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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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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发生于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它是明代自建立以来面临的最大的边疆危机，明英宗朱祁镇也被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抓走，让中原王朝的颜面尽失！接着，出现了于谦所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守住了京城，为明朝的翻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于谦后面也被关进了监狱。总之，在明朝建立以来，从来没有皇帝被掳走的事情，这种事情的发生让人瞋目结舌！在大家的印象中，此时的明朝经过了太祖朱元璋、成组朱棣的努力国家实力达到了鼎盛，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下面我将逐一分析。
王振专权
王振，山西蔚县（今河北蔚县）人。王振进宫前，据说是一位老师。他进宫的原因就是要摆脱基层，走向上流社会。这一点可以从他进宫的经过看出来，其他太监进宫是因为家里没有吃、没有穿的，所以小时候就被迫做太监了。但是，这个王振有些奇葩，他进宫完全出于自愿，并且走流程的时候也是自己动手的，真让人不得不“佩服”！王振进宫后由于心中“伟大的抱负”，赢得了成祖朱棣的喜爱，又因为他有着其他太监所没有的本事——识字。所以王振就理所当然地当上了小孩儿朱祁镇的“近侍”（保姆兼老师），这个小孩就是以后的明英宗朱祁镇。朱祁镇继位之后，王振掌管了明代太监的最高权力机构——司礼监，从此权势熏天。正统十四年（1449）怂恿朱祁镇北征，从此酿成大祸。
蒙古瓦剌部的崛起
当然，对于“土木堡之变”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也不能把原因全部怪在大太监王振的身上。因为马克思老人家告诉我们，分析事物原因的时候也要注重其外在因素。此时的蒙古势力，属瓦剌部最强，而且瓦剌部凭借其精锐的军队和杰出的领袖也先，又一次统一了蒙古高原，这在蒙古高原的历史上是少见的。因为这一地区长期处于逐水草而居的分裂状态。同时，也先当上领袖之后也拿下了西域难啃的骨头哈密卫，这是明朝想得到却得不到的地方，可见此时蒙古瓦剌部的强大。
英宗朱祁镇的决策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废宰相、权归六部”，使皇帝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试问，在大明朝还有谁的权力能和皇帝相提并论？应该没有吧！人们在分析“土木堡之变”的过程中喜欢将主要的责任推向大太监王振。在这儿，我们是否想过明英宗朱祁镇的责任？他作为当时国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掌握着巨大的话语权，如果他不同意王振会硬拉着他去亲征？这恐怕还需深入探讨。
士大夫的责任
在我看来，明朝前中期的士大夫缺乏宋代士人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远志向，当然后期的东林党就是另一说了。也可能有人会说这时有于谦啊！他也是为国为民！但是，我认为当时这样的人太少了！毕竟独木难支，孤掌难鸣啊！如果当时有更多的士大夫站出来，结局会好点儿吧！
结语
“土木堡之变”的发生看似偶然，实则与明朝宦官专权、北部边疆民族的强大和皇帝朱祁镇本人有着更深层次的关系。我们在看到王振权势熏天的同时，也要看到他所依附的权力，这个权力就是古代世界至高无上的皇权，所以王振才会为所欲为。另外，也要看到同时期蒙古势力瓦剌部的强大和明朝士人风气的重要性，这二者也成为“土木堡之变”爆发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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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发生在明英宗朱祁镇时期，土木堡之变的原因主要在于大太监王振干政，皇帝朱祁镇昏庸，土木堡之变也导致了以后的明朝皇权旁落，出现了皇帝与太监共主天下的局面。
