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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张仪，范雎和李斯，谁的能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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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人都是智商极高，能力极强，但人品极差的人。因此，秦国的崛起与速灭都与这几个人有关系。
其中的商鞅不但对秦国影响最大，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他所设计的集权制度一直被历代王朝采用，同时，户籍制，连坐制，保甲制，以及他的弱民术都是历代王朝的统治利器，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更与此人有密切的关系。
其次是李斯，他不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任宰相，而且还是焚书坑儒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更是法家思想的践行者，他为一己之私，置江山社稷于不顾，终至赵高和胡亥将大秦帝国送上了断头台。
再次是张仪，张仪用连横术击败了合纵术，为秦国争取到外交空间，然其惯用诈术而非以诚相待，为秦国赢得了毫无信用的臭名，这也是秦帝国难以服众的重要原因。
范睢为秦国提出了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为秦国的壮大营造了空间，然而这些不过是小聪明而已，因为仅凭暴力和机谋远不足以让一个国家真正强大，更不足以让社会长治久安，只有优良的文化和适宜的制度才能让一个国家健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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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张仪、范雎和李斯，皆为秦国统一大业的功臣，那么这四人的能力大小又该如何排序呢？如果不论功绩和人品，而仅以能力论之，个人认为应该首推李斯，商鞅次之，范雎再次之，张仪排名最后。
第一，李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名相
李斯本为楚国上蔡人，后因悟出“老鼠哲学”而离家，师从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学成后入秦，初为吕不韦舍人，逐渐受秦始皇重用，历任郎、长史、客卿、廷尉、丞相，辅佐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和后续一系列改革。
如果说辅佐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只是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李斯能力的话，完成天下一统后，辅佐秦始皇完成的一系列改革，则毫无疑问彰显了李斯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毕竟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推行的大量政令，都是极具开创性的。
秦统一天下后，秦国朝堂曾就如何治理天下产生过争论，丞相王绾等人主张继续推行分封制，而时任廷尉的李斯则坚决主张彻底废除分封制、推行中央集权制，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此后，李斯又辅佐秦始皇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而这套制度在秦以后的帝制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
此外，为了维护秦朝统治的统一，李斯又先后辅佐秦始皇完成了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修驰道、车同轨等社会全方位的变革，这些变革对于击破由于春秋战国以来长期分裂导致的各国社会、文化、经济壁垒，为统一民族观念和文化思想的形成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李斯其人身上也有缺点，其在沙丘政变中的表现，以及为自保而写下《上书对二世》，导致秦法的变质，导致其要为秦国的覆灭负一定责任，但这却并不能否定他的能力。
正如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中所言，同样作为法家思想的忠实贯彻者，“商鞅改变了秦国，而李斯则要改变一个时代”，而这也是我将李斯排在商鞅之前的一个原因，就改革难度而言，李斯面临的挑战无疑要比商鞅更大。
第二，商鞅：秦国崛起的奠基者
商鞅出身卫国公族，后师从尸佼学习杂家学说，曾于魏国国相公叔痤麾下任中庶子，公叔痤病逝之后，商鞅入秦，并受到志在变法图强、改变秦国积贫积弱面貌的秦孝公嬴渠梁重用，遂在秦国推行变法。
商鞅通过颁布《垦草令》、改革户籍制度、 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爵制、严惩私斗、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改法为律制定秦律、推行小家庭制、开阡陌封疆、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初为赋、统一度量衡、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执行分户令等改革方略，使得秦国在制度层面确立了对山东六国的绝对优势。
在“列国伐交频频”的的混乱年代，以“耕战”为核心的“商鞅变法”，毫无疑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且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特征的，他完全将秦国变成了一台庞大的战争机器，秦国上到君王、下到黎民，全都成为了为这台战争机器服务的零件，这是秦国能够迅速崛起，并最终完成统一大业的根本。
不可否认，“商鞅变法”的成功与商鞅本人的能力息息相关，但同样不能忽视，“商鞅变法”的成功具有一定特殊性。
