短的，仅仅六年而已。之后科举出身，包括进士科和明经、明法等诸科，逐渐成为官僚选拔主流方式。
并在宋仁宗年间逐步形成了固定的升迁步骤，有了严格的升迁惯例。如此一来，宋朝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官僚集团，这些人有着坚实的共同利益。他们虽然是由皇权扶持起来的，但到了北宋王朝的后期，皇权也无法完全控制他们了。
原因无他，就是国家太大，皇权不下县，只能由文官集团来管理国家。至于武将，用后人的话说就是“宋人叱武如叱狗”，完全沦落成了文人的走狗。韩琦诛杀焦用时，跟他同级别的狄青求情道：焦用有军功好儿。而韩琦却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
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这就是宋朝文人眼里的好男儿标准，如此贬武，军事焉能强盛？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男不当兵”，说的就是当时军人和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差距。一个军人地位极低，待遇极差，除了走投无路的破落汉，没有人愿意去当兵的王朝，军事能强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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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军事上弱势原因不能全归到赵匡胤身上，但赵匡胤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一，赵匡胤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强干弱枝”的策略，削弱地方节度使兵权，一定程度上导致之后宋朝对外征战上的不利。
其二，虽然赵匡胤的制定的政策并不完美，但导致宋朝军事上越来越不堪的根本原因是后代君主执行上过犹不及，宋太宗之后宋朝基本上都是文人皇帝，本身军事才能不足，又处处忌惮地方领兵将领多有掣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