王振本为落第秀才，后自阉入宫。他善察人意，受明宣宗喜爱，让他服侍太子朱祁镇（明英宗）被称为王伴伴。英宗九岁即位后，升王振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开始时因为有明英宗祖母张太皇太后及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齐心辅政，故而不能干预政事。等到张太皇太后和三杨相继老死，王振于是大权独揽并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福。公卿大臣争相攀附并称之为翁父。王振的专横，朝官的谄媚，明英宗不仅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反而认为王振是忠臣。
就在王振弄权的同时，北方蒙古族瓦剌部逐渐强盛起来，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向明朝政府进贡马匹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也先部落就制造衅端，大举向内地骚扰。由于王振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挑起事端并从中作梗，致使明军大败，塞外城堡，接连失陷，只剩下一座大同城，孤零零地被也先围了个水泄不通。
明军前线战败，告急的报告频频传到北京，这时英宗才慌了手脚，而大太监王振为了邀功讨宠，此时又希望借与蒙古开战的机会继续扩权，因而蛊惑明英宗御驾亲征。吏部尚书王直等人劝谏英宗“不必亲御六师，以临塞下”。但英宗不听，英宗虽然名为亲征，但军务大事皆由监军太监王振决定，将领处处受王振节制，无法按己意指挥作战，而王振不懂军事，偏偏指挥接连失当，致使明军屡战屡败。随军群臣多次上表劝谏英宗停止前行，王振大怒，命上表群臣到阵前助威。大军尚未到达大同，明军已经开始缺粮。
瓦剌军队得知英宗亲征便佯装败退，引诱明军深入险境，而此时士兵饥疲交加，沿途多有僵尸，英宗和王振又吓得异常恐慌，不知所措，便匆匆决定班师回京，开始他们准备从紫荆关撤退，这样就可以经过王振的老家蔚县，然而走着走着，王振又害怕众多的兵马踏坏他的庄稼，因而王振又让英宗改变行军路线，原路返回掉头奔向宣府（宣化），也先得知消息，立即派大队骑兵日夜奔袭，当明军抵达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时，（离怀来城仅二十里）被蒙古兵追上，在此紧要关头，正确的指挥应当赶紧进城驻守，王振却以自己的千余辆辎重车还未到达，下令就地宿营。
行军打仗重在兵贵神速，兵部尚书邝埜也要求尽快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王振却怒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邝埜说：“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王振更加生气，叱左右扶出。情况如此紧急，英宗仍无动于衷，任凭王振施威，就这样，朱祁镇坐失了最后一次机会。
土木堡地势高又无水源，各处的要道也很快被瓦剌军队占据，也先假意派人讲和，并指挥军队诈退，王振见瓦剌退兵信以为真，立即下令移营取水，这一动，队伍纷乱没了阵形，瓦剌军乘机冲杀，早已饥渴难耐、疲惫不堪的明军瞬间溃不成军，争相逃窜，就这样五十多万明军精锐全部葬送，明英宗朱祁镇也被俘虏，这次事变就是明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成为明王朝的历史转折点。
德不配位，必有奇祸，明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目睹惨状，愤怒至极，抡起铁锤砸碎了王振的脑袋，王振一声惨叫摔死马下，也是恶有恶报。
英宗被俘曾使明朝一度混乱，但在皇太后和于谦等人的坚持下，顶住了朝中一部分人的逃跑主张，拥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景帝）监国，总理国政，清除王振余党，加强了北京保卫战，也先本想在抓获英宗后，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达到霸取中原的目的，现在看到明朝己立新君，使得手上的朱祁镇这张王牌失去了价值，于是也先将朱祁镇放回，朱祁镇由做也先的俘虏，变为被弟弟朱祁钰幽禁的囚徒。
