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

生病终究是一件很委屈的事。不管是感冒发烧还是跑肚拉稀，任何一场病的到来都特别需要来自周围的关怀和理解。可能是一句走心的问候。可能是端来的一碗鸡汤。也可能是比平时多一分的温柔。

但即使这样还是觉得委屈。因为生病意味着身体的不适，不协调以及各种日常例行的无法实现，而这样的“无法实现”会从生理衍生到心理，从而让人变得弱小。

更何况是身患大病的人。因为病情的发展致使身体机能退化或造成部分身体机能无法使用，而使自己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依靠别人才能完成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例如上厕所，例如擦身，例如穿衣，例如坐起，例如刷牙，例如很多日常生活里看起来不值一提的小事。

而这种身体的不自由若达到一定时间长度便会产生心理上的不自由。患者心情会变得敏感、烦躁、自暴自弃，有些甚至演变出暴力行为伤害为其提供帮助的人。尤其是在病重的时候。除去对于自身机能的极度失望以及感官的错乱失常，使用中的各类药物——特别是镇静及止疼药物——也会造成大脑的当机和情感上的隔离。俗称不通情达理。

我就是这么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在我父母被日本医生一纸病危通知书召唤到日本来的时候，我正好处于病重到天天和医护人员唱唱反调的阶段。每一天的生活都像是“大家来找茬”般可圈可点。

他们总有做得让我觉得不如人意的地方。或者是更换我脖子上的纱布时动作不够轻柔，或者是强迫我必须用很冷（其实并不冷）的水洗澡，或者是从我脖子处中心静脉管连接出去的几十根管子阻碍了我睡觉翻身，或者是要我每次上厕所都必须尿在架好在马桶上的量杯里，或者是他们用的消毒酒精味道太大，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碰我时手太凉。这些都是我不能忍受的。

我觉得我这么痛苦，可周围的人却都不理解我。他们不是我，所以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体会到这些感觉对我造成的伤害。好听的话谁都会说，但没有一句讲到我的心里。无论是怎样的讨好或劝慰，在我耳边都像是放了一个屁一样，臭不可闻还污染空气。就连以前常常给我买炸鸡便当的感染科的医生来看我，我也只甩给她一个背影，坚持装睡到天明。

你是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的。感染科医生便叹了口气，退出了房间。后来在移植前的一段突然好转的窗口期里，我虽然又恢复了往日讨喜的模样，甚至在移植医生来跟我说，从现在起的治疗会极其痛苦，如果有什么觉得困扰或辛苦的事，一定要立刻跟他们说的时候，我特别牛气地跟他说，“不用，我行，我不是一般人”——丝毫不记得自己欠收拾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事实证明移植医生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毕竟他在这条道路上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都多。虽然移植期间我尽可能地保留了自己的理智，在很多事情上也没有像在国立医院时无理取闹。但在植活成功后的一天，护士在给我打扫房间时问我要不要和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聊聊天，每个周二心理学教授都会来进行心理辅导的时候，原本一个多月以来都傻不拉叽笑眯眯的我突然毫无征兆、“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哭得之悲戚，嚎得之令人闻风丧胆。

护士一下都愣住了。然后立刻恢复专业的微笑和动作手势，一面帮我拍背，一面给我拿纸。
“哎哟哎哟，委屈了委屈了。”

就是委屈了。特别委屈。觉得全世界都不懂这份委屈。这份委屈在我父母离开日本以后更是被放大到了从空间站看万里长城般的显著。

我父母是在植活成功前两周走的。因为我妈饮食不适应突发胆囊炎，在日本住院治疗一周出院以后，我就让他们赶紧回家了。他们走后，首先是每天来给我洗衣服的人没有了。我那时候因为移植不能出房间，医院的洗衣服务两周才有一回，而他们又要求我每天换衣服裤子，所以我现有的衣服量是远远不够两周一次的清洗的。就算我想让朋友们变着法儿换着人的来给我洗洗衣服，但因为移植病房的要求，除了近亲或指定人员以外（每名患者限两名能来探视的人）其余人都不得前来探视，所以这一条完全不能实行。后来在和医生交涉很久以后，终于同意固定的朋友每周来给我洗一次衣服。