首先，商鞅变法受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影响较大，而这两次变法为商鞅提供了一定经验。
其次，秦国文化受西戎文化影响较大，贵族影响力相对较小，再加上秦简公嬴悼子和秦献公嬴师隰变革的影响，变法阻力要比山东六国小。
再次，相较于山东六国来说，秦国无论在文化思想还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发展都相对落后，这为“商鞅变法”打破旧有制度提供了客观条件。
最后，秦孝公嬴渠梁的绝对支持，以及秦惠文王嬴驷对变法的认可，避免了“人死政消”局面的出现。
历史上共先后有六次变法，但仅有“李俚变法”和“商鞅变法”取得成功，这一定程度上就证明了商鞅的个人能力，但正因其成功又有客观原因，因此我将商鞅排在了李斯之后。
第三，范雎：以谋略见长的承上启下者
范雎本为卫国芮城人，早年为魏国中大夫须贾门客，因受诬陷而差点被魏国相国魏齐鞭笞致死，后在郑安平的帮助下，易名张禄，潜随秦国使者王稽入秦，并通过上书自荐而引起秦昭襄王嬴稷重视。
正如李斯的评价，“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范雎通过辅佐秦昭襄王，使得秦国得以上承秦孝公、商鞅变法图强之志，下开秦始皇、李斯统一帝业，可以说是极为重要的“承上启下”者。
纵观范雎一生，其最大的能力便是善用谋略，尤其是在掌握人心方面极为出色，这点从其离魏入秦和说服秦王两件事上便可看出。而在治国理政方面，他最大的贡献便是辅佐秦昭襄王加强王权和提出“远交近攻”策略，从而使得秦国得以进一步蚕食列国，为将来一统天下奠定基础。
此外，范雎担任秦相之后，还曾主持修褒斜栈道，发展秦同巴蜀之间的往来交通，最终“使天下皆畏秦”。又在“长平之战”中，设计在外交上孤立赵国，防止各国合纵，以反间计使赵国启用无实战能力的赵括代廉颇为将，从而使得秦国取得“长平之战”胜利。
毫无疑问，范雎是个极为出色的谋略家，虽然在人品方面不敢恭维，但其能力无疑极为出色，而且性格极度坚忍，就算被人诟病为小人，也算是小人之中的佼佼者了。
第四，张仪：外交能力极强，治国理政相对较弱
张仪本为魏国安邑人，早年入于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之术，出山后游历列国后入秦，并受到秦惠文王嬴驷赏识，封为相国，奉命出使游说各国，以“横”破“纵”，促使各国亲善秦国，受封为武信君。
纵观张仪生平，其在秦国的主要作为就是主伐交，即主要从事外交工作，通过与他国“连横”，对抗同时期公孙衍提出的“合纵”。张仪通过出色的游说能力，先后两次说服魏国退出“合纵”，又通过忽悠楚王破坏齐楚联盟等等，从而为秦国巩固国力，全面崛起争取了时间，使得秦国得以避免因列国“合纵”而陷入持续战乱。
在成功游说各国的过程中，虽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张仪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更多只体现在外交层面和对天下大势的判断上，同时又有秦国强大的国力在背后支撑。而在治国理政方面，张仪的贡献非但较小，反而因判断失误，而差点让秦国错失了攻占巴蜀的机会。
毫无疑问，张仪乃是战国时期最为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之一，但伐交固然需要能力，同样需要国力支撑，否则公孙衍未必便会败于张仪之手，这也是张仪比不上李斯、商鞅、范雎三位的原因。
如上，如果不论功绩和人品，而仅以能力强弱来排名，个人认为李斯能力最强，其次是商鞅，第三则是范雎，张仪则排名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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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才是最具有远见和划时代意义的人物，是思想的破冰者，其他人只是执行者，差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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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仪，范睢，李斯凭小聪明混饭吃而矣，哪能与商鞅比。商鞅是有史以来改革最成功的政治家，实现了“秦民大说，家给人足，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从而为秦结束战乱，统一全中国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敢于挑战权贵，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商鞅之治成功的保障与前提，得罪了宗室贵戚。所以商鞅在历史上一直被恶，被污。我怀疑商君书的所谓驭民五术，是“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有怨望者”篡改强加于商鞅的，因此，皆空语无事实。类似盗蹠从古坟堆里爬出来骂孔子之说。我完全赞同汉刘歆(刘秀)对商鞅的评说：“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藉，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疆，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故雖书云“無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马法之勸戎士周后稷之勤农业，無以易此。”岂能以法家称商君乎？冤哉，商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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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商鞅本事最大了，商鞅即能设计国家构架，又能洞察各项细节，执行能力更不要说，是治国如烹小鲜的圣手，其他人，跟他比，就是个执行层面的水平了，要不是儒家把秦朝抹得太黑，搅混了中国人的脑袋，蒙蔽了中国人的双眼，商鞅坐上法圣的宝座是肯定的，始皇帝都被儒家钉上了耻辱柱，对商鞅还算客气，只是贬低他寡恩刻薄罢了，国外对待自己的优秀儿女恰恰相反，不但无限褒奖，连我们的始皇帝，商鞅也给予充分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