后来景帝朱祁钰病重，太监曹吉祥勾结大臣徐有贞、石亨上演“夺门之变”，朱祁镇复辟，又当上了明朝的皇帝，但他没有汲取被俘的沉痛教训，却杀害护国有功的于谦，仍对祸国殃民的王振一往情深追念不已，为王振招魂安葬，建祠祭礼。他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死不悔改，接着又重用那些阿谀奉迎、投机钻营之徒，对于那些为他复辟的人大加赏赐提拔，结果又发生了曹吉祥、石亨之乱。更使明朝国力极大地消弱，明英宗朱祁镇对“土木堡之变”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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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个问题实际问的是土木堡之变为什么会发生？谁应该为此负责吧？
这两个问题可以分开说。土木堡之变说白了，就是也先借口明朝削减使团人数和降低马价，然后就带着人打过来抢东西。
而这个时候的明朝还处于强盛时期，毕竟离明宣宗时代也不远，正统年间也对蒙古组织过几次北伐。所以明英宗在王振的鼓动下决定御驾亲征，要创下如同先祖那样的不世工业。其实朱祁镇想亲征，还有个原因，那就是他刚刚亲政，所以想趁此机会树立自己的权威。
然而打仗毕竟不是过家家，朱祁镇下旨亲征开始到出兵，也就两天的时间就出发了。两天啊，20万大军，别说出去打仗了，哪怕是去郊游一圈也不够准备物资的啊。
结果明军出发没几天，就因为补给困难、物资缺少等原因，士气极度低落，20万人还没到大同，就已经缺粮了，这种情况下能打赢才怪呢。然而朱祁镇信任王振，让王振这个不懂军事的太监来瞎指挥，那可更完蛋了，文武大臣包括随军的兵部尚书各种劝谏，根本就没用。
到后来明军好不容易到了前线，结果前锋几个败仗下来，王振被吓坏了，立刻又鼓动朱祁钰撤军。按说撤军就直接回吧，王振偏不，先是要过一趟家乡，想摆摆威风，可路上又担心踩坏粮食在家乡留下骂名，又让大军改道。这一路上王振是折腾来折腾去，就是不干正事。
等明军好不容易到了土木堡，这个时候明军如果再加把劲也就撤回去了，但王振又要闹幺蛾子，他要等1000辆淄重车。
等吧，最终等来的是瓦剌军，明军出发本就仓促，带的物资不多，现在又被围在了缺水的土木堡，那是真完蛋了。简单说下结果，明军全军覆没，朱祁钰被俘，六部九卿、王公大臣绝大多数就死在了这里，当然，王振也死在这里了。
土木堡之变，第一责任人就是朱祁镇，没有朱祁镇的首肯，王振是无法指挥大军的，第二责任人就是王振，一个早该死的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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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大家可能都知道，瓦剌袭扰边境，挑起战争，明朝的淘气皇帝朱祁镇和头号大太监王振，带着号称的五十万大军和文武大臣数百人向西御驾亲征(四处浪)，一路浩浩荡荡，过居庸关，经重镇宣府，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被瓦剌几万骑兵击溃，不仅文武官员兵士死伤殆尽，连明英宗朱祁镇也被瓦剌首领也先掠去。
朱祁镇作为明朝第一个被少数民族政权俘虏的皇帝，也算是蝎子粑粑独一份了，要是放到现代说不定还能领取什么吉尼斯纪录什么的。
然而在过去的社会环境下，这无疑是一件十分惨烈而不光彩的事件，意味着国家遭受巨大危难，更意味着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到来。言归正传，那么“土木堡之变”前瓦剌与明朝开启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呢？
说起“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是主角，但还有一个人也是主角，他就是朱祁镇命里的魔星——瓦剌的首领也先。
自1368年明军攻克大都以后，元朝在中原的统治正式结束，元廷北迁。蒙古人虽在中原大败亏输，但草原健儿实力犹存，守着漠南草原边线，明朝军队也讨不了什么好处。双方你来我往，几经较量，逐渐形成了对峙局面。
永乐时期，蒙古地区形成了东、西两个政治势力， 明朝人称东部为鞑靼， 西部为瓦刺。鞑靼以阿鲁台势力最强 ， 瓦刺则由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部统领。之后明军三征阿鲁台，西部瓦剌隔岸观火两不相帮，鞑靼溃败后实力大跌，瓦剌却借机迅速发展。