但这不足以稀释我的委屈。倒不如说这反倒是催化了我更多的委屈。

明明都已经移植成功了，但因为种种因素，我的医生团队依然给我设置了探视禁令。我朋友没办法上来见我，我也没办法去中庭见他们。而按医生们的话，明明移植成功后再完成一次肺炎防治的吸入治疗，我就可以去楼下见朋友了。且不光是能不能见朋友。先前说好移植成功就把我转回国立医院进行后期的康复治疗，但现在移植明明成功了，医生们却绝口不提这件事，这也是让我觉得尤其焦虑的事情。

是不是国立医院不要我了？
是不是国立医院不要我了？
是不是国立医院不要我了？

是不是他们都反悔了——这样的想法每天要出现好几次。我多想回到那个对我来说像家一样的地方，天天给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医生护士发发小点心，说说话。可是回去的一天一直没有到来。治疗期间我一直表现着乖巧又听话的样子，但长时间的见不到朋友，身边没有熟悉的人照顾，这种孤独几乎将我彻底摧毁。所以突然听到心理学教授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在国立的心理疗法士，想起她每天来和我聊天，和我一起打游戏、养蛙儿子，我的孤独得到了无限的放大。
我太需要人听我说话了。太需要人知道我的诉求了。而在我同那个心理学教授的一番梨花带雨的谈话以后（其间我充分表达了想要赶快回到国立医院的美好愿望），她同意将我的想法委婉地传达给医生们，引起他们的重视。
但这并不是足够的重视。眼看医生们并没有对我做出任何有实质性的承诺以后，我和我的移植医生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争吵期间两名旁观的护士完全不敢离开病房，生怕我们俩情绪一过头就动起手来。毕竟那时候我已经对着我的移植医生喊出了“你就是个机器人，完全不懂人类的感情”这样的话来。但我还是很有礼貌的，在说这句话以前我首先肯定了他的学术成就和医德，然后我才骂他没有感情的。
在这场争吵的最后，我们达成共识，第一，肺炎吸入治疗后准许我到中庭去访亲会友；第二，我转院回国立的事情被提上议程，这周我的病情会诊就会和国立的医生商讨具体事宜。并且通过这场争吵，我和我的移植医生之间产生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所谓不打不相识，而这都是后话了。
后来，那星期的病情会诊以后，国立的医生们来房间看我。我在她们面前哭得那叫一个昏天黑地、歇斯底里，她们给我扯卫生纸的速度远远比不上我扔卫生纸的速度。她们还带来了国立医院的护士妈妈给我写的信。信里面跟我说让我听话，安心度过急性期再回去，他们都在等我回家。
接着在等待回国立医院的日子里我又恢复成了那个吃嘛嘛香，一天到晚插科打诨的小赤佬形象。前些天因为抗议而被我找各种理由赖掉的复健（虽然我拒绝散步，拒绝各种柔软体操，但我的复健医生非常坚持地每天来给我按摩和拉伸）又重新开始，而且复健医生为了让我能过得更愉快一点，她开始带着我在移植病栋专用的游戏室里用WII健身。
最后，在大学附属病院度过81天以后，我又回到了国立医院。离开的那天，大学附属病院的医护们一窝蜂地跑到电梯门口送我。我跟他们挥挥手，下楼，坐上出租车，再回过头。我回过头时，大学附属病院古色古香的建筑在树桠间变得明媚不定，斑驳的光影恍恍惚惚，像是一场长久的梦即将醒来般错落。
“81难拦路，72变制敌”。
离开大学附属病院的时候，我心里不断重复着这句歌词。《西游记》动画片的片尾曲。“81难拦路，72变制敌”。
明明也接受到了妥善照顾。明明也有喜欢的医生护士。明明饭菜可口。明明还能从七楼的大窗户看到远处富士山的绝佳景致。明明。“明明”后面还能跟上许许多多的正面词汇。所以写了感谢信给他们。所以把自己的圣诞树送给了病栋。所以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感激之情。我想他们也是明白的。毕竟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但那样的委屈和孤独是怎样也无法消除的。而又不仅仅只是委屈和孤独。它们可以是任何一种负面的情绪，它们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可能的时间。没有对与错，它们只是实际的存在过，实际的让我备受煎熬，实际的让我望而却步。
而以上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段。是自得病以来这么几年的一件小事。在此间还有更多比这更加觉得难以忍受的情绪，更加过于夸张的应对方法，更加莫名其妙的愤怒，而一部分愤怒是出于对他人生活的嫉妒。甚至是对过去自己的嫉妒。因为我错过了太多东西。因为疾病，因为治疗，因为后遗症，我错过了，错过着，还将错过太多的东西。而这样的错过是不被认可的，至少不被我自身认可。
这其中还饱含着自我厌恶。我讨厌我自己。我讨厌不受控制的我自己。我讨厌心眼小的我自己。我因为讨厌我自己而变得更加愤怒。而这愤怒让我害怕。就像害怕我还可能错过的老去。比起错过的团圆、相聚或考试来说。这不属于人生的转折或装饰，这是彻底的停止，是我生命力的不作为。想到此又觉得难过。
而这样的情绪不会停止。即使在出院以后也没有停止。它持续地出现在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当我注意到自己同其他人的不同，每当我注意到生活不同于往日的异样，每当我在难受时受到哪怕一点刺激，我都会不计代价的反扑，想要找回能够制约当下的平衡点。
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尚在病中或经历病后的人都是。我们不再是我们。我们又还是我们。我们所处的环境还是那个环境，我们所要面对的生活还是那个生活。只有我们不同了。我们变得无力，变得脆弱，变得敏感，变得患得患失，变得犹豫不决，变得畏手畏脚，变得歇斯底里。旁人一个眼神或无心的鼻音就能让我们陷入沉默。甚至是关心。接连而来的关心在我们眼里变成了轻视，变成了对我们能力的不信任，变成了对我们的管制。
“你和正常人不同。”