瓦刺马哈木之子脱欢兼并太平、把秃孛罗，统一瓦刺各部， 后立元裔脱脱不花为汗， 自任太师，实掌大权，统一了漠北诸部。正统四年， 脱欢病逝， 脱欢之子也先嗣立太师， 势力日盛。
也先算得上是一代枭雄，凶狠狡诈，对内挟脱脱不花可汗以号令瓦剌诸部，对外软硬兼施不择手段地扩张势力，袭扰明朝边境。正统八年， 也先派兵围攻哈密达一月之久，掠获哈密部众、牲畜无数。《明史 ·西域一》载， 此次围攻哈密， “杀头目， 俘男妇 ， 掠牛马驼不可胜计”。
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侵犯一向以掳掠为主，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然而也先此次进犯却不同以往。哈密地处边疆，自古便有“西域襟喉，中华拱卫”的称号。
明成祖永乐四年设哈密卫，实是明朝西北边防重镇，之后历年加固，逐渐成为西北边防重镇，位置紧要，守卫森严。可以说，占领了哈密卫就相当于打开了明朝西北边境的大门。
也许所图非小，绝不是掠夺财帛宝物那么简单。事实上，也门在进犯哈密卫同时，也在以封官、联姻结盟的方式对沙洲、赤斤蒙古、罕东等卫所进行拉拢控制。
正统十一年，明朝永乐年间在嘉峪关外设的置哈密、沙洲、赤斤、罕东四卫，尽皆落入也先之手。也先在加强对西北诸卫控制的同时， 也利用各种手段拉拢兀良哈三卫和女真，其对中原平顾之心昭然若揭，所缺少的只是一个合适的理由与恰当的时机。
明朝与瓦剌之间产生边境摩擦的主要原因是朝贡贸易的矛盾。
自明成祖朱棣设置与蒙古的朝贡贸易以后，双方有来有往，贸易交流一直断断续续的进行着。蒙古各部封建主经常派遣使臣， 带着马驼 、 皮货等货物向明廷朝贡， 期间礼部对他们的接待十分隆重， 沿途要供应车辆、袜料以及解决贡使的食宿。
除此之外，使团的正副使和主要成员， 都有明朝的官职， 每位使臣都有定额赏赐，并且以回赐的名义送给瓦刺封建主大量贵重物品， 从经济上加以羁糜。
这些蒙古人名义上是进行贸易交流，实则是借着进献礼物之机来大明捞一笔外快。弯个腰，称个臣，就能获得大量封赏，何乐而不为呢？初蒙古使臣人数不多， 三三两两，不成体系，明朝不太计较花费， 常常给予厚赏，即便如此，以中原大国的府库存量也能承受得起。
然而到了脱欢、也先掌权时期，形势就有些不同了。这一时期，东西蒙古暂时统一，使原来局部和分散的贸易变为整个蒙古地区与明朝的贸易，贸易规模和次数大大增加。
正统七年，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进奏:“往者瓦刺遣使来朝多不满五人，今脱脱不花、也先所遣使臣动以千计。”这下子，明朝可承受不住了。
打秋风就算了，隔三差五来一场这也能忍，现在还组团成建制的来，真以为是打土豪分田地？
是可忍孰不可忍，明英宗虽然贪玩，倒也知晓利害，立即对瓦剌下谕旨:“尔等止遵定数容其入关 。余令先回或令于猫儿庄侯候使臣同回。从彼自便。故预救尔知之 。”
英宗这一旨意也算合情合理，但使团人数有增无减。不仅如此， 其他一系列问题也随之产生。违禁交易兵甲、弓矢 、火药等物品的事情屡禁不止， 而且有人窥探明朝虚实，这对明朝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众多不利影响。
明朝不得已采取了固定赏赐额的办法，增人不增赏。来的人多没关系，赏赐就这么点，人越多每个人能分到的赏赐也就越少。所以说对付流氓的最好办法就是比流氓还要流氓。
在明朝的流氓办法面前，瓦剌不得不屈服，但他们对中原地区的图谋之心不曾改变。文的不行就来武的，大明与瓦剌之间朝贡贸易的摩擦逐步升级，最终也先率先发难，率兵南下，才有了后续“土木堡之变”等一系列事件。
也先南侵，大明与瓦剌之间朝贡贸易的不和谐是主要原因，但导火索是一场子虚乌有的联姻事件。
刘定之在《否泰录》中记载:“也先求以去其子结姻于帝室， 通使皆私许。也先进马为聘仪， 朝廷不知也， 答诏无许姻意。也先愧怒，以正统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 塞外城堡多陷没。”
也先提出将其幼子与明朝联姻，明朝使节私下允诺，之后也先带着骏马进献作为聘礼，朝廷却称并不知情。这样的事也先要是能忍下来，那他也称不上是草原上叱咤风云的瓦剌首领。于是乎，他带着自己彪悍的骑兵部队南下掠夺复仇，为自己上当受骗要个说法。
明代当时包括史官刘定之、兵部尚书于谦都曾对这一事件有过相关记载，但也有史学家对使臣私许联姻事件提出质疑，认为这只是当时人们的传闻。不管这一联姻风波是否存在，也先南侵都不可避免，这是由两个政权的民族性质决定的。
以瓦剌为首的游牧民族没有农耕基础，想要获得生活物资只能前往中原掠夺，其朝贡求得赏赐与武力掠夺财帛都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不同手段而已。