我常常听到这句话。听到时便觉得生气不已。气说出这句话的人，更气自己。
我对我的心理疗法士也说起这样的情绪。在我出院以后的每一次复诊里说起。因为我能感觉到自己的不同，能感觉到随着负面情绪到来的、对事物有些偏颇的想法。我发现自己很难对一件事做出正确的情绪反应，尤其是别人家值得高兴的事。我发现有时候我会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角度，有时候会想为什么偏偏是我？偏偏让我错过，偏偏让我失去，偏偏让我受这辛苦？
我觉得愤怒。

而我的心理疗法士说我可以愤怒。
这样的愤怒是正常的。就像从今往后还有可能出现的敏感与焦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仅仅因为自身的问题便已超了负荷，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暇对周围的人再有关心。甚至无法为别人的开心而露出笑容，为别人的悲伤而落下眼泪。似乎看起来变成了没有同理心的人。似乎只看到了自己的痛苦。
这都是正常的。这是长久的压力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因为疾病而不得不改变的生活习惯，甚至音容相貌所带来的疏离感。我不再认识我自己。我也可以不再认识我自己。
最重要的是，我必须重新把我介绍给我自己。
我必须重新让我同自己和解。
我必须重新让我喜欢我自己。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将经历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一生那么长。但每一段关系的开始都是有些让人害怕的。我需要了解这个新的自己。我需要了解她的喜好，明白她所感到的困惑和不解。然后有一天在接受她的同时，再一次接受周遭环境，再一次接受我的生活。
与病斗争的生活本就不会一帆风顺，也绝不可能一直都是欢声笑语。乐观的情绪是有的。积极向上的想法也是有的。想要努力的心情也不会被冲淡。但这中间必然也有打断风和日丽的狂风暴雨，也有我所不那么待见的坏脾气。
但我跟自己说，这都是正常的。只要我能在每一次失落中重新站起。只要我能在每一次愤怒里重新恢复理智。只要我还能继续斗争下去。只要我还愿意尝试接受，愿意伴自己同行。那我便不会失去我自己，生理上心理